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铎，早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5年受国民政府派遣到苏联学习，此后在苏联空军学习工作了28个春秋。由于在苏联工作期间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所取得的光辉战绩，他曾荣获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等4枚勋章及3枚奖章，被授予苏联空军中校军衔。1953年回国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11年，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他曾拥有中苏两国国籍、两军军籍、两党党籍。1964年调任辽宁大学副校长，“文革”中受迫害被监禁8年。1979年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因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与任弼时同班在城南书院读书，跟随蔡和森到北京住杨昌济家，参加五四运动
唐铎原名唐灵运，字金城，1904年4月5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是当地唐氏家族很受尊重的族长，开设一间蒙童书馆，唐锋4岁时就跟着父亲进馆读书。11岁时，唐铎到了长沙，先在北门外的方知小学读书，一年后转入湖南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年底又转入设在长沙南门外城南书院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与任弼时同班，一起听肖子暲（即肖三）老师讲物理和音乐等课程，一起参加肖子嶂，陈绍休、李维汉等老师组织的童子军野营训练活动。
1918年春唐铎从一师附小毕业，因家中无力再供他读书，他便回乡与父兄一起种田。期间，失学的痛苦使他非常渴望再有学习的机会。这年夏秋，他接到新民学会会员陈绍休老师的信，说蔡和森等正招收贫苦的青少年学生北上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并要他马上去长沙湖南省教育会报到。
唐铎喜出望外，立即动身前往长沙。经过考试和体检，他与颜昌颐、熊信吾、朱春成等20多名青少年一起，在陈绍休老师的带领下，乘火车北上河北保定。在保定火车站，唐铎第一次见到了蔡和森。两天后，唐铎等在蔡和森的带领下，乘骡子拉的大铁轱辘车，来到河北蠡县（今高阳县）布里村，住进了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班驻地。预备班为学员们开设了法语、国文、物理和工艺技术等课程，为他们赴法后勤工俭学做准备。1919年春，蔡和森把唐铎等接到保定，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勤工俭学高级预备班学习。是年春夏，蔡和森又把他们接到北京，住进地安门外豆腐池胡同9号。这里是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即杨开慧之父的住所。杨先生很器重毛泽东和蔡和森，也很热心赞助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对渴望追求真理的贫苦青少年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此时，五四运动已进入高潮。6月下旬，学生们听说中国代表将要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于是再次发起示威请愿活动。唐铎等同北京法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举着写有“誓死收回山东青岛，坚决拒绝签字”的标语旗帜，到总统府前游行示威。不久，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来，广大爱国青年奔走相告，相互祝贺说：“我们胜利了！祖国得救了！”这是唐铎第一次参加爱国政治运动，广大群众那种高涨的爱国情绪和为祖国独立、主权而战的牺牲精神，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曾回忆说：“像我这样一个幼稚的农村青少年，正是在蔡和森同志引导和教育下，在杨昌济老先生的亲切关怀与支持下，才参加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经受五四战斗洗礼的。这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我终生引为自豪和感到无限幸运的。”
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同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起被法国囚禁并强行遣送回国
1920年5月，唐铎与老师肖子障、陈绍休，还有当时他并不认识的赵世炎、傅钟等100多名青少年，同乘法国邮船阿芒伯西号，从上海出发，经过40多天的航行，最终到达法国，被分派到巴黎南部小城镇蒙塔尔纪公学补习法语。在蒙塔尔纪公学，他见到了已先期到达法国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隆郅（即李立三）等人。
当时，他们集中住在学校的一所学生宿舍里，学习生活虽然紧张，但还是生活得很有乐趣。有时他们还自己做点中国味道的饭菜，李立三就是炒墨斗鱼的“能手”。学校副校长沙博博士是法国社会党人，十分同情这些中国学生，使唐铎等人除了学习法语之外，还可以读到一些诸如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法国共产党入主办的《人道报》，以及《时报》、《平民报》等进步报刊。
