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鹏
2013年10月15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思想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新华社在播发纪念文章时曾提到，习仲勋在建国初期，前后十多次派人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12代干户项谦，最终使项谦向人民政府投诚。这篇纪念文章的刊出，也使项谦这位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那么，项谦是个什么样的人？习仲勋为何会如此看重他，会先后十多次派人去争取他投入政府的怀抱呢？
项谦，1904年出生于黄河上游的青海省尖扎县一个名叫“昂拉”的藏族部落，其父亲兰宫太是昂拉干户。干户为封建时代的世袭军职，设置于金代初期，元代沿袭金代的设置，明朝沿置为干户所长官，属于正五品军职。清朝时期在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土官中设置干户一职，属正五品，管理所辖部族及士兵。据历史记载，昂拉干户是吐蕃王朝赤热巴坚的后代，为了守卫边界和征收赋税，公元492年，吐蕃王朝赤热巴坚大臣（意为“征税者”）贡叶西达杰到昂拉地区居住生活，成为尖扎两岸的头人。清朝乾隆年间(1657)将他的后代之一祖多杰封为昂拉干户，干户府设在尖巴昂二昂拉又称昂拉八庄，每个庄有1个百户，一个百户管辖着几个自然村。昂拉辖区内共有七座喇嘛寺院，57个自然村，1100余户，约8000余人。该地区除少数回族、汉族外，均为藏族。昂拉北靠黄河，与化隆隔河相望；南及东南与同仁、循化相接；西靠大雪山及尖扎草地。区内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山间仅有小道通行，山沟两侧多为密林、岩石、陡坡，地势险要，行走困难。
1933年，28岁的项谦承袭其父兰宫太的昂拉干户之职，成为昂拉第12代干户。项谦这个人是很有魄力的，具有反抗精神，他继任干户后，曾组织所辖部族及士兵抗税，青海军阀马步芳因此三次派兵攻打昂拉，项谦指挥部众凭借险要的地势，一次次打退了马步芳军队的进攻。马步芳见不能攻下昂拉，于是就对项谦进行笼络，一面用武力进行威胁，一面又许以物质利益，请藏族总干户华宝藏和活佛占嘉赛等前往疏通，并送给项谦枪支弹药，终于将项谦请至西宁，马步芳与项谦结为兄弟，委任项谦为省政府参议。从此之后，项谦与马步芳交往甚密。1935年6月，马步芳委任项谦为保安第六区下郭密保安团第三营（现尖扎县）营长，下辖八个保安队。青海解放前，项谦又与马步芳的高级军官马老五、谭腾蛟、马全彪、马成贤、谭呈祥等人以及循化县刚察部落土匪头子宗吾加洛结为至交。
项谦共拥有部众2100多人，其中有外来土匪430人。青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平定土匪叛乱，项谦又趁机收缴了一部分散兵游勇的枪，并在化隆、循化两县大量收买枪枝和弹药，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军事力量。据有关方而统计，项谦共拥有长短枪2176枝，轻重机枪13挺，八二炮2门。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进军青海，党和政府考虑到昂拉地区的民族关系和历史特点，明确宣布承认项谦的干户地位，让其继续管理昂拉地区。项谦表示愿意合作，一度归顺人民政府。如1949年9月，当解放军进军到甘肃河州（临夏）和青海化隆时，项谦曾派人带着礼品向解放军致敬；1950年8月6日在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争取下，项谦曾到西宁参加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马朴的吊唁活动，在西宁期间，项谦向省府各位首长汇报了当地情况及解放后的藏族生产生活情况，青海省政府也召开座谈会，对项谦来西宁表示热忱欢迎。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青海爆发了多起马步芳残部发动的武装叛乱。党和政府出动了大批军队，迅速平息了叛乱。漏网的马步芳残部头目拉拢项谦，他们给项谦送去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极力煽动和挑唆项谦对抗人民政府，怂恿其叛乱并出任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项谦囿于阶级局限和自身利益，本来就对中共和人民政府心存疑虑，担心失去自己的干户职位。1949年12月至次年3月间发生的几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特别是谭呈祥、马成贤在化隆卡里岗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对项谦有很大影响。项谦随后发动叛乱，他自恃武装强悍，地处险要，利用反革命武装四处劫掠，攻打解放军驻地、人民政府武工队，杀害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军官兵。项谦的背信弃义激起一片喊打之声。
“不能打！”攻打项谦的计划被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断然否定。1950年夏天，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敌特此时正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百姓的谣言，如果在青海对项谦兴师动武，正中其下怀。习仲勋指示，必须正确解决昂拉叛乱，这件事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关系到青海工作全局，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务必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他打电话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反复叮嘱：“对项谦，要采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政策应该更为宽大。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也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
