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凤英
著名革命老区河南新县是一片“红色之土”，这里孕育出了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43位共和国将军和50多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在新县籍贯的老将军中，不能不提到具有传奇色彩的郑维山。他为人果敢耿直，不唯上、不唯书，坚持真理。“文革”中，由于他没听江青一伙的话，曾被康生斥之为“郑维山太狂妄”。而毛泽东则对郑维山的果敢耿直给予高度评价，称“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两位都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
郑维山特殊的西部情结
郑维山，1915年生于河南省新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郑维山的父亲郑国祺是参加黄麻暴动的老战士，曾任村苏维埃主席。少年郑维山受父亲的影响，13岁参加童子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只有15岁的郑维山带着70余名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当了师长徐向前的传令兵。三年后，18岁的郑维山担起了红9军第27师政委的重担。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胆大，不怕死。”
参加红军后，郑维山曾先后任排长、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委。1934年，不到20岁的郑维山任红30军88师政委。该师由全军的3个有荣誉称号的老团组成。郑维山率这支攻坚突击部队，作为红30军的开路先锋，进行山地攻坚、攻城拔寨、江河强渡等作战行动，打了一系列漂亮仗，初步显示出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在红四方面军，郑维山是出了名的“夜老虎”。在著名的黄猫垭战斗中，郑维山率“夜老虎”团夜袭二郎山，全歼川军1.4万人，使88师形成了“近、快、猛、狠”的战斗作风。
在长征途中，郑维山三爬雪山、三过草地、九死一生，三次参加红军主力会师。1936年底，他率88师参加西路军的西征，参与指挥了四十里铺、永昌、八坝、水磨关、倪家营子等多次大血战。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直至部队被打散，他自己头部负伤昏迷。西路军中的经历，让郑维山一生都无法忘记。他和副师长熊得臣在祁连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被好心的百姓救下，把他们藏在一个山洞里，得以逃过马家军的搜捕，最终讨饭回到延安。在千里行乞回延安的途中，郑维山一边走，一边哭，他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为战友们报仇，洗清这笔血债!
1949年8月，郑维山主动请缨，率领一野第63军参加兰州战役，这是解放西北的最后一战。兰州守军总指挥为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马继援依仗兰州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狂妄叫嚣：“我要让彭德怀栽在兰州城下，尝尝我马家军的厉害！”他狂妄地吹牛说：“10万人马也攻不下兰州的东南要冲！”彭德怀作了严密部署。郑维山的63军，负责攻击豆家山阵地。郑维山知道，这是一块“硬骨头”，但正因为如此，更激发起他的斗志。经过激战，63军攻占了豆家山阵地，打开了兰州的东大门。打扫完战场，郑维山策马来到兰州城外的一座小山上，向着河西走廊的方向，慢慢摘下军帽，立正，深深地三鞠躬：“战友们，今天我郑维山带着部队回来了，我为你们报仇了！”这是一个战将对牺牲将士们的无限痛惜，无比愧疚，无尽怀念，深深无奈，也是用满腔热血对亡灵的惟一交待。但是1936年秋冬至1937年春天的西路军战事，却成为郑维山一生解不开的心结。每每回想两万人的队伍饱受的饥寒交迫、疲惫困顿、血流如注、缺医少药、弹尽粮绝，郑维山都会心情沉痛，不忍回忆，却不能不回忆。