在蒙塔尔纪市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有不少人是新民学会会员。唐铎虽然不是会员，但却参加了由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等人组织的“工学世界社”。他还经常跟蔡和森等人去公园集会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其中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出路问题。期间，唐铎参加了留法学生于1920年7月召开的著名的“蒙塔尔纪会议”，以及同年秋冬召开的“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会议”。在这些活动中，蔡和森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主义，走俄国人之路的观点，给唐铎以很大影响。
唐铎在蒙塔尔纪公学补习了一段时间法语后，就到法国南部圣太田地区的列夫列芙汽车工厂当车工去了。本来，他想通过“勤工”挣些钱，再去学校读书，达到“俭学”的目的。但到1920年底，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已达1600多人了，找工作十分困难，加之中法政府的联合压迫，大家处境十分艰难。由于找不到工作，当时相当多的人只好靠从华法教育会领取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过日子。不料，1921年1月中旬，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断绝与勤工俭学生的经济关系；中国驻法公使也扬言要把找不到工作的勤工俭学生遣送回国。这激起了广大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无比愤慨。于是，唐铎跟着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赶往巴黎，同巴黎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商议，决定以“生存权、求学权”为口号，要求由中国驻法公使馆发给勤工俭学生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费，以4年为限，解决求学的实际困难。2月28日，从各地赶来的400多名学生代表一起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向公使陈箓请愿。但陈箓已同法国当局勾结起来，派来大批军警四处驱赶学生。这次斗争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也迫使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答应延长发放3个月每人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
半年后，即同年9月，唐铎又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原来，国民政府吴稚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筹建了里昂中法大学。但在该大学即将开办时，吴稚晖却在国内招收了100多名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拒不接收已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于是，蔡和森、赵世炎、陈毅、李立三、李维汉等人，在巴黎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决定由各地勤工俭学生抽调一批代表组成“先发队”，在吴稚晖带领国内学生到来之前，于9月21日集中到里昂，先发制人，占领校舍。
唐铎受列夫列芙汽车厂全体勤工俭学生的推举，作为代表奔赴里昂，同各地派来的100多位代表一起，到达作为里昂中法大学校舍的旧兵营。不料，9月21日中国驻法公使竟勾结法国政府出动武装警察，把学生代表予以拘捕并囚禁在兵营里。唐铎当时刚刚16岁，第一次被囚禁，心中不免有些慌乱。但当他看到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人沉着、镇定地策划斗争，组织绝食，向记者揭露事实真相时，也就逐渐镇定起来。
10月13日，法国当局以“过激分子”，“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等罪名，将他们这些学生代表强行遣送回国。当天深夜，学生代表们被押送到附近的火车站，乘火车到达马赛港，连夜又被赶上了开往中国的邮船。第二天黄昏，汽笛一声长鸣，包括蔡和森、陈毅、唐铎在内的104名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就被逐出了号称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
在广州拜会杨仙逸，见证宋庆龄登机试飞，被国民政府派往苏联继续学习飞行
被驱逐回国后，唐铎辗转到了广州。他先去找了同乡谭延闿。谭为网罗和扩大个人势力，要他去“湘军”当军官。但唐铎打定主意，向谭表示要学习飞行技术。谭便写了一封信，将唐铎介绍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
唐铎带着介绍信，很快来到设在广州东郊大沙头的航空局。杨仙逸明白了他的来意后，高兴地鼓励他说：“你从上海奔来广州，投到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我非常欢迎你来学习航空技术。”接着又说：“现时，在航空局属下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要学习飞行，可到这个厂里先当实习生。不久将要开办一所飞机学校，那时，你再去学习飞行。”唐铎表示决心说：“志在飞行。从当学徒开始，也行！”
