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清与“红宝书”

作者:黄宏谦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4-08 阅读量:0

提起三十八军,许多人会想到“万岁军”,想到梁兴初。其实,李天佑是三十八军首任军长,他勇猛过人、睿智儒雅,许多历史烟云中都有他威猛的身影:百色起义、平型关战役、四战四平……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称赞他:“一生忠贞,矢志不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在李天佑百年诞辰纪念日,其子李亚宁向笔者讲述了将军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

红七军时四次身负重伤,邓小平探望

1928年初,广西国民党军李明瑞第七师独立团在桂林扩军,年仅14岁的李天佑跟着同乡一块报了名。新兵训练结束后,他被分到刚成立的广西南宁教导总队。

1929年底,教导总队参加了由张云逸、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部队被编为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李明瑞为总指挥,邓小平为军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1930年2月,红七军主力东进南宁途中,与广西国民党军4个团在隆安境内遭遇,后又在恩隆亭泗与追赶而来的敌军再战,因寡不敌众退人东兰。在掩护主力撤退中,李天右脚板被子弹击穿。4月底,伤还未愈的李天佑被任命为军部特务连连长,随即参加了攻打格江县城的战斗。由于敌军火力猛烈,红军连续攻击均未奏效。紧要关头,总指挥李明瑞亲临阵地指挥,并把突破城防的任务交给李天佑。李天佑随即挑选12名精悍战士组成突击队,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肩扛竹梯,跃出战壕,冲过敌军火力网。李天佑率先攀梯跃上城头,不幸腿部中弹,血流如注。他强忍伤痛,奋力甩出几颗手榴弹,炸毁了敌军机枪,随即和跃上城头的突击队战士一起,同敌人展开肉搏,终于打开了突破口。红七军主力顺利攻入城内,大获全胜。6月初,红七军袭击百色。驻守百色之敌在城北险峻的长蛇岭山峰制高点上,修筑了一个三层大碉堡,以1营兵力,居高临下控制着进入百色城内的通道,攻城部队几次攻击未果。李明瑞一边布置炮火摧毁敌碉堡,一边对李天佑说:“你带特务连埋伏在敌人碉堡的死角,待炮声一停,就迅速冲上去!”3声炮响过后,碉堡被炸掉半边。李天佑随即率领特务连猛冲过去,不料却被暗藏的敌兵再次击中脚板。他忍痛指挥全连占领了碉堡,扫除障碍,战后再次被送进野战医院。

1932年2月中旬,红七军参战攻打赣州。在进攻东门的战斗中,由于敌军火力封锁严密,红七军两次突击受挫。李天佑奉命带领70多人的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和纷纷滚落的砂石,急速向城墙崩坍的缺口冲去。刚一冲上城墙,即遭敌军疯狂反扑,大部分敢死队员壮烈牺牲,李天佑右手和背部连中3弹,跌落城楼下。特务连通信员在尸堆里找到他后,随即将其送往后方医院。2月13日,邓小平到野战医院看望伤员,到李天佑床前时,他拍着李天佑的肩膀说:“不简单哪!你打仗勇敢,希望好好养伤,努力提高自己。我相信,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红军指挥员。”

两次入闽作战由主力团长升任师长

1933年6月上旬,红七军所属两个团缩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李天佑任团长。7月上旬,红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入闽与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作战。

第一仗,是围攻宁化县的泉上。泉上东面的归化城驻有国民党军1个营。李天佑奉师长寻淮洲之命,率领第十三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归化城,将守城敌军全歼,为主攻部队攻克泉上扫清了障碍。7月30日,李天佑奉命率团在朋口东面截击连城出援之敌。连城驻军是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全师德国式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7月31日,李天佑指挥部队刚过朋口河就发现了敌人援军,他命令前卫连迅即抢占对岸的贵仞山山头,并令第一营营长带部队抄路迂回到山后打击敌军。当前卫连接近山顶时,遭预伏之敌军火力压制。李天佑当机立断,急令身边的司号员吹起冲锋号,指挥部队发起冲锋。红军战士们奋勇向山顶冲击。顿时,山上山下,浓烟滚滚,杀声震天。在第四师十团配合夹击下,敌军第四六六团大部被歼。与此同时,兄弟部队解放了朋口,残余敌军一部向连城方向逃去。李天佑闻讯率团追歼逃窜之敌。经一昼夜90公里的追击战斗,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敌军约1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品。

