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中共满州省委因沈阳沦陷且机关遭到破坏而转移到哈尔滨，当时以哈尔滨商船学校数学教授身份作掩护的冯仲云，不但从260块银元的月俸中拿出180元充作党费，而且将自己的家作为危难中党组织的联络站。当后来抗联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时，这个曾经的江南学子在冬季严寒的北国小兴安岭密林中坚持领导北满的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国家水力电力部副部长。1968年3月，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在41载的革命征途中，他用忠贞和坚毅书写了一个革命者的大写人生。
清华才俊走上革命路
位于沪宁铁路中段的江苏武进县横林镇东部，有一个优美的小村叫余巷，1908年3月23日冯仲云出生于此。1921年夏天，温厚性格中透着一股韧劲的冯仲云进入余巷小学高小班接受新文化教育。那时的他学起国文来困难不大，而由于一开始便学五年级的算术课程，他显得有点跟不上。第一次算术考试，他得了个零分。当时，班上一个顽皮的学生拿着那张零分的卷子在教室里跑着给其他同学看。这使冯仲云感到十分羞辱。此后的他在不声不响中用半年时间补上了前4年的算术课，第二学期他已是算术课上的优等生。后来，他转学到条件较好的常州冠英小学，再后来又一试而中考入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开设的杭州蕙兰中学（今杭州第二中学）。而这时，他的数学成绩已经十分突出，常被老师叫到前面在黑板上为全班同学做演算。
1925年，国内出现中学改办大学的潮流。本为培养留美预备生而设立的清华学校正式设立了大学部，开始由留美预备学校向完全的综合性大学过渡。1926年夏，由蕙兰中学毕业的冯仲云报考了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算学系。当年10月，他作为清华学校算学系唯一录取生而金榜提名。当时的系主任是有着福建马尾海军军官学校教学资历的郑之蕃教授和我国分析函数大家、后来慧眼发现和培养了华罗庚的熊庆来教授。那时清华算学系的教学目标为：培养“资禀特近，显有研究能力”的数学家。着眼此目标，算学系强调“学与思并重”，注重对学生的演题训练。一年级里，全年习题在1000道以上，而到了高年级，习题则多属大题、难题，甚至有的选自法国国家学位考试题。在这样的学科沃土中深造，冯仲云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而就在此时，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风雷激荡的大革命让许多清华学子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冯仲云后来回忆说：“大革命风暴的到来，使我在一面学习数学的同时，一面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及一些杂志。这使我渐渐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及共产党，而决心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开始在北京捕杀共产党人。一天，冯仲云路过距天安门不远的东郊民巷外国使馆区时，意外看到大批军警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并开始大搜捕。后来他得知，共产党人李大钊就是在这次搜捕中被捕的。
当时的清华园，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而在国民党员中又有左派和右派之分。除此之外，学生中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随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校内各派政治力量变得界限分明起来。一段时间里，校内的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组织都派人来了解冯仲云的政治立场。当国民党右派分子来争取他时，由于已读过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冯仲云在谈话中斥责了蒋介石的反动行为。与此同时，共产党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朱铭勋（朱理治）也对冯仲云作了最后一次考察。当朱铭勋问冯仲云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时，冯仲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愿意成为共产党员，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是年“五一”，也就是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绞杀的第三天，冯仲云在朱铭勋和崔宗培的介绍下，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冯仲云入党不久，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根据这个总方针，北京党的工作开始向农民运动发展，入党刚两个月的冯仲云担任了西郊区委干事。暑假期间，他换上农民服装，与党员魏明华一起深入到京郊农民和城内洋车夫中间，启发觉悟，发展党员。朱铭勋后来回忆：“自李大钊等被捕就义后，北京地下党组织几次遭到破坏，‘清华’党支部多次与上级失掉联系，斗争形势十分严峻。30多名党员中，跑的跑，退的退，比较坚定的只剩下六七人，即冯仲云、李乐光、我，还有图书馆的两位工友。”
