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中，人们总以为苏联与西安事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真实的历史恰恰相反。
蒋介石西安之行由“和”到“剿”的转变
从1935年底起，蒋介石主动派人在莫斯科试探国共谈判的可能性。当时蒋介石以为，长征中的红军已经不足为患，“安内”基本完成，政策的重心开始倾向“攘外”。如果不乘胜抓住机会同中共和谈，就不能指望从苏联方面得到“攘外”不可缺少的援助与支持。
对于这段历史，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的“准备抗战招抚共党”一章里有比较明确的回忆：“早在抗战以前，他（蒋介石）就要我做两件工作：第一，要我和中共交涉，万一中日战争爆发，中共应及时发表宣言，共同抗日。第二，要我和苏俄交涉一旦中日战争掀起，中苏两国要站在同一战线。”这一回忆表明，国共谈判是蒋介石为争取苏联支持以应对中日矛盾日益激化的战略抉择，“招抚”两字虽然居高临下，却也突显出当时蒋介石对红军的基本战略已经以“和”为主。如果蒋介石始终坚持这项政策，西安事变显然就无从谈起。
193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中共谈判代表张子华从西安发的电报：“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为了配合谈判进程，毛泽东迅速于10月15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表示“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同一天，叶剑英从西安致电毛泽东：“蒋明日到此。”10月17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一起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之势??????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交涉。”毛泽东广为告知的电报显然认为和谈可能成功在即，因为已经到了双方最高级别的会面，因此欢欣鼓舞之情也溢于言表。
但是，蒋介石突然推迟了原定10月16日到西安的行程。毛泽东在18日致朱德等将领的电报中开始略显担心：“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可见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已经变脸，但对胡宗南又开始加强进攻已经隐隐有所不安。于是毛泽东又专门致信胡宗南，表示双方宜“弃嫌修好”，还“请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毛泽东显然还以为胡宗南的行动只是其个人行为，因此写信做其工作。20日，叶剑英急电毛泽东：“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甘肃、宁夏边境地区。”
完成对红军进攻的新布置，蒋介石于10月22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剿共。2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蒋的确实企图查明即告。”26日又同朱德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提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毛泽东虽然感觉形势发展不妙，却依然心存希望，为和平谈判做最后的努力。10月29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完成了由“和”到“剿”的转变，国共和谈功亏一篑。
苏联对中共红军的出卖
以蒋介石10月16日突然推迟赴西安为界，和谈就此变为进攻。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使得蒋介石的政策出现了180度的转折？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出了惊天秘密。据《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披露：1936年10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逐渐形成。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中这样表述：在一次讨论中，困乏的苏联驻华大使、苏方谈判代表鲍格莫洛夫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陈立夫惊奇地瞪大眼睛，以为听错了。可鲍格莫洛夫还在喋喋不休地说道：“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鲍格莫洛夫漫不经心地收拾着文件，准备退场。陈立夫张着嘴，半天没动窝。他不知道鲍格莫洛夫的此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后，陈立夫赶紧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汇报，蒋介石也愣住了，连连追问“；谈判中你们喝酒了没有？”
“没有。”陈立夫回答。
“这个鲍先生有无精神病史？”“翻译有无错误，是否口译错了？”蒋介石一连串地追问。
陈立夫说：“我找两个翻译仔细核对过，没有任何差错，况且鲍格莫洛夫也懂不少汉语，他还是半个中国通呢。”
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你能准确地说，他说的是真的吗？”陈立夫肯定地说道：“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在谈判过程中，精力始终是充沛的，而且也是认真的。”陈立夫眯起眼努力回忆道：“在谈判时，我跟他说过，如果中国将来共产化，对你们苏联有什么好处？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人口多三倍的中国吗？他并没表示反对，而且还同意让我将此话可以告知苏联政府。”
蒋介石由此判断，原来共产党的谈判是因为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那还讲什么条件，命令部队加紧进攻，“剿匪”已到最后五分钟阶段。
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应该是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可靠性的。
陈立夫的这一回忆应该基本属实，理由起码有八：
一是形势逼迫。1936年10月德、意的“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即将正式签订，苏联不得不加速联蒋步伐，在中苏同盟谈判的节骨眼上亮出了“必杀技”。
