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周恩来的关怀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率领我地下党员，在香港展开了一场驻港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秘密营救活动，共将800多名文化民主人士成功转移到抗战的大后方。其闾惊心一动魄、险象环生，绝不亚于一场运筹帷幄的大战役。
打通营救生命线
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海军飞机突然袭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在同一时间，日军飞机轰炸香港九龙启德机场。紧接着，日军第三十八师团沿青山道和广九铁路分两路南进袭击新界和九龙半岛。香港这块当时尚属英国的殖民地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当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正在香港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光、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和中共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人。曰军轰炸的当天上午，廖承志第一时间召集工委开了紧急会议，重点讨论了在港的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如何疏散的问题。会上，廖承志决定派乔冠华和叶以群返回九龙，将住在九龙的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立即转移到香港隐蔽起来，等待下一步的撤退安排。不久，廖承志接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电报，他立即同南方工委的同志一同研究了将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转移的问题。按照分工，廖承志和连贯到东江游击区和韶关、老隆，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掩护地点和交通线；尹林平负责布置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接待工作；刘少文负责在香港方面的联络营救工作。而九龙到东江游击区这一地段，原为国民党统治区，当时已为日军占领，需立即打通这段交通线。因此，尹林平想办法偷渡到九龙布置打通计划。
12月12日，日军攻占九龙，下一步将进攻香港岛。12月18日下午，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分批会见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向他们传达撤退方案，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已经决定，撤退经陆路和水路两条路线分别进行。廖承志将撤退方案征得大家的同意后，确定了撤退时的分组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及注意事项，还分发了撤退时必需的经费。
12月18日夜，日军在香港岛北角登陆。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正式宣布向日军无条件投降。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潜回九龙后，立即组织所属东江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展开营救从香港撤退的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组织工作。
为了打通九龙至惠宝游击区的交通线，游击队派曾参加“洪门会”并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曾鸿文等人，插入新界、元垠地区活动，迅速组织起数十人的游击队，并打通了从九龙青山道经九华径到荃湾，越过大雾山到元埌十八乡进入宝安游击区的交通线—一九龙进入游击区的西线。进入西贡半岛活动的短枪队一部与在九龙市区工作的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打通了从九龙市区到西贡，然后乘船渡大鹏湾，在沙鱼涌等地登陆的交通线——九龙通往惠宝游击区的东线。
由九龙市区通往惠宝游击区交通线虽然为营救困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民主人士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香港与九龙之间的交通。12月28日上午，尹林平在九龙长沙湾道住所对正在这里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健行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然后他说：“要将这几百名被日军围困的文化人抢救出来，首先要将我党在香港工作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同志抢救出来。他们过去在香港同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已经暴露了政治面目，是日军首先搜捕的目标。况且他们有电台与中央联系，了解中央的指示精神，熟悉文化人的情况。只有先把他们抢救出来，才能了解整个抢救工作意图，才能找到港战之后失去联系的几百名文化人的线索，才能有成效地开展抢救工作，否则抢救工作就很难下手……因此我们抢救工作的第一关就是突破日军严密设置的九龙——香港的海上封锁线。”尹林平严肃地对李健行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去完成。你亲自去香港一趟。无论如何也要在三天之内打通港九海上交通线，安全抢救出廖承志等几位负责同志。”
