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吴富莲

作者:毛峥嵘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4-08 阅读量:0

文/毛峥嵘

吴富莲是由汀江河畔童养媳成长起来的红军女指挥员。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她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程;在西路军的悲壮征程中,她率领妇女先锋团1300多名女战士,配合主力部队,血战河西走廊;在祁连山麓,为了掩护总部和主力部队撤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一)

1912年10月19日,吴富莲出生在福建西部的上杭县官庄乡吴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富莲出生不久,父亲吴东生考虑自己家贫,儿子长大后,娶媳妇有困难,就经人说媒,将富莲与附近回龙村的林秋妹女儿林万金对换。小富莲就这样成了林家的童养媳。

小富莲到林秋妹家第二年冬天,她的父亲从长汀卖牛回来,在余坊盘田窝被一群土匪活活打死,卖牛的钱全部被抢走。吴富莲的伯父吴旁生为此事义愤填膺,遂请人写状纸,到法院告状。为打这场官司,家里忍痛把她的三哥梁书卖给人家,得了50块大洋。可是,钱花光了,官司却没有打赢。

吴富莲换到林秋妹家以后,日子也过得很痛苦。林秋妹是回龙村的流氓、恶霸,整天在外嫖赌逍遥,无恶不作,也不顾家里人的死活。小富莲和她的婆婆常常是有上顿没有下顿,还经常要遭林秋妹的喝骂和毒打。

一天,林秋妹带着铁匠的老婆回家姘居,竟将吴富莲和她的婆婆一起赶出了林家的大门。婆婆回了兰屋村娘家,富莲回到吴屋村母亲身边。丈夫被打死,儿子被卖掉,女儿又被婆家撵出,一桩桩不幸的事,沉重打击着富莲母亲的心。吴富莲看到成天流泪的母亲,心里很难过。她尽自己所能,一天到晚帮助母亲放牛、拔草、砍柴,希望减轻母亲的负担。她母亲看到女儿一天天长大成人,又那么勤快,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吴富莲16岁那年冬天,林秋妹派人来吴屋村逼婚,要富莲回去跟他那年龄已有30多岁且有妻有子的儿子林义富成亲。吴富莲和她的母亲坚决不答应,并愤怒地把派来的人撵了回去。

(二)

1928年,邓子恢、张鼎丞等共产党人,领导了后田、长乐、蚊洋和永定暴动,打击了反动势力,锻炼了革命人民,在闽西广大城乡播下了革命火种。第二年春天,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高举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闽西各地党组织,领导贫苦农民举行武装暴动,收缴反动武装,斗争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汀江两岸分田分地,参加红军、生产支前,闹得热火朝天。

这年7月,官庄人民在红四军第一纵队的帮助下举行暴动,成立了西四区(即官庄区)苏维埃政府和各乡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林秋妹是官庄乡的流氓恶霸,民愤极大,红军根据群众的要求.就地执行枪决,人心大快。吴富莲在官庄乡苏维埃主席邱能光的帮助教育下,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参加了革命组织少年先锋队。她带头剪掉辫子,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不久被选为官庄乡的少先队队长,她经常到田间地头,到贫苦农民家里,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男人参军、妇女支前。她还带领少先队员,帮助红军家属耕田、打柴,组织妇女为红军战士洗衣、打草鞋。当红军转移驻地时,她组织妇女运输队,帮助红军挑粮食和用具。1929年9月19日,朱德指挥红四军和地方武装l万多人攻打上杭城时,她还带头响应区委、区苏维埃号召,参加担架队,把伤员从上杭城运回官庄治疗。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吴富莲自编自唱了许多山歌。官庄一带群众,至今还传诵着她当年唱的一首歌:“荷树叶子两头尖,今天世界不比先;今天来了共产党,该涯(客家方言,即“我”的意思)是穷人出头天。”

吴屋村和回龙村的妇女,在富莲的带动下,纷纷报名参加少先队。她经常带着少先队员们学着红军操练步伐,站岗放哨;晚上,她组织少先队员学习文化知识,请当地老师教书识字。

她母亲看到女儿成天风里来,雨里去,怕女儿太劳累,又怕女儿出危险,不忍心让她再出去。富莲坚定地对母亲说:“家里的事,请哥哥多照料,不要依靠我。我是决心跟着红军生,跟着红军死。”

