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高才
胡秋原是我国著名爱国学者，生前见证并参与了国共三次合作，有“台海破冰第一人”之誉。笔者在撰写《胡秋原全传》期间，通过采访传主与查阅解密原始档案发现，王明曾请胡秋原为《八一宣言》润色——
王明力邀胡秋原赴苏
那是1934年12月25日，应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之邀，流亡在英国的胡秋原来到了莫斯科。王明专门设家宴为胡秋原伉俪接风，有第三国际东方部主任米夫与康生夫妇作陪。
饭后，王明、米夫、康生与胡秋原言归正传。
也许是考虑到胡秋原参加过1931~1933年间的“文艺论战”与“福建事变”，是左倾“关门主义”的受害者。为了打消其顾虑，王明郑重其事地从口袋中取出一份准备好的稿子，足足讲了一个小时。阐明自（1931年9月）王明随米夫到苏联，出任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团长以来，中共政策的调整。其中包括1934年11月14日，王明起草的致中共中央的信。批评了中共中央对十九路军采取“关门主义”方针，最终导致“福建事变”失败，从而加剧了蒋军对红军的围剿。
王明一边说，一边从桌上拿着一叠俄文、英文和中文文件，请胡秋原看——1933年1月17日，王明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起草了“一·一七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此宣言虽仍称呼“国民党军阀”，但提倡“联合”，颇具《八一宣言》的雏形。同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对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在满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还有王明、康生几次联名致信国内的临时中央，信中都谈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王明进而强调指出，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正在进行万里长征。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在群众中无法公开出版党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救国，中国代表团决定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办一份周报——《救国报》(1935年12月9日更名《救国时报》)，在莫斯科编好打版，寄到巴黎印刷发行。因为久仰胡秋原多年来一直主张抗日，文笔犀利，作品颇丰，所以特地邀请其来苏。
说到抗日宣传，胡秋原可谓一腔热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毅然放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籍，返国投身抗日宣传。先后在上海、福建主办的《文化评论》、《读书杂志》、《抗日战争号外》、《国民日报》等发表抗日著作。《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所以，他听了王明的一番新论后，立刻引起共鸣，他说：“贵党准备全力抗日，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不过，据我所知，贵党会写文章的人大有人在，在下何德何能肩此任？”
“秋原兄，不怕你笑话，我们在莫斯科同志之中，无一人懂日文。而你精通日文与英文，能用第一手资料为《救国报》写文章，以光篇幅。我们本来等待你来写发刊词的，因为准备1935年元旦出创刊号（实际延期到1935年5月15日创刊），时来不及，只好自己写了，这里有一张清样，请你指教。”王明说。
胡秋原见王明的态度非常诚恳，也明确表态：“中华民族，抗日则生，不抗日必亡。世界安危和中国存亡都到了决定关头。贵党此时办一份抗日报纸，在下愿尽一己之微力。不过，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只能写我能写、愿意写的文章，在这范围之外，非我力能所及了。”
王明一骨碌站起来紧紧地握着胡秋原的双手，说：“非常感谢先生接受我们的邀请。我完全明白先生的意思。我们所期望的，就是胡先生关于抗日救国问题的分析和主张。”
“不知报社是否有日文资料？”胡秋原问。
“瓦尔加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研究所，有很多日本报纸、杂志和书籍，可以借阅。”米夫插话说。
“那就好。”胡秋原说。
临别时，王明告诉胡秋原，改天会派人去看他，并洽谈有关具体事宜。
次日，受王明委派，一位俄国名字为胡加可夫的中国留学生，陪同胡秋原到瓦尔加图书馆查阅日文资料。嗜书如命的胡秋原一走进图书馆，顿时被琳琅满目的书刊所吸引。胡加可夫说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主任是一俄人，而《救国报》是由出版社中国部主办，由李明（立三）同志负责。”
为“八一宣言”建言润色
1935年7月30日夜，胡秋原结束度假返回莫斯科。王明专门在寓所设家宴为胡秋原伉俪接风洗尘。
晚饭后，王明对胡秋原说：“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于7月25日开幕。这次大会就是要将我们谈的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政策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明天轮到我发言，我准备代表我们党发表一份告全国民众宣言。此文关系重大，所以特请秋原兄不吝惠正。”
“王先生何必那样客气，我一定认真拜读。”胡秋原立即说。
这里所说的“宣言”，就是后来推动全国抗日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当选为总书记，王明是19个主席团成员之一，中共代表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张国焘等4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秦邦宪和康生当选为候补委员。王明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发言。
因王明于1934年9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批评了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观点，提出了改变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此后，共产国际一再致电和发表文章，建议各国共产党同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谈判，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法共人民阵线的建立，又为这一新策略路线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有力证明。所以，王明根据这一新策略，在对国内临时中央和东北各级党部传达号令的同时，拟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效法法共的做法，起草一份宣言。
