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晓蔚
两人密切配合与“左”倾错误作斗争
1932年1月，关向应从上海中央特科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担任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军旅生涯。
然而，最初展现在关向应面前的却是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考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好端端的湘鄂西根据地接连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关向应到达根据地时，一方面大敌当前，亟需中央分局在军事问题上作出果断正确的决策；一方面中央分局为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极力排斥贺龙。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部队编为5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说了算。而且他们还以送贺龙去苏联学习为名，企图挤走这位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
就在湘鄂西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候，关向应来了。他一下船便参加了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贺龙受到了王明等人的排斥。关向应由于刚到不了解湘鄂西的局势，主观片面地帮了机会主义的忙。而在此时，在严重的军事斗争形势面前，迫使他不得不明确地在贺龙的去与留的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回答。党代会后，关向应立即召开了已经解散了的红三军军直干部大会，讨论对敌斗争形势。会上他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分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并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任军长。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使红三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战连捷。1932年1月至3月，共歼敌两个旅、两个团、三个营。并在应城一带生俘敌第四师十二旅旅长张联华，在文家墩生俘敌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峻。使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包括湘鄂西省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以上。
6月，蒋介石亲率50万大军向各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湘鄂西的兵力就有10万以上。“围剿”刚开始时，贺龙、关向应就主张摆脱正面进攻之敌，将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作战，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分局召开的会议上，关向应还积极支持贺龙制定的具体作战方针，提出：“这样做不但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可以打开襄：lE的斗争局面。”很显然，这些意见是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的。但却遭到了夏曦把持下的中央分局的拒绝。争论结果，他们只让贺龙、关向应率5个团出击襄北，把大部分兵力留在襄南分兵把口，使得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
8月底，关向应与贺龙一道率领5个团出击襄北，刚刚渡过汉水，东线敌军便冲进了洪湖腹地。贺龙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关向应劝他：“难过没有用，唯一的办法是组织突围。我们不能把党千辛万苦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丢失在洪湖！”
于是，他们俩率领出击襄北的5个团退出洪湖，一路上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拼死搏斗，到9月底突围至襄北大小洪山一带。夏曦也率领根据地的其他部队随后赶来会合。但他们撤离洪湖地区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当时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和群众数干人留在洪湖地区，处境十分危险，关向应得知后，马上同贺龙商定，派贺炳炎和宋盘铭率骑兵部队，杀回洪湖，将3000多干部群众带出敌人封锁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血腥屠杀。至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起过重大作用的洪湖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断送了。
从洪湖地区突围出来之后，红三军由原来的3万人减少到1.5万人。部队仍然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扭转这一危险局面，中央分局于10月在枣阳县王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关向应从洪湖的失败和红三军的困难处境中已经对夏曦等人的错误有了认识。会上，他同夏曦等人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并且批评了他们在突围时不顾苏区的群众，采取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作法。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力争下，会议最后决定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绕道豫西南、陕南回湘鄂边区。他们两人在这最困难时刻以大局为重，挑起了指挥行军打仗的重担。
关键时期合力排除干扰果断指挥保存部队
红三军回到湘鄂西边区以后，已由原来的1.5万人减少到9000人。部队严重损失的原因，饥饿、疾病、严寒、疲劳以及敌人的疯狂“围剿”固不待言，而“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肃反扩大化更是令人发指。
肃反早在洪湖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党、政、军内大搞肃反扩大化，一直杀了几个月，杀掉了几千人。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杀了10多个连长。当时贺龙被排挤在肃反委员会之外。在非常时期，关向应立场坚定，不盲从，也不隐讳自己的失误。相反的，错误和挫折使他头脑逐渐清醒起来。在红三军和中央分局中，他是比较早地并能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的领导干部之一。据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由于中央派来的夏曦把洪湖根据地搞垮了，我们对中央代表并没有好印象，关政委也是中央代表。最初，我们都把他和夏曦一样看待，可是不久之后，我们就看出这位中央代表与夏曦大不一样，夏是整天坐在上面想着法子整人，而关政委一有时间就到连队和干部战士中间去了解情况。而且我们很快地发现，他是支持贺老总的。”