不久，杨仙逸在大沙头与飞行人员合作，用从国外购买来的部件及设备，自行装备配置成了第一架“国产”飞机。试飞当天，孙中山与宋庆龄前来参加试飞仪式。那架飞机上有两个座位，起飞之前，孙中山环视众人大声问道：“在场的诸君，谁愿登机试飞？”全场鸦雀无声，无人应答。这时，站在孙中山身旁的宋庆龄出入意料地向前走了几步，面对孙中山，沉静而又坚定地说：“我愿意！”孙中山微笑着点了点头。飞行员黄光锐走上前，给宋庆龄戴上飞行帽和眼镜。随后，宋庆龄端庄地走上飞机，坐进座舱。在众目注视之下，飞机起飞了。当飞机安全着陆后，大家象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热烈鼓掌，庆祝试飞成功。这次试飞，给了唐铎以极大的鼓舞。
1924年3、4月间，在飞机制造厂曾有过广泛发展国民党员的活动，厂领导也给了唐铎一张国民党员入党志愿表。因为当时国民党“一大”已经召开，唐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有所了解和认识，所以当即填了表格，加入了国民党。同年9月，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决定成立一所军事飞行学校，培养军事航空人才，校址就在广州大沙头飞机制造厂附近。因为这所学校规模小，存在时间短，只招收过两期学员，所以鲜为人知，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创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摇篮。第一期学员共有10人，包括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刘云、冯旬、王翱、万鹏、袁政、郭予如、王勋（又名王叔铭，后任台湾国民党空军司令），还包括从飞机制造厂选派来的3名实习生，唐铎即是其中之一。
1925年夏末，唐铎毕业在即，这时，学校党代表、中共党员刘云告诉他，国民政府已决定选派他等几名毕业生去苏联继续深造。8月底，在刘云和苏联顾问李靡的带领下，唐铎等一行6人，从广州乘轮船到达上海。因为是秘密出国，为安全起见，他们一到上海便马上住进了英租界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馆，一面准备出国服装，一面等待苏联船只到来。
在上海，唐铎给年迈的父母写了一封家信，其中写道：“男，于阳历8月30日，于广州搭轮动身，昨日（9月5日）抵沪。男此次出国留学全为政府选派，一切费用全由政府发给。……昨到上海，发给零用及制衣服费用少许，男因家中灾害，不忍坐视，故省出百元偷寄回家中，使父母兄嫂不得冻馁。区区之数，非敢云报答养育之恩于万一也……”信发出后，唐铎便随刘云、李靡等从上海起程，乘坐俄国商船，经海参崴，转乘火车，越过西伯利亚，奔赴莫斯科。
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空中战斗学校被授予苏联空军中尉军衔
唐铎一行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方面安排他们先去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
空军第二飞行学校设在莫斯科南边丹波夫省的博里索格列勃斯克。这所学校有着浓重的国际主义色彩，除苏联学员外，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印度、阿富汗、波斯的青年学员。中国派去的学员，除唐铎他们这一批人外，还有冯玉祥派来的郭允恭、石友信等人。唐铎在这里先后学会了安里奥式、布马式等三四种飞机的驾驶技术，并于1926年2月经刘云、宗孚、陈定远介绍，在莫斯科唯一的中共党组织——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欧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支部书记是刘伯坚，支部委员有刘云。与唐铎同时入党的还有王勋、郭允恭。唐铎与刘云、王勋、郭允恭、宗孚，陈定远6人组成了一个党小组，刘云任党小组长。
1927年春，唐铎从空军第二飞行学校毕业后，又被派到图拉省的谢尔普霍夫城一所苏联空军空中战斗学校继续深造，主要学习驾驶战斗机进行空战的技术。在这里，唐铎进一步掌握了伏奥凯尔·采3、伏奥凯尔的．11、伏奥凯尔的．13三种战斗机的驾驶和空中战斗技术。
然而不久，国内传来了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的消息。过了一段时间，苏联政府向中国留苏人员宣布：蒋介石政府拍来电报，要中国留苏人员一律限期回国去南京报到。苏联政府还同时宣布：中国学生愿意回国，绝不挽留；不愿回国，可以继续深造。
经过反复思考，唐铎决定留下，并把想法告诉了党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刘云。刘云这时已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但他依然关心着唐铎的抉择。听了唐铎的决定，刘云非常高兴。
1928年底，唐铎取得了空中战斗学校毕业证书，并被授予苏联空军中尉军衔。翌年初，学校领导又通知他到第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去学习。这所学校位于萨马尔州的奥林布尔格，靠近伏尔加河，唐铎在这里学习的主要课程有两大类：一类是偏重理论的，如射击原理，射击武器、轰炸武器、瞄准等设备的构造、原理、使用、维修技术等；一类是偏重实践的，如空中侦察、空中照像、空中通讯、空中射击、空中轰炸等。
在苏军空六旅第十八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驾长机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斯大林检阅
1929年8月，唐铎从第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空军第六旅第十八航空飞行大队，当了一名中尉飞行员。