从1950年9月到1951年8月，青海省委、省政府先后6次派人劝降项谦，不仅毫无效果，项谦的气焰反而更加嚣张，居然进攻我驻军，很多人因此沉不住气了，要求出兵。习仲勋答复：“千万不要打。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
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大师，在佛学界享有极高声望，达赖、班禅均尊之为师，蒋介石、杨森等无不待为上宾，解放后，喜饶嘉措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1949年12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喜饶嘉措大师接受中共邀请，出任青海省第一届政府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第七次劝降由喜饶嘉措大师亲自出马，可项谦竟将他晾在一边，置之不理。1951年9月1日，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的代表和塔尔寺代表一行10人，手持班禅等人的联名信，前往昂拉进行第八次劝降。劝降代表们明确表示，只要项谦能与外来土匪脱离关系，协助人民解放军捕捉匪首，肃清昂拉地区的土匪、特务，撤除岗哨，平毁工事，使老百姓安居生产，人民政府绝对保证项谦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保留其干户和省协商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松布活佛为对项谦保证以上各点，愿对其吃咒具结，但均被项谦拒绝，而且辱骂代表们为“匪特”，罚劝降代表在太阳底下晒了3个小时。同时，项谦还派人持枪埋伏在在路上，企图谋害劝降代表，幸被事先发现才未能得逞。以后，喜饶嘉措大师又三次去昂拉劝降项谦，结果项谦对其劝告仍置之不理。
在对项谦进行了17次共43人次的政治争取均无效果后，连昂拉部落内部的藏民也忍受不了项谦了，项谦的参谋长、隆务寺经师诚勒活佛逃出来，找到政府请求出兵征讨项谦。中共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和中央指示，拟于1952年4月下旬进剿昂拉匪部。并指示：“项谦如被俘获，带到西宁好好相待；对项谦等昂拉族上层人物的财产一概不动。”1952年4月13日，中央指示：“昂拉匪部经十七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干户职位。”
1952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在第一军一师师长罗坤山指挥下，调集数万人的大军，采取南北东西四路合击、层层包围的战术，从四面对昂拉地区反革命武装进行军事清剿，全歼项谦匪部，毙伤匪264人，俘467人，争取投降的864人，缴获各种枪支1036枝，各种枪弹29809发。在作战中，我剿匪部队指战员牺牲89人，负伤71人。项谦丢下家人，带领几十名亲信逃进了森林。
昂拉叛匪基本被歼后，其残余分子流散在森林草地，时常出没，袭击我驻军和政府，骚扰群众。项谦所带数十人逃到同仁南乎加的森林中后，也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一方面以两个团的兵力继续搜剿残匪，另一方面，进行了大量安置、救济群众的工作。人民解放军对项谦家中的财产进行保护，项谦的母亲、老婆得了病，人民解放军派医护人员给治疗，同时，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布《告各族人民书》，派完德太等11名归降人员持《告各族人民书》及其家信招降。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工作，看到大势已去的项谦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终于1952年7月11日下午回到昂拉地区，向人民政府归降，交出长短枪16支、子弹2580发、望远镜一架、马5匹。
项谦归降后，党和政府仍让他担任昂拉干户。项谦心悦诚服，此后再未反叛。项谦的归降使有8000多藏民群众的昂拉部落地区安定下来了，同时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头领人物也影响很大。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十分赞赏，称赞道：“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七擒十七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了习仲勋，开玩笑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项谦归降后先后受到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省委书记张仲良、西北局领导习仲勋、汪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副主任委员乌兰夫、刘格平等领导的相继接见，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并先后安排项谦担任了尖扎县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主席（后改称为副州长）、省政协常委等职务。，
1952年秋，习仲勋调中央工作。1958年黄南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项谦受到平叛扩大化的株连，在尖扎县人代会上受到批判，尖扎县县长、黄南州副州长职务被撤销，仅任州政协委员。1959年3月12日，他在忧郁中病逝，时年55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项谦得到平反，受牵连的其家属、子女也得到妥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