关于起草《宣言》的过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曾告诉胡秋原：1935年6月在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平津日寇屠杀国人及上海《新生》事件等消息后，吴就急电在苏联疗养地基斯罗沃斯克的王明共商对策，提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同年7月，王明回到莫斯科后，用了4天时间起草《宣言》初稿。
另据苏联1956年移交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载：1935年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由王明、康生等13人参加的会议。会议首先原则通过了王明起草的《宣言》，接着决定由王明、康生等7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对文字加以修改并写一封加以解释的信。要求宣言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释信则在7月20日以前定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记录》）。由于此间胡秋原正在黑海度假，未参与讨论，故王明特地单独征求其意见。
胡秋原一目十行地看着王明的手稿，顿时被文中的内容尤其是“十大纲领”所吸引。赞扬之声不禁脱口而出：“王先生这篇力作真可谓字字干钧，而且与贵党过去的提法有所不同：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去年（1934年）所提六大纲领，更为完善。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
“说实话，我在起草时，认真总结了我党最近7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就考虑要与以前的宣言有所不同。当然，起草的指导思想既包含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的要求，也受了秋原兄的影响，有的地方甚至引用了大作中的一些句子。不过，我今天请你来的目的，不是听你的恭维的！还望老兄多发表高见。”
胡秋原知道，这里的“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是指斯大林及其主导下的共产国际，通过中国代表团和苏联驻华使员，要求中共尽最大可能与国民党合作，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摩擦，共同抗日，以牵制日军，减少对苏联的压力。时任苏联驻华武官、蒋介石军事顾问崔可夫，晚年在回忆录《在华使命》中披露，斯大林曾对他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在胡秋原看来，斯大林此举的本意虽非救中国，亦非救中共，但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中国的民心。
而王明所说引用胡秋原的文章，则是指胡发表于《救国报》上的《抗日就是一切，一切归于抗日》一文，后收入胡秋原著述《中国革命根本问题》（汉[i时代日报1938年版）。所以，胡对王说：“谢谢先生信得过我。我事先声明，刚才我可不是恭维，而是发自肺腑之音。不过，有几处的用字遣词，我倒有点不成熟的意见。”
“请老兄直说！”
“我认为，作为中共的宣言，虽然是呼吁全国同胞，但主要对象还是国民党。原则上，对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固然应该批评，但我们对它转向抗战应抱殷切期望。所以，在提到国民党的地方，行文要留有余地。当然，这是我的一管之见。”
“老兄高见，我一定认真修改。今天晚上我还要再过细地看一遍，明天以明电码（即通用的明码电报）发给上海、南洋和美国的中文报纸，然后再译为各国文字。”
事实上，王明修订后的《宣言》，在“国防政府”的10条“行政方针”（又称“十大政纲”）中，采纳了胡的建言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而在全文的第三段将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列为“卖国贼”，称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为“老汉奸”。
事后，王明曾向胡秋原透露，他在共产国际大会上所作的诠释《宣言》的长篇发言，讲了一整天还没有讲完，夜晚又接着讲。这一发言后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其讲话摘要刊登在联共机关报《真理报》上。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上，王曾向斯大林汇报了《宣言》的要点。斯大林明确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欺软怕硬，……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
《宣言》定稿后，王明将它翻译成俄文，又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共产国际“七大”大会的决议中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宣言》首次公开在报刊发表是1935年10月3日（《救国报》第10期），因其落款时间与明码电报的发布时间均是1935年8月1日，故名“八一宣言”。
由此可见，《宣言》的出台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虽然主要撰稿人是王明，但也吸收了代表团成员、《救国报》中外专家的意见。
王明一直视《八一宣言》为自己的得意之作。1935年11月他在《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中写道：“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宣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为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具体提议。”（《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476、477页）
毛泽东也多次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1936年12月的对西安事变通电、1 937年2月的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相提并论。
《救国报》起死回生
1935年11月中旬，正在《救国报》蒸蒸日上，准备发行第16期之际，忽然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法国政府竟棒喝“停止邮寄”。
经查实，其导火索是《救国报》刊载了一封蒋经国痛斥蒋介石为“恶丈夫”的公开信。
胡秋原告诉笔者，蒋经国旅苏期间，苏联两大报纸《消息报》与《真理报》曾刊发过其两封公开信，均轰动一时，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于1927年4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
蒋经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期的1925年10月底，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行前遵蒋介石之命加入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是年10月1日在日记中写道：“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
