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8%。更为严重的是，文盲半文盲就占了30%。不少连队找个文书、司务长都很困难。当时，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廖汉生就指出：“这样的军队尽管有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有不怕苦的顽强作风，有过去战胜敌人的光荣传统，然而光凭这些是无法掌握先进的武器装备的，是无法掌握现代的军事科学的。”从当时解放军的实际状况出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指出，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必须紧紧抓住提高文化水平，这是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
1950年8月1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签署，总政治部制定的《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颁发全军。《指示》明确指出：“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指示》对部队实施文化教育还作了十项硬性规定，吹响了“向文化进军”的号角。
陈毅：这些战争中的英雄，如果再掌握文化知识，那就如虎添翼
“这是向文化进军的一次大战役，罗荣桓所领导的总政治部就是这次战役的指挥部。为了保证这项战略任务的胜利完成，全军各级政治机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规模巨大的思想动员工作和组织保证工作。”一时间，“建军备战学文化”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调配了文化教员5万多人，陆续开办了速成小学200多所，速成中学60多所，抽调大批骨干包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和英雄模范离职学习。在职人员也按文化水平组织不同班次参加学习。总政治部统一制定了具体的教育实施方案，编印了几百万册各种文化学习课本，连学习用的纸张、黑板等物质保证也都做了具体安排。”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此时，罗荣桓除了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共同商量和处理大量军委日常工作外，对部队的文化教育仍然紧抓不放。在他授意下，总政治部提出了1951年文化教育实施方案。在要求文化教育应该围绕战争和战备需要的同时，方案突出强调：在任何环境下，文化教育都是军队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提高文化对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完成作战和战备任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向文化进军”如此重视，全国六大军区（华东、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自然闻风而动。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领导机关“及时通报各部队教育开展的情况，介绍传播教和学的先进经验，宣扬典型人物事迹。每次召开文化教育会议，主要领导同志都到会作指示。”有一次，陈毅还专门邀请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到会，两人一起大讲学习文化的重要性。
讲在部队进行文化教育的意义，陈毅侃侃而谈：旧中国文化落后，文盲众多。我们革命走的又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故我军长期在农村环境中活动，部队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然而，这些大字不识的庄稼汉，还是很聪明的。在同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势力的作战中，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涌现出无数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这些战争中的英雄，如果再掌握文化知识，那就如虎添翼，就能造就出大批新时期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骨干，胜利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我军的新任务。因此，当前进行的这一场文化教育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在刘伯承讲话前，陈毅先向大家这样介绍：“刘院长不仅是著名的军事家，也是大教育家，对教育有丰富的经验和精辟的见解。因此，尽管刘院长教务繁忙，我还是把他请来给我们会议作指示。”
刘伯承讲话不像陈毅那样慷慨激昂，而是学者、长者式地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还是要提高大家对学习的认识。“我们一些工农出身的同志，虽然尝到了许多没有文化的苦头，有学文化的愿望，但长期的生活环境，造成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学习习惯，打仗干活很踊跃，一旦让他们坐下来读书、认字、做算术题，他们就会头痛坐不住。”所以要使这些同志明白，旧社会劳苦大众没有学习的权利。如今革命胜利了，大家要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权利，刻苦学习，做一个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大有作为的革命者。
