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回顾他的丰功伟绩，高超的战略艺术，以此激励我们奋勇前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文／孙立华
毛泽东认为，腐败分子是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毛泽东指出，腐败现象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1941年5月，毛泽东亲自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细则》，并明确规定“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今天，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领导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战略思想，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以延安作风打败南京作风、西安作风
毛泽东认为，干部作风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小米加步枪”为什么能够战胜“面包加大炮”？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延安作风打败南京作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经验证明．我党成长壮大，逐步走向胜利，最终夺取全国胜利，靠的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延安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揭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毛泽东说：“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在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实现了全党思想作风上的整顿和组织上的集中统一，为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说过“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1939年初秋，延安马列学院专门派四人到杨家岭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当他们走到延水河桥头时，没想到竟碰到了迎面走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打量了来接他的四个人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毛泽东还说，过去“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文风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毛泽东说：“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表明，优良的作风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带出来的。文风也是这样。毛泽东曾号召中央委员都变成“国文教员”，亲自动手写文章，给报纸写重要社论，帮助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将党的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即著名的党的三大作风。中共在1950年、1951年、1954年、1957年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当时的高级干部进行思想和生活教育，在全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的思想和作风。
以身作则正“四气”，调查研究改“五风”
领导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抵制歪风邪气的旗帜，是弘扬新风正气的标杆。毛泽东高度重视要求党政领导干部搞好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方面的修养。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全党的光辉典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亲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从不为其谋取私利。毛泽东率先垂范，在党内多次强调谦虚谨慎，反对以功臣自居，搞特殊化。毛泽东特别主张干部低薪、勤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认为这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条件。1957年整风开始时，他提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地发扬起来。”60年代初，他又特别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进一步提出勤俭建国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他始终把自己放在普通老百姓的位置上严格要求。在经济困难时期，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艰苦生活，给全国人民极大鼓舞。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感染着全体党员干部群众。1941年6月，毛泽东用1.5元招待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想起在重庆蒋介石花800银元宴请他，陈嘉庚说共产党的领袖及一般工作人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重点就是大兴艰苦奋斗作风，反对特殊化，整肃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暮、骄、娇四气。沾染上这四种习气，就会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漠然视之，以致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执政后就一直着力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警醒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种不正之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这“五风”败坏了党的风气，并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后果。
注重通过党内监督加强廉政建设，靠党统一思想教育防腐
建国初期，毛泽东在领导整党、建党和整风工作中，强调“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思想，成为我们党反腐败一贯坚持的重大政治原则。
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了部分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出现了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毛泽东指出，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强调反腐倡廉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教育、制度和监督这三个关键环节，做到标本兼治。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要求红军对百姓秋毫无犯，土地革命时期坚决反对贪污浪费，抗日战争时期要求保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解放战争时期肃清贪官污吏，民主革命时期，强调组织建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初期在革命队伍中确实有少数人出现了蜕化变质的倾向，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向全党发出警告：必须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必须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949年11月9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作出了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议。同日，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1955年召开的党的会议上，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要求从中央到县以上党委都要设立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和任务比纪律监察委员会要相对扩大，党内监督在制度化和规范化上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是毛泽东构建的人民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腐败领导干部露头就打决不手软，靠“三反”运动反腐
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反腐败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特别是他对几个腐败案的亲自过问与关注，就足以证明我党惩治腐败、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1932年5月9日，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了第一个“贪官”谢步升。谢步升于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4年2月18日，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左祥云被枪决。当时法庭认定：“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1937年10月10日，在公审会上宣判黄克功死刑。黄克功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老红军。但是，他违反党的原则，也不能减轻处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是1951年12月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即“三反”运动。为指导“三反”运动，毛泽东所写的指示、批语、书信等各种文稿多达300余份。他特别注重抓大案要案，敢于碰硬。他主张对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消除，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重惩处。“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如何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问题上的一次可贵探索。通过“三反”运动深刻地教育了党员干部，清理了党和政府机关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曾有人以刘、张都是有贡献、有影响的领导干部为名替其说情，毛泽东的回答是：“正因为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理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12月31日中直机关的党委扩大会，严肃批评了做得差的单位，并撤职查办了几名高级干部，引起强烈反响。在毛泽东的带领和督促下，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挂帅，雷厉风行，层层检查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不使反腐败运动走过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特别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要求党员干部做到两个“务必”。但是，真到了执掌政权，一些党员干部就开始憧憬执政给个人带来的种种好处，有的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滑向了腐败的泥潭。据统计，北京从1949年解放到1951年底，在市属机关和企事业内部，查处贪污腐败分子650人，贪污总金额约15亿元。
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靠全民监督反腐
1945年7月，毛泽东说，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高度重视依靠人民监督，毛泽东认为反腐败能否成功在于能否走群众路线，能否发动群众，能否依靠群众。在党全面执政条件下，他认为没有群众监督，就不可能对包括腐败分子在内的反动分子实行有效地专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出现了腐败，要充分依靠群众，以民主的力量治理腐败。要实现民主治腐，就要强化监督。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全会上说：“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说明民主治腐，强化监督是毛泽东反腐防腐思想的重点。建国后，党中央、毛泽东根据执政党的新特点，及时强调了加强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舆论监督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遏制腐败的重要方式。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蔚然成风。毛泽东在1953年进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从毛泽东同志倡导公开批评的实践中，能够深刻感受到，公开批评显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展现的是我们党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