在苏联空军部队，唐铎开始进行了更加艰巨、复杂的飞行训练，如空中射击、投弹、测量、跳伞等，夜间则借助跑道两侧点燃的火堆光亮，进行起飞和降落。而难度更大的则是进行穿云下降、看仪表着陆的训练。做这种训练须全神贯注，观察各种航空仪表指示器，通过仪表数据计算来判断飞机的航迹和姿态，操纵飞机降落。一天晚上，唐铎刚刚驾机起飞，就遇到一股强大的气浪，飞机忽上忽下，就像一匹受惊的烈马难以驾驭。他只得加大油门，用尽全力向上飞行，躲过气浪的冲击，飞到浓积云层上面。而在降落时，由于难以把握，他采取临时处置，经请示地面指挥，飞到临近机场安全着陆。
1929年底，唐铎利用休假机会，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看望刘云。刘云告诉他，莫斯科的中共旅欧支部已经撤销，因苏联不同意有外国党组织在苏活动；各国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苏共。唐铎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向空军六旅第十八飞行大队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30年10月，他被批准为联共（布）党候补党员，一年后转为联共（布）党正式党员。之后，他曾担任过第十八航空大队第三中队党支部宣传委员，负责大队列宁角的工作。列宁角是全大队进行学习和各种政治、文娱活动的场所。
1932年初，唐铎被派到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学习。在那里，他学习了无线电通讯原理、飞机无线电接收机装置和操纵、无线电领航技术等课程，半年后又回到第十八航空大队。在领导的支持下，他采用无线电接收机进行了空中通讯联系，还表演了无线电领航技术。这种技术是利用飞机上专用的电台，测定飞机与地面的位置来进行领航工作。唐铎的这些实践和表演非常成功，受到了旅首长的表扬，不久被授予苏联空军上尉军衔，并被任命为空军上尉通讯主任。
1933年8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为纪念红色空军诞生15周年，规定这天为苏联红色空军节。在当天举行的庆祝会上，旅首长传达了一项命令：空六旅将派出部分飞机，在十月革命节16周年时，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由于唐铎飞行技术熟练，特别是无线电通讯技术过硬，旅首长命令他担任长机驾驶员，作为100多架飞机的排头兵，飞在最前面。听到这一命令，唐铎欣喜若狂，激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后，唐铎随同旅长、大队长和战友们从斯摩棱斯克飞到莫斯科机场，进行编队。第16个十月革命节这天，晴空如洗，唐铎迎着朝阳，精神抖擞地坐进了长机驾驶舱，他旁边座位上坐的是他的旅长，是这次接受检阅的航空飞行大队的总领队。
起飞的信号发出了，唐铎立刻率先起飞。紧接着，100架银燕轰鸣着冲上蓝天，编队飞越红场上空。
当天下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重要来宾和全体飞行人员。这是唐铎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斯大林举杯向客人们致意，表示节日的祝贺。
在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期间，曾被疑日本特务，关押监狱一年：在苏联卫国战争中，驾驶强击机同德国军队作战
1934年初，唐铎经过考试被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录取为试读生，一年后经考试合格，正式成为该学院本科学生。
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位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大街，这里据说原来是彼得大帝公园。它是十月革命后建立最早的一所红军高级工程学院，是列宁亲自于1920年12月签署命令批准成立并以“俄罗斯航空之父”、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茹可夫斯基的名字命名的。
唐铎所在的空军兵器系，又称航空军械系，是专为空军进行空战研制武器装备的一个系。唐铎学习认真，成绩优异，很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赞赏，因而被选为系里的党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
然而正当唐铎在这里刻苦求学时，却于1938年初突然被逮捕，关进了莫斯科的布德斯克监狱。后来，他了解到逮捕他的原因，是苏联当局怀疑他是日本特务。虽然唐铎多次争辩，但都无济于事。大约过了一年时间，监狱要他提供证明人，他便提供了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任弼时和老师肖三作为自己的证明人。随后，苏联内务部门接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及在苏联文艺界知名度相当高的肖三写的证明信件。大约1939年1月，唐铎被释放出狱。
经过这一番周折，唐铎重新复学回到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时，已是1940年的夏天，只好插班到新升上来的三年级继续学习。
1941年6月23日这天，唐铎正在商店买东西。突然，广播里传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消息。他立即赶回学院。此时，学院内已是人声鼎沸，大家纷纷要求上前线。
唐铎深为这种爱国激情所激励，便与同学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斯大林要求上前线。但是，斯大林命令所有军事院校学员，继续学习，掌握本领，待机再上前线。虽然唐铎曾再次写信要求上前线，但仍未获准。