刘伯承指出，军委指示规定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我们要认真地研究贯彻。同战争时期零打碎敲式的学习相比，现在开展的文化教育，算是比较系统正规的了。但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军队的特点，又不能像社会上办学那样，从小学到中学按部就班地学上十几年，我们要精选内容，改进方法，力求速成。”
陈毅、刘伯承的讲话向华东军区部队传达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和文化教员对文化教育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也激发起广大指战员高度的学习积极性。
其他大军区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不亚于华东军区。早在1950年4月，根据“部队干部中的文盲约占百分之七十”的实际，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就发出了《关于加强干部基本理论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指示》。
贺龙：不过这一关，我们战斗力就提不高……也不能和毛主席的著作见面
1951年12月，中央军委又决定：从1952年6月至1953年5月，全军教育训练，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以扫盲为重点的学习运动，要求在一年内，扫除指战员中的文盲，并将初小和高小毕业者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1952年5月，中央军委又发出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决定从6月1日开始的训练年度，要以文化教育为中心，文化教育时间占全部训练时间的50%以上。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全军性的系统的文化学习教育。”于是，全军“向文化进军”的热潮更热了。
1952年春天，在“向文化进军”中走在前列的西南军区，又作出了《关于颁发与实施西南军区部队一九五二年度文化教育第一期实施计划的决定》。6月2日，西南军区直属部队举行了文化学习开学典礼，贺龙司令员作了题为《为坚决完成一九五二年度部队文化教育计划而奋斗》的报告，他号召部队“任务只准超过，不准降低”。8月10日，西南军区党委会又发出了《关于在文化教育中开展立功运动的号召》，11月10日又发出了《关于加强文化速成学校工作的决定》，部队文化教育掀起了新高潮。
作为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主持“向文化进军”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五一年，成立了西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一九五三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文化速成中学，由西南军区代管。至一九五五年西南军区撤销止，在该校学习过的从军、师到排级干部共五千余人。除军区直接领导这个较大的速成中学外，同一时期各省军区、各军都办了速成文化中学，吸收排以上干部入校学习，学习时间在一年内。几年中，经过这些学校培养的干部在万人以上。”
1952年12月，为了检阅成绩，总结经验，西南军区还召开了第一届文化教学代表会议，表扬了文化教学中的模范和先进人物，交流了教与学的经验，继续动员全军区部队阔步“向文化进军”。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语重心长地说：“为了建设我们军队，必须掌握文化工具，突破文化关。不过这一关，我们战斗力就提不高，……也不能和毛主席的著作见面，不能很好的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这次代表会议期间，涌现出许多教学积极分子，也创造了很多教学经验，特别是贵州省军区遵义军分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王新亭回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在教学法上主要讲三个步骤：第一，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工具；第二，突击生字，做到先学会读，初步会讲；第三，学习语文课文，展开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已经认识的字，求得进一步提高。自然，这是在成年人文盲中实行教学的一种有效办法。”这个教学法在当时起到很好的作用，许多战土经过短期学习，普遍认识了1000多字，战士们高兴地说：“文化翻了身，喜欢说不尽。”当时，西南军区政治部大力推广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先后办起了89个学习班，在12000多名工农出身的干部和战士中实验，一般只用15天时间，平均每人认识1500字以上，能阅读部队编印的语文书第一、二、三册，能写简单的文稿。