李天佑率第十三团在人闽作战中,始终担任主攻方向的突击任务和担负独立作战行动。9月3日,上级命令第四师和第五师十三团沿闽江北岸直奔水口方向,截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补充师。李天佑率团为前锋,第四师十团在后跟进,彭德怀随军指挥。第十三团刚到夏道镇北岸,尖兵连在河滩上俘敌军前卫排,得知夏道码头刚到敌军补充师1个团。彭德怀立即令李天佑率团对敌发起攻击,第十团渡江配合,夹击敌军,当即歼其1个营并缴获军用物资一批。

9月17日,敌军补充师约5个团夹闽江而上,增援南平守军;驻沙县第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三六六团已进至青州、马铺附近,企图以部分兵力占领西芹,掩护主力增援南平。东方军首长决定先歼灭第三六六团。该团是第十九路军中武器装备最精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李天佑奉命率团截击来犯之敌。他和政治委员毛责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指挥部队迎着敌军前进。天未亮,在芹山与敌遭遇。在双方从南北两坡抢占芹山主峰时,李天佑提出“两强相遇勇者胜”的口号鼓舞部队斗志。在他指挥下,全团指战员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终于比敌军早几分钟攀上主峰,抢占了有利地形。接着,居高临下,反复冲杀,同敌军展开肉搏战。经激烈战斗,敌军大部举手投降,少数溃逃。李天佑指挥部队乘胜追杀数十里,终将号称“铁军“的第三六六团全部消灭,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品,创造了红军1个团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主力团的辉煌战绩。战斗结束后,彭德怀高兴地拍着李天佑肩膀说:“小鬼,别看你年纪轻轻的,指挥打仗可真有本事!”第十三团受到东方军嘉奖,并授予“英雄模范团”光荣称号。

1934年1月,李天佑升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在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领导指挥下,李天佑于1月中旬率第五师参加第二次人闽作战。在进攻沙县城战斗中,由于该城城高墙厚,加之敌军强大火力压制,开始攻击一度受挫。后经调整部署,改强攻为坑道爆破,红三军团攻占沙县城。这一仗第五师协同第四、第六师,全歼敌军两个团,并乘胜推进,攻占尤溪县城,缴获敌军1个兵工厂和大批武器弹药。

当红三军团于福建作战之际,国民党军大部兵力逐次逼近中央苏区北大门。4月5曰,中革军委急令红三军团回师江西保卫广昌。11日,敌军周浑元部第六师十七旅在其友邻掩护下,向红三军团驻守的白叶堡猛攻,李天佑率第五师指战员奋起抵抗,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敌军先头部队第三十三团大部被歼,团长以下官兵120多人被俘。

8月初,李天佑和政治委员陈阿金奉命率部参加高虎垴阵地防御战。战前,李天佑和陈阿金则分别深入前沿,具体检查指导战前准备工作的落实。8月6日拂晓,敌军左纵队第四、第八十九师开始向高虎垴阵地发起攻击。先以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接着又用数十门大炮猛烈射击.而后以密集队形,连续向第五师阵地猛攻。坚守阵地的第五师十三团冒着炮火,沉着应战,连续打退敌军数次冲锋。第十四团密切协同第十三团,由右翼向北突击敌军,保障高虎垴阵地翼侧安全。在第五、第四师的坚决抗击下,敌第八十九师进攻失败,伤亡惨重。后在第八十八师掩护下,撤出战斗。

