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出身国民党名门，却最终将信仰投向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革命几次陷入低谷时从未改变初衷，始终坚定地跟党走。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廖承志多次被捕入狱，所幸每次都能化险为夷。1933年，廖承志又一次在上海被捕，为了营救廖承志，宋庆龄联合蔡元培、柳亚子等许多知名人士积极奔走，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交涉，最终成功地将廖承志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
叛徒变节，廖承志不幸落入敌手
1908年，廖承志出生于日本。童年时，他常常与父母一起去孙中山家做客，他叫宋庆龄“姑姑”。后来，廖承志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后，和母亲、姐姐一样，全力协助宋庆龄开展革命工作。当时，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委书记，为党做了大量情报传送工作。廖承志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特务组织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寻找机会将他逮捕。
1933年3月28日下午，廖承志在租界不幸被捕。廖承志的被捕与叛徒的叛变有关。当天上午，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被捕随即叛变，他供出了一批上海地下党员的名单。巧的是，当天下午正好有一个秘密会议在罗登贤和余文化二人的寓所里召开，廖承志是与会者之一。等他来到开会地点时，才发现罗、余二人已经被捕，自己也落人敌人的圈套。当时，廖承志刚满25岁。在狱中，敌人对他进行了威逼利诱，说其他人都招供了，你还是快点交出上海地下党的名单为好。如果不说，你母亲何香凝就会有危险。廖承志当时虽然担心自己被捕会对母亲和姐姐不利，但他更相信宋姑姑的能力以及他一直所追求的信念的力量，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不为所动。
双管齐下，宋庆龄为营救廖承志造势
得知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宋庆龄立即前往寓所慰问何香凝并询问具体情况。然后，她与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等人商量，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名义，聘请“吴凯声”大律师为廖承志的辩护律师，通过法律的途径将廖承志营救出狱。
吴凯声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爱国大律师。当年，他曾以律师兼上海法科大学校董、教授的身份接受学生代表史良及钱剑秋的要求，就校长潘大道被刺一案，向法租界当局强烈抗议，最后使学校得以复课。吴凯声是上海法租界及英租界会审公堂律师，担任各工会、各商业联合会、各同业工会团体的法律顾问，能熟练运用英语、法语进行辩护。就在廖承志一案事发的前一年，吴凯声还受周恩来之托，为著名共产党人陈延年（陈独秀长子）出庭辩护。
廖承志被捕的第二天，杨杏佛找到吴凯声位于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六一二号的寓所。杨杏佛开门见山地说，自己是奉了宋庆龄、蔡元培两位同盟会主席之命以及何香凝女士之托而来，请您出任辩护律师，营救廖承志等三人的。吴凯声听清原委后，一口答应下来，表示愿意出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法律顾问，并慷慨承诺：“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是我们同盟之光荣职责，过去，同盟也多次这样做了。我是同盟法律顾问，营救廖公子等人，义不容辞！”杨杏佛听后大喜，他告诉吴凯声，现在和廖承志关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两位爱国人士，他们是一对兄妹，哥哥叫陈赓，妹妹叫陈淑英，是24日在公共租界被逮捕的，三人会同庭受审。陈赓是廖仲恺黄埔一期的学生，所以早就和廖承志相识。杨杏佛对吴凯声说，如果能同时担任陈氏兄妹的辩护律师一并救之，将不胜感激。吴凯声亦答应下来。
经过一番准备，吴凯声前往巡捕房与廖承志和陈赓见了面。廖承志早就听闻吴凯声的大名，清楚他是一名支持革命的进步民主人士，于是将一切情况详细讲明，两人随即对案子作了一番商议，最后廖承志签署了律师委托书。吴凯声又会见了陈赓，将陈氏兄妹被捕的原因、地点和时间等一一作了了解。当晚，吴凯声就与何香凝、杨杏佛进行了密谈，就第二天开庭事宜进行商议。
在吴凯声积极为辩护的事情努力时，宋庆龄同时在另一个领域里替廖承志一案造势。她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执行委员会议，专门讨论廖承志入狱一事，正式发表宣言指出：“3月28日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三人由同寓者之报告被捕，依报章所载，其罪状为加入共产党及工会运动，罗、余两人于寓所逮捕，廖于数小时后竟因偶尔投访，同遭拘禁……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尚非法律所不许，应即立刻释放，盖信仰自由屡载约法，为吾国民必争之权利。”宋庆龄此番宣言发表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回应。很快，廖承志一案就成了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开庭受审，廖承志戏谑大法官