为了鼓励这种教学法的创造者祁建华，西南军区作出给予祁建华嘉奖的决定，军委总政治部批准了这个决定，并决定在人民解放军中普遍推广他的教学法。西南军区奉命派出一批文化教员，到各个大军区辅导开办这种文化训练班，传授新的教学法，受到了兄弟军区部队的欢迎。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在全军推广开来后，又很快传到全国各地。当时，北京、天津、重庆等地在工人群众中扫盲，都采用“速成识字法”。后来，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广到全国城乡，深受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欢迎。
对于西南军区“向文化进军”的成果，主持其事的王新亭非常满意：“……我西南军区部队在向文化大进军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上扫除了文盲，使过去的那些‘睁眼瞎’分别达到了初小、高小文化程度，有的达到了初中程度，个别还达到了高中程度，从而为我区部队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罗荣恒：不应把严格的军事管理与完成文化教育的任务拉进来
由于陈毅司令员重视，华东军区所属各部队“向文化进军”搞得特别热烈。其第21军的“向文化进军”，是华东军区大抓文化教育的缩影。
1952年下半年，为了在战士中尽快扫除文盲，第21军全部训练时间都用来学文化：各师办起了速成小学，军里办起速成中学。
军队办事总具有自己的特点，干什么都像打仗一样，学文化也如此。当时，第21军提出的口号都带有火药味，如“攻占文化山”，把生字看作敌人，认字叫“抓俘虏”；把难认难记的字看作是敌人的碉堡火力点，认这些字叫“攻碉堡”。他们推广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很快提高了干部战士的识字水平。
为尽快提高干部战士的写作能力，第21军还推广常青创造的“速成写作法”。他们根据成年人经历丰富的特点，提倡“我写我”，即把自己经历中难忘的事情，一件件地写出来，这样容易打开学员思路。“我写我”活动的开展，在干部战士中形成了写作的热潮，涌现出了许多“高玉宝”式的写作积极分子，战士麻法海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麻法海出身贫苦，很小就给地主家当仆役，受尽了剥削和欺凌。学习中，他以自己的苦难经历写出了一篇题为《马桶怎能刷得香呢？》的短文，很受战友们赞赏。解放前，刷马桶是麻法海每天必干的活。几只木制的马桶，每夜都盛着屎尿，年深日久，都被粪便液汁浸透了，即使反复刷洗，也难完全消除臊臭味。可主人很挑剔，只要闻到一点味儿，麻法海就要受处罚。所以刷马桶的事使他吃尽了苦头。《马桶怎能刷得香呢？》是对土豪劣绅的控诉，也是对他们无理要求的抗辩。这样的文章起到了宣传学习成果、启发阶级觉悟的双重作用。
经过推广运用“速成识字法”、“速成写作法”，第21军许多官兵感叹：“原来是文盲，把写字和作文看作是与自己永世不相干的事。如今，经过半年的学习，竟能够亲手写信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有的战士拿着自己写的第一封信走向收发室时，一路欢呼雀跃，旁若无人地高喊：“我也能写信了！”不少人眼里还噙着激动的泪水，比打了大胜仗还要高兴。有的战士家中收到来信后，不相信这是发信人自己写的。一年前还是个“睁眼瞎”，家信都请别人代笔，怎么一下子就能写信了呢？于是，家人来信要求部队领导回信证实一下。直到今天，亲历此事的第21军老战士还感慨不已：“我军‘向文化进军”的规模与力度，超出常规，出乎人们的想象，创造了许多这样的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少数单位出现了行政管理和军事纪律松懈的现象。有个营在进行军事演习时，一个小时队伍还集合不起来；有个连队火炮长期不擦，竟让小鸟在炮筒里垒了窝。于是，有的干部抱怨说，这是因为文化教育搞多了！情况反映到总政治部，罗荣桓作了具体分析：不应该把严格的军事管理，与完成文化教育的任务对立起来。纪律松懈，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存在游击习气，在工作中缺乏严格的要求，不重视建立正规的生活秩序而造成的。
这时，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所属部队做了调查。陶铸负责中南军区的“向文化进军”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纪律松懈的现象过去也有，并不是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加强军事管理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放松了文化教育。罗荣桓建议军委将陶铸的调查报告批转全军，并在批示中重申：以文化教育作为一个时期部队训练中心，这一方针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取得成果；要在加强军事管理的同时，继续把全军的文化教育向前推进。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明确支持。
战斗英雄：今天我又从一个半老粗变成了一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战士
1952年9月廖汉生就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时，正值全军掀起大规模的文化学习高潮。“我从西北军区政治部的调查报告中看到，全区80%的干部战士识字仅在千字以下，其中认识500字以下的占了一半，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比比皆是。数学常识更是少得可怜，大多数人包括相当多的干部，连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可以说，基层干部战士当中不会看书看报、不会写信写报告、不会计算的人占了大多数。”廖汉生回忆说。