在激烈的战斗中,李天佑左手负伤仍指挥部队作战,坚守阵地,直至接到军团撤退命令,才和部队一起离开战场,退守万年亭。8月14日拂晓,敌第三路军以第六十七师为主攻,第八十八、第七十九师为助攻,向红军第五师万年亭阵地发起进攻。敌人先以飞机、大炮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掩护其步兵实施冲锋。坚守阵地的第五师十三团三营指战员先后打退敌军两次进攻,击溃其3个团。敌人受挫后,以6倍于红军的兵力,改向侧翼第二营阵地攻击。第二营指战员沉着应战,接连打退敌军4次冲击。敌军进攻失利后,一面以更猛的炮火压制第二营阵地,一面集中兵力向第三营主阵地左侧猛攻。李天佑立即命令第二梯队第十五团和第十四团各以一部兵力由万年亭阵地西北向敌军侧后进行反击,再次打退敌军进攻,稳住了阵地。16时,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撤至半桥地带据守。此次万年亭战斗,红军虽然再次予敌军以重创,但部队也遭受很大伤亡,第五师有的营只剩下十几个人,师政治委员陈阿金在战斗中牺牲。

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四次临危受命

护送党中央过湘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在连续被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遂调集25个师编为五路军,沿湘江两岸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11月26日,李天佑第一次临危受命,军团命令他和政委钟赤兵率第五师第十四、第十五团,立即赶赴灌阳的新坪阻击广西国民党军,保证红军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红星”纵队渡湘江。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三天至四天”。

11月28日,广西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第五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面对数量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李天佑沉着地指挥部队凭借有利地形奋勇抗击,逐个山头与敌军展开激烈争夺,一天打退敌军几十次冲锋。广西国民党军正面进攻受阻,遂以一部兵力从侧翼迂回,第五师2个团腹背受击,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29日,敌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七军独立团,在飞机、炮火支援下加入战斗,战斗更加残酷激烈。战至30日,第五师两个团伤亡已达2000多人,师参谋长胡浚、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壮烈牺牲。李天佑和钟赤兵在离前沿不到1000米的指挥所里,果敢地指挥部队坚守阵地,顽强阻击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当日午后4时,中央机关及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第五师才奉命撤出战斗。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赞同毛泽东提出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意见。李天佑、钟赤兵率第五师又一次临危受命,继续担任红三军团前卫,率先挺进贵州,占领瓮安,强渡乌江,控制渡口,架设浮桥,掩护军团主力过江。同时,分兵一部,钳制遵义方向出援之敌。

东渡黄河打头阵。1935年11月下旬,刚刚参加完直罗镇战役的李天佑调任第二师副师长。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1936年2月20日,东渡黄河战斗开始。红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五团为先头,乘夜暗开始渡河。李天佑主动要求到先头部队,加强指挥。战斗打响后,他直接指挥第五团以勇猛果敢的行动,在延长附近的预定渡河点实施强渡,一夜间突破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队的天险河防,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并积极扩大渡河场。为防堵红军东进,国民党晋绥军独立第二旅抢先占据吕梁山,并东出要冲,其先头第四团加强1个炮兵连于25日黄昏进入关上村。26日上午,红一军团以一部兵力监视、包围关上村之第四团,并截断其与旅部和第三团的联系。下午,第二师和第一、第四师合击关上村守军,将该团全歼。敌军独立第二旅旅部和第三团向汾阳撤退,第一、第四师跟踪追击,于27日在距关上村约25公里之郭家庄附近将其大部歼灭。3月10日,李天佑在红一方面军和第二师首长指挥下,继续与先头团第五团指战员一起,在兑九峪、阳泉曲地区,配合兄弟部队与从北南东三面向逼近红一方面军的国民党晋绥军第二纵队作战,重创该纵队两个团。

平型关大捷任主攻。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军团第四师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李天佑任团长,杨勇任副团长(后改政委)。1937年9月23日,第一一五师召开连以上干部战斗动员会,命令李天佑和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分别率部担任主攻任务,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

接受任务后,李天佑率团连夜赶往距平型关15公里的冉庄待命,抓紧做战前准备工作。9月25日上午7时许,满载着日军、轴重部队和军用物资的300余辆汽车、马车,向平型关开进。由于道路泥泞,臼军几十辆汽车在辛庄至老爷庙之间停了下来。西进的日军继续向前拥,人、马、车、炮挤成一团,李天佑一看正是好机会,立即报告师部。师首长当即发出攻击命令。李天佑遂令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一营开始攻击。霎时,枪炮声大作。日军汽车中弹着火,敌人拥挤在公路上乱作一团。李天佑指挥部队迅速冲下公路,把日军切成几段,一口一口把它“吃掉”。

