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临时中央工作时，宣传和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策，对若干“左”的政策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后，毅然摒弃“左”倾错误，在遵义会议上批评“左”倾军事路线，为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得益于毛泽东的开导和帮助，更是张闻天自觉转变的结果，但他没有认识到王明“左”倾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瓦窑堡会议上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通过艰辛的努力，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但长期没有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路线错误；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路线错误。这个过程，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临时中央工作时，宣传和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策，对若干“左”的政策进行了反思和批评
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后，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临时中央工作时，他宣传和执行了“左”倾政策，主要表现如下：要求加紧反对中间派别的斗争、执行“反右倾”的错误方针、参与领导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张闻天执行了“左”的政策，犯了“左”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二点：一是受苏联教条的影响。张闻天留学苏联五年，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但同时也接受了不少消极的影响，成为未来行程中沉重的包袱。对共产国际表现出迷信和盲从倾向，成为回国后在一段时间内犯教条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同时，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像张闻天这样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弱点，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沼。二是不了解中国实际。张闻天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了解不多，也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决定了他在回国后一段时间内会犯教条主义错误。“主观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张闻天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缺乏了解，难免碰壁。
通过亲身实践，张闻天开始独立思考，逐渐对许多“左”的政策和做法产生怀疑和不满，并提出批评。张闻天反对“左”倾错误是从批评文艺战线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开始的。继而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在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的态度上，张闻天与博古产生了分歧。特别是广昌战役后，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公开进行斗争了，这实际上是在军事方针问题上的分歧。此事直接导致张闻天后来同“左”倾路线彻底决裂。一些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对以下两个问题有所忽略。一是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1933年4月19日，张闻天写成了《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考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一年半来的实际执行情况，批评了“在目前用‘把资本吃完了再说’的政策”等“左”的做法，明确提出：“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不久，他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中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这些论述对纠正苏区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起了积极作用。二是关于反对“极左主义”问题。张闻天于1934年6月24日写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中央苏区面临着严峻的态势。张I茸天提出“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一时的狂放的革命性”。他指出：“极左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最好帮手。……必须同极左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他还分析了“极左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危害，认为这种极左主义，是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虽然张闻天还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央犯的是路线错误，但这篇文章比他在此前就单个问题上批评“左”倾政策前进了一大步。
摒弃“左”倾错误，批评“左”倾军事路线，为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张闻天没有认识到“左”倾政治路线是错误的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逐渐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指挥的新三人团。张闻天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张闻天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在这个紧要历史关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张闻天等极力支持毛泽东的的正确主张。这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曲。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上，博古首先作了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张闻天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个报告被称为“反报告”。张闻天的提纲和按照提纲所作的“反报告”及毛泽东、王稼祥等的发言等，其基本观点包含在《遵义会议决议》之中。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述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陈云的手稿是具有权威性的。他的叙述说明，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是“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张闻天的“反报告”是他同毛泽东和王稼祥商议后拟就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并作“反报告”，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这标志着他同“左”倾错误路线分道扬镳，也为遵义会议否定“左”倾军事路线奠定了基础。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并被2月8日的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决议开篇就认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了第一次系统的概括，标志着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谈到张闻天等对遵义会议的贡献时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毛泽东对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重要作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时至今日，对张闻天的这一重大贡献理当如实肯定。
《遵义会议决议》对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作了肯定。这是因为当时需要集中力量解决最为关键也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而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错误的政治路线问题。张闻天回忆道：“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左”倾领导者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李维汉回忆说，当时“党内思想还不一致，……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其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从全党来说，还没有深刻认识到王明等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受到了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丝毫不影响张闻天对遵义会议所作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对张闻天、王稼祥等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支持。张闻天深有感触地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益处。”这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开导和帮助，张闻天等人的转变不会那么快，也不会那么有成效。
