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是世界力量酝酿组合的重要时刻——德、日反共产国际同盟条约签订在即，日、德关系如日中天，日本加紧用文武两手诱逼蒋介石。一旦德国调停中、日关系成功，苏联就将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不惜代价拉拢蒋介石就成为苏联当时刻不容缓的唯一选择，其核心就是由“反蒋”转向“联蒋”。于是，苏联推行了近十年的对华政策悄悄地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并未察觉，危险由此而生。
苏联的“联蒋”政策
1936年6月26日，刚与共产国际建立电台联络的中共中央于陕北瓦窑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发出了“第一号电报”，其中提到中共中央的计划，说当前红军对敌军开展的争取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运动，“在东北军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居第二位的是杨虎城部队，在其他部队里成绩不大。”“我们的负责同志已经几次同张学良进行谈判”，“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正在进行准备，以便尽快达到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目的。”“在红军和东北军开始行动后，中国西北的这两个主要因素将在整个西北具有决定性影响，并将为西北国防政府奠定牢固的基础。”“对于中国西北国防政府来说兰州是中心，张学良被推选为政府主席和抗日军司令。”电报中还’说：“我们希望得到飞机、重炮、弹药、步枪、高射炮、浮桥…一等等。请了解一下，政治局势是否允许给我们提供援助和能提供多大程度的援助。”6月3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王明，再次强调：“已着手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抗日反蒋广泛统一战线路线。”中共中央当然不知道，联合张学良与杨虎城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背靠苏联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计划，以及坚持“抗日反蒋”的方针，已经完全违背了苏联已经确定的“联蒋”政策，当然也就触动了苏联当时的核心利益。
1936年7月初，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把中共中央的这两份电报转给了斯大林。由于看到中共中央准备在西北实施的方针与苏联的新政策相左，季米特洛夫当然不敢自作主张，故在信中请示斯大林：“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商量和得到您的指示：(1)关于中共和中国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上总的政治方针；(2)关于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资援助。”而斯大林究竟做了什么指示，季米特洛夫随后的报告就是明证。
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对中共中央进行了严厉批评：“现在在中国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扩充红军，而是要寻找一些机会，一些途径，一些合适的口号和合适的方法，争取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还指责中共中央“对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是多么不正确。这是以往的残余，可以说耽误了两三年时间。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必须向正确方向转变。”季米特洛夫对中共中央所急需的援助一字不提，表明苏联以往在“反蒋”时期从没有给过红军军事援助，在“联蒋”的节骨眼上显然更不可能给红军武器弹药。
7月27日，在向中共中央发出上述指示前，季米特洛夫又特地致信斯大林：“我们认为需要紧急向我们在这里的中国同志（在同您的最近一次谈话之后）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一些补充说明和建议。鉴于该文件特别重要，我不想在得到您可能提出的意见之前就将它发出去。”斯大林在信上批示：“同意”。
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指挥部有必要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进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缔结关于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共产国际，或者说斯大林“向正确方向转变”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中共中央立即停止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
中共中央的南下政策
8月25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但中共中央同一天在致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电报中又提出了两个方案：首先是必须占领宁夏地区以改善红军日益困难的处境，因此要求“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另一个方案是如果没有援助，红军无力攻占宁夏，就不得不放弃陕甘宁苏区南下，“预计要让所有三个方面军向甘肃、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运动”，“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这份电报起码透露出两种信息：红军已经到了非要援助的境地；万不得已时只能拼个鱼死网破。其潜台词已跃然纸上：如果没有援助，红军只能南下寻找新的落脚点。
这份坚持独立自主又颇有“逼宫”气势的电报使得莫斯科顿时陷入两难：不论是提供军援还是坐视红军南下，都将激怒蒋介石，而当时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现雏形，苏联岂能因此而冒功败垂成之险。但事实似乎恰恰相反。
9月8日，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提出两点建议：“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于大约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追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售出，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斯大林1936年9月9日答复：“同意。”
9月11日，季米特洛夫把这一决定电告中共中央。至此，西路军事件拉开序幕。
可疑的军事援助
苏联当时迅速批准对红军进行军事援助非常可疑，理由有六：
性质可疑。当时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明显与苏联当时面临的局势背道而驰，除非另有企图。
时机可疑。苏联历来都避免直接以武器弹药武装红军，为何唯独在全力实施联蒋政策之际，却破天荒地反其道而行之？
目的可疑。在已经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停战的前提下，难道苏联真以为壮大红军力量有助联蒋政策，还是唯恐红军南下破坏联蒋政策？