李健行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恰好这时廖承志由香港派联系人廖安祥来到九龙。李健行在当天下午同廖安祥一起和尹林平研究了抢救方案。第二天，李、廖二人找到了一条小木船，混在偷渡的乘客中返抵香港。廖安祥原是香港“又顺源南洋庄”的管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建立后，他即成为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的交通员。香港沦陷后，他将廖承志、连贯等人安顿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长年租用的大驳船上。这条船以后成为营救脱险人士的水上交通站。
廖承志、连贯等人当时正在香港设法打通港九交通线。在这期间，他们连续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询问：“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尤其九龙朋友已否退出”？“能否有一部分人隐蔽”？“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周恩来的询问表现出他对困留香港的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非常的牵挂和焦虑。廖承志、连贯等人何尝不也在为营救被困人士而正在积极奔走！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前往九龙联系的廖安祥的消息。不久，廖安祥和李健行终于返回香港。翌日，他们便来到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上。廖、李汇报了尹林平要廖承志、连贯首先渡到九龙共同研究营救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并报告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日军为了解决香港战后缺粮问题，在近期要疏散港九难民到内地去。这正是营救在港人士的好机会。廖承志立即将这个情报通知了刘少文，并决定翌日同连贯、乔冠华在李健行护送下偷渡到九龙。
1942年1月2日上午8时，一条小船离开了香港铜锣湾避风塘的大驳船，向九龙驶去。船上乘坐的是化装成“香港大享”的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和护送他们的人员。廖承志在离开大驳船前，指示留在香港协助刘少文工作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人员潘柱：“现在还有一大批文化人没有离开香港，有邹韬奋、茅盾、张友渔、夏衍、胡绳等，还有何老太太（何香凝）、柳亚子他们。你一定要设法尽快找到他们。只要找到一两个，就能找到一大堆，然后将他们安全送到九龙。九龙那边我会布置人接应你。”载着廖承志等人的小船顺利地抵达九龙红磡码头。上岸后，李健行迅速将廖承志等人带到九龙旺角上海街一幢楼房里。尹林平正在这里等候。几个人立即搓起麻将牌，以此作掩护，仔细地研究了东江游击队在九龙接应和护送从香港救出来的人士到游击区的方案。研究后决定，由尹林平负责向游击队部署。
第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成功转移
廖承志等人在九龙仅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起程向东江游击区转移。他们选择了东线。因为这条线上有护送人员李健行的亲属关系可利用。早上8时，廖承志等人扮作商行老板，在李健行的护送下，由九龙旺角步行起程。他们混在难民中通过了启德机场的曰军岗哨封锁线，然后踏上了去西贡的公路。游击队的短枪队在暗中护送廖承志一行人。中午时，他们到达了西贡附近。这里已经有交通员在等候。到达西贡后，李健行将廖承志等人交给负责下一段护送任务的短枪队，然后返回九龙。在西贡的大环头村，港九游击队负责人蔡国梁和廖承志研究了下一步转移安排。当日晚间，夜幕刚刚降临，蔡国梁领着廖承志等人到了歧岭下码头。这里有预先准备好的两条槽子船，船上的护航游击队将船伪装在渔船群中间。蔡国梁将廖承志交给护航队负责人肖华奎，嘱咐他说：“这次护送的都是重要人物，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他们的安全。遇到曰军巡逻队时，要及时回避，不要主动进攻，以免惊动敌人暴露我们的护航活动，影响整个抢救工作。”
两条船保持一定距离，在大鹏湾海上顺风飞快地向前行驶，凌晨3时许，顺利地到达了沙渔涌海域，在距海岸五、六百米处停留。凌晨5时，船上用手电筒光发出了联络讯号，得到岸上的回答讯号后，两条船随即靠岸。岸上，惠阳大队的高健副大队长带着十几个便衣游击队员前来迎接。肖华奎护送廖承志等人上岸后，就握手告别了。
1942年1月3日中午，廖承志等在高健游击队的护送下，到达坪山东南的石桥坑东江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部所在地。在这里，曾生大队长接待了廖承志。至此，由香港脱险的第一批领导人终于抵达了东江惠阳游击区。
东江游击区是被营救者的第一个落脚点。由于东江游击区面积狭小，游击队力量有限，又处在日、伪、顽包围夹击之中，所以被营救的人士只能在这里作短暂停留，然后转移到内地的大后方。1月中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在惠阳大队的护送下，经淡水、茶园进入了惠州城。惠州是东江重镇，通往内地必经之地。这里已经由中共惠阳县委派人以香港商人的身份建立了营救脱险人士的秘密联络站。廖承志在这里检查了联络站的工作，又派廖安祥和惠阳县委卢伟如在这里开设了一个“源吉行”商号，以便筹集脱险人员转移途中的食宿车船经费。廖承志在惠州还与地方党组织进一步研究了营救转移脱险人士的方案。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从惠州乘船到老隆。廖承志在这里安排好工作后即赴韶关。随后乔冠华也到了韶关。在这里，他们继续转运由香港脱险归来人士赴大后方的工作。