1928年1月，朱铭勋调到西郊区工委工作后，冯仲云成为“清华”党支部的第六任书记。尽管环境异常险恶，全支部的同志还是设法救助了一些遭通辑追捕的同志。1928年3月的一天，朱铭勋开完会后被特务跟踪。他走到一座桥上，假装从裤兜内掏枪而使特务躲闪，随即纵身跳到桥下，后绕道跑到清华校园。“清华”支部的同志帮他躲藏了半个月后，冯仲云为他找了一套西装，然后送他登上去上海的火车。
在从未停顿的斗争中，“清华”支部的学生党员还要继续自己的学业。由于冯仲云所在的数学系与物理系编在一起，所以冯仲云在钻研解析几何、微积分、微分方程、射影几何、综合几何和近代数学的同时，还涉猎了高等物理、理论力学、几何光学、电磁力学等课程。他立志革命成功后用知识报效国家。到1929年清华大学党支部恢复与上级的联系，不但党员人数增加到十六七人，而且还帮助附近农业学校建立了一个支部。当冯仲云接到调他到北京市委当干事的通知时，由于毕业临近，他决定考试过后再去。不料，在他毕业论文写到一半，并且着学位装的毕业照已拍好时，他却不幸被捕入狱。入狱后的第三天，他被推进了审讯室。好在他事先准备好了“供词”，从容不迫地陈述出来后，讯问者信以为真，便将他送到军阀阎锡山的北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押。1930年9月，在阎锡山军队退走，张学良还未进入北京的空当，因看守所无人看管，难友们互相帮助地打开铁铐后全部冲了出去。重新回到学校的冯仲云向党组织提出了到开栾煤矿做地下工作的请求，对此党组织未予答复。不久，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的教务长徐沛请郑之藩为该校推荐一名数学教授，郑之藩便推荐了冯仲云。考虑到那所商船学校实为一所海军预备军官学校，党组织认为把党的力量渗透到海军中去是合适的。于是，当年10月，冯仲云向郑之藩教授借了路费，远赴哈尔滨。
青年教授本是革命家
东北商船学校创办于1927年，虽然冠名中带有“商“字，其实与“商”并不沾边，而是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的分校。学校以“造就海军将校”为宗旨，设置有驾驶、轮机、海测等专业；学生人数只有190人，衣食住行一律官费供给，每人都配发有派克钢笔和英国对数表。初上讲台时，冯仲云身穿的还是在北京临行前由同学们凑钱买的长衫，而台下的学生则一色呢料海军制服，个个风华正茂，气势压人。这里的学生常出数学难题来对付老师，在冯仲云之前，就有两位颇有造诣的数学教授因被学生们一时难住而离开了。由于冯仲云在分析方面有所见长，对台下学生抛出的难题，都能一一化解，因此威信很快在学生中建立起来。
1931年5月，北满特委（兼哈尔滨市委）收到了上级转来的冯仲云的组织关系，并派宣传部长贺昌之寻访到他。从此，他又可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了。此时的哈尔滨，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与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薛雯告别在北京就读的学校也来到了他身边。在松花江畔丁香花沁人的芳香里，两人开始共同生活。
冯仲云当时的住处在江北的一座小沙岛上，房子为木质俄式建筑，房主为俄罗斯人，附近住着船夫和铁路工人，地点虽偏僻，但人不杂乱。与冯仲云结婚后，薛雯每天划着小船送冯仲云过江汊子去学校上课。晚上再划船把他接回来。薛雯也有一份工作，即教船夫家的妇女学文化。不久，她也加入了党组织。从此，夫妇二人并肩为党的事业工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央特派巡视员罗登贤正在哈尔滨巡视党的工作，他立即组织召开北满党的负责干部会议，会议的地点就在冯仲云家里。这次会议提出，东北党与东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共产党人就在哪里组织人民奋起抗争。一个月后，设在沈阳的中共满州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领导成员大部被捕。在此危急时刻，罗登贤受命组建新省委，继续领导东北斗争。期间，冯仲云的工作频繁变动，先是任江北区委宣传部长，接着又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再任省委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省委秘书处长。在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时，他专门接应过从沈阳监狱获释的朝鲜同志，其中有后来成为北满省委书记的金策和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的许亨植，还有许多在东北农村组织农民暴动而被捕的朝鲜同志。这些同志一到哈尔滨，冯仲云立即与他们接头谈话，随即安排他们到穆棱和密山等地开展新的斗争。
