文／董宝瑞
现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和最伟大的烈士受到尊敬。他不是中国的列宁，因为这个荣誉已属于毛泽东。但是李大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象征着老一辈东方民主主义者与新文化运动前期(1915-1919)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在后者当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脱颖而出，出现了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7年后，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主义者试图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的这个连续完整的链条中，李大钊正好是毛泽东之前的一环。——[美]莫里斯·迈斯纳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196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这样阐述李大钊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身为北京大学的历史教授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第一个声明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还以中国共产党两个主要创立者之一、以不幸的国共合作的主要设计者的身份著称于世。然而，就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治领袖，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李大钊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还对未来即将发生的变化作出预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个人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这段关键的日子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年轻助手——毛泽东。”应当说，他的见解是颇有见地的，“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正好是毛泽东之前的一环”的李大钊，对引导毛泽东及时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乃至促使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仅比毛泽东年长4岁多的李大钊，确实像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所说的那样，是他“真正的老师”。
引导毛泽东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毛泽东与李大钊结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整整一年的1918年冬天。
1918年夏天走出湖南第一师范校门的毛泽东，为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与20多名湖南青年一起于8月19日来到北京。当时，已经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有八九个月的李大钊，正在自己的家乡避暑，幽居于充满“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的昌黎五峰山，潜心研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料，深入探讨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李大钊是在9月10日北京大学开学之际回到北京的，并把夫人和儿女带到北京，在宣武门附近租了一所住宅，在京城安了家。当年11月11日，持续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最终跻身战胜国行列的中国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在中央公园举行的讲演会上，已对俄国十月革命不同凡响的意义有了比较深刻认识的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借谈世界大战究竟是谁的“胜利”话题，明确指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紧接，他又专为《新青年》杂志写出《Bolshevism的胜利》，更加明确地指出，“这次战局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赤旗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同时，他还详细介绍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说：“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联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继而指出：“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并充满胜利的憧憬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当时正在北京，并主要在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北京大学校园羁留的毛泽东，显然是受到李大钊一再表达的这种新的思想和观点的深深吸引，思想开始发生较大变化。这从毛泽东后来的回忆中完全可知。他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这就是说，毛泽东到北京一段时间以后，已不准备到法国留学，而是想在北京多作停留，到北京大学旁听一些课程，参加一些活动，多感受一些新知识、新思想，研究一些新问题。但是，当时他的生计遇到了一些问题：“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毛泽东的这段回忆表明，是他投奔的老师杨昌济，介绍他与“第一个声明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有《青春》等著名论文的李大钊认识的；而乐于助人的李大钊，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他安排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职位。现已明确，所谓的“助理员”，实际是负责进行读者登记的“书记”。尽管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初级职务，仅仅“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和“登记到馆阅报的人的姓名”，挣的是最低一级的工薪，却为毛泽东基本解决了生活难题，而且就此使他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员工，能够在他比较钦敬的李大钊先生手下工作，有了与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潮流变化，走在时代潮流最前面的李大钊密切接触的机会。据北京大学档案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是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2月先后签收了3个整月工资的，月薪为8元。由此可知，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当在1918年的11月或是12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之际，恰当李大钊自觉不自觉地发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始时期。据说，毛泽东默默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曾与李大钊一起整理过书刊，协助李大钊的主要助手张申府登记过图书目录。而此时的李大钊，不仅热诚地称赞俄国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而且与《新青年》杂志主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旨在及时发表评论时政文章的周报《每周评论》，并注意收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图书、报刊及有关资料，开始着手进行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重要时期，与李大钊结识，并在他身边工作，不可能不受到他的新思想和新观点的影响。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个思想比较成熟的25岁青年，并没有仅仅限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这个活动圈子，而是借机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不少学术活动，先后参加了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接触和认识了包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内的北京大学不少著名人物，从多方面了解、比较当时的各种思想和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但比较而言，李大钊当时的思想、观点，对他产生的冲击性影响是相当大的，这促使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得到了沿着汲取新知与抛弃旧识的两个方面的同时演进，开始逐步清理不良思潮的影响，继而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倾注了较大的热情。