廖承志等人成功转移后，在香港刘少文、梁广的领导和组织下，一批批文化界和民主人士相继沿着各条交通线秘密转移，向游击区进发。
香港沦陷后，日军立即派出大批特务搜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进步人士，并贴出布告，限期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行政部”或“报导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被搜捕的这些人士为躲避敌人，都分散隐蔽起来，有些人还不断调换隐蔽地点。所以，营救他们的前提是先要找到他们，并通知他们撤离的方法和路线。潘柱和助手黄施民、陈文汉三人都生长在香港，道路地址熟悉。他们首先找到曾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伯昕，然后通过张、徐很快找到了其他文化界人士，并通知这些人作好随时离港的准备。为了安全，潘柱要求他们不要出门，粮食、蔬菜由香港党组织派人送给。潘柱还在转移前，先偷渡九龙与李健行等取得联系，一起选择了登陆点。
1月9日下午5时，茅盾夫妇、叶以群、戈宝权、高汾等人到了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他们换上了广东人习惯穿的“唐装”，每人带着一个小包袱，装扮成疏散的难民模样，在交通员李锦荣的护送下到铜锣湾避风塘上船。船上当时已有由另处的交通员送来的邹韬奋、胡绳夫妇、廖沫沙、于伶夫妇等人。潘柱向他们交待了偷渡计划及注意事项。翌日凌晨3时，海面上大雾浓罩，伸手不见五指。乘日军巡逻快艇停止活动的时机，第一批离港偷渡文化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悄悄地爬进了三只小艇。待铜锣湾出口处的日军换岗的机会，三只小艇飞快地冲向海峡，划向九龙。天将拂晓，小艇到了九龙的红瑚。他们迅速上岸，穿过九龙市区，到达旺角通莱街的联络地点。在这里，等待多时的李健行接待了他们。接着李健行将邹韬奋等人安排在油麻地佐顿他的家里暂住。
11日清晨，邹韬奋、茅盾等十余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混在难民中，通过了日军指定的难民向内地的疏散路线青山道，中午时到达了荃湾山脚下的临时接待站。休息一会儿后，他们脱离了向西疏散的难民群，向北走小路进入山区。游击队短枪队的人员紧跟在后面护送。黄昏时，他们穿出一个狭谷，走进了较平坦的十八乡地域。入夜时，到达了锦田村接待站。第二天，他们继续上路，经元垠到落马洲。在路上，他们与乘车的日本兵相遇，幸好未引起日军的注意。经过半日跋涉，他们到达了深圳河边的难民篷。这里也是预定的歇脚点。交通员办好了渡河手续，然后大家就乘船渡过深圳河，到达赤尾村住宿。这个村是游击队设在敌人封锁线上的一个秘密基地，群众基础较好。在群众掩护下，他们平安地度过了游击区以外的最后一夜。13日，邹韬奋、茅盾等一行终于踏上了进入游击区的最后路程。当邹韬奋、茅盾一行登上梅林拗山顶时，就见到了迎面走来的游击队警戒部队。一位游击队员高兴地说：“我们在望远镜里很早就看到你们了，一直在注视着你们的行动和周围的情况，可把你们平安地盼到了。哈哈，我们也可以交差了。”听到游击队员的话，大家感慨万千。其中不知是谁遥望南边九龙半岛重重山峦，高呼：“再会吧，香港！”邹韬奋忘记了第一天上路就扭伤了脚的疼痛，激动地边走边说：“到家了，我们到家了！”还有的人高唱《游击队之歌》和《我们在太行山上》。这时，游击队的领导人尹林平、梁鸿钧、王作尧、曾生等都在等待着成功脱险归来的文化界人士。
此后，一批批文化人士接踵而至。至1月底，先后到达宝安游击区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达300余人。还有干部、学生、工人等进入游击区，人数达到干人之众。平时寂静的山沟变得十分热闹，文化人们自称是“文化游击队”。
从水路秘密转移的民主人士
困留香港的大部分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是偷渡九龙，经陆路转移到东江游击区的。但还有一部分人，因在香港时间久、接触面广，走陆路容易暴露，党组织便决定由水路营救他们脱险。何香凝女士和柳亚子先生就是其中代表，而且他们年老体弱，不能走陆路。
由水路走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香港乘渔船，经长洲岛到游击队控制的大鹏湾、葵涌一带或海陆丰沿海地区，然后登陆到游击区；另一条是乘渔船到澳门，再转到广州湾（今湛江市）、台山到桂林。经水路走的，大多首先在由香港地方党组织掌握的位于上环干诺道的大中华酒店集中，然后乘游击队控制的船只，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澳门当时虽属葡萄牙统治，也驻有日本领事馆，但葡萄牙在战中属于中立国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澳门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为接待和转移脱险人士作了周密的安排。
何香凝和柳亚子是最先经海路离开香港的。在香港负责营救的潘柱等人将他们从罗便臣道住处首先转移到鸭街（永胜街）海陆丰会馆，又将他们转送至铜锣湾避风塘的船上。1月初的一天，在交通员谢一超护送下，何香凝带着经普椿和两个孙子，柳亚子带着女儿柳无垢，乘船先到长洲岛，然后换乘一艘拆掉机器的机帆船。由于船行速度缓慢，在海上整整飘泊了七天七夜，才在东江游击队海上巡逻船的帮助下到达海丰。这么长时间在海上的惊险的飘泊，两位老人备尝苦头。他们到达海丰后，在马宫港靠岸。靠岸后，何香凝不幸被人认出。于是她干脆向国民党海丰驻军提出保护。因为何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驻军不敢怠慢，安排她住进公馆内。何香凝在海丰积极宣传抗战，鼓动民众参加抗日运动，引起海丰国民党当局的不安。因此，当局匆忙决定将何送往韶关。