一段时间里，因与中央的联系中断，新组建的满州省委得不到来自中央的工作经费，工作开展困难日增。当时，满州省委在《为筹备党的经费致各级党部并全体同志书》中，一开始便指出：“党的经费问题异常严重地摆在满州全党的面前。”“满州党在过去数月的工作中，有不少因经济困难而受到影响。积极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是每个同志的本身政治任务之一。“当时，冯仲云靠在商船学校教书并在市第一中学兼课，每月有260块银元的收入。为了保证工作的开展，在薛雯的支持下，他每月拿出180元作党费。为防止新组建的满州省委因原在沈阳的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而受牵连，冯仲云一家按上级指示从江北迁到南岗，由于大部分月薪被充作党费，手头拮据的他们在新居里甚至无钱买柴烤火，已经怀孕的薛雯被冻得绻缩成一团。
从地下战线走向抗日疆场
1932年10月，冯仲云的工作再次出现变动，组织上安排他以省委驻下江代表的身份到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地区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在汤原，根据省委的指示，他积极整顿组织，发展党员，整顿并重建了遭受挫折的汤原游击队，打开了局面。然而翌年4月，日军占领了汤原和附近县城。鉴于落实省委原定的在汤原“建立苏维埃政权”计划已难以实施，经与县委负责人商量，冯仲云决定回省委请示和研究下一步的工作。4月的松花江还未解冻，不能行船，当时又不通铁路，冯仲云与交通员李升只得步行回哈尔滨。八百里路程，两人历尽艰辛地走了20多天，回到哈尔滨时，两人已是衣衫褴褛，形同乞丐。
回到哈尔滨后，省委指示冯仲云学习了中央关于在东北实行反日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读罢此信，冯仲云感到他在汤原时所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有了答案，使他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当即便想回到汤原，按照指示信的精神，在那里建立起大片的抗日根据地。然而，考虑到南满的抗日游击斗争在杨靖宇的领导下发展很快，必须把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尽快传达到那里，因此省委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而是派他去南满的磐石、海龙等抗日游击区去传达《一二六指示信》。于是，从当年5月1日到6月底近两个月时间里，冯仲云辗转于险象环生之中，终于在海龙的周家街和磐石的生财沟向当地的党组织传达了中央的最新指示信。在周家街作传达时，由于会上只有山东籍的游击队长老刘是汉族人，其他成员皆为朝鲜同志，而朝鲜同志中能说汉语的又听不懂冯仲云的江南口音，无奈中只好先由刘队长将冯仲云说的南方话翻成山东话，然后再由懂汉语的朝鲜同志把刘队长说的山东话再译成朝鲜话，传达现场需要两次语言转化，党中央的最新指示才得以完整地传达。而在磐石的传达结束时，冯仲云因落入伪军的搜捕被吊在了房梁上，庆幸的是，伪军营长后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不但将他从房梁上解下，而且还将他的眼镜、路费、长衫、帽子、路线图等一一奉还，最后还在放行时告诉他去往火车站的近路。
1933年8月，根据新的斗争需要，省委安排冯仲云接任省委秘书长，薛雯则继续做交通工作并负责保管文件。就在这一年，日军已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全境的占领，一度轰轰烈烈的抗日义勇军斗争沉寂下来；而由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则在南满、东满和北满迅速发展起来，当时有“南杨（靖宇），北赵（尚志），吉东周（保中）”之说。其时，省委对外地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主要采取3种方式：一是派人巡视；二是调人来汇报；三是由各地的交通员送来报告后，省委再作出指示让交通员带回去。这样一来，省委秘书长一职便成了省委掌握全盘工作的一个枢纽。在冯仲云担任省委秘书长的那段时日里，由于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迅速发展，因而导致敌人在加紧“讨伐”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城市内的严密布控和搜查，这就使得党在城市的组织时而遭到破坏。随着部分被捕人员的叛变，作为秘书长的冯伸云，其工作更加危险。正是在这种险恶情形下，冯仲云以坚强的党性和严谨周密的工作，不但有效履行着工作的上传下达和对来往人员的接应转移职责，而且还保证着省委机关报《东北民众报》和理论刊物《满洲红旗》的编辑出版。
