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做党的秘密工作，担任过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秘书和南方局军事组及统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建国后曾任嫩江省和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他身有残疾，早年在西北做党的秘密工作时负伤失去一条腿，在齐齐哈尔工作时他拖着一条木制假腿走遍嫩江两岸……他叫王梓木。
西北军中的秘密共产党员
王梓木189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木兰县吉兴乡刘家粉坊屯，早年父母双亡，由兄抚养。他8岁入私塾，15岁因贫辍学，20岁复入私塾读书。从1918年起，他先后在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沈阳高级师范学校、北京燕京大学就读，1924年考入北京英国教堂办的荟文英校。1925年7月考入西北陆军学校，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王梓木从西北陆军学校毕业加入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历任政治教官、参谋、机要处长等职。在这些公开身份的掩护下，他在西北军中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时王梓木在冯玉祥部13路军任参谋处长，在陇海铁路北指挥作战时，他右腿负伤后被截掉。第二年6月，伤势未愈的王梓木接到命令返回13路军，但不久13路军溃败，王梓木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2年春，王梓木在西北陆军学校同学的资助下，在济南开了家书局。同年，到天津与友人合开人文印务社。期间，他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并用开书局所得做党的活动经费，利用开印务社的便利条件，为地下党组织印刷了大量宣传材料。1934年夏，人文印务社负债倒闭。与此同时，因叛徒出卖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王梓木脱险后，转赴北京找到担任过冯玉祥机要秘书的西北军校老同学耿耀张。耿耀张介绍王梓木到山东泰安找冯玉祥，并为他买了车票。王梓木到泰安见到冯玉祥后，冯玉祥有意将他留在身边，为此还专程到南京保荐他做少将参议，并领回履历表，许诺月俸400银洋。但王梓木谢绝了。他来这里不是想当官，是为避险，也为寻找党组织。所以风头过后，王梓木又回到了天津，并与党组织接上头，恢复了组织关系，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情报处长，主要做冯玉祥、张学良、韩复榘等人的统战工作。
1937年6月王梓木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和中央党校任军事教员。同年11月，党组织委派他去西北军做鹿钟麟的统战工作。当时，鹿钟麟是西北军中仅次于冯玉祥的二号人物，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对抗战表现积极。中共为争取鹿钟麟，前期已派中共党员申纯伯和李新农在其身边工作，担任幕僚。王梓木第一次见鹿钟麟是张友渔陪同去的。张友渔1927年加入中共，担任过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的法学教授，时为社会名流，其党内秘密职务是中共鲁豫联络局书记，负责领导山东河南两地的情报工作。鹿钟麟专列途中经停河南新乡时，张友渔带王梓木登上列车。尽管拄着双拐，但王梓木上下火车还很灵活。两人和鹿钟麟长谈后留住列车上，王梓木随后约见申纯伯和李新农，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鹿钟麟抗战的统战策略，分析了整个抗战的形势，临走时送给李新农中共中央印发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两本小册子。通过这次谈话及反复阅读这两份文件，李新农对抗战的本质和前途有了深刻认识，他随后结合当时的实际，撰写了《抗战必胜论》。鹿钟麟看了认为很好，当即批印3万册，下发西北军各部。这本小书为我党做好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1937年10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成立。12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一些重要部门迁到武汉。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局机关设在武汉办事处内。这时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实际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和联络中枢。王梓木作为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随周恩来来到武汉，住进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
而此时，蒋介石对鹿钟麟已有了戒备，他怕鹿钟麟在抗日前线再搞一个西北军集团，于是在这年底将鹿钟麟调回武汉，担任军委会军法总监。申伯纯和李新农依旧留在鹿钟麟身边当高参。在武汉，李新农找到王梓木，汇报了蒋介石与鹿钟麟的情况。王梓木带着李新农面见周恩来。周恩来对李新农说：“已经听梓木同志谈过你了，你们在鹿钟麟部的统战工作是有成绩的。你今后可以和梓木直接联系，有重要大事就找他。”此后，每隔三五天，李新农就找王梓木汇报一下情况。