当时，廖汉生主持西北军区日常工作，他对“向文化进军”非常重视，“党委和政治部以主要精力来抓文化学习”，提出了“攻克文化堡垒”、“向文化科学进军”等口号。“全区普遍开展速成教育，军一级开办速成中学、师一级开办速成小学，团以上机关开办在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基层指挥员、战斗英雄、模范人物和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战士，相继进入速成学校学习。连队办起了速成班。1952年10月，全区已办有速成小学28所、速成中学12所、文化补习学校127所，拥有文化教员6197名、在校学员3万余名。学习时，首先进行速成识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语文，继而学习算术、自然、地理、历史、几何、化学等课程，普及科学常识。”
同时，为了落实军委提出的“文化教育以干部为要”的要求，西北军区党委下决心开办了西北军区干部文化学校，首批抽调110余名团以上在职领导干部，集中到兰州学习，廖汉生兼任干部文化学校校长。
1952年12月中旬，西北军区文化教学模范、功臣代表大会在兰州隆重召开，来自全区的教学和学习模范汇聚一堂，交流经验，展示成果。期间，文化教学成果展览会在军区司政礼堂隆重揭幕。在18个陈列室里，布满了学习笔记本、优秀作业本以及学习后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布满了文化教员们巧手制作的各式教具和模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剿匪部队的展品“草原牌蜡烛”。在戈壁、荒原执行剿匪任务的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边战斗边学习。那里的夜晚没有电，没有灯，战士们就在地上掏个小洞，灌入牛油，插上灯草芯，凝固后取出来就成了土蜡烛，在帐篷里点燃照明，坚持上课学习。
在“向文化进军”中，西北军区爆破英雄张八在文化学习中发扬战争时期勇于攻坚的精神，攻克了一个个文化“堡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我在你和党的培养教育下，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放牛娃变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人民战士，并成为战斗英雄，今天我又从一个半老粗变成了一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战士。”
还有不少同志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写自传，写家史，写战斗故事，创作出《放羊苦》、《卖子还账》、《毛主席初到瓦窑堡》等文学作品。战士崔八娃就是典型代表。1949年崔八娃入伍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通信员送信曾经找不到门。经过速成识字法的学习，他很快就认识了3000多字。他受到全军著名文艺战士高玉宝事迹的启发，写了几篇记述自己过去苦难生活的作文，一方面巩固学会的生字，一面使自己在思想上不忘本。军区政治部发现后，派人帮助他把童年的苦难经历写成了数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他由此成为高玉宝式的文艺战士。
经过1952年6月到1953年5月大规模的文化学习，西北军区部队特别是基层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消灭了文盲，大部分人达到初小或高小程度，一部分人进入初中学习，达到了总政治部《文化教育计划大纲》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经过文化学习，许多干部战士提高了学习政治和军事的能力，提高了工作能力。
1953年5月，西北军区所有机关、部队按照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制定的考试方案，参加全军文化教育大考试，忠实地向祖国和人民汇报学习成果。军区专门召开宣教工作会议，印制了《考试手册》广泛下发。各单位成立了考试指挥机构，组织全体人员对所学课程进行全面系统地复习。在全军大考中，兰州考区抽考成绩优秀。
常青的“速成写作法”应运而生，是华北军区对全军“向文化进军”的贡献
1951年8月，华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成立，来自京、津、冀、晋的1500余名青年学生，分别被编入培训政治教员的二大队、培训文化教员的三大队、培训政治工作干部的四大队。1952年初，根据部队文化教育需要，除保留少量继续培训政治教员外，二大队、四大队全部改为文化教员培训。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学员围绕汉语拼音速成识字、词语常识句子成分、常用修辞逻辑知识、阅读分析写作应用等，初步掌握了适应教学工作的业务知识。1952年6月初，军政干部学校有8名毕业文化教员被分配到驻秦皇岛的第66军第197师速成小学。
第197师速成小学驻地在秦皇岛车站营房，学员队的名称叫“班部”，学员都是本师基层官兵。为了使速成小学校部公勤人员特别是炊事班、警卫班、公务班的战士不失时机地学习文化，就专门抽调2名文化教员充任校部扫盲班教员。
第197师速成小学校部扫盲班的学文化劲头，反映了华北军区部队“向文化进军”的风貌。
校部战士扫盲班学员只有10人左右，因为都是在岗学习，只能抽早饭与午饭间的8至10点，晚间7至9点进行学习，每天上课4小时。2名文化教员结合学员的具体情况，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把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分突击识字、扩大战果、巩固提高3个阶段安排教学。