1934年10月，担任秘书长刚满一年的冯仲云被省委派往哈东抗日根据地去加强那里的组织领导工作。临行前，组织上已决定薛雯带着孩子离开哈尔滨。此时，夫妻二人又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薛雯决定送孩子回江南老家安顿。临别时，冯仲云对妻子说：“我们这次分离，有三种可能：一是短期分离；二是长期分离；三是永别。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无愧于革命。”因为同是在这～天里，他们得知省委书记罗登贤被捕牺牲的消息，为了感怀这位革命家，也为了在不知何日的重逢中便于相认，他们为女儿重新取名为冯忆罗。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夫妻二人坚定的斗争信念。
冯仲云到达哈东根据地时，这里正处在日伪军开始冬季“讨伐”的前夜。在珠河县一个名为三股流的仅30户人家的小山村，冯仲云与哈东游击支队司令赵尚志和政委李兆麟会合，并向在此召开会议的珠河中心县委成员传达了省委来信。会后，他随哈东支队活动，不久担任了支队代政治部主任。反“讨伐”斗争开始不久，省委又接连送来两份指示信，内容与冯仲云所传达的指示一致，要求珠河中心县委和哈东游击队团结一切反曰队伍，不但要粉碎敌人的冬季大“讨伐”，而且要在新的斗争中把珠河、延寿、方正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哈东支队的基础上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在反“讨伐”斗争中，围绕省委的指示信，冯仲云与赵尚志及中心县委负责人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突破敌人的包围还是保护根据地不受破坏方面。赵尚志主张在敌人重兵压境下，不应固守游击区，而冯仲云则认为不应只重视突围而忽视对根据地的保护。后来省委组织部长刘昆来此作结论性意见。刘昆的意见既有对赵尚志的批评，也有对冯仲云的批评；而对冯仲云的批评则显得多了些，这样就使得冯仲云的威信受到了一定影响。加之冯仲云高度近视，且身材高大，随队伍行动不便，也使他鲜有勇敢冲锋的表现。对此，哈东支队以冯仲云自认为自己不能在对敌斗争中成为军事政治人才，愿意回城市工作为由给冯仲云以“严重警告”处分。对此，冯仲云在表明自己态度的同时，很快振作起精神，后来县委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道：“老冯有些转变，常提出一些较正确的意见。”
密林十载唤河山
1935年的1月28日是一个朔风怒吼、大雪飞扬的日子。这一天，哈东支队根据省委指示正式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刚被省委恢复了党籍的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仲云则任相应的军师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则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转战，在一次次大大小小胜利中，第三军的实力得以不断扩充。到了1936年的“九一八”纪念日，珠河中心县委和汤原中心县委在设于汤原县帽儿山里的三军被服厂内召开了“珠汤联席会”。会议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赵尚志任临时省委执行主席，冯仲云任临时省委书记。这次会议对统一北满地区党组织的领导，统一指挥第三军和第六军的联合抗日行动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北满的抗日游击活动逐渐扩展到小兴安岭西麓和黑龙江边。1937年6月28日，为了与周保中领导的吉东党组织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取得更多共识，北满临时省委再次在第三军被服厂召开了有周保中和李兆麟参加的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尽管当时已入夏，但冯仲云仍穿着破得不成样子的棉衣棉裤。当被服厂一位女战士提出要为人称冯省委的冯仲云缝补一下棉衣时，冯仲云则希望先为其拾掇一下戴着的眼镜。因为那眼镜早就没了腿儿，是用线挂着的。可见冯仲云在深山密林中奔波的艰辛。但在这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上，因被指控在“珠汤联席会”上靠“耍弄手腕”而当选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他不但被撤销临时省委书记职务改任省委宣传部长．而且还受到“严重警告”和剥夺新省委常委被选举权的处分。而后来从保存下来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冯仲云在“珠汤联席会”上当选为临时省委书记，主要是由对冯仲云印象较好的汤原县委负责人夏云杰推荐的，且当时多数同志同意了夏云杰的意见，并非是冯仲云“耍弄手腕”。对于来自执委扩大会议上的处分，冯仲云在事后写给临时省委转中央的信中表示，希望中央批准他调往其他党部，但在中央未批准之前，自己一定以最大努力来担负起在北满应有的任务和工作。