1942年唐铎正式毕业，获得了机械工程师职称。随后，他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教官。这是一所专门培训从前线空军部队抽调来的师团级军官的学校，目的是帮助这些师团级指挥员尽快掌握新的技术和协同作战指挥原则。唐铎在这里讲授空中飞行原理、空中照像、空中领航学、空中轰炸学：空气动力学、热力学等课程。由于他的教学一丝不苟，所以深受广大学员的欢迎和学校首长的信任，并于1943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但唐铎一直没有放弃上前线直接同德国法西斯空中强盗作战的愿望，而这个愿望直到1944年夏天才得以实现。这年6月下旬，校领导传达上级命令宣布：任命唐铎为空军七十四团实习副团长，立即出发。
这时，苏联卫国战争已向俄罗斯西部推进，苏联红军已经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正肩负着解放白俄罗斯全境，歼灭斯摩棱斯克以西全部敌人的任务。当时，德军在斯摩棱斯克西部围绕明斯克构筑了大批防御工事，再加上第聂伯河、德鲁特河、别列津纳河等地带的湖泊、沼泽、森林等自然条件，形成了易守难攻的态势。
唐锋到达前线时，战事正酣。他先是驾驶佩-2式轰炸机参加过几次战斗，后来一直驾驶伊尔-2式强击机作战。这种强击机是苏联飞机设计家伊柳申设计的。它装有强大的射击武器、火箭和轰炸武器，是专门用来支援地面部队或制服敌人地面部队及海中舰只的一种战术飞机。机上有两个座位，可坐一名驾驶员一名射击员。一次，唐铎同一位名叫马利诺夫的中尉飞行员轰炸敌人退却时必经的桥梁。唐铎驾机俯冲下去，然后投掷炸弹；马利诺夫中尉则用机关枪向桥面猛烈扫射。顿时，桥被炸断，敌军乱作一团。像这样的战斗，他们一天要参加三五次之多。战斗中，后面的射击员受伤或牺牲，飞机马上返回降落，把死伤的战友抬下去，另外的同志迅速补位上来，装好弹药又立即起飞投入战斗的事时有发生。
1945年春，唐铎参加了解放东普鲁士战役。这次战役的目的，是切断东普鲁士德守军“中央集团军群”同其他德军部队的联系，然后把它逼到海上加以歼灭。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的大本营就设在东普鲁士的拉斯登堡附近的掩蔽部里。战役打响后，唐铎所在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首先向拉斯登堡发起进攻，先是炮火轰击，接着空军轰炸，然后坦克进攻，最后步兵冲锋。有一天，唐铎连续6次升空作战，与他同机出战的战友竟有3名重伤、1名牺牲、1名轻伤，而他本人却安全无恙。在这次战役中，唐铎因作战英勇顽强受到嘉奖。
获四枚勋章三枚奖章，在苏联空军技术学校任中校主任教官，战后力争回国报效
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1945年6月唐铎奉命从前线回到莫斯科。因利比茨克军校已停办，唐铎被分配到苏联空军技术学校。这所学校设在彼尔姆，于是他又来到了彼尔姆。不久，他被提升为中校主任教官，开始了稳定的教学生活。
但是，此时的唐铎内心却极不平静。一是在这里他获得了苏联的最高奖赏，因而心情异常激动；二是他重返祖国的心愿日益强烈，也使他焦灼不安。
1948年，苏联红军庆祝建军30周年，为表彰唐铎在苏军服役期间对卫国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空军的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颁发给他一枚红旗勋章（号码是247718号）。这种红旗勋章是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设立的第一枚勋章，目的在于奖赏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有功公民。而早在1938年苏联红军建军20周年时，苏军领导机关就曾授予过唐铎一枚奖章；1 940年唐铎在苏军服务期满15周年时，苏联政府授予了唐铎一枚红星勋章（号码是177689号）；1945年，由于唐铎在夺取列宁格勒和杰尔别尼克（今加里宁格勒）的战斗中，英勇顽强，作战有功，又获得两枚奖章；同年，还由于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功勋卓著，由苏维埃共和国授予他一枚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号码是476665号）。1950年，唐铎在苏军服务已达25年，从来没有任何过失，且一直任务完成出色，成绩突出，所以苏联政府特将标志最高荣誉奖的一枚列宁勋章（号码是132864弓）颁发给唐铎，以表彰他对苏联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
唐铎荣获4枚勋章3枚奖章，这在苏联也是不多见的。荣获如此多重要的荣誉和奖赏，并从一个普通青年军官成长为苏联空军的中校主任教官，无论政治待遇还是物质生活，各方面可以说都是十分优越的。但这一切都抑制不住唐铎渴望回归祖国的强烈心愿。
1939年初，唐铎刚从苏联监狱获释时，曾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提出过回国的请求，但任弼时表示要他先完成学业，说现在延安还没有成立空军学校，你现在先把航空理论、飞机设计、空中战斗等项科学知识技术学到手，再回国搞我们自己的空军建设，肯定会有用武之地。