当李天佑和杨勇发现日军向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爬时,便命令第三营:“要不惜牺牲冲过公路,抢占老爷庙,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山沟里。”第三营营长邓克明、教导员刘西元率领全营冲上公路,同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拼杀半小时,日军士兵支持不住,纷纷躲到汽车底下。第三营终于冲过公路,直奔老爷庙。在第二营的支援下,第三营终于占领老爷庙及其以北制高点。

第一一五师部队两面居高临下,打得山沟里的日军无处躲藏。此时,李天佑发现日军首尾已乱,便命令部队加强火力,日军大部被歼,5公里长的山沟里,到处躺着血肉模糊的日军尸体,战马、汽车、火炮等狼藉满地。

平津战役攻占天津。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一结束,中央军委便命令李天佑所部以最快速度入关参加对天津的攻坚作战。接到命令后,李天佑、梁必业率领部队以急行军奔向天津西面的杨柳青。这次战役李天佑和梁必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和炮、工、装部队担任第一主攻。1949年1月3日至12日,按照统一部署,李天佑指挥部队逐一拔除了作战正面的外围据点。14日上午10时,在守军拒绝投降时,攻城部队对天津市区发起总攻,500多门火炮齐鸣,成千成万发炮弹倾泻在守军阵地上,整个阵地变成一片火海和废墟,预定的突破口处,烟尘滚滚,城墙和碉堡纷纷倒塌。

炮火准备尚未结束,第一纵队左翼主攻师2个尖刀连求胜心切,提前向和平门突破口发起冲击,并很快登上城墙。为避免误伤,李天佑果断地命令炮兵停止轰击突破口,改向纵深延伸射击!左翼师尖刀连的行动,牵动了城西其他主攻部队的行动。他们看到城墙上插的红旗,立刻冲过护城河,涌向突破口,并向突破口两侧发展迸攻,摧毁守军一个个地堡,潮水般涌进城区,向纵深发展。

在战斗发展迅速,指挥员难以掌握部队全面情况下,李天佑等纵队领导立即分头深入部队,实施具体指导。李天佑命令第一纵队各部队按预定作战计划独立作战。各部队在火力掩护下,粉碎国民党军多次反冲击,于15日5时,与东西对进的各兄弟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当日拂晓,第一纵队第一团前卫营打到天津警备司令部,经激烈拼杀,抓到大批俘虏,活捉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至当日下午3时,历时29个小时,天津守军13万余人全部被歼,其中第一纵队生俘2.47万余人,毙伤1791人。

文革乱世维稳总参谋部

1966年夏,“文革”爆发。动荡中,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坚持完成自己分管的国土防卫、战备工作和军事援外任务,努力保持总参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和部队稳定。

此时,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停职和隔离审查,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总参党委和日常工作主要由李天佑主持。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李天佑:总参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准成立群众组织;要保持稳定,不能乱。李天佑在总参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贯彻周恩来和老帅们的指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原则,努力保持总参机关稳定和安全。他提出,凡要批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过党委批准;凡没有分清矛盾性质的先按内部矛盾处理,查清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10月5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总参所属院校的“造反派”涌入北京,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冲击总参机关。李天佑看到一些领导干部无端地受冲击、被打倒,感到很痛心。他仗义执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保护干部。他听说总参二部有位副部长被扣留,还要揪到南京某学院批斗,便立即赶到火车站劝说放人。在反复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他要求必须保证人身安全;快去快回;只能解答问题,不准批斗。在“造反派”同意后,他仍不放心,特意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去电话,请他们协助做好“造反派”的工作。