1938年5月1日，在险恶危殆的局面下，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境内巴浪河东岸的一座山上召开第七次常委会。冯仲云这时虽已不是常委，但他列席了会议。会上，他为省委书记张兰生写了近3万字的报告，会议的决议也是由他起草的。会议纠正了反日统一战线中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和各种反曰武装的“左”的做法，动员布置各联军部队向有广阔回旋余地的小兴安岭西麓转移，通过“西征”来开辟新的游击区。当“西征”行动开始后，冯仲云和张兰生留在已经转移至密林中的省委机关指挥全局。这时的他，有力地协助张兰生支撑省委工作的全局。到了冬季，边战斗边转移的各部队都被敌人围困于深山密林中，在粮源中断的情况下，官兵们不得不以草根、树皮、松籽、兽皮为食。“雪里吃，冰上睡，十冬腊月穿单衫，抗联战士是英雄汉，一团烈火在心间。”这首当年的民谣便是对那时艰苦生活的写照。当时担任下江特委书记的高禹民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
吃马皮、树皮、松子的战士们正在酣睡，负伤同志的咳声抓动着我的心弦，周身的热血在奔腾狂流。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促使我们在急转的旋涡里踏着点点的鲜血，前进，冲锋，杀敌！
接到来信后，冯仲云回信写道：
翘望兴安峰峦，可见巍岭绝壁严肃的仪容。白雪与寒风争厉，这真是象征伟大事业时期。我们紧握拳头，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与饥饿寒冻抗争，去与万恶的日寇拼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敌人在残酷的“讨伐”中没有放过“北满临时省委机关”。在审问被俘的抗联战士时，也不忘追问冯仲云与张兰生的住地和去向。一次审问中，敌人让被俘战士在几颗人头中辨认其中是否有冯仲云和张兰生。被俘战士想，若指出人头中有，就可以使敌人减弱对省委的搜捕，于是就随意指出两颗。敌人信以为真，就把那两颗人头挂到城楼上示众，炫耀“战果”。
1939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境内召开执委二次会议，决定取消“北满临时省委”的“临时”二字，直称“中共北满省委”，并通过选举组成了金策．李兆麟、冯仲云三人常委会，金策任书记，李兆麟任组织部长，冯仲云任宣传部长。这次会议还决定正式成立抗联第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许亨檀任第三军军长，张兰生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兼第六军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对新常委提出一个要求，即以最大努力设法打通与中央的联络关系，经常向中央报告工作。由于会前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在给省委的来信中建议“尽快使冯同志来下江，我们全体同志特别欢迎。”这样，冯仲云被安排去下江指导工作。
当时，下江特委交通员能够经常到苏联边境某处取回书报杂志。一天，黑龙江对岸的苏方传来消息，说他们收到了中共中央的电报，这使冯仲云产生了抓住这个线索，打通与中央关系的想法。于是，经新任省委书记金策同意，在1939年9月18日这天夜晚，他与高禹民在苏方的接应下进入苏联的边境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伯力，他用4天时间给中央写了3万字的报告，表达希望见到中央同志的热望。虽终未得回音，但从联络人员中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1941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两个省委代表联席会在伯力的“55号舍”召开，会议以冯仲云、周保中、赵尚志三人讨论的形式进行，形成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纲领草案》。会后，周保中给金策和李兆麟及北满省委执委写了一封信，信尾写道：“我和尚志共同提议冯仲云同志可以担任第三路军总部政治委员。”最后是周保中与赵尚志两人的署名。
1940年3月下旬，冯仲云带领30多名游击队员由伯力返回到小兴安岭东麓，经过几百里渺无人烟的密林向西麓艰难跋涉，21天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第三路军指挥部并见到了李兆麟。冯仲云对李兆麟说：“我给你带来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得来不易，它是先从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俄文，然后又由俄文译成中文的。”