1948年8月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负责人刘亚楼、王弼会见了唐铎。刘亚楼对唐铎说：中国现在就快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组建中国人民自己的空军了。中国已在苏联聘请大批专家，到时候，你唐铎同志要带这批苏联专家一同回国工作。唐铎满心高兴地答应说：“好！”当时，苏联国防部外事处负责人也在座。会见之后，苏联国防部外事处负责人令唐铎回原部队工作，并说回国一事，等候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唐铎的一些同学、同事，纷纷被派往中国担任各种顾问，唯独没有他的份，唐铎为此坐立不安，焦急万分。于是，他写信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要求回国；苏联国防部于1949年至1952年期间，曾3次召唤唐铎到莫斯科商谈回国问题，每次都答应他的要求，但令他先回原单位工作，等候通知。与此同时，唐铎也写信给国内的常乾坤、王弼，请他们代他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要求，调他回国。1949年6月至8月间，刘少奇率中国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期间，也曾向苏方提出让唐铎回国的要求，但直到1953年3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时，两次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提出要求，唐铎才终于被苏联政府批准回中国工作。
当时，在苏访问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李富春、蔡畅等，邀请唐铎到莫斯科苏维埃旅社会面，并共进午餐。他们都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已经分别30多年了。如今在莫斯科相会，大家倍感亲切。
回国后，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兼系主任0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
1953年4月9日，唐铎携妻带子，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唐铎的夫人原名盖妮娜·娃尔娃拉。伊万诺夫娜，1943年与唐铎结婚之后，改名为唐瓦柳。她于1915年出生在乌克兰的特罗斯佳涅茨城，曾是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在俄罗斯的克罗托夫卡市执行委员会当打字员，与唐铎结婚后随军在部队当打字员。
当唐铎一家4口人动身时，苏联外交部曾以莫洛托夫外长的名义电告中国政府，称唐铎同志已被派遣回国。同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将唐铎一家动身的日期电告了北京。当唐铎一家乘坐的火车到达满洲里车站时，中共中央军委已派人前来迎接，并一直把他们护送到了北京，住进了军委总参招待所。这天是1953年4月18日，唐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故乡。
唐铎一到北京，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要求工作。军委总政治部干部领导赖传珠、徐立清等接见了唐铎，他们给唐铎提出两项工作请他选择：一是到中央军委报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工作；一是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唐铎当即回答：“听从组织决定！”当时，哈军工正筹备创建急需懂得教学的专业人才，在陈赓将军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决定唐铎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建院工作。唐铎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不久，唐铎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兼系主任。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投入了学院，特别是空军工程系的创建工作。从此，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运用他在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的专业知识和长期在苏军工作、战斗积累的丰富经验，结合学院实际，团结带领全系干部师生，艰苦奋斗，建起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空军工程系，使它成为军事工程学院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为祖国航空事业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他当年的许多学生早巳成为我国国防科技战线的骨干。
1955年9月，唐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
林彪一句话改变命运，调任辽宁大学副校长，“文革”中惨遭迫害，入狱8年之久；1983年11月因病逝世
1964年3月21日国防科委第109次办公会上，张爱萍心情复杂地说道：“唐锋同志，啊唐铎主任，你们可能听说了，要调到辽宁大学当副校长，命令已经下了，请学院办理手续吧。”与会的时任哈军工学院院长刘居英和政委谢有法对视了一下，低下头，谁也没说话。
唐铎是哈军工建院初期的元老之一，德高望重，德才兼备，对空军工程系的建设贡献很大，学院怎么会同意放他走呢？无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已公开破裂，中国的“反修”运动正如火如茶。唐铎的夫人是苏联人，就凭这一条，他在高度保密的哈军工工作，处境之尴尬不言而喻。而在前不久军委一次会议上，林彪一句“那个，唐铎呀，还在军中吗？”就足以改变唐铎的命运了。