条件可疑。中共中央要求的援助是在宁夏战役发动前，但苏联提出的条件恰恰相反，是“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尤其是“事先确定”这一条件更为可疑，也就是不容商量并且有言在先，一切后果都由中共中央承担。苏联明知当时红军没有实力占领宁夏，又为何要把“前”改成“后”？ 方式可疑。按9月8日斯大林批准的计划，援助的方式是“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但这一承诺很快取消，共产国际9月27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从“运到”变“接取”使得红军雪上加霜，中共中央立即于10月2日致电共产国际，“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特别是远伸到外蒙边界上去接取援助的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运送和保护尽可能深入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接运成功。”但这一要求被共产国际10月18日的复电断然拒绝：“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受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苏联不顾中共中央的请求，坚持改变援助方式使红军无力“接取”，究竟是为了让红军尽快得到援助，还是有意把援助仅仅作为诱饵？
地点可疑。苏联不顾中共的再三反对，坚持把援助地点选在外蒙边境。但共产国际11月3日突然致电中共中央说：“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通知接收办法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这份电报起码有六处可疑：一是变化过快，距共产国际10月18日坚持要红军前往“外蒙边境”的电报仅半个月的时间；二是出尔反尔，斯大林9月9日批准的计划与季米特洛夫10月18日的电报都明确“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但转眼就把援助地点改成了新疆；三是理由陈旧，这份电报所罗列的3条理由都是苏联早已了解的内容，以此作为出尔反尔的主要依据实在牵强；四是原先的“决定”变成“正在研究”、“如果”、“有无可能”等一系列不确定词；五是把援助地点选得更为遥远；六是依然坚持要红军负责“运输”。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8日复电共产国际：“从哈密输送货物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干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这份电报显然含蓄地指责了苏联援助地点的荒唐。难道苏联真的不懂完全缺乏可行性的援助必然会给红军造成巨大的风险，抑或就是醉翁之意？
既然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基本战略已经从原先的推翻转为联合，那么对苏联而言，红军原先的历史使命显然也就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红军到达陕北后已经元气大伤，不仅无法承担苏联想要中国拖住日本的新使命，而且还要依靠苏联援助。尤其前述中共中央的“逼宫”电报，使得苏联顿感危机：如果答应，必将激怒蒋介石；如果拒绝，必将扩大内战。两难的选择显示红军不仅已经成为苏联的负担，更可能成为苏联联蒋政策的重大障碍。换句话说，红军在苏联的新战略中不仅失去了价值，甚至已经成为累赘与威胁。
为了化解两难之题，当时苏联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必须设法稳住红军。就此而言，如果苏联顺水推舟答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却给予事实上无法实现，当然也不会激怒国民政府的“军援”，即使不能把红军消耗或瓦解在遥远而艰险的征途上，起码也能把红军牵制在西北一角而无法南下。与此同时，只要设法怂恿蒋介石重新发动军事围剿，脱离了根据地而远征的红军自然也就插翅难逃。西路军随后的遭遇就是明证。
西路军的组成
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组成并非事先安排。
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这就是说，原本组成西路军的应该是中央红军，当时在陕北别无其他“主力”可用。
但情况随即发生了变化。张国焘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加速北上，表示：“迅速进到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堡地区，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至10月中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已经进抵黄河东岸的靖远及打拉池一带。确实，如果没有四方面军的共同作战，红军绝无可能攻占宁夏。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毛泽东年谱》说：“《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十一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进攻宁夏。”可见中央红军还是西征的主力。但经共产国际的催促，以及必须准时赶到援助地点，中共中央等不及黄河的冰冻，不得不把发动时间提前到10月下旬。24日晚，正在黄河边的三十军率先渡河成功。随后几天，红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与两个军与也过了河。中共中央在24日致电共产国际：“现三个方面军已集中陕甘大道以北，四方面军一部已开始在靖远附近渡河，我们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实现我们的既定计划。”可见中共中央确实如苏联所愿，正在倾全力打开西进通道以早日接受“援助”。
然而，受蒋介石“急进”之命的胡宗南部在10月底迅速进占靖远的渡口一带，这使得红军后续部队无法继续西渡，两万多已经过河的红军随后就不得不组成了西路军。红军主力被阻隔于黄河两岸各自为战，面临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由此可见，准备远征接受“援助”的红军由全部演变成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西路军，并非事先刻意所为。所幸，红军没有全部西渡黄河远征，否则后果可能更为严重。
中共中央为了援助西路军竭尽全力；甚至专门致电共产国际请苏联尽快伸出援手，不到万不得已岂会如此。但中共中央得到的回答却是：“很遗憾，从我们方面缓解西路军的处境是不可能的。你们讨论一下并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中共中央被拒绝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历史事实还证明，红军不得不冒险前往接受军事援助原本就是苏联的蓄意所为。1936年3月15日，盛世才给苏联一封近万字的亲笔长信，明确提出了援助红军的具体办法：“有消息说，现在中国红军的数量增加了，但是武器和弹药非常缺乏，我极为关心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红军的最终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为了尽快地完成中国革命，必须使红军能够拥有足够数量的武器和弹药。我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当然愿意援助红军武器和弹药，问题只是他们担心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知道这件事。如果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三位革命导师同意给红军以武器和弹药援助，那么我就承担起秘密向甘肃发送武器和弹药帮助红军的责任，使这件事绝对不让新疆居民、南京政府或帝国主义知道，以便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使苏维埃地区能够迅速得到发展和扩大。”这就是说，如果苏联当时真想援助红军，只要把援助物资交给盛世才就行，根本无需红军被迫远征冒全军覆没之险。尤其在中共中央再三电告共产国际请求运输援助时，盛世才又于10月4日写出了第二份亲笔信，其中特别提到：“我已请国防部长元帅除了卖给我们军事装备外，还要准备大批装备以便秘密地援助中国红军。”当然结果与前相同，证明苏联的目的就是要红军徒步前往，岂肯让盛世才代劳以免红军征途之险。
苏联同意大规模军事援助，确实使得对此盼望已久的红军曾经欢呼雀跃。当时可能谁也不会想到，结果竟然完全相反。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异常悲愤：“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至于给中共领导层造成的损害，对中国革命的走向更是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