抵达莫斯科后，校方给蒋经围取了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1927年秋至1930年5月，他转入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习，并在此加入共青团与共产党。
“四·一二”事变前，苏联一直视蒋介石为中国革命的“英雄”，蒋经国自然是鲜花簇拥的“好汉”。可是，随着父亲“清共”变为叛徒，儿子差一点成为“混蛋”。
那是1927年4月18日夜，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体师生召开了声讨蒋介石大会。17岁的蒋经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冲上讲台，信誓旦旦地表示：“当蒋介石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蒋介石一度是我的父亲和革命朋友，现在却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已经死去，现在活着的是他反革命的灵魂。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4月21日，苏联的第一大报纸《消息报》在刊载的《父与子》一文中，摘录了蒋经国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严正声明》。苏联的国家通讯社、国际性通讯社之一的塔斯社立即予以刊载，一时间迅速传遍世界各地。时为中国国民革命中心的武汉，报纸也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其中汉口《人民论坛报》于4月24日在第一版全文刊发。蒋经国的公开信云：
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读到它们。但是，不管你读不读得到，我都要写出来。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第二封信发表于1935年9月，是蒋经国写给生母毛福梅的公开信。
这封信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由王明代笔，蒋经国签名的公开信，先在《救国报》上首发，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于1936年1月全文转发。信中谴责蒋介石是“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同时，还是一位“恶丈夫”。声称他“以这样的父亲为耻”，无颜回国见江东父老。信中写道：
“母亲！您是否记得？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你的儿子现在非常了解人的生活，以及解放受榨欺、压迫人民的方法……他绝不会回国去，宣扬那个吹嘘大话的父亲手中勉强抓住的怯懦的武器。”
台湾国民党党史馆藏蒋经国回忆录透露了此信发表的过程。那是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之后的一天，王明对时为乌拉尔马许工厂的《重工业日报》副主编蒋经国说，时下国内谣言纷传，你在俄国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禀告母亲，你在这里工作、完全自由。随即王明把自己拟好的一封信交给蒋经国签名，不料，当场遭到蒋的拒绝。后经朋友劝说：如果签署这封信，日后可能有机会回国。蒋这才勉强接受，并在原文中加了一句话：如果母亲想见儿子，请到西欧来会面。
另一个版本则是根据雅哥达的建议，由蒋经国亲笔所写的信。据蒋经国回忆，他在王明的代笔信上签名后的第二天，二人一同去见苏联情报机关——国家安全部首脑雅哥达(Genrikh Yagoda)。蒋经国原以为雅哥达是个冷面孔，没想到，接见他们时，和颜悦色，并以同情的口吻，要求王明销毁其代笔信。指导蒋经国自拟一封家书，信中不直接表达回国的愿望，只“表达思家之情”。如：“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王明虽然当场接受了这一封信，可是却把代拟的那封信送回中国，并透过《救国报》与《真理报》公布全文。
胡秋原分析，这封“公开信”的幕后推手很可能是斯大林。因为国民党收到中共用明码电报发布的《八一宣言》电文后，蒋介石集团并未公开表态。于是，通过公开披露“蒋氏父子反目”，作为刺激蒋介石的一着妙棋，达到逼蒋抗日之目的。
这份轰动一时的信件，《救国报》1935年9月首发后，《真理报》1936年1月，《纽约时报》1936年2月12日第12页相继转载，一时间传遍中外。
《救国报》辗转传到蒋介石手里，他真的被激怒了，当场破口大骂，恨不得马上封报抓人。只是《救国报》远在法国出版，他鞭长莫及。于是，他急令驻法大使向法国政府施压，强烈要求取缔《救国报》。法方虽标榜言论自由，但为了减少外交纠纷，便以内阁的名义对《救国报》喊停。
《救国报》是中共惟一在海内外发行的机关报，一旦停刊，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此，王明即派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的老将吴玉章，到巴黎进行交涉。吴后来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中说：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复刊事宜，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与抗议均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及时解决，就会造成报纸脱期。于是，经请示领导同意，迅速改称为《救国时报》。《救国时报》在“一二·九”运动爆发那天更名复刊，法方也没追问。
《八一宣言》犹如发聋振聩的号角，通过《救国报》在国内外广为传播，迅速卷起一股爱国浪潮。不论是爱国将领、“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还是东北抗日联军，或是海外华侨，都将其视为共赴国难的连心桥。当时，退居泰山的冯玉样看到《八一宣言》后，就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从吴玉章那里见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许多旅美华侨于1935年12月听完方振武的演说后，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国防政府。张学良在1935年11月间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后，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与中共取得联系。一位华侨读者曾致函《救国时报》说：“凡是读过本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
《救国时报》发行后，陈云通过关系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搞到一套汉字铜模，可以直接在巴黎编排印发，缩短了出版周期。刚刚复刊时为周刊，很快改成五日刊、三日刊。
