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涛 陈慧
开国总理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但他有六个侄儿侄女。他们在成年之前，都曾或长或短地在周恩来、邓颖超家中住过，回到父母家后，也经常去看望伯父、伯母。其中有四人先后参了军，有的在部队工作了三十多年，有的只有几个月便离开了部队。虽然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参军的事都曾受到周恩来的“干涉”，于是，便有了各自大相径庭的“参军史”。
1961年初夏，周恩来的侄儿周秉均高中即将毕业，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将他叫到家中。问他：“打算考哪个学校？清华无线电系，准备得怎么样了？”周秉钧认为问题不大。
突然，周恩来把话题一转，问周秉钧想不想参军，周秉钧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区和市里检查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低压仓等专业检查了。”他告诉伯伯听说体检到了这个程度，即使当不成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
周恩来说：“万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样，同样也是当兵嘛！”
尽管周秉均一点没有想过高中毕业就去服兵役，但是从他懂事起，在周恩来、邓颖超十几年的教育熏陶下，他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他们都是高尚的，他们要求去做的都是对的，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都是正路。所以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说“行！去服兵役。”
周恩来脸上露出了笑容：“那么就这样，国家选一个飞行员不容易，如果选上了，去空军，当然要进航校学习飞行，如果是去海军，要直接去舰艇，当水兵，不要上军校，如果海军也去不了，就去陆军服兵役。总之，要到战斗部队去。”
周恩来给周秉均讲起了为什么希望他去服兵役的道理。他说：“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这样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额，减少农村征兵数，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接着，周恩来又动员周秉钧放弃考大学，他说“一个人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你喜欢无线电，到军队里有无线电兵，飞行员也要懂得无线电，你都可以去学呀！结合实际学到的知识，会更巩固、更有用。”周秉均愉快地同意了。
结果，周秉均被空军录取了，进入了空军歼击机航校，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航校学习以及毕业时，领导们几次征求周秉均的意见，要调他去飞运输机，周秉均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他的照顾，因为飞战斗机要比运输机辛苦得多、危险得多，但是他想，既然进了歼击机航校，再改机种显然不合适，何况他伯伯特地要求他“要到战斗部队去。”所以他坚持分配到歼击机部队，飞了近二十年的战斗机，常年在一线机场担负国土防空的作战值班任务，后逐渐走上了团、师职领导岗位，1988年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
周恩来动员的另一个参军的是在读小学、中学时也住在周恩来家中的龙桂辉。他是从红军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随周恩来工作了十一年的龙飞虎的长子。当时他已经是地质部的干部，每月已有几十元的工资，可谓前途无限，收入不错。听了周恩来的话，到了他父亲任职的福州军区，地质部为他开的是干部介绍信。他父亲龙飞虎将军一看就火了，说：总理是要他当兵的，怎么能来当干部。并把介绍信撕了。让他到连里当了一名普通士兵，津贴费六元！
在此之前的那年春天，周恩来在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专就增加城市征兵，减轻农村负担，全国一致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号召干部们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军，特别号召高级干部动员孩子带头参军，以推动这项工作。周恩来说：旧社会有一句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新社会就是好男要当兵！我没有儿子，但是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两个，
但事情到了国家经济形势有了好转的1965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1965年，周恩来的另一个侄儿周秉华高中毕业前，准备到农村去务农。得到了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但这时兵役部门到学校征兵，周秉华被列入了应征名单。周恩来一直有一个愿望：家里出一个农民。所以此时对周秉华参军的“干涉”就是问了一句：“你不是想去当农民吗，怎么放弃了？”但应征入伍保卫祖国是青年的义务，周秉华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参了军，当了一名有线电兵。几年的军队生活，使他养成了严守纪律、踏实工作的品德。后来，他曾被评为本系统全国先进工作者。
周恩来还有一个侄儿周秉和，侄女周秉建，当时，他们俩一个刚满17岁，一个不到16岁，按照城市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的政策，分别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他们的下乡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关心和帮助，在家里分别专为他们做了送行饭。
周秉和插队两年左右时，部队到他们所在的地区征兵，周秉和参加了应征。那时，几乎所有插队知青所处的环境都是极艰苦的，如果有机会参军，那是一个难得的“出路”。至少可以吃饱穿暖，生活可以得到大大改善。结果，周秉和作为延安枣园村唯一体检合格的青年，被部队录取了，来到了新疆军区一个很艰苦的高山哨所服役。周秉和高高兴兴地写信告诉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但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却动员他脱下军装，还是回到农村，去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周恩来的理由是，在农村那么多人里跳上你们参军，是看在他们的面子上，他们不能搞这个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把参军的机会让给他们。
周恩来让身边工作人员与陕西省委和兰州军区联系，安排周秉和回到了原来插队的地方。周秉和在延安农村生活、劳动了四年多，才被推荐为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同样，周恩来侄女周秉建参军也受到了周恩来的“干涉”。
1970年冬，周秉建申请参军，获得了批准，她很高兴地打电话告诉了周恩来和邓颖超。1971年元旦，周秉建穿着草绿色新军装，高高兴兴地来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但是见面以后，周恩来却对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是个广阔天地吗？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是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
原来，周恩来在接到侄女的信后，就派人到部队了解：她是怎么被批准参军的，是否通过正常手续，部队是否由于考虑到她是周恩来的亲属才同意她参军的。
周秉建接受了伯父的批评，在返回前，周恩来风趣地问她：“想通了吗？同志！”周恩来接着说：“你回到草原，对你的歧视会小，对你的照顾会大，要警惕！”
周秉建回到部队，向部队报告了周恩来的要求，但首长还是把她留了下来。他们认为周总理工作忙，也许拖几个月就把这事忘了。但没有想到，周恩来办事一丝不苟，他知道以后，很生气，严厉地说：“你们再不把她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结果，周秉建只好脱下心爱的军装，又回到草原当了牧民。后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任命周秉建担任共青团自治区委宣传部长，在周恩来的干涉下，又撤销了任命。周秉建在草原认真锻炼，在蒙古包里生活、劳动了近八年，才于1975年被牧民推荐到内蒙古大学学习。
这就是周恩来“干涉”他们四个侄儿侄女参军的事。看起来，他在对待四个人参军的问题上，做法截然不同。但原则却是一样：一切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党的大政方针出发，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提倡的，都要身体力行，而且动员自己的晚辈带头去做。不讲私情，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晚辈接受任何特殊化的照顾，一切以普通老百姓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从不顺从迁就，决不允许他们有“沾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