正如后来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引领毛泽东走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是在1919年3月告别像长兄一样对待他的李大钊和令他流连忘返的北京大学校园离开北京的。他到上海送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子后，返回了长沙。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创办了《湘江评论》的毛泽东，于同年12月18日率领赴京请愿的湖南“驱张代表团”再次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大学附近的北长街。这一次，毛泽东在北京停留了又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是怎样与已经完全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交往的，所留资料较少，但他与李大钊交往比较密切，可确定无疑。毛泽东到达北京不久，就被李大钊亲自与会友介绍加入了由他与王光祁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后来，毛泽东还通过李大钊的关系，读到了一些当时极难找寻的马克思主义埋论著述。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经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其中的“三本书”，经查实，毛泽东的记忆有明显误差（多为离开北京以后读到的），但“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热切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却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与李大钊于1920年3月就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设了共产主义书籍秘密收藏室“亢慕义斋”有着直接的关系。
1919年夏天，李大钊利用第二次到昌黎五峰山避暑的机会，写出了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即着手撰述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寄出了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为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920年2月中旬，他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避险时，与在他的影响下也及时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相约南北呼应，尽快组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紧接，他又在北京大学发起建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秘密团体。这时的他，不可能不在这方面对正在北京寻找真正的革命道路的毛泽东在思想上产生更大的导引性影响。这可从毛泽东转而萌发赴俄勤工俭学的强烈念头找到佐证。当年的少年中国会员李璜曾经回忆说：“我到北平之第三日，李大钊会友约往米市胡同便宜坊吃烧鸭，座中有陈愚生、易克嶷、邓仲澥会友等。光祈来较迟，坐始定。……两会友忽觅来，一赵世炎，一毛泽东。光祈为介绍，言：‘两会友有意赴法求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我注视赵毛两会友，毕较年青于是时之我辈。光祈亦以小弟弟待之，与话时，更多笑容。船行尚有两月，李石曾先生以我习法文有年，请我在北京留法预备学校，教初浅法文，赵世炎、毛泽东两会友亦来听讲。”这表明，毛泽东在第二次到京时是再度准备赴法留学的。但不久，毛泽东却已感到留法不如留俄了。这从1920年2月他写给陶毅的信中可知：“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湖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这封信中的话清楚地表明，毛泽东产生“赴俄勤工俭学”的想法，是与李大钊有密切关系的，是同李大钊详细研究讨论过，并准备实施的。
同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到这时，他的思想完成“蜕变”，“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这一年夏天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是与他在再次赴京时又受到李大钊思想的深深影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的。
毛泽东是1920年4月在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代表取得联系之际，再一次离开北京转赴上海的。他在上海拜访陈独秀时，与陈独秀讨论了他在北京“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而正与李大钊同心协力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表明，先是受到李大钊的一再影响和引导，后是适时领悟陈独秀的思想真谛，才使毛泽东决心献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年12月，他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转年7月，他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对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奠基作用
毛泽东与李大钊在北京第二次分手后，又有两次重逢，均在广州。一次是1923年6月共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次是1924年初一起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而在此之前已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工作的毛泽东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央局，出任中央局秘书。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两人有一次比较默契的配合。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李大钊率先驳斥，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在大会气氛变转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毛泽东乘势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从而使方瑞麟的提案被顺利否决。在大会进行选举时，李大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李大钊主要负责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担起负责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重任。后来，为促成国共合作作出卓越贡献的李大钊再也没有南下，而在国共合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毛泽东亦再未北上，两人从此没能再见。但在这一时期，两人的思想脉络一直是息息相通的，特别是在对国情的认识和应当选择的革命斗争道路方面，李大钊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引导和促进，或日深厚的奠基作用。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突出和最卓绝的贡献就是注重和领导农民运动。而这与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在毛泽东尚未结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时，李大钊就把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目光盯向了农村。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热切地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让“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使贫苦农民“知道要求解放”，以求得“国民全体”的“解放”；继而，他在同年3月又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道理。这对当时已经转向准备到俄国勤工俭学的毛泽东的思想不可能不产生深深的感染和影响。1925年冬天，早就断言中国革命将是一场农民革命，也像毛泽东那样异常重视农民运动，积极领导和支持北方各省农民斗争的李大钊，专门撰写《土地与革命》，热忱地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毛泽东对这篇论文非常重视，将其作为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编入《农民问题丛刊》。