“文革”结束后，1982年，中央军委任命郑维山为兰州军区司令员。赴任前，邓小平找他谈话，提出了培养10个接班人和20年绿化好大西北的任务。郑维山以革命加拼命的忘我精神，坚决落实小平同志的重托。在西北任职期间，使兰州军区不少年轻同志走上了军队高级领导岗位，绿化工作和边疆建设也取得了突出成绩。1985年，郑维山从兰州军区司令员的任上卸任。此后，他多次回兰州军区老部队看看。2000年5月，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重症监护病床上，已经走近生命终点的郑维山以微弱的声音对秘书说：“看来去不了西北，去不了兰州了，到死时你能不能让我面向西？”弥留之际，郑维山用颤抖的手断断续续地写下“四十（死时）面向西”、“大山口”的遗嘱。
让傅作义耿耿于怀的郑维山
1937年，郑维山进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从抗大毕业后，他被派往晋察冀抗日前线。1947年6月，正当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际，军委决定郑维山随刘邓大军南下，此举正合他的心意，但聂荣臻极力挽留，并通过朱德总司令劝说，郑维山便留了下来。1947年7月，晋察冀野战军成立，郑维山任第三纵队司令员。
在猛将如云的中国军队里，郑维山以“能打”而驰名。郑维山率领被誉为“华北劲旅”的三纵驰骋在华北战场上，屡建奇功。郑维山，作为一名能征善战、智勇兼备的骁将，在华北战场上写下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在1947年秋的清风店战役中，野司原本下令让郑维山率三纵撤出所驻的保定以北的徐水、定兴、固城一带，转而西攻涞水。但郑维山坚持认为，就地坚守更能达到“引蛇出洞”歼敌的目的。他给野司发了一封言词激烈的电报：“我们没有考虑，也不准备打涞水，我们的意见是在现地坚持，争取情况的变化。”野司领导非常开明，没计较郑维山的态度，同意了他的意见。正是这一坚守，使敌误以为抓住了我军主力，引出了敌第3军脱离石家庄北上与我决战。郑维山集优势兵力于清风店，取得了全歼第3军，活捉敌军长罗厉戎的空前大捷。
1948年1月，晋察冀野战军为打击傅作义的嚣张气焰，将6个纵队全部展开，向平张路、平汉路发起攻击，以调动敌人，寻机歼敌。但老谋深算的傅作义不为所动，除指示地方部队出击迎战外，其主力平汉兵团仍猥集于涿县与徐水之间，不进不退，伺机而行。我野战军遂改变战术，集中2个纵队猛攻华北三大要点之一保定，并以地方民兵和地方部队配合，作声势浩大的佯动，给傅作义造成我取保定的错觉。果然，傅作义认为我军要动真的，他怕保定有失，便令平汉兵团机动，由高碑店地区向南驰援保定。战机出现了，涞水城守军兵力薄弱，仅有敌35军之第31师。野司杨得志司令员当机立断，命郑维山的三纵调头北上，攻打涞水，歼敌第31师。
1月11日，傅作义闻讯后，立即令嫡系部队、号称王牌军的第35军军长鲁英麟率该军第32师于11日夜乘汽车跟踪南下。敌35军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嫡系部队，傅作义曾为该军第一任军长，并兼任军长多年。35军所属的第32师是傅作义部队中两大骨干力量之一，曾被傅作义誉为“虎头师”，全师官兵均佩戴绣有虎头的袖标。郑维山决定狠狠地打击一下“虎头师”的嚣张气焰，决定暂缓进攻涞水城、先歼援敌，得到野司的批准。1月13日，在涞水城西北四公里的庄疃村，郑维山部全歼傅作义的“虎头师”32师，师长李铭鼎在混战中毙命。35军军长鲁英麟自杀。傅作义闻讯后心痛不已，他后来在给第35军训话时说：“一定要消灭郑维山的第三纵队，此仇不报，有愧于为我三十五军一名军人的称号！” 1948年10月下旬，蒋介石来到北平，和傅作义几经密商，决定乘解放军在冀中兵力空虚，组织一支快速突击部队偷袭石家庄，一举端掉位于石家庄毗邻的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指挥机关。10月23日上午，傅作义在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会上，傅作义下达了攻占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成的命令。他最后说：“出奇制胜，兵贵神速，为了这次行动的目的，此次行动，对外称‘援晋兵团’，各位将士务必注意保密。”这样，一项以突袭石家庄、偷袭西柏坡中共中央为目的的军事计划开始付诸实施了。
10月25日上午10时，我华北军区情报部门把这一情报迅速报告了中央军委。周恩来受命指挥反击，他下令晋察冀野战军第七纵队主力立刻转移到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以待第三纵队赶到会合歼敌，使敌不得南进。10月26日上午，聂荣臻亲自给率部驻扎在察南涿鹿县矾山堡的郑维山打来电话：“敌情突变，傅作义有偷袭我党中央的企图。周副主席点名要你带第三纵队立即出发，轻装、隐蔽、取捷径，以四天时间赶到满城，会合并指挥第七纵队，阻击向石家庄进犯之敌。”