柳亚子是国民党当局追捕的人士。他和女儿上岸后，住在马宫附近的新村。父女俩在海丰数次变换隐蔽地点。3月初，在海丰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专人护送下，经过一个月，才到达韶关和先期到达的何香凝会合。他们随即北上衡阳，转车赴桂林。
就在众多爱国民主人士纷纷逃离魔爪时，香港日本特务机关在敌伪报纸上登出招降启事，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出来参加“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们哪里知道，绞尽脑汁想捕捉的爱国文化人士早巳脱离了香港这个牢笼，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时刻注意着营救香港文化界和民主人士的进展情况。当他了解到大部分人士已脱离虎口进入东江游击区时，即电告南委副书记张文彬，指出：（一）自香港撤退的人士，大多数是统一战线的文化人，过去在渝、港均已很红了，若久住，不仅国民党特务，就是广东当局也要注意。无论如何不能停留。（二）已去电方方同志，告其处理方法：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林，一些来渝。3月17日，周恩来又电示方方和张文彬：“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为营救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共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经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使用。
向抗战大后方的进一步转移
1942年1月底，张文彬由惠阳来到白石龙，和游击队领导人进一步研究了脱险归来人士的行止问题。研究决定：从2月中旬开始，分三批从游击区出发向大后方转移。为了下一步的工作，张文彬将东江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在原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的第三、第五大队和独立大队的基础上，统一组成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为总队长，尹林平为政治委员，王作尧为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并兼第五大队大队长，曾生为副总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杨康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主任，李东明为副主任。总队下辖第三大队、第五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和港九大队。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整编后，进一步明确了下属各大队的活动地区和战斗任务，以及营救香港脱险人士转移、护送的分工，使营救工作更加严密、妥善和安全。
最早离开宝安游击区的是茅盾和他的夫人孔德浊、胡仲持、叶以群和廖沫沙。他们在宝安游击区住了数日后，便在游击队武装护送下向惠州转移。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他们白天休息，晚上行路，避开大路，翻山越岭，历尽艰险，终于到达惠宝边惠阳大队驻地田心村。当他们准备由这里继续前进时，日军于2月3日、6日再次占领传罗、惠州。前进的道路被堵塞了。茅盾等人只好留在这里隐蔽起来。这时，由陆路东线转移的张友渔、沈志远、戈宝权、韩幽桐、胡风、宋之德等也到达这里。他们在这里滞留了约一个星期。日军在传罗、惠州抢掠后退走了。这批人士才在惠阳大队短枪队的护送下，到达惠阳县淡水附近的茶园。
2月14日，（农历除夕），茅盾等20余人，在中共惠州区委书记蓝造的带领下起程，途中经过一座小石桥时，茅盾夫人不慎掉到了河里，幸好桥不高，河里只有水草和烂泥，没有跌伤，只滚了一身泥巴。一场虚惊之后，众人继续赶路，至下半夜一点多种到达惠州。惠州是东江地区通往内地的必经之地。在这里，中共惠阳县委建立了专为接待和护送脱险人士的秘密联络站。茅盾等一行到达惠州后，受到了联络站负责人、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的热情接待。2月17日，这批文化人士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乘船从惠州到了老隆。到老隆后，由连贯负责将他们转送韶关。然后，转移到桂林和重庆。
最后一批离开游击区的是邹韬奋。邹韬奋本来也想和茅盾等人第一批离开的，但考虑到国民党顽固派对他十分仇视，就让他暂时留下来，等待选择好进入大后方的安全地点后再走。直到4月下旬，邹韬奋才离开游击区到达老隆。这时，国民党当局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侦察邹韬奋的行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在老隆负责的连贯接到周恩来的急电，指出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连贵等人研究后，决定将他送往梅县畲坑乡江头村陈启昌家里隐蔽。邹韬奋因此在江头村隐蔽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放松对邹韬奋的追寻。国民党当局特派一个特务头子到广东坐镇指挥，对兴宁、梅县一带加强了侦察，扬言务必将邹捕获。在韶关的乔冠华闻知此讯后及时通知了胡一声，并说明党决定邹必须赶快离开梅县，经上海转移到苏北新四军去，并要求胡保证邹的安全。