吴富莲工作大胆泼辣,在群众中威信高,很快被吸收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后,她的积极性更高,经常头戴列宁帽,身穿灰军装,背着干粮袋,在区、乡会议上登台讲话。在回龙村的一次会议上,她说:“今天共产党来了,打土豪,分田地,领导穷人闹翻身。我们妇女也翻了身,才有权利上台来讲话。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好日子过。”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中共西四区区委批准了吴富莲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报告。1930年,她被调到西四区,翌年春,担任西四区苏维埃妇女部部长。

同年冬,又调到上杭,任县苏维埃妇女部部长。她到上杭上任不久,就到各区去检查扩大红军、拥军优属和妇女工作。时任共青团上都区委书记的伍洪祥后来回忆说:“我在上都搞团的工作时,吴富莲等两人来上都巡视工作。她问了我们如何扩大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等情况,我一边汇报,她一边用本子记录下来。汇报完了,她还给我讲了当时的形势和要做好的几件工作。她虽是农村妇女出身,可是有相当的理论水平。”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克潭州。上杭苏区广大工农群众欢欣鼓舞。吴富莲根据县委部署,立即召集各区妇女部长联席会议,动员妇女组织运输队,到漳州帮助红军运回战利品。旧县、才溪、水浦、太拔、白砂、庐丰、大洋坝等区,5天之内便动员了90多个劳动妇女参加运输队。吴富莲亲自带妇女运输队,步行到漳州,把红军伤病员和战利品运回苏区。

(三)

1932年6月,吴富蓬调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委工作。她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设在长汀水东街中华基督教堂的中共闽粤赣省委机关,向省委组织部部长刘晓汇报了上杭的工作情况,以及她对上杭妇女工作的看法。她认为,像上杭这样地处前线的边沿区域,由于多数男子参加红军,妇女工作就不能只停留在做些慰劳红军的活动上,而要组织妇女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生产和查田运动。刘晓等听了她的汇报,认为她是一个在斗争中富有创造精神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妇女干部。

吴富莲到省委后,听说宁化新区工作艰巨,难于打开局面,就主动要求到宁化去工作。她到宁化后,了解到新区妇女群众,思想情绪比较消沉的原因,主要是惧怕地主团丁报复。于是,她便从东家到西家,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挨村挨户找贫苦妇女们谈心,讲只要大家团结斗争,就不怕坏人报复的道理,启发姐妹们打消顾虑,参加革命。吴富莲还给她们教唱《妇女解放歌》:“一早起来做到日落西,遇到风霜又有谁人知,真正痛苦哦,真正可怜哦!字也不会识,书也不会读,拿起算盘不会算,一生受人欺,真正不自由。地主土豪剥削我穷人,挑拨离间破坏我团结。劝我妇女们快快跟我去,我们妇女热心加入工农兵。”在吴富莲的积极发动下,宁化县的妇女赤卫队、少先队相继成立。妇女们还动员自己的丈夫、兄弟参加游击队、赤卫队,并做好支援前线,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她还组织妇女“听话队”,专门探听土匪团伙的谈话,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动向。

中共闽粤赣省委对吴富莲的工作进行了通报表扬,并准备调她回省。她在给省委的书面汇报中,要求继续留在宁化,因为当时培训妇女积极分子的工作尚未结束,她不能离开。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造就大批干部,为革命的中心任务服务,1933年3月13日在红色首都瑞金创办中央党校。吴富蓬是第一批派去学习的妇女干部。

吴富莲过去没有进过正规学校,这次能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心中无比喜悦。她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认真听教师讲课,思想政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吴富莲和刘晓从第一次见面起,就互有好感,互相敬重。1933年7月,吴富莲从中央党校毕业返回闽粤赣省委机关,经李坚其、范乐春几位大姐牵线搭桥,二人结为革命的伉俪。