10月26日下午3点，郑维山率领三纵出发了。由矾山堡到满城，不下五百里，要是平时，四天行军，不在话下。但这支两万多人的队伍，七个月来在察绥、热西和冀东等地连续征战七干余里，已极度疲劳。加上这一路是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山区，因此连郑维山这位当年在长征路上三爬雪山、三过草地的战将，也感到压力很大。他知道，傅作义有几百辆汽车、数千匹战马，且此人打仗极讲究隐蔽性和突然性。若三纵不能提前或按时带到，一旦造成损失，将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
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及时掌握情况，部队一出发，郑维山就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组走在前面。一路上，没有歌声，没有笑谈声，只有急促的脚步声。28日下午，纵队翻过了紫荆关。两天两夜，行程二百七十多里。至此，郑维山才下达了自开进以来的第一个休息指令。这时，郑维山通过纵队的后方基地向聂荣臻报告，部队提前到紫荆关。聂荣臻告诉郑维山：“周副主席昨天向毛主席报告了三纵出发的情况，主席很满意。主席指示你们过紫荆关后，改为‘白天赶路，晚上小息’。”聂总解释说：“主席的意思是说，要你们尽可能地加快速度。”从毛泽东的指示中，郑维山再次体味到敌情的严重。
郑维山急令部队再次轻装，加快行军速度。指战员们立即丢下了背包、米袋及一切生活用品，只剩下枪支弹药，夜幕一降临就踏上了征程。30日拂晓，部队提前一天到达军委指定的地区望都。此时，侦察员报告说：敌94军右翼师突破了望都防线，正向唐河以南进犯，我七纵已转退沙河一线布阵抗击。郑维山大吃一惊，唐河到沙河45华里，沙河到石家庄仅100华里。如果敌人强行突进而我七纵又在沙河立足未稳，后果将不堪设想。尽管没有军委新的指示，且部队已十分疲劳，但不容迟疑，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赶往沙河一线，与七纵会合，坚决把敌人阻住。郑维山下令部队急速向沙河奔进。31日凌晨，部队终于赶到了沙河以北的燕赵、东抵村地域，立即展开抗敌准备。
部队到达后，郑维山一面派人与七纵联络，一面电话向聂荣臻报告。聂荣臻听了非常高兴，对郑维山这种坚决灵活地执行军委命令的做法十分满意。他说：“你们主动赶到了敌人前面，很好！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你们，傅作义得知你们到达望都，惧怕94军被歼，已令其回逃，敌先遣师已逃回望都县城。你们很疲劳了，要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人撤得慢，四纵又能赶到，争取在满城地区打一仗，吃掉它一部。”郑维山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部队昼夜兼程四天，跑了六百多里路，迫使敌人不战而退。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这个目的是完全地实现了。
郑维山还不知道傅作义缘何迅速改变既定的作战方针。原来，中央军委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公开揭露傅作义的突袭阴谋。同时，第三纵队的突然出现，使傅作义大为吃惊。他不明白，两天前的情报还说，郑维山的第三纵队在察南休整，怎么一下子就出现在六百里外的沙河岸边？他与郑维山的三纵已多次交手，深知三纵的厉害，于是下令撤兵。而郑维山却为敌人退得太快而没能在这里打一个歼灭战感到不满足哩！
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不仅能够做到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命令和决心，更要能够做到根据战场的实际变化，果敢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相应的行动。这不仅需要有过人的智慧，更需要有超人的胆略。郑维山，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