在“突击识字”阶段，过了拼音字母关以后，2名文化教员制作了不少“卡片”，正面写生字背面标注音，有些还挂在实物上。识起字来也分不清课上课下，形成了“课堂学生字、营区认实物”、“课本认生字、卡片促问答”的气氛，识字效果比较明显。
在“扩大战果”阶段，2名教员采用了“生字开花”、“偏旁站队”、“穿鞋戴帽”等形式多样的方法，使战士们生活知识丰富、联想能力较强的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因而学得比较多，记得比较牢。
在“巩固提高”阶段，2名教员提倡：“巩固一会（会认字）、争取两会（会认、会写）、为四会（会认、会写、会讲、会用）打好基础。”
1952年深秋，华北军区总结推广了常青的“速成写作法”经验。这时，由于全面推广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部队中文盲半文盲迅速扫除，广大指战员对进一步提高阅读、写作能力的愿望非常强烈。于是，常青的“速成写作法”应运而生，这也是华北军区对全军“向文化进军”的贡献。“速成写作法”适应生活经历丰富的成年人，特别是部队指战员，有战斗、训练、生产、军旅生活、群众工作、救灾抢险等多种经历。从“我写我”练习写作起步，然后再“向外转”，写周围的人和事，逐步提高写作水平。这年冬天，第197师师部在山海关组织了全师各单位有关宣教干部、部分文化教员参加的“速成写作法”集训。“速成写作法”在第197师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写作能力。
到1953年夏天，第197师战士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水平，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水平，师速成小学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时，第66军党委作出决定，把第197师等3个师的速成小学合并，组建为军的速成小学，集中到河北沧县，统一按编制序列，改称“华北军区第一速成小学”，继续开展文化教育。
东北军区部队开展文化教育的经验得到总政治部重视，驻疆部队干部创造“新速成识字法”
全军“向文化进军”之际，正是抗美援朝酣战之时；作为抗美援朝总后方的东北军区，在保证前线战事需要的同时，也紧锣密鼓地开展了文化学习。
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具体负责此事，他非常重视：“这是一场向科学文化的伟大进军，军区政治部具体负责这一工作。我们分别召开各级干部会议，层层进行宣传、发动，号召全区部队，把学文化与抗美援朝战争结合起来，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防，尽快掌握新装备新技术，努力提高部队的文化知识水平，掀起一个向文化大进军的学习热潮，使部队成为一个大学校。”
东北军区政治部根据军区指战员的文化实际情况，制定了军区文化教育实施方案，按文盲、半文盲等类型举办训练班，主要课程是识字和语文科。后来，军区又陆续开办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当时，莫文骅非常忙碌：“政治部除了宣传发动、举办各类学校外，还负责调配文化教员、编印文化学习教材、总结推广文化学习经验等工作。我带政治部的同志下部队检查督促和调查研究。”
在总政治部下，“建军备战学文化”已成为东北军区广大指战员的行动口号和努力方向。指战员们克服种种学习难关，积极参加学习，有的干部或英雄模范，分批参加脱产学习。莫文骅回忆：“他们像小学生那样，拿起文化课本，认真攻读，不懂就问，虚心请教，进步很快。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学习，军区人员80%扫了盲，有不少人达到高小程度。原来已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军区部队开展文化教育的经验曾在总政召开的文化教育会上作过介绍。”
当东北军区文化学习搞得热火朝天之时，远在西北的新疆军区也在大抓文化学习。
当时，驻疆十几万大军，无论是经过河西走廊和平解放新疆的，还是热爱祖国参加和平起义的，他们大多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有一大半甚至还是文盲和半文盲。为此，驻疆各部队普遍组织了编班上课的文化学习，给各连都配备了文化教员，团编了文教干事，团以上党委和政治机关都把打好文化教育这一仗当作重大任务来抓。在全军推广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基础上，驻疆各部队想方设法推动扫盲运动的发展。某军教导团文教组长陈仲玉研读了三种军队报纸，找出了1800个常用字，然后以此为基础，编写成识字课本，制成拼音卡片，由简到繁，认写结合，创造了“新速成识字法”，对刚从部队战斗骨干中调来的文盲学员集中教学，突击识字，结果仅50天他们就摘掉了文盲帽。战士们普遍会认、会讲、会写约2000个常用字，进而大都能看报纸，甚至会写信了。南疆军区抓住这个典型，举办“速成识字教学法训练班”，进行推广。
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文化程度，南疆军区建立了多所“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要求所有高小程度以下的干部都要继续提高文化程度，能入校的入校，不能入校的按测验程度编班，不仅学语言，也要学数学，甚至物理、化学和历史、地理，以求真正达到高小或初中文化程度。当时，南疆军区机关还成立了在职干部文化夜校，每晚都要上课做作业。不论是首长，还是机关干部或战士，都要尊师重教，落下课要补上，作业要交上，到时要考试。凭那几年扎扎实实的文化学习，不少干部、战士考上了军校、卫校，有的甚至上了大学，成为部队和地方建设的有用人才。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就是那批学员中的优秀代表，他曾和模范教员王思门一起赴北京参加了全军文化学习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此外，结合劳动生产，利用和群众广泛接触的机会，南疆军区部队还倡导干部战士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密切军民关系。特别是某教导团还举办了维文学习大队，抽调120名学生兵专学维文、维语，招收了80名维吾尔族中学生入伍专学汉文、汉语。经过一年多的突击学习，他们大都变成了“小翻译”，被分配到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部队工作，后来大多锻炼成为领导骨干或专家学者，成了各族人民的好朋友，为边疆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