刘晓、吴富莲新婚后第二个月,中共中央决定调他们到中共粤赣省委工作,刘晓任粤赣省委书记,吴富莲任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他们收到通知后即离开汀州,前往中共粤赣省委机关驻地江西省会昌县文武坝。

在新的岗位上,吴富莲协助省委妇女部部长傅才秀,深入各县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支援前线。到1933年12月,新成立的粤赣省共收集到慰劳红军的布鞋6.1万双,草鞋11万双,果品180担,推销出公债37690元。这其中,吴富莲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1933年12月1日,粤赣省在会昌县林岗坝陈屋柯堂召开了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会后,傅才秀调中央党校学习,吴富莲接任省委妇女部部长。

(四)

1934年5月间,吴富莲第二次进中央党校学习。

此时,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有半年多时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仗越打越被动,苏区的范围一天比一天缩小。在这种局势下,中央党校除了教授马列主义理论、文化知识外,还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教授军事。吴富莲无论学习政治理论、文化知识,还是学习军事常识,都一丝不苟,刻苦认真,成绩常列全班前茅。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吴富莲担任团长,危秀英担任政委,“敌人”是红军学校的学员:由于吴富莲与危秀英的出色指挥,扮作“敌人”的红军学校学员全部当了“俘虏”。在射击和拆机枪的考试中,吴富莲也获得了优异成绩。

8月,由于国民党军猖狂进攻,苏区形势曰益严重,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提前结业,回原地做扩红工作。吴富莲回会昌县后,深入群众,组织发动青年参军,超额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9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李维汉召集吴富莲、邓六金、危秀英、王泉媛等由中央党校学习结业的女学员开会,说:“你们几个女同志,去检查身体,准备到前线去。”中央党校15名女学员,经体格检查,除3人外,吴富莲、邓六金、危秀英、王泉媛等全部合格。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和后方机关8.6万余人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吴富莲等女同志编人中央工作团,在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卫生部一起行动。队伍出发时,有扛爱克斯光机的,有抬造币机和印刷机的,有挑文件箱和药箱的,有扛行军锅的。女战士们和其他战士一样,背负7.5公斤重的装备,与雇请来的民夫一起前进。在黎平整编时,组建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下分5个班,1个担架排。吴富莲是担架排的政治战士。她和其他政治战士一起,要做好伤病员与民夫的思想工作;担架不够时,要搀扶伤病员走路;民夫不够时,要亲自抬担架。到了宿营地,先头部队早巳休息了,她们还要为伤病员打床铺,找粮做饭,换药,洗脚,安排民夫吃饱睡好。有时也要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等活动。但她们不知苦,不喊累,天天乐呵呵地从早忙到晚。

当时敌人气焰极为嚣张,前堵后追,两面夹击,天上还有飞机轰炸。在江西与湖南交界处的一个山头上,休养连被敌人打散了,只剩下吴富莲、李坚真、危秀英等十几个人。不一会,国民党军又包抄上来了,情势非常危急。吴富莲坚定地对指导员李坚真说:“待在这里,我们有可能被敌人吃掉。你们快走,我来断后!”李坚真等撤退后,吴富莲左放一枪,右投一弹,与敌人周旋。国民党军摸不清虚实,也不敢贸然进犯。吴富莲完成阻击任务后,迅速追上了部队。

又有一次,有位女战士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在场的同志都慌乱得不知所措。吴富莲看后,判断是患了“发痞”症。她立即双膝跪在地上,把那位女同志身子翻过来,掀开衣衫,露出背部,然后从针线包里取出一枚缝衣针来,用它把背部的红痞点挑破,将淤血挤出来。过了一会儿,那位女同志苏醒过来了,又继续上路。

休养连的同志从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广西到贵州,历时两个半月的行程,几乎都是夜行军。他们翻越高峻险阻的老山界,渡过水流湍急的乌江,突破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于1935年1月,与主力部队一起到达贵州遵义。

自从长征以来,吴富莲在干部休养连,刘晓在中央直属大队,两人很难有见面的机会。遵义城打开后,两人才有一次短促的会见。刘晓回忆说:“虽然经过了艰苦的行程,她还是那样朝气蓬勃。她告诉我,她对红军这次战略大转移,北上抗日,重建革命根据地,充满着信心。”