1948年冬平津战役的碱滩战斗中，郑维山在率三纵奉命包围了新保安的同时，却发现傅作义派第104军西进接援第35军的图谋。从已收到的电报指示看，上级还未掌握这一新情况，马上报告又没有联络通。如不立即阻击此敌，两敌一旦汇合，后果不堪设想。而主动阻击，上级又未赋予这一任务。如按兵团、军委再三严令现地不动的指示，对个人来说是万无一失，成则皆大欢喜，败则无人责难；如抽出兵力拦击西进援敌，则要冒抗令不遵和与敌生死决战、胜败未卜的危险。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果敢耿直的品格，使郑维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时间紧迫，刻不容缓。郑维山立即命令9旅配属7旅1个团继续围城，坚决阻敌突围；命令8旅和7旅随他东出迎接西援之敌。同时指示电台，尽快沟通联络，向兵团报告纵队行动。
1948年12月9日，是郑维山一生难以忘怀的一天。9日早晨7时，战斗打响，东西两面敌人同时发起攻击，双方炮火交织，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三纵顿时陷入三面受敌的危境之中。接着，他收到了兵团严厉谴责的电报：“中央军委并告郑维山：郑维山擅自将三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35军逃跑，郑要负完全责任。”
三纵官兵依托临时工事，打得十分勇猛顽强，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马圈、碱滩一、二线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多次，成了一场血与火的拉锯战。最终，敌35军、104军相距4公里，却始终没有接应上，切断了敌35军回撤北平的惟一通道，实现了毛泽东的“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意图，迫使傅作义走向和平道路，对北平和平解放计划的顺利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凭这一仗，就足以使郑维山以一名多谋善断、勇猛果敢的战将而著称于世。
朝鲜战场上出“奇招”
1951年2月，郑维山以19兵团副司令员的身份，与司令员杨得志一起率部奔赴朝鲜战场。1952年6月，郑维山调任第20兵团代司令员。1953年5月7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在汉城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进攻，甚至狂言“必要时单独作战”。这时，组织上已经找郑维山谈话，要他回国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立即表示，即使不当军区司令，也要打好夏季反攻这一仗。
今天，朝鲜半岛的38度线基本上是一条直线。然而在1952年的时候，这条线并不直。在金城它拐了一个弯，向北凸出了十多公里。在1953年夏季攻势中，郑维山把这个弯拉直了。他策划和导演的一场3000多人大潜伏，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奇迹。
当时，我方阵地成“凹”字形，敌人阵地成“凸”字形，宽约20公里，纵深近9公里，且由东向西有883.7、949.2等高地，与我方阵地相比，高出一二百米。为完成志愿军夏季攻势的战役目标，必须首先攻占883.7、949.2高地等敌人占领的前沿支撑点。由于敌人防御阵地的突出部，正是在第20兵团第60军的防御地段上，首先攻占这几个高山阵地的任务自然落在了第20兵团身上。防守在这几个高山阵地是敌人的1个加强团的兵力。整个防线，自1951年夏季开始经营，已形成坚固阵地防御体系。
经过缜密的侦察，郑维山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5月上旬，第20兵团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兵团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新到任的第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杜义德，以及从国内来观战的李天佑、李成芳等高级将领。作战会议开门见山，主要围绕“怎么打”这个焦点展开讨论。会上，郑维山提出了实施大潜伏的设想，决定采用潜伏手段打掉敌人加强团阵地。多数人不敢表态，只有事先通了气的进攻部队第60军军长张祖谅表示完全支持。刚到朝鲜列席会议的第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会后说：“我打仗素来是大胆的，可是你（指郑维山）比我还大胆。”郑维山说：“我作出这个决定虽然是大胆的，却是有把握的。因为我认为敌人决不会估计到我军会展开那样规模的进攻，更不会估计到我军会在敌人阵地前潜伏。我打仗历来是只要有70%的把握就敢下决心。”