1938年2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同王梓木来到鹿钟麟在武汉的住所，和鹿钟麟谈了几个小时，希望他能挺进华北敌后。当年6月初，鹿钟麟以冀察战区总司令和河北省政府主席身份，乘火车离开武汉赴任。申伯纯继续担任鹿钟麟的高级参谋，李新农则被鹿钟麟任命为河北省政府参议。两人后来先后奉命回到八路军总部，成为八路军情报工作的骨干。申伯纯此后担任了八路军前指情报处长，1945年9月策划了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起义，建国后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李新农后任太行军区四分区情报处长，1939年9月策划了国民党冀察游击2纵队2师师长范子侠将军率部起义，建国后任军事医学院第一副院长。
在重庆周恩来身边工作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考虑到王梓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种关系十分有利于做国民党军队上层人物统战工作，组织上安排他到南方局军事组工作，对外名义是八路军驻重庆的高级军事参议，实际是做国民党军的军事统战和情报工作。“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奉命撤回延安，王梓木即担任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同时还在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工作，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设立的高级军政情报网的负责人，掌握着许多极其机密的军政情报和几十个中共在国民党军队系统潜伏人员的情况和线索。从1943年开始，他还兼任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秘书。
一天，王梓木到珊瑚坝机场送人意外遇到了西北军校老同学耿耀张，他非常高兴，一再感谢在北京时耿耀张对他的帮助。这时，耿耀张正在组织训练国民党军第一支装甲兵部队。王梓木觉得耿耀张是可以争取的统战对象，就约耿耀张来办事处坐客。一个星期天，耿耀张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找王梓木。王梓木随即带他去见周恩来，向周恩来介绍了他的情况以及过去对自己的帮助。周恩来对耿耀张表示，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各界人士的帮助，现在日本侵略中国，我们更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王梓木随后对耿耀张说：“你以后不要轻易到办事处来，找我就打个电话，我们约地点见面。现在虽说国共合作，但办事处四周有特务监视，常到办事处来的人会引起特务的怀疑。”几天后，耿耀张打电话约王梓木出来吃顿便饭。见面后，王梓木得知耿耀张要去印度，就对他说：“你看能不能在印度给我们买一点药，美国的盘尼西林。重伤员感染后这种药一针就能救人性命。美国给了中国不少药，但分到八路军的太少了。在重庆药店这种药很贵，买不起。”耿耀张说，到印度一定留意。1942年1月，耿耀张从印度回国带回100瓶盘尼西林。这100瓶盘尼西林后被转运到抗日根据地，挽救了很多八路军官兵的生命。
在王梓木等人的长期影响和帮助下，耿耀张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全国解放前夕，他回拒在国民党装甲兵部队任高级军职，决定留在大陆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解放后，他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系任教授，是新中国第一批主战坦克的设计师，为坦克工厂和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抗战时的重庆，国民党特务遍地，警察便衣满街，八路军办事处被一层层特务日夜监视着。每次外出执行任务，办事处的同志都冒着极大的危险。就是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王梓木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1940年5月底的一天，早年曾在冯玉祥部任书记官，后任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科长的梁蔼然，来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找到王梓木，说自己已于1939年9月加入中共，是申伯纯介绍的，现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特来接洽组织关系。王梓木嘴上应付着，暗中拍电报向北方局书记彭德怀询问。7月得到北方局回电后，王梓木才正式通知梁蔼然接收他的组织关系。随后，王梓木带梁蔼然去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周恩来对梁蔼然说：“我的意见，你就去鹿钟麟处工作好了，不必回前方。具体的事，以后王梓木同志会和你谈的。”因为这时李新农和申伯纯都回到八路军总部工作了，鹿钟麟身边还需要统战工作人员。1941年1月，王梓木告诉梁蔼然，已将其和冯玉祥的参谋周茂藩、副官赵力钧编成一个党小组，由其任组长。同年6月，经王梓木介绍，梁蔼然结识了国民政府军令部的几个军官，后在与他们的密切交往中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梁蔼然领导的我党派到冯玉祥、鹿钟麟部的情报小组，给党提供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这些情报都通过王梓木上转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建国后，梁蔼然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室主任，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曾家岩“王梓木出走事件”