遵义会议后,红军精简机构,整编队伍,四渡赤水,挥师北上。吴富莲随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后,于1935年6月,在川西的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上级通知吴富莲和王泉媛两人留在总卫生部干部连做政治工作,收容掉队的战士: 干部连除收容掉队人员,还要做筹粮筹款工作,帮助主力部队解决给养问题。吴富莲与王泉媛每天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买粮食。一天,她们买粮回来,碰到周恩来。周恩来关切地问:“两个小鬼哪里去呀?为什么没有带武装?”吴富莲如实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扬她们很勇敢,又生气地写了个条子,批评干部连政委朱良才,不该让两个女同志空手去筹粮,万一遇到敌人太危险。

吴富莲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周恩来。她所在的总卫生部干部连编入左路军,被张国焘带着南下川康边境,经历了吃树皮、草根、马鞍皮等不堪言状的艰难困苦,后在朱德、任弼时和广大指战员的斗争下,回师北上,于1937年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实现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五)

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对早在川陕苏区时期就建立的在长征中又经过严峻考验的妇女武装重新进行整编,“将全军体质合格的1000余名女同志组成抗日先锋团(以下简称妇女团)”,决定让吴富莲与王泉媛分任政委与团长。

吴富莲偷偷地把自已的心里话告诉王泉媛:“我的爱人叫刘晓,是红一方面军的,现在已经到陕北去了,我不想去妇女先锋团,想去陕北。”

王泉媛也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了吴富莲。两人商议好后,就去向陈昌浩请求:“我们从中央苏区出来几年了,整天行军,没有机会学习,我们想到陕北去学习。”

“不行,你们比较有经验,还是到妇女先锋团去。”陈昌浩不答应。

吴富莲连忙说:“现在四川来了许多女干部,还是让她们担任这个职务好,我们去陕北。’

陈昌浩严肃地说:“你们不要摧卸了!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

听到这话,吴富莲、王泉媛都不敢吭声了。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纪律。她们还能说什么呢?

10月下旬的一天,在会宁城的一个大围子里,妇女先锋团成立了。全团1300多人,编成3个营、9个连。吴富莲任政委、王泉媛任团长,曾广澜任副团长兼特派员,华全双任政治部主任,李开芬任秘书。

妇女先锋团刚成立,经四方面军总部奉命率九军、三十军、五军和妇女先锋团等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从此,妇女先锋团作为西路军总部直属的一支劲旅,踏上了西征的艰苦历程。

西征途中,常常遇到马家军阀部队的骑兵袭击。女战士们没有对付过骑兵,开始心中有些发慌。吴富莲向战士们传授用排子枪打骑兵的方法,还唱山歌激励大家。她唱道:“敌人骑兵不可怕,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响一声杀,我们瞄准它,消灭它,打垮它!”

妇女团的指战员们随总部直属队战永昌,与五军将士一起守山丹,都打得英勇顽强。每到一个地方,她们除了与主力一起作战,还要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当地苏维埃政府,要做好伤病员的护理,开展支前活动。在守卫山丹县城的战斗中,吴富莲指挥女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挖战壕、送弹药、救伤员,有力地支援了第一线的战斗。12月下旬,妇女团随红五军与总部一部进占临泽。吴富莲、王泉媛派三营一部随五军主力西进高台,于1937年元旦攻克高台城。在守卫高台的20天时间里,三营女战士先是以枪炮还击敌人,进而白刃格斗,最后用拳击,牙咬,大部壮烈牺牲。吴富莲等在临泽时刻关心高台战斗,更积极地投入动员群众保卫临泽的宣传工作。她们与总供给部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分头带领部队抵抗,吴富莲带三营一部在南门,王泉媛带一营在西门,华全双带二营在东门,总部警卫团在北门。她们先用火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疯狂进攻。弹药打光后,就用石头、砖块向敌人猛砸。敌人以云梯和吊绳强登城头,吴富莲带领身强力壮的女战士,奋力把云梯和吊绳推到城下。有些敌人沿着梯子和吊绳爬上城墙,她们就用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红军在高台失利后,马敌乘机全力向临泽围攻。妇女团血战了三天三夜,吴富莲根据总部“寻机突围”的指示,留下两个班的兵牵制敌人,其他女战士奋力砍杀,冲出重围,转战到倪家营子与三十军会合。