有人提醒：“哪怕是一个人动一动就会被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作战室的电话响了，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来电话，“请郑维山同志接电话。”邓华对郑维山说：“我们考虑了你们的作战计划，我们认为打883.7、949.2高地的条件不成熟。我们的意见是不要打，请你们考虑。”郑维山回答：“我决心已定，错了我负责。”挂了电话，郑维山严肃地对与会者说：“这一仗一定要打。错了我负责！杀头杀我的！”第一个支持郑维山的第60军军长张祖谅说：“我和你共同负责！”郑维山一拍桌子，说：“不要你负责，你只管打你的，错了，有一个脑袋顶着就够了！”
会后，兵团投入到了紧张而有序的备战之中。从整个作战计划的制定到大潜伏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相应对策，郑维山都一一过问，抓好落实。部队临出发前，郑维山特意把第60军担任突击队的连队干部请到兵团部，他把来自祖国的慰问品拿了出来，一边招待他们，一边询问潜伏的准备工作情况。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接过郑司令递上来的糖果，我们就知道这次任务有多么重了。”
接下来是官兵一起研究潜伏时的具体问题：吃饭怎么解决？有人咳嗽怎么办？睡觉打呼噜怎么办？大小便怎么办？蚊叮、虫咬怎么办？……如何控制敌人，不让其靠近潜伏区，而又不使敌察觉我有意在控制他。一切安排就绪后，郑维山亲自坐镇60军，详细过问一些平时不注意的细节。他对张祖谅军长说：“3000人潜伏到敌阵地前沿一天一夜，哪一点想不到，哪一个问题不解决，都可能功亏一篑。”
大潜伏的作战计划付诸实施了。6月9日，第60军的3500多名官兵携带大炮悄悄潜伏到了敌人阵地前沿。突击连离敌人前沿不到200米。潜伏部队如果咳嗽或睡觉打呼噜，敌人都能听到。敌人在60-70度的陡坡上，从上往下扔手榴弹，就可以甩到潜伏区。至于步枪、机枪、大炮的威力就更不用说了。整个潜伏部队都处在敌人射程和火力网之内。这实实在在是一着险棋。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这么多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将近20多小时，一旦被发现，将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
1953年6月10日这一天，郑维山和兵团其他领导们的心情一样，一整天坐镇在兵团指挥所里，在担心、焦虑中度过的。郑维山自信各项准备扎实、周密、细致，也更坚信参加潜伏的每个指战员都会自觉遵守潜伏纪律，克服各种困难。
晚8时20分，我军声东击西的炮火准备开始。山坡下的潜伏部队在我炮火向纵深正式延伸后，潜伏的突击部队立即向各自目标发起冲击。战士勇猛，进攻神速。突击队的出现，如神兵天降，一下子打得敌人溃不成军。仅用1个小时零10分钟，就歼敌1个团大部，并占领敌该团高峰阵地，首创我军防御作战以来一次歼敌1个团大部的范例。大潜伏取得了成功，开创了现代化条件下白天大规模潜伏作战的范例，为金城战役胜利，迫敌全面停战，做出了重要贡献。郑维山因此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第20兵团及第60军也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的通报嘉奖。这是郑维山代理第20兵团司令员一年多来所指挥的最大的一仗，也是他离开朝鲜前的最后一仗。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却不见了郑维山的影子。有人看见，五六天没有合眼的他竟然在作战室的桌子上睡着了。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临终时刻
一位哲人说过，看一个人的胆识，只要看他怎么对待死就够了。1998年4月，83岁的郑维山在解放军总医院做例行检查时，发现肺部有一块阴影，经过反复检查，确诊为肺部肿瘤，需要做切除手术。开始医护人员不想告诉他病情，他说：“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是个死，我们这些人要死也早死几回了，不要跟我打什么埋伏。”大家只好把病情告诉他，郑维山不仅没有精神负担，反而能吃能睡，体重增加。