这年5月，冯仲云正式就任第三路军政委。这标志着他已从一个稚嫩的青年学子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成长为中共北满省委和东北抗联的重要领导者。同年9月下旬，冯仲云与第三路军所属第三支队队长王明贵，第九支队队长边凤武、政委高禹民一起，率领200多名抗联战士出奇制胜地攻克了日伪军盘踞的克山县城。同年11月，当北满和吉东抗联部队陆续撤往苏联境内时，冯仲云带着十几个人，在接近零下50度的奇寒中伴着狂舞的大雪再次进入苏联境内。12月，他参加了为讨论东北抗日游击斗争根本问题而在伯力召开的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路军干部会议，并在会后去抗联部队在苏境内的整训地即北野营，参与整训的领导工作。1942年8月，在苏联整训的抗联部队统一编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后，冯仲云担任了政治部情报科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根据苏方意见，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组成了五十几个大中小工作组分别由空中和陆地返回东北，配合苏军接管各大中小城市，周保中负责长春组，李兆麟负责哈尔滨组，而冯仲云则负责沈阳组。9月11日到达沈阳后，身着苏军制服的冯仲云按计划在苏军警备司令部以副司令身份展开工作。在苏蒋与苏我关系一时尚显复杂的情况下，他成为了先机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李运昌部与苏军接洽的最可靠人员。在9月20日到23日的3天时间里，他又同从长春特意赶来的周保中一起，向刚刚进入沈阳张氏帅府展开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彭真和陈云汇报了14年来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情况，并将东北抗联党组织的工作材料和档案材料移交给东北局。至此，孤悬于东北敌后并与中央失去联系十余年的东北党组织重新回到党的怀抱。1946年4月，根据东北局的安排，已经由沈阳撤到哈尔滨的冯仲云就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并在这一任上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底。这中间的1946年6月，冯仲云和爱妻薛雯、女儿冯忆罗重逢于哈尔滨，陈云、彭真、林彪、林枫4对夫妇还在道里区一家小饭馆聚餐欢迎薛雯，大家一致称赞冯仲云和薛雯的忠贞爱情。
1946年的7月7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重要纪念日。这天，松江省和哈尔滨市20万各界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冯仲云在会上发表讲话并提议把哈尔滨的3条主要街路分别命名为靖宇街、尚志街、一曼街，以纪念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和赵一曼。
195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表彰人民解放军战功卓著的将领，举行了隆重的授衔和授勋仪式。勋章是对军人的奖励，而在当时拍摄的影像中，冯仲云身着便装十分引入注意。此时的冯伸云已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按照规定不能被授军衔，但因他功绩显赫，所以被授予两枚勋章，即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着便装授勋的殊荣背后，是共和国对他以及抗联将士对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巨大牺牲的高度褒奖。授勋结束后，回到家中的冯仲云对薛雯说，这勋章不光是给我的，也是给我们满洲地下党省委和东北抗联的同志们的。他还说：毛主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特别激动。毛主席对我讲，你是冯仲云吧，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毛主席还说，你们东北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难。
1959年水利部与电力工业部合并，冯仲云在重组的新班子中继续任副部长，为新中国的水利和电力事业不辞辛劳地参与规划和勘察，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文革”中的1968年3月，冯仲云受迫害致死。1977年11月24日，冯仲云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王震、罗瑞卿、肖劲光、伍修权、吕正操等参加了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