当社会上武斗频发时,李天佑认为应加强部队武器装备管理,严防流失、被盗。他主持有关部门迅速提出加强枪支弹药管理的意见并以总参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加强对枪支弹药的管理。1967年初,军内外的一些“造反派”团体用抢来的通信装备私设电台,进行非法联络,指挥武斗,有的还私设广播电台,用明码发报、明语联络,广播国内情况,造成严重泄密事件。时任中央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李天佑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与副主任、通信兵部主任江文研究处理办法。他们考虑,如果将情况和意见按照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可能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阻挠。于是,便利用总参有向中共中央主席直接呈批电报的条件,采取发报的办法,直接报告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就批准照办,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形式发布全国。军内外“造反派”组织非法私设的电台被全部没收,其头头也被依法处理。

“文革”中,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李天佑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干部。他把保护总参二级部的部、局领导干部作为工作重点,力求使他们安全在位,发挥职能,以保持总参机关稳定,确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任务的完成。1967年3月,在总参召开的专案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参加专案组的总参政治部正、副主任要坚持原则,把对一些干部没能搞清楚的问题,通过过细的调查研究,把问题搞清楚,以便更好地保护干部和使用干部。李天佑特别强调:“这些干部都是经过几十年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审查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哪些问题是干部本人讲过的,或早已有过结论的;哪些是新发现的,确实不确实,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不然对于部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还会伤害干部。”与此同时,李天佑反对大搞株连的做法,对被审查干部的子女、亲属想方设法给予关照和保护,指示有关部门,妥善安排他们的吃、住问题,凡能安排到总参直属“五七”干部学校的,都要力所能及地给予安置和保护。

面对众多领导干部被揪斗或靠边,许多工作陷入瘫痪,而在中国周边,侵略越南的美军飞机不断侵犯中国的领空领海,苏联陈兵中国北部边境,台湾国民党军要进犯大陆的情况,周恩来一再指示总参作战部:要提高警惕,专心致志掌握好境内外情况,加强戒备,一定不能出问题。作为兼任作战部党委书记的李天佑,深知担子的分量。他牢记周恩来的指示,不断听取各方面信息,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活动,警惕地分析敌对势力的企图,同时对全军的战略部署和兵力布局进行反复思考。他感到京津地区兵力薄弱,一旦境外敌人利用“文革”混乱,用空降部队对京津地区实施突然袭击,将危及首都和中央的安全。他随即组织作战部写报告,建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外地调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卫。这个报告很快得到怠参党委同意,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李天佑经过深思熟虑,又对全军兵力部署、战略预备队配置和两个大单位接合部兵力设置等问题写出报告。对李天佑这些事关战略全局的建议,总参党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都十分赞成,认为有利于改善国家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格局,予以采纳。在他主持交通战备小组工作时,曾多次参与研究开辟和修复与周边国家相邻的铁路和公路问题,改善了中国边境地区的交通状况,为加强战备创造了条件。

“文革”使正常秩序遭到破坏,李天佑经常连续几天工作得不到休息。繁重的工作任务,复杂多变的情况,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的肾病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医生多次安排他住院治疗,他总以工作离不开而推辞,即使勉强住进医院,仍是经常在病房找人谈话,商谈工作,处理公务,或是白天出去开会,晚上回到医院,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以上。肾病引发了他的腰痛和浮肿,在无法坐着开会、办公时,他就躺在办公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

1969年1月,李天佑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4月,李天佑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4月28日,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名单,李天佑任中央军委委员。

“文革”中,尽管李天佑竭尽全力地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他的一些良好愿望往往不能实现;迫于形势和压力,也曾违心地说过一些错话。为此,他时常忧心忡忡,曾写诗表达当时悲愤郁闷的心境:“革命征战四十年,从未自己解疆鞍;霹雳乌云遮华夏,难以理解难扭转;桩桩信息报惊险,愈感艰难志愈坚;虽思病情日渐重,决以‘文诗’慰自勉。”其中“文诗”指民族英雄文天祥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接到离职休息的命令。在移交工作过程中,他仍坚持召开会议,传达周恩来关于援外工作的指示,并提出了如何贯彻落实的意见。7月底,他接到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请柬,因身体状况较差,医务人员劝他不要出席。但他听说一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要参加,坚持抱病出席,为这些同志的复出感到欣慰。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9月上旬,已陷于病危中的他多次对医务人员说:“我不行了,不要再用贵重的药,浪费国家资财!”9月27日,李天佑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