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带领南方局一部分干部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南方局副书记兼重庆工委书记董必武留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安排，南方局开展整风学习活动。9月的一天下午，整风学习进行同志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轮到对王梓木展开批评时，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同志针对王梓木平时的工作作风和性格脾气，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最后还说他是“西北军的封建军阀余孽”。一听这话，王梓木火了，当即与这位年轻同志发生了争执。散会后，董必武批评王梓木不能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意见，一时怒气未消的王梓木又与董必武发生口角。回到屋后，越发想不通的王梓木一气之下，竟独自走出周公馆，叫了一辆黄包车径直去了上清寺康庄2号楼――冯玉祥设在城内的办事处。冯玉祥听完王梓木的陈述也十分生气，因为他平生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别人说他是军阀，王梓木曾是他的得意学生和重要干部，竟被共产党的同志说成是军阀，这就像是在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军阀一样。他马上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让他把王梓木八路军高级军事参议的名额和薪俸收回去，随后要王梓木写一份脱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声明登报，然后安心留在他那里工作。但王梓木放心不下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的妻子郑德芳在南方局外事组担任英语翻译――于是给曾家岩周公馆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就在冯玉祥的康庄办事处里，不准备回去了。
南方局负责外事工作的王炳南接到电话后，立即报告给董必武。董必武立即派王冶秋和梁蔼然前去康庄劝说并接王梓木回来。王冶秋也是南方局隐蔽战线的成员，公开身份是冯玉祥的国文教员和秘书；梁蔼然前面介绍过，是经周恩来批准，王梓木安排在鹿钟麟身边的情报人员。同时，董必武把王梓木出走的事电告远在延安的周恩来。周恩来回电给董必武，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促其回来。在《王冶秋传》（国家文物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劝阻王梓木出走”一章中，记述了整个事件经过。王冶秋和梁蔼然一起来到康庄，与王梓木谈了一下午，但没有效果。二人只好回曾家岩向董必武作汇报，焦急的董老要他们再想办法，一定要把王梓木劝回办事处。于是，二人又回到康庄继续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但直到天亮，也没有多大起色。这时，楼下突然响起一男一女的吵嚷声。王冶秋推开窗户探头一看，只见王梓木的妻子郑德芳怀里抱着刚满1岁的孩子，吵着要进康庄大门，说要找自己的丈夫；而冯玉祥的康庄办事处处长戴树勋却拦着她不让进。王冶秋立即跑下楼，向戴树勋说明情况后把郑德芳接进院里，并把她带到三楼王梓木住的房间。郑德芳一进到王梓木房间，就把孩子往王梓木怀里一放，哭着说家里出了事，要王梓木马上回去。这时，王冶秋也声色俱厉地对王梓木说道：“老王，你这样做，既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你的夫人和孩子呀！就是看在你夫人和孩子的面子上，你也该回去呀！”经过一夜思想斗争的王梓木这才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道：“好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回去！麻烦你们回办事处一趟，让他们派车来接我。”王冶秋立即赶回曾家岩报告给了董必武，办事处迅速派人开车把王梓木夫妇和孩子接回了曾家岩。