多年来，关于李大钊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以及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的深深影响，论述较早，也较确当的，当属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他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分析道：“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受益于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李不仅在1918至1919年冬向毛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毛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而且还向毛讲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认识。因此，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特别是李在1919年曾经向年轻的知识分子发出强烈的号召，要求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为农民的解放贡献力量。1925年，毛重新发现了农民，但正像施拉姆斯指出的，李大钊很可能在1919年就开始走上那条重新探索的道路。”他认为：“在1919年中发表的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性著作中，他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等问题上都同他的师长的思想发生了共鸣。他们都认为，整个中华民族是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的统一体，要相信人民大众的力量，他们坚信，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伟大的，未来是繁荣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将成为席卷全球的伟大潮流。这些都是毛在1919年中从李那里接受的观点。此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紧密地遵循李大钊所提的原则。”“对于毛泽东和李大钊来说，他们最关心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和再生，但这将是社会主义的再生。尽管中国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却不允许它落在历史的进步发展之后，要实现这种再生，不仅要接受，而且也要改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改造过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包括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内容代之以救世主的民族主义形式的内容。这种民族主义认定，中国不仅完全有资格加入到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当中，而且她在世界革命中注定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李和毛关于中国的再生的设想中，革命的唯意志论和民族主义成为支持这种设想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因素。虽然他们相信这种再生要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特别是要以那些将根据从西方传来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价值观书写新的中国历史的青年为基础。但是，这种对旧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真正厌恶又伴随着一种眷恋传统的民族主义感情，以及赞美中国历史的骄傲情感。”“唯意志论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也反映在他们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上，这一理论同政治实践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无论是李还是毛，他们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发展了阶级斗争理论。然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比根据客观社会阶级标准为基础分析政治形势的需要更多的斗争观念。‘无产阶级觉悟’比无产阶级自身更重要。由于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中国‘无产阶级’所处地位的优点，李大钊明确地把‘无产阶级’的内在觉悟赋于整个中华民族。这种思想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也有反映，在他的这些文章中，其主要兴趣并不在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而在于中华民族同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这种观点不仅反映了对历史的经济力量的唯意志论的急躁情绪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冲动（即使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者试图放弃中国社会唯一进步的社会阶级的意愿。这个阶级是仿效西方的偶像形成的，而不是扎根于广阔的革命的‘民族’土壤。”
莫里斯·迈斯纳的分析用语不一定都那么准确，但他基本讲出了问题的实质和思想的大体脉络。学识比较渊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近代史也比较熟悉的这位美国学者拿出的最终见解是：“大概没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直接导源于李大钊，如果没有李，毛也完全可能产生同样的思想，走上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然而，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浸入中国社会产生了特殊的思想、理论倾向，这些倾向与中共推行的政治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27年以前的几年，李和毛的政治观点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中间尤以政治与思想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得最为明显。像李那样，毛热情地而不是勉强地支持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因为他完全寄希望于全民族的革命力量，而不只是单独的社会阶级。最终，李和毛都放弃了特殊的统一战线，参加和领导发动农民的斗争，着手组织农民暴动。20年代中期，毛大概不依赖于李的政治领导，但却依靠李在1919年的理论的指导。但是，他们拥护根据相似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设想所制定的相似的政治战略。”“1927年以前，中共革命战略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后者尤其重要。在此基础上，中共最终取得了胜利。在运用这些基本战略的过程中，毛泽东做了一系列特殊的创新，这些创新，又为中共的成功提供了保证。正像研究者经常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些创新是成功的，但毛的真正创新在政治战略和策略领域，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在巧妙地运用群众运动的组织手段和方法上，毛是列宁主义的小学生，他比李更关心维护出现的正统理论。然而，从根本上讲，他和李一样，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唯意志论的解释，怀有民族主义的感情冲动，思想上受民粹主义观念支配。这些理论要素构成毛主义农民的战略发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后，他指出：“李大钊没有活到亲眼见到他所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但是他所建立和倡导的理论指引着他的后继者取得了这一胜利，他几乎从没有对毛泽东提出的非正统战略表示过疑义，因为他奠定了发展这条战略的基本路线。他可能没有看见他曾经设想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将带来的共产党中国‘真正的人生’。但是，中华民族的再生与中共政权的建立足以使他感到欣慰，因为‘少年中国’之再生的观念始终是他整个世界观的真正核心和感情寄托。”
莫里斯·迈斯纳用自己精心研究的成果，道出了李大钊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深深影响，特别是超越时空的深远影响。也许正因如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逐渐取得成功以后，异常怀念李大钊和李大钊那一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先驱。’1945年4月，他在谈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时，明确指出，李大钊、陈独秀等是有很大功劳的。他说：“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他还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入北平时，毛泽东感慨万端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这句饮水思源的话，充分表露出了毛泽东对李大钊深深的怀念与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