张闻天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到正确路线上来，不是偶然的，是他本人自觉转变、主动转变的结果，有其自身的思想基础。早在1931年6月，张闻天就写成了《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这篇文章在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阐释了帝国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就要“尽量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并在乡村“维持着封建式剥削”，从而造成了“生产力的不发展”。1933年4月，张闻天通过对苏区经济状况和特点的调查研究，就提出了发展苏区经济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张。张闻天从“左”倾路线下逐步自觉转变是与他对中国社会经济作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同时，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亲身体念到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1934年7月，张闻天通过对闽赣省的巡视调查，对“左”倾路线在军事策略方面的表现和危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7月26日，他在闽赣战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了从群众武装斗争中建立政权的思想，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堡垒主义”，认为游击武装要担负起军事与政治双重任务。这些论述表明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断接近。1934年9月，张闻天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社论中分析我们的斗争方式时指出：“在各个战线上，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社论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胜利，在有些区域内则可以遭受部分的挫折。”社论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标志着张闻天已经摆脱了“左”倾错误的羁绊，与毛泽东军事思想高度一致，成为他和毛泽东在长征时密切合作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批评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通过艰辛的努力，在瓦窑堡会议上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但长期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路线错误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张闻天对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于12月25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张闻天是会一议的主持人，也是《决议》的起草者。这是党中央把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定为全党策略路线的一个正式决议。决议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要“深刻的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决议指出关门主义的来源主要在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中去，号召要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决议分析了关门主义的危害，它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决议在着重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及时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时的右倾错误的教训。
这个决议和毛泽东在这次会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不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理论基础，而且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瓦窑堡会议之所以能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除了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帮助等原因外，与张闻天作出的艰辛努力和贡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张闻天的这一重大贡献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可淡化，更不可忽视。否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在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之际，他就提出了战略转变问题：“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11月7日，张闻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中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此时，共产国际派回国传达“七大”决议精神的张浩（林育英）尚未到达瓦窑堡，张闻天就将统一战线策略问题提到全党工作中心的位置。11月13曰，张闻天到达瓦窑堡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发言中明确提出，要使陕北成为领导反日的中心，强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发动群众，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这就提出了要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历史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张闻天善于把握历史机遇，为后来举行瓦窑堡会议，实行策略路线的转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遵义会议前，党内的一言堂作风严重，军委的一切工作为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一言堂和个人专断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张闻天反复强调“要大大的发展党内民主”。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发扬党内民主的路径：“党的集体领导的保证，问题的共同讨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发展，意见的适当提出，一定的会议生活等，都是保证党内民主的具体办法。”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改原来的家长制，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尤其重视发挥毛泽东的作用。1935年11月中旬，在听取了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后，张闻天一面写信给毛泽东商议党的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召集中央会议，专门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问题。1935年12月1日，张闻天在《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一文中较为系统地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文章所阐述的策略思想是经过同毛泽东商议并得到他的赞同的。这些共识成为不久后举行的瓦窑堡会议的思想基础。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张闻天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地对待共产国际决议的危害性。共产国际七大以后，1936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对贯彻共产国际决议的指导思想、统一战线策略和红军战略方针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共产国际“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张闻天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共产国际决议“民族化”的思想。这是对过去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切实纠正，充分体现了张闻天善于独立思考的这一突出特点。他强调的“民族化”，实际上就要把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对于全党正确地对待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瓦窑堡会议决议》就凸显了贯彻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决议的“民族化”。
在1940年12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问题，他指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张闻天在会上表示：“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张闻天并不认为苏维埃后期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作了妥协。据胡乔木回忆：“在讨论毛主席的意见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时，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
在1941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张闻天一直是这种看法。他在党的七大上说：“关于过去‘左’倾错误路线的估计问题，我在一九四一年中央九月会议以前，始终只承认是许多策略上的错误，而不承认是整个路线的错误。”长期以来张闻天认识不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错误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二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思想认识上的教条主义。正如张闻天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自己虽是对这个问题说得、写得都很多，但了解并不清楚。原因是行动方面夸夸其谈，粗枝大叶漫画式、一般的了解问题，而不是很具体清楚了解后再提出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主观的。真正自己动手做得不够，因而不能深刻了解和处理问题，在实际工作上纠正理论与实际脱离的错误也不可能。”张闻天认为主要是教条主义禁锢了头脑，使得自己犯了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错误。二是政治上的“顺利环境”。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是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他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上又说：“我过去处境顺利，自视太高，钉子碰得太少”。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错误，但在遵义会议后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这种政治上的“顺利环境”，使得张闻天长期没有意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这是张闻天的肺腑之言。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路线错误，严格解剖自己