由于《救国时报》贴近读者，发行面广，影响大。行销祖国各地与海外43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万多订户，其中海外9600余户。该报通过连续报道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抗日动态、军人来信，起到了传达信息、激励斗志的作用。当报纸遇到经费困难，该军总司令杨靖宇勒紧裤腰带捐助，并来信说：“贵报内容之精彩，议论正确，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
潘汉年曾告诉胡秋原，对于《八一宣言》的产生和发表，当时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同时，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工作了四年之久的上海地下电台停止工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中共和红军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又受到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因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所知甚少。
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阿坝州听说《八一宣言》时，以为是国民党所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6日在毛尔盖索花寺院召开扩大会议后，专门派潘前往苏联了解真相。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张浩（林育英），于1935年11月取道蒙古回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才了解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据此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可以看到《八一宣言》的影响。
国共谈判莫斯科
《八一宣言》客观上推动了圉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
中共代表团为筹备开启国共谈判，于1936年1月11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经王明、康生、陈云三人相商，决定首先由潘汉年出面，与邓文仪进行试探性接触。
当日，王明邀请胡秋原在商谈创办一份抗日统一战线刊物时，问用什么名称，胡秋原提出“全民”二字，意思是包括各阶级联合对外，而不是自相斗争。王明十分赞成，于是便有了《全民月刊》的面世。接着，王明又说：我们想将中共的新政策直接传达到国民党的最高当局。拟找与蒋有密电来往的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并向胡秋原说明了要找邓文仪交涉的原因——
那是《八一宣言》通过明码电报和《救国报》发表后，国民党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宣言》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第十五卷第六十期第1488-1491页）全文公布后，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遂将该报带回国，并译成中文面呈蒋介石。蒋读过之后，与前期收到的明码电报对照，完全一样。于是，蒋氏确认：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肯定是苏联人的主意。而苏联人这样做，也许是要与南京政府结盟。据此，蒋决定：走一走莫斯科路线。1935年11月，经多次小范围的讨论，蒋初步确定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
12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拜会蒋介石时说：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协定一事进行具体的讨论。于是，蒋介石授意邓文仪和国民党中委、CC系头子陈立夫，先后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鲍格莫洛夫，一面强调南京政府决心联苏的意图，一面从侧面探询苏联政府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陈立夫还特别暗示说，国民党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员前往莫斯科与各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络，也愿意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进行政治接触。
12月21日，邓文仪受命乘苏轮经海参崴赶回莫斯科。而三天之后，已被指定负责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也化名李融清，连同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悄悄地取道欧洲先往柏林，准备一旦对中共问题的谈判取得进展，即前往莫斯科，商定政治解决原则，并代表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两国间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问题。
王明介绍完毕后，诚请胡秋原能向邓文仪传达这个信息。胡秋原爽快地表示：自己虽然不认识邓文仪，但乐于促成双方会晤。
胡秋原见到邓文仪后才知，邓于1936年元旦回到莫斯科后，就立即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所以，两人见面后一拍即合。
胡秋原将与邓文仪会面的消息转呈王明后，尽管中共代表团对邓文仪的动机将信将疑，王明决定还是要试一试。为此，他特地找来有丰富经验的潘汉年。
“你认识邓文仪吗？”潘汉年一进门，王明迫不及待地问道。
“只知道他是黄埔一期的，过去北伐时，与他见过几次面。大革命失败后，大家各走各的路，认识不认识，已经无所谓了。”潘汉年说。
“他在莫斯科，自称是蒋介石的代表，想与我见面详谈。我与他虽是同学，没有旧谊可谈，无非是谈两党合作。我与代表团其他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事有点突然，如果贸然前往，说不定会中圈套。国共谈判，大势所趋，迟早要谈，既然人家送上门来，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谈不谈得成，或者以什么条件谈成，我们自然要坚持立场，把握原则。”王明认真地说。
潘汉年不停地点头。
王明又说，“我不宜一开始出面，以免出现僵局，这样对党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那你打算怎样应对？”潘汉年表示理解。
“我决定让你作为我的代表，先见邓文仪。记住，一定要摸清他的确切身份，有没有签协议的权利，以及蒋介石大约能开出什么样的价码。”说罢，王明拿出一叠卢布和一张纸来，交给潘汉年：“这是胡秋原的地址，你和邓文仪在胡秋原寓所见面。胡秋原和邓文仪都是有派头的人，我们也要有点派头，不要影响气氛。”。
临别时，王明抓住潘汉年的双手，眼神充满着期待：“我知道，你在上海干了多年，有应付各种场合的经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莫斯科同样有咬人的狗，一定要小心，千万记住，大意不得！”
1936年1月13日晚，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进程中两党最早的一次秘密谈判。