胡一声接受任务后，把党的决定告诉了邹韬奋并征求邹的意见。邹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安排。”他们研究了转移路线。考虑到邹体弱有病，不宜于走山路的情况，决定经韶关乘火车到渌口，改乘船往长沙、汉口，东下上海转苏北。9月25日，邹韬奋和陪同人员郑展、冯舒之三人，由江头村起程到达兴宁。第二天，胡一声同邹等三人化装成运货的商人，办好了各种通行证件，分别乘坐两辆装货的卡车，通过了国民党设置的关卡，经老隆到连平，顺利地到达韶关，住在了市郊的“香港汽车村料行”，购买好去株州的头等车厢的火车票。第二天，邹韬奋在郑展和冯舒之的陪同下，平安地到达株州的渌口镇。在渌口稍停后，乘坐轮船到达长沙，在此改乘去武汉的轮船北行。由于轮船搁浅，他们到达汉口，然后乘船抵达上海。到达上海后，邹韬奋住在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正泰商行”。商行的经理是原《生活书店》的工作人员。邹在这里住到11月，然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在南通附近渡过长江，进入苏北解放区。
转移工作历时九个月
就在大批脱险民主人士先后由陆路、水路向大后方转移的同时，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相继被捕。粤北省委及时地将电台转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幸存的地下党员将郭潜叛变、粤北省委遭破坏的情况电报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得知后急电南委：速告在韶关的廖承志即到重庆。如果走不了，应当同他母亲何香凝住在一起。周恩来还指示连贯立即撤到东江游击区去。可是，南委尚未与廖承志联系上，廖即于5月30日被捕。连贯接到指示后，将接送脱险人士的任务交待给郑展，然后离开老隆。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后，于6月8日致电南委书记方方：南委同江西、粤北党组织断绝一切往来，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南委同廖承志和从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为避免扩大波及圈，周恩来指示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可是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并没有被南委书记方方接到。在此期间，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于6月6日在南委机关所在地大埔高陂镇被捕。不久，蒋介石电令余汉谋逮捕乔冠华。所幸的是，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被同情中共的机要员压了下来，并报告了余汉谋的参谋长赵一肩。赵一肩是乔冠华的同学兼好友。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乔冠华。乔冠华听后大惊，立即化装离开韶关到桂林，后转重庆。
南方党组织出现了问题，先后有几位组织领导脱险人士转移的重要指挥人被捕或撤离，这对尚未离开粤北地区的少数文化人士的转移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在周恩来的及时处置下，损失已经降到最低。转移工作也在慢慢恢复，进而重启。经过一段时间的收尾，从香港沦陷后展开的大规模的秘密营救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终于在9个月后圆满结束。被营救者连其家属回到大后方的共计800余人。其中著名人士300余人，除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外，还有于毅夫、刘清扬等民主人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港特派员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电影明星胡蝶等。同时还营救了英、美、印（度）等国籍的友人近百人。
组织领导营救工作的游击队领导人之一曾生，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在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这场秘密大营救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观，体现了党和部队与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对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部队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茅盾于1948年写了一本《脱险杂记》，将这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评价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场事后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历时时间长，工程浩大，其间出现众多复杂的情况，但是在我党组织有条不紊的指挥下，成功地营救出大批的爱国民主人士，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留住了希望。这一营救行动的历史意义重大而深远，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