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地清算这种错误，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张闻天积极投身于整风运动之中，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这次会议，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这里所说的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是指从1931年9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但是涉及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中央领导层的认识还不一致。关于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路线发生时间和发展情况，全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经过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一直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路线作出正式结论。会议开始由毛泽东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张闻天在会上第一个就过去的错误作检讨。张闻天发言中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路线发生时间的看法同这次会议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对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这些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这表明张闻天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路线错误的性质、表现、危害和产生的原因等有了系统而又深刻的认识。
在整风运动中，张闻天不断深化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从1943年9月初到1944年春，他参加中央进一步讨论路线问题的整风，其中11月中下旬进一步讨论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四年间的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比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认识和评价更加深入。在参加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过程中，张闻天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从1944年5月中旬开始，张闻天参加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这项工作为期近一年。张闻天起草的稿子是在任弼时和胡乔木先后起草稿子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后来毛泽东修改的稿子就是在张闻天起草的稿子的基础上进行的。1945年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重点分析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张闻天修改的稿子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历史作了许多的修改和增补，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凝聚了张闻天的汗水和心血，也表明了张闻天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41年初，在毛泽东批评“苏维埃后期”错误的背景下，张闻天反思自己的政治经历，于1月14日撰写了一份《洛甫自传》。他在“自传”中写道：“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止，中央在各方面工作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均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自传”没有任何居功诿过，只是严格的自我解剖。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写了“反省笔记”（后来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笔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对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检讨，剖析了自己犯教条主义的原因之一，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价值认识不够”，而几乎不提自己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此后，在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上，张闻天均作了检讨发言。他作了自我批评，并再次承担责任，向被错误打击的同志致歉，表示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真正改正错误。他指出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从思想作风上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一种“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张闻天严于律己，实事求是，凸显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勇于修正错误和承担责任的高贵品质。
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北几十个村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经过这次农村调查，他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说，过去从未怀疑过自己是一个唯物论者，然而一年来的经过，使他对于自己过去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发生怀疑了。因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正是主观唯心论者的特点。“所以我的自我改造，还得从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开始。”他还谈到这次调查的最大收获：“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其次，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实际。”这表明张闻天已经从唯物主义的高度剖析自己犯“左”倾错误的原因了，并明确了努力的方向。这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
为了更好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把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于是1941年毛泽东主持收集、编辑了《六大以来》。研读了《六大以来》，大家对苏维埃运动届期存在一条“左”倾错误路线有了认识，此前不承认自己错误的同志，面对着史实，也放弃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说：“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毛泽东所说的“党书”就是指的《六大以来》。这本书是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张闻天集中研究了党的许多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从党的历史中认识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路线的错误。
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开始前后，张闻天听了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报告，深受教育。他说：“经过毛主席的教育与帮助，使我得益极大。”他在延安整风笔记中，谈到了整风对自己的触动：“在‘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引者注）开始后，直到现在，给我思想上的转变帮助最大”，“我从党史上发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中国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我从莫斯科带来及在四中全会后中央当权时所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是中国党的孟一什维主义的路线。”通过参加整风，张闻天进一步认识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中央领导和他本人所犯的错误，对毛泽东作了高度评价。
张闻天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先后从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高度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及危害，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张闻天从思想认识上清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远远超过单纯清算王明“左”倾错误本身，具有深远的意义。他不断检讨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体现了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情怀。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