萧克：部队的文化素质提高得很快，许多指战员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难度较大的技术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全军在“向文化进军”中涌现出许多有创造性的好经验，如“速成识字法”、“速成写字法”、“速成写作法”、“速成算术法”等，总政治部都及时作了介绍交流。这些来自群众实践的经验，缩短了教学进程，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普遍推广和运用各种“速成”经验的同时，罗荣桓又多次授意总政治部发文提出：必须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文化教育的方针。所谓速成，不只要“速”，更要“成”。要防止贪多冒进，只搞突击不注意巩固，只看眼前的需要不重视学习的系统性等偏向。各种“速成”的方法，都是在一定问题、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不能片面夸大，使它变成反科学的东西。所谓联系实际，应该从发展上去联系，不应该是短视的实用主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文化进军中，罗荣桓始终抓住干部这个重点。除了各级速成学校吸收大批干部学文化以外，1953年底，根据他的建议，军委专门开办了一个高干文化班，轮训了一批军以上高级干部。
到了1953年5月，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部队文化水平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军由原来80%人员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的水平。到1953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在巩固的基础上坚持下去，继续提高。
对“向文化进军”所取得的巨大成效，亲历此事的廖汉生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过去进行理想教育，有的同志不大相信，总以为“三十亩地一头牛”就是美好光景，现在他们自己能看书看报，眼界大开，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了信心。
过去有些连队上军事课，讲战斗条令，不得不采取类似演“双簧”的办法，先由文化教员念一句教材，连队干部连说带比画地解释一句，就这样还把“匍匍前进”说成了“步步前进”。现在连队干部自己可以讲课，写简单的备课提纲，讲得也有些条理了。
过去一些干部参加上级会议，听上级布置任务，全凭脑子记，回去传达时丢三落四，现在可以记笔记、订工作计划，减少了忙乱现象。
过去有的班长对本班武器上的阿拉伯数字号码不会念，只好采取画道道的原始办法。一支枪上的一组数字要画几十个道道。现在不仅会念数字了，而且还学会了看地图，计算追击、遭遇的速度与距离。
同时，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经过互教互学，彼此间更多地看到对方的长处，思想感情更加融洽了，内部团结加强了。
全军性大规模的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使我军的文化素质有了迅速的较大的提高，为进一步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技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也为我军实现现代化、正规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那时，负责全军教育训练工作的萧克，也认同“向文化进军”意义重大：
当时全军广大指战员学技术、学文化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了，在政治上翻了身的人们，更希望在文化上翻身，以便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军队的主人翁。正是这种精神动力，使部队的文化素质提高得很快，许多指战员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难度较大的技术。记得有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期，苏联曾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个坦克师。过去我们没有坦克师，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经验，苏军在提供装备的同时，还派人来帮助我们培训人员。由于指战员刻苦认真，仅用半年时间就把装甲部队的战术技术基本掌握了。苏军教官很惊讶，也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