3月31日，位于上海四川北路的高二分院开庭审理廖承志一案。吴凯声如约作为廖承志的辩护律师出庭。此外，他还动员多名律师一起组成律师团为之辩护。因为需要营救的共有5人，所以他们还做了分工，吴凯声本人和马常担任廖承志及陈赓兄妹的辩护律师；蔡晓白、陈炳煜等则担任罗登贤和余文化的辩护律师。柳亚子作为营救方案的策划人之一，带着女儿柳无非到场进行了旁听。
在法庭上，吴凯声当着各界人士之面一一列举事实，与租界当局雇佣的律师进行了激烈辩论。整个审讯辩护过程十分精彩。第一个被传唤的是陈赓。陈赓按照与吴凯声事先的约定，表示“我同妹妹陈淑英是来上海治病的”。之后，他又借法庭作讲台，大谈抗日，痛斥政府弃守东三省，残害爱国青年。一番慷慨陈词，变口供为控诉。台下的国民党代表面面相觑，尴尬不已；旁听席上则是人人激奋，群情沸然。
此后，被传唤的是廖承志、罗登贤和余文化三人。廖承志知道那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法官喜欢嫖娼，患有见不得人的花柳病，就打算开他个玩笑，给他一个下马威。于是，廖承志故意在大庭广众下扭来扭去，好像是要解下裤腰带挠痒痒似的。法官问他：“你怎么啦？”廖承志一扬脖子说：“这是花柳病啊，难道你不知道吗？”顿时哄堂大笑。
之后，吴凯声与当局律师之间进行了一番激辩，他当堂宣读了何香凝所写的一封亲笔信。信里的意思是她本来要到法庭上就住处、买茶和给钱等三条一一陈述，怎奈旧病复发，连床都下不了了，只好写一封信。在信中，何香凝列举了三条：第一，小儿廖承志从欧洲回国后就一直住在家中。那天巡捕房的人来家里调查，我一时受惊，没能给出明确的答复。我现在在信里明确表示，廖承志是和我一起住的；第二，廖承志到欧阳先生家是去商量运送茶叶，给血战日寇的我国东北军壮壮士气，改善改善伙食，因此并没有别的意图；第三，我给儿子银洋那是为了补充抗日的资金。是廖承志他本性慷慨大方，才可能借给朋友。总之，何香凝坚持“予与廖先生为国奋斗，其目的在求民族国家之生存”，希望法院能够秉公办理。何香凝的信在法庭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怎料，叛徒王其良突然出现在法庭上，一口咬定廖等三人是共产党员，再加上被廖承志羞辱，主审法官借机发挥，斥责廖承志等人的行为。一审结束后，法庭依旧不肯松口，打算将5人引渡给上海警察总局。
随着法官的一声宣告，法庭散场，陈赓、廖承志等五人被押上一辆红色汽车。吴凯声果真身经百战，经验老到。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在庭审结束后，跳上了自备的黑色轿车，紧随囚车到了总局，本来，从四川北路高二分院到南市的上海警察总局，应朝南走。可能是红色囚车发觉了黑色轿车，才有意向北朝虹口方向驶去，又从虹口转向南面，过外白渡桥，奔十六铺，开往南市。但一番追逐，囚车还是未能摆脱吴凯声的追踪。
在总局门口，吴凯声跳下轿车义正辞严地说，根据国民党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侦讯完毕，可交辩护律师“责付”出狱的规定，要求总局立将被告廖承志“责付”给他。然后，吴凯声径直往里走，直奔局长办公室。当时担任警察局长的蔡劲军是吴凯声留学法国时的同学。见面后，吴凯声软磨硬泡，企图说服他。怎奈蔡劲军知道这不是小事，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死活不肯松口。吴凯声只得使出最后一个绝招。他胸有成竹地对蔡劲军说：“你给吴市长打个电话吧，听听市长是怎么说的。”原来，柳亚子在前一天就找上他在法院当庭长的朋友郁华，打听当局到底想如何处置廖承志。郁华当时的职务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他的弟弟就是著名的左翼文人郁达夫。事实上，郁达夫的很多壮举都和郁华有关。郁华向柳亚子透露说，按照南京方面的军法处理要求，会将廖承志“引渡”到南京，一旦到了南京，别说出狱无望，就是性命也会堪忧啊。郁华答应柳亚子，会尽他所能尽量拖延时间，但这事真要翻盘的话，还得大人物出面。柳亚子谢过郁华后，赶紧赶到何香凝家里告知。何香凝知道儿子一旦被送往南京，就等于送上绝路。于是她当机立断对柳亚子说：“你跟我去一次市长府，去找吴铁城！”
力挽大局，何香凝逼迫蒋介石放人
吴铁城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他一看何香凝坐在藤椅里被抬着进来，就知道廖夫人此番前来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于是就故作镇定地请何香凝进屋，满脸堆笑说：“请，请，廖夫人请进来坐。”何香凝故意大声说：“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坐牢的！承志哪里是犯了什么大罪，不就是骂了蒋介石几句吗？要说骂老蒋，我骂得最多了。你们不如把我也抓起来吧！”柳亚子也在一边附和说：“廖夫人要是坐牢，我也作陪！”
廖仲恺、何香凝在国民党内根基深厚，一旦出了什么事，吴铁城也是无法担待的。于是，他赶紧通过宋子文给蒋介石报信。蒋介石知道何香凝个性执拗倔强，又是国民党元老，人脉宽泛，要是真动了她的儿子，保不齐出什么大乱子，就松口说：“你们看着办吧，不要搞得不可收拾。”吴铁城有了这个指示，悬着的心就放下了，他对何香凝承诺说：“廖夫人大可放心，一定会将爱子保释出来。”所以当蔡劲军打电话问吴铁城如何处置廖承志一案时，吴铁城在电话里明确表态：廖承志可以“责付”释放。蔡劲军放下电话，如释重负，跟吴凯声说，可以“责付”了。
当晚，吴凯声就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将廖承志保送至辣斐坊（现复兴中路复兴坊）七号的何香凝寓所。尚病卧在床的何香凝见儿子回来了，喜出望外。她一把抓住吴凯声的手，连声道谢。过了几天，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回到家中，她把一支神秘的香烟交给廖承志。廖承志打开一看，是党中央通知他到中央苏区的密件。他欣喜若狂，匆匆准备即告别母亲，踏上了革命工作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