同年4月，学院政委谢有法向唐铎宣布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调他到辽宁大学去工作。唐铎虽然毫无思想准备，但却坚决说：“服从上级命令！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指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工作。”不久，唐铎携全家离开哈军工．脱下军装来到沈阳就任辽宁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文革”爆发后，唐铎遭到林彪、“四人帮”集团的陷害。1968年初，康生在接见辽宁两派红卫兵组织代表时煽动说：你们要回学校闹革命，学校不是没有事做，唐铎是什么人哪？！暗示唐铎是“苏修特务”。消息传回沈阳，唐铎立即遭到逮捕，从此被关押监禁长达8年之久。在狱中，唐铎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恶意诬陷及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相信群众，相信党”，坚信事实真相一定会弄清楚，所以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无论怎样“诱导”，怎样的逼供，他始终表示：“接受组织的审查，但我绝不是什么苏修特务。”他每天晚上都平卧在木板床上睡觉，早晚放风的20分钟坚持跑步，然后用冷水擦洗全身，平时就在囚室中作甩手运动，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积极锻炼身体，准备出狱后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他对专案组工作人员及看守从不责怪，还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些笑话或故事给他们听，却把对他的批斗、打骂置之度外，以一身正气显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尊严和品格。唐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走遍全国各地，向所有与唐锋接触过的人作了仔细调查，却没找到任何可以证实他是“苏修特务”的证据，反而证明了唐铎一贯忠诚于党和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入狱后，他的夫人唐瓦柳以柔弱的双肩支撑着支离破碎的家。造反派想把她逐出中国，赶回苏联，唐瓦柳却坚定地说：“死也要死在中国，永远不和唐铎分开。”
1974年11月唐铎被释放，回校后被下放到物理系资料室当资料员。1978年，党组织为唐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任命他为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同时他被选举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5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唐铎激动地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强健的身体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要注意身体，要运动。运动就是生命。我75岁，每天早晨跑步，晚上跑步。我们老同志更要注意身体，至少要看到社会主义强国，看到“四化”实现。
1983年，由于年事已高，唐铎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学校的领导职务。但他依然怀着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时刻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关心“四化”建设。虽患高血压病，但他仍坚持参加传达贯彻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坚决拥护二中全会决议，当年11月20日就在他热情发言时，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80岁。
1984年1月12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唐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陈云、蔡畅、李维汉、宋任穷、许德绗、张爱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花圈，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特地赶来参加葬礼。悼词称赞唐铎是我党的一位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坚强战士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忠诚战士。
1988年8月6日，苏联《消息报》发表政治评论员斯坦尼斯拉夫·孔德拉绍夫撰写的文章《唐铎一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叶小舟》，其中写道：“在我随苏联国家记者协会代表团参观中国的辽宁大学时，我们有幸得知了这样一位中国人_—一已故辽宁大学副校长唐铎同志。”“我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不准备孤立地评论这位中国人的非凡命运和坎坷经历。但就广义来说，我生平还从未听说和看见过这样一个人的命运能与苏中关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够如此鲜明生动地向人们展示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刻画出历史的残酷事实。唐铎同志的生平业绩可说是苏中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