2月底,西路军自倪家营子再次突围。3月12日,在向犁园门转移途中与强敌遭遇。吴富莲等妇女团部分指战员扶着轻伤员。抬着重伤员冲出了包围圈。但在前沿阵地担任阻击任务的妇女团二营一连,自连长以下40余人大部英勇捐躯。3月13日,西路军在恶战康龙寺后,仅剩2000人之主力集中向石窝山撤退。马敌又以4个骑兵旅的兵力尾追而来,西路军只能边打边构筑工事,进行拼死抵抗。就在战斗最为危急的关头,吴富莲和王泉媛为了保证主力撤退,主动向总指挥请战:“让我们打掩护吧,男同志动作快,摆脱敌人容易些。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万一打散了,我们女的化装起来容易混过去。”总指挥部批准了她们的请战。妇女先锋团改用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番号,接替二六八团阵地。女战士们剪掉秀发,女扮男装,每人带子弹5发,手榴弹2个,分别在马场滩的3个山头扼守着。王泉媛指挥一营在第一个山头,吴富莲指挥二营在第二个山头,华全双指挥三营在第三个山头、此时妇女团仅剩300余人。

马步青部向马场滩发起攻击,在骑兵挥舞着马刀嘶叫着冲击的同时,迫击炮弹在山头上不断开花,阵地上硝烟弥漫。吴富莲、王泉媛带领女战士顽强抵抗。敌人发现阵地上全是妇女,顿时破口大骂起来:“妈的,我们受共产婆娘的骗了,兄弟们,你们把枪放高一点,冲上去,每人赏一个小老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上来。女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丢石头,和敌人进行肉搏战。妇女先锋团在马场滩坚持战斗了三天三晚,阻击了敌人的进攻,掩护了西路军总部及主力部队向石窝山撤退。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吴富莲和几位团领导研究决定:为避免全军覆灭,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吴富莲和回民支队司令马良骏带了百余人在祁连山打游击。

吴富莲和马良骏带领队伍吃树皮、嚼草根,昼伏夜行,顺着祁连山东向山脉前进。当队伍来到张掖以东、永昌以西的地方时,遭到马家部队的包围。战斗中,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被捕了,有的冲散了。吴富莲被冲散后,孤身一人,为了躲避马匪的搜捕,到当地一户人家打短工掩护。黑心肠的主人,每天给她干很重的活,吃的是糜烂变质的饭菜,睡在厨房里,不给床铺和被子。一个多月后,她患上了肺结核病,吃得很少,疲惫不堪,没有力气。主人还要逼她从清早干到深夜。吴富莲寻机离开了这户人家,准备过兰州、渡黄河、到陕北去。不料走到凉州(现武威市)城门时,被马步青的部队抓了起来,关押在骑兵五师特务团(现武威行署处)。

西路军被俘的女红军共130多人,都关押在特务团。团长马阁麟(马正E)对这些身陷囹圄的女红军尽情地侮辱,百般地折磨。吃的是黑面烂菜,一点盐也不放。大家饿得没办法,放风时把院子里的花叶子都摘着吃了。

吴富莲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敌人对她先是诈称其他被俘人员都已投降,又以官位利禄相诱,但吴富莲丝毫不为所动,只是轻蔑地一笑置之。敌人露出凶相,恶狠狠地用马刀对准她,胁迫她投降。吴富莲大义凛然地回答敌人:“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早料到了的。”

吴富莲咳嗽不止,敌人也不给治疗。她住的牢房阴冷潮湿,睡的地板上连麦草也不给铺,吃的是没有盐的黑面汤。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吴富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咳嗽加剧,痰中带血,呼吸困难,消瘦不堪,连大小便也得靠人扶。

1937年7月的一天,吴富莲这位年轻的红军女指挥员,坚强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闭上了她那双聪慧坚毅的大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