王梓木出走事件，当时在国共两党内部都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王梓木掌握着中共在重庆精心培植起来的高级军政情报网，手里有几十个直接与他单线联系的我党打入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人员，尤其是在国民党各军队上层里的中共秘密党员。王梓木手中掌握的这个情报网是延安高层决策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是我党把握国民党及国际动向的重要耳目，一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周恩来和董必武得知王梓木出走后，十分着急，指示无论如何也要把王梓木弄回办事处，确保我党情报系统万无一失。其次，王梓木也是在国共两党军界都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他自己主动离开八路军办事处，给了国民党策反他的机会，这也是周恩来和董必武最担心的一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在王梓木被接走后不久，两位身着国民党少将军服的军官来到康庄，自称是王梓木的朋友，要见王梓木。结果他们来晚了一步，只好悻悻而去。其实，这两个人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但军统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派了一些小特务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和红岩村聚众闹事，造谣说共产党把王梓木秘密处死了。八路军办事处为此还专门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让王梓木公开与媒体见面。而这次劝说王梓木的王冶秋后来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所幸为我党上层统战人士无意中得知，派人向戴笠担保王冶秋不是共产党，王冶秋这才躲过一劫。建国后，王冶秋担任了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
王梓木回到办事处后，主动向董必武作了深刻检讨。考虑到王梓木不适合再在国统区工作，1944年12月，中共中央安排他随周恩来回到延安，担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到延安后，王梓木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书面检讨。毛泽东回信说：“梓木同志：来信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末，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毛泽东的回信十分亲切，这让王梓木心里感到十分宽慰，从此把这封回信一直珍藏在身边。
出任黑龙江副主席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去东北工作，王梓木也向党中央提出申请，要求去东北工作。1947年8月，王梓木从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河北省武安县冶陶镇出发，取道冀中、冀东、热河，辽宁，几经周折，冲破敌人数道封锁线，于1948年8月18日到达嫩江省会齐齐哈尔，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他为嫩江省政府第二副主席。当时的嫩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对王梓木十分尊重和关怀，经常对工作人员说，王主席是老革命，年龄大身体不好，要安排好王主席的衣食住行，并把朝阳的大房间让给王梓木居住。可是王梓木很少想到自己是一条腿的残疾人，经常拖着一条木制假肢拄着双拐深入工厂和农村。1949年4月21日嫩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成立黑龙江省，省会仍然设在齐齐哈尔，王梓木任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兼任省政法委主任和省体委主任。当时省政府的机构设置比较精简，省政府就两位副主席，王梓木协助于毅夫主席分管文教、卫生、政法和农村工作。
1951年夏，大雨连绵，嫩江水势猛涨，时有决堤危险，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王梓木拖着一条假腿，日夜战斗在防洪第一线，由于过度劳累而病倒，抢救多日方转危为安。同年11月，黑龙江境内德都、孙吴等县发生克山病情，到次年1月全省已发现克山病720例，死亡60人。1月8日王梓木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采取积极预防措施和有效治疗办法，控制克山病发病率日趋增多现象，今后有因预防不当，抢救不及时而死亡的，定按级追究责任，严加惩办。1953年王梓木视察哈阳农场时，因潮湿受凉，截肢的右腿发病。随行人员劝他休息，他却忍着剧痛坚持视察完毕，回到齐齐哈尔就病倒了，最后送到北京医院治疗。
1954年8月，黑龙江省与松江省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省会迁往哈尔滨，王梓木离开齐齐哈尔，调任辽宁省鞍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同志们听说王梓木调走的消息，纷纷赶来看他，有人送礼物，有人送路费，都被他一一回绝，只带走了来齐齐哈尔时带的那7本书。当时鞍钢建设刚刚起步，工作千头万绪，由省政府副主席变为副市长，王梓木没有计较官职大小，想的最多的是鞍钢的建设和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他经常拖着假腿，坚持到工地实地考察，想着地方政府能为国家重点工程做什么工作。1958年7月，王梓木当选辽宁省副省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克山县工作，想求当副省长的爸爸把自己调到沈阳，王梓木硬是没答应。
1967年6月18日王梓木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76岁。1978年2月王梓木冤案得到平反，3月18日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举行了王梓木骨灰安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