关向应的品德与作风也赢得了贺龙的信任与尊敬。他在红三军中的威信越来越高。1933年底，红三军已锐减到3000余人，广大指战员饱尝了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红三军也几乎濒临绝境，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游击。为了将部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关向应和贺龙果断地指挥红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川东方面运动。打算攻下彭水县城，建立根据地。这个计划遭到夏曦的反对。部队不得不由彭水再渡乌江，进入贵州。这时贺龙认为部队不能再走了，如若再不建立根据地就有走垮的危险。关向应也不畏夏曦的权势，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或向中央红军靠拢的正确主张。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中央分局才于1934年6月1 9日，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山村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算。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关向应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义正辞严地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地不行，要么就建立根据地，要么就设法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
夏曦却不指名地批评关向应，认为这一主张是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是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右倾思想作怪。听了夏曦的谬论，贺龙怒不可遏，他说：“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是小关（贺龙对关向应的爱称）讲的，他的意见有什么错？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央苏区就是这么干的嘛！”
于是，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会上形势急转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做一些改变。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并作出建立黔东根据地和在几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项正确决议。枫香溪会议，揭开了黔东根据地光辉的历史篇章，把濒于绝境的红三军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了出来，走向胜利发展的新时期。
会议之后，夏曦已无法主持工作，整个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都落到了关向应和贺龙两人身上。在恢复红军党、团组织的工作中，关向应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军中所有连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建党支部，成立政治部等工作。他曾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去召开座谈会，鼓励战士们说心里话，使干部战士们亲身感觉到，肃反扩大化时那种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的气氛消失了。他还根据中央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结合红三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红三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册子《反对好好先生》，对加强干部战士的思想纪律观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时红三军不过二三干人，但是从上到下生气勃勃，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贺龙作悼文《哭向应》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一二0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训主任，后改为政委。当年9月，为贯彻我党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贺龙、关向应遂率一二0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点燃了华北的抗日烽火，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俩指挥部队与敌人多次交锋，收复了宁武、神池等七个县城，一直将敌人赶至大同，奠定了晋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38年8月，贺龙、关向应又派李井泉支队驰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晋绥抗日边区，它是各根据地通向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党中央的一道坚固的屏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贺龙和关向应率领一二0师主力于12月21日由岚县出发，开赴冀中，协助冀中部队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1月25日，一二0师到达冀中河间县惠伯口村。关向应向冀中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北方局的决定，由贺龙、关向应、吕正操、程子华等组成冀中军区政委员会。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在冀中，关向应时常教育一二0师的干部，要求他们自觉服从晋察冀边区和聂荣臻、彭真的领导，要好好地向晋察冀军民学习，他还告诉战士：晋察冀根据地是一块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他还专门请彭真、程子华等人给一二0师作报告，对官兵进行教育。并热诚地欢迎由晋察冀派到一二0师工作的干部。
由于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领导，加上冀中抗日军民的密切配合，一二0师主力在冀中狠狠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1939年4月23日，一二0师在齐会一带，内外夹击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历时三天三夜，歼敌700余名，首创了在冀中平原上大规模歼灭日寇的范例。
同年9月，当敌人以我翼西灵寿县的陈庄为目标，进行“秋季大讨伐”时，一二O师同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又与入侵之敌在陈庄周围摆开战场，历时六天五夜，歼灭了日军第八混成旅团以及其增援之敌2000余人。陈庄歼灭战以“模范的歼灭战”而载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一二0师亦在冀中大平原上得到了壮大和发展。
1941年5月始，日寇对晋绥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和“强化治安”运动，关向应、贺龙领导晋西北军民，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由于多年劳累，关向应肺病复发，难以坚持工作，最后在中央的催促之下，回延安治病。随后几年病情愈来愈重，一直也没能重返前线。
在20余年的革命生涯里，贺龙十分赏识关向应在这方面的超群才干，他一向认为关向应是部队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支柱。直到1962年，贺龙在跟作家沙汀谈话时，还念念不忘，说：“关政委在一二0师整个工作中作用最大。”
关向应在延安养病期间，他的亲密战友贺龙每到延安，总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情况，要急返华北前线。临行仓促，就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关向应看过信后，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对战友的依恋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之情。
1946年7月21日下午，关向应因病情恶化，在延安逝世。
贺龙在前线知道关向应病逝的消息，写下了血泪交融的悼文——《哭向应》，痛悼这位与他并肩战斗了15年的亲密战友：
“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把悲痛变为力量，我对你沉痛的记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终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