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邓文仪首先介绍了他此次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原因。邓文仪声称：日本人给我们的时间不多，蒋先生认为，现在要抗日，非先集中起80个师的人马不可。而现在这80个师的人马，都被红军牵制着。国内只有我们两个力量，假如能联合起来，像1925年的合作，一定有办法。可惜我们两党还没有找到联合的道路。故最近蒋先生看到了王先生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讲话和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中共有合作的意向，就要我立刻来找王明谈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由蒋先生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完全同意。可以说，联合共党的原则已经决定了。根本问题就是两个：一是统一指挥的问题；一是取得苏联援助的问题。对此，潘汉年答复：只要诚心抗日，这两点就不难解决。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至今看不到南京政府有什么真正抗日的表示。邓称：要抵抗可以说早已有准备，不然日本为什么非威迫蒋先生？
双方表示，具体合作条件谈好后，再做进一步的请示（《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
潘汉年向中共代表团报告了双方会晤的情况后，在内部讨论中，许多人怀疑蒋介石实际上只是想要借共产党之手，来促使苏联对南京政府进行援助，但代表团多数人仍旧对这种接触抱以积极态度。在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正式批准之后，王明正式开始了与邓文仪的～连串秘密谈判。
1月17日王明与这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开始了第一次商谈。在王明的要求下，邓文仪具体解释了南京方面关于两党合作的初步设想。邓文仪说，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当然，红军也许不能接受南京政府派去的指挥官，但政府和红军应该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或者是恢复1924-192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以后逐步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红军目前的困难南京政府会帮助解决的。当然，考虑到日本人可能经察哈尔、绥远及外蒙古进攻，政府准备派红军到内蒙古地区去担负抵抗日本进攻的任务。如果两方面合作的问题能够解决，邓文仪明确表示，希望中共能够积极促进苏联来援助中国，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急迫。
同邓文仪转述的南京方面的条件相比，中共这时虽然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而中心内容却是要成立各党派、各军队平等参加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取消苏维埃和红军无疑是王明这时所不能答应的。但是，在日本步步蚕食，而红军又严重失利的情形下，国共停战谈判总是好事。故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王明在随后的谈判中对邓文仪提出：国共之间的谈判，必须回到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可以派遣一名代表回国协助进行，但正式代表须由中共中央派出。故王明要求：第一，邓文仪必须出具一份签字盖章的书面保证，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二，莫斯科去的中共代表只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有关的具体条件你们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
在1月18日的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多数与会者明确反对在南京政府所提条件下进行谈判，要求王明务必坚持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所宣布的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目标。
1月22日，王、邓举行了第二次谈判。邓文仪表示，他已经就携同中共代表返回南京继续谈判问题请示了蒋介石，取得了认可。王明对南京政府的所谓合作诚意明确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只是，考虑到邓文仪宣称蒋介石已经来电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旧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谈判。双方确定，中共代表将和邓文仪一起，拟于1月25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去南京。至于潘汉年回国后可先在香港直接写信给陈果夫、陈立夫，以取得联系。
不料，1月23日，邓文仪找到王明，刚一见面，邓文仪就马上表示道歉，告诉他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谈判，前往南京的计划将要告吹。
面对邓文仪的出尔反尔，王明立即责问道：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蒋介石的委托，一切都是“蒋在搞手腕”？邓文仪一边解释，一边把电报译稿交给王明过目。电报内容大致是：一是说邓文仪前电内容不清楚，有些词的意思不能理解，以后涉及类事不要发电报，要派信使或利用外交邮件；二是要求邓文仪马上动身到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秘密谈判。邓继续说：“有关这封电报，我不能再说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李融清不但要和苏联人谈判，而且还要和你们谈判。”他转而又透露说，不管你们怎样考虑应当回国谈判，以及到苏区去签协议的问题，“蒋先生坚持我们应当在这里达成协议，然后再拿着协议到苏区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在这里就具体的条件进行谈判。
26日，邓文仪又写信给王明，再次保证他将同李融清一起回来与王明进行具体谈判。虽然邓文仪此后并未践行诺言，但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并未中断，而是由国外转入国内进行。
从1936年1月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前往南京，同曾养甫等人进行了谈判。2月，国民党也派人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联系联合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虽未成功，却为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