7月27日，院方制定了手术方案，但又对手术的成功率深感担忧，准备作保守治疗。郑维山还是战争年代养成的直脾气：“怕什么，不就是做个手术吗！兵力部署都已准备好了，哪有后退的道理？枪林弹雨我都闯过来了，这算什么？”手术开始前，他又提出要求，不要全身麻醉，以免日后影响记忆和恢复。进手术室前，他还谈笑风生：“战斗就要打响了，集中兵力、集中精力，按计划打下去就是了。”手术后三天，郑维山奇迹般地下床了。三个多月后，他来到老部队军史馆参加开馆仪式，激动地回忆起当年在他指挥下激战碱滩的英勇无畏的官兵，为当时他无法为他们请功而深感内疚。讲到这里，郑维山的声音颤抖了，他的眼眶湿润了。半个世纪岁月激流的冲刷，在他脸上留下了许多深深的皱纹，但却丝毫没冲淡他对部下的深沉的爱恋……
1999年，郑维山精神饱满地参加了建国50周年庆典。然而一年后，病情发生变化。2000年3月，郑维山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郑维山再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博大胸怀，让人们不能不对这位老将军临终时刻的卓然表现肃然起敬。虽然身体疼痛，但是他情绪很高，风趣地对医护人员讲道：“我这辈子不知为什么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过了三次雪山草地，三次与红军主力会师，当了三纵队司令员，三次进军大西北，打了三只‘老虎’（即川军‘王老虎’旅、傅作义的‘虎头师’、抗美援朝时的‘白虎团’）。这次住院恐怕又要打三大战役：核战争（放射治疗）、化学战（化疗）、细菌战（感染），我要主动配合你们治疗，争取打个大胜仗噢！”医护人员含笑点了点头，无不为老首长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折服。这次住院，他又顽强地战胜了“核战争”和“化学战（化疗战）”。在化疗中，他更是同病魔进行了生死搏斗。在化疗后，医生给他准备了好几针止痛针，但他一支也没用。当郑维山得知化疗后，因吃不下饭要用脂肪乳、胺基酸等贵重药品，每天要为他花去好几百元钱时，坚持不让用这些贵重药品。他对医生说：“请不要再给我用这些贵重药品了，我尽量吃饭，好多节省些医药费，用于军队建设啊！”郑维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坚持顿顿吃些稀饭和点心等食物，但吃什么嘴里都是苦的，直吃得他满嘴都是饭粒，直想往外冒。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深受感动。
4月19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郑维山决定交代后事，他深情地看着床前哭泣的老伴孙景波和郑勤等6个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断断续续地口述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郑重请求，在我不行的时候，适时停止对我的治疗，多节约些医疗经费，也是我对党的最后一次贡献。我一生积蓄无多，请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上交组织，平时积存下来的书籍送给大别山一个学校，供山区的孩子们使用。丧事从俭，中央早就提倡，我是当年带头签字的老同志之一。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也不搞任何形式的送别仪式，尸体供医学单位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屋脊洼的山上。最后一个敬礼！郑维山2000年4月19日”
4月26日，工作人员把写着“首长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还想给我们交待些什么话？”的字条递给他。郑维山握着笔吃力地写下临终遗言：“我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个老战士就足够了。尸体火化后，勤勤（郑勤）你们几个孩子要自己买火车票，一定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我小时放牛的山上，不要给地方组织添任何麻烦……”5月1日上午，身体极度虚弱的郑维山，一边用一只手吃力地拉着前来探望的军委领导同志的手，一边用另一只手在空中指着、比划着，当时在场的人员不解其意。大儿子郑勤就把纸条和笔递给父亲。郑维山写下：“台湾……！我军现代化……加快……”5月6日，郑维山又在纸条上艰难地写道：“我快不行了，请不要再用贵重药了；死后遗体一定要解剖，弄清病因，对医学还能做点贡献……”
5月9日晚21时10分，一代名将郑维山病逝，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