二是合乎逻辑。这里所说的合乎逻辑体现在六方面：背景逻辑，大国的博弈使得力量微不足道的红军即将被“边缘化”；交易逻辑，放弃红军既清除中苏同盟的主要障碍，又是苏联获取对手信任与让步最有力的筹码；苏联军援计划的逻辑，鲍格莫洛夫必须促使蒋介石重燃战火是其中关键一环；怂恿逻辑，鲍格莫洛夫有意缩小红军数量，显然是为了诱使蒋介石早下决心；因果逻辑，蒋介石就此化“招抚”为“围剿”；记忆逻辑，事关重大，陈立夫当然刻骨铭心。
三是有电报佐证。10月10日，中共和谈代表张子华在西安致电毛泽东：“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可见当时也负责对苏谈判的陈立夫回宁正是为了与鲍格莫洛夫的会谈。随后蒋介石突然推迟原定10月16日到西安准备与周恩来谈判的计划，因此不难界定鲍格莫洛夫表态的时间当在10月中旬的前几天里。
四是有行动佐证。《周恩来年谱》说，10月21日，中共中央以为蒋介石缺乏诚意，就决定先由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并“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可见原本“数日可回”的陈立夫根本就没有回西安继续谈判。
五是合乎鲍格莫洛夫的身份。鲍格莫洛夫具有双重身份：对国民政府是苏联驻华大使；对中共中央是斯大林的“全权代表”。由他出面转告莫斯科对中共政策的改变确实最为直接、机密与权威。
六是合乎陈立夫的身份。陈立夫是当年这段历史最主要的当事人，当时全权负责与中共及苏联的谈判并向蒋介石汇报。鲍格莫洛夫通过陈立夫向蒋介石透露莫斯科的真实意图完全顺理成章。当时这类最顶尖的机密在中国极可能只有蒋介石与陈立夫两人才有资格掌握，因此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只能成为孤证也同样顺理成章。
七是欲盖弥彰。陈立夫的这段回忆发表在1977年出版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但是，在1994年出版《成败之鉴》时，陈立夫在“准备抗战招抚共党”一章里，却删减了关于鲍格莫洛夫的讲话，以及蒋介石与陈立夫的对话内容。很显然，1977年以后，随着西安事变研究在大陆的不断深入，并非历史学家的陈立夫也已经意识到这段历史秘密的披露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指证苏联驻华大使卑劣的同时，恰恰证明破坏当时国共和谈的正是蒋介石，尤其是证明了被逼出来的西安事变正是蒋介石的自取其辱和自食其果。因此，投鼠忌器的陈立夫不得不改动回忆录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两本回忆录相隔17年的白纸黑字，恰恰表明陈立夫不得已的删改，正是对当年历史事实的欲盖弥彰。
八，蒋介石的突然变脸。要真正坐实陈立夫的所忆，还必须证明蒋介石确实及时采取了鲍格莫洛夫所希望的行动。令人难以置的是，前述历史事实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蒋介石确实在10月16日撕毁了和谈协议。
正是苏联的怂恿，使得蒋介石突然以“剿”废“和”，既帮了苏联，更帮了自己，又岂能听从张学良不明就里的谏言。鲍格莫洛夫虽然得逞了，但绝不会料到就此点燃了西安事变的引线。此点正好说明，苏联为何一得知事变就忍不住暴跳如雷。直接听命于斯大林的鲍格莫洛夫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就死于苏联的“肃反”，很可能就是为此失误，以及知道得太多太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苏联出卖中共红军的原因
苏联出卖红军是谋求其国家安全。1936年夏是世界酝酿力量组合的重要时刻。德、日反共产国际同盟签订在即，中、德关系如日中天，日本加紧用文武两手诱逼蒋介石。一旦德国调停中、日关系成功，苏联就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不惜代价拉拢蒋介石就成为苏联当时迫在眉睫的唯一选择，其核心就是由反蒋转向联蒋。
苏联对蒋介石的需求，最直白的表述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斯大林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透露：“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杨虎城当时也认为：“……这次西安事变之不成，完全在于当时日本与苏联都在拉南京，苏联已经比日本领先了一步，因此它力主中国应在蒋的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有援助西安之举，这是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确实，“唯一人物”、“力主”等表述，充分体现了斯大林的联蒋决心。
既然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基本战略是联合，对苏联而言，红军原先的历史使命显然也就不复存在。换句话说，已经元气大伤的红军在苏联的联蒋战略中不仅失去了价值，甚至已经成为累赘与隐患。但是，如果把红军作为礼物送给求之不得的蒋介石，既能最大限度地显示苏联的“诚意”，促使蒋介石早日下定中苏同盟的决心，又能乘机消除自身的包袱与威胁；不仅能化解德、日、中的合作，还能利用中国拖住与对抗日本。简而言之，苏联只需牺牲红军就能轻易实现如此一举多得的战略需求。杨虎城就曾经担心：“莫斯科己经为自身利益出卖了西安”，“它为争取南京，是否会……将中共也送入蒋介石的怀抱呢？”杨虎城当年的担心显然不是信口开河空穴来风，抑或他日后还为此失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足以使张学良对相关秘密三缄其口噤若寒蝉。如此看来，西安事变本身其实并无多大秘密，真正的秘密是在西安事变背后大国不能曝光的交易。张学良卷入如此之深还能保住性命已经实属万幸，但终身被囚以确保其永远闭嘴也就在所难免。
苏联对蒋介石的救援
苏联怂恿蒋介石发动军事进攻的结果竟然使得蒋介石身陷囹圄，西安事变直接影响苏联联蒋政策的成败，也就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战略。基于这些原因，苏联决不可能置之度外袖手旁观。因此，救援蒋介石就成为苏联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西安事变真正参加谈判的是两国四方这就掀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最为隐秘的一页。
（一）对各方的诉求
苏联自身的诉求简单明了：必须“救蒋”。但从目前的资料看，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里，苏联政府除了激烈地口诛笔伐似乎无所作为，难道斯大林竟然只想用“骂”来救蒋介石的命，来保卫受到严重威胁的自身大战略？其实，只要确认事变最后结局完全满足了苏联的诉求，就能对苏联采取的隐蔽而高超的策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苏联对中共的诉求：支持“释蒋”。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认为在事变发生后，斯大林立刻要求毛泽东“释蒋”。其实这是个误解，理由很简单，毛泽东手中根本无“蒋”可“释”。因此，不能公开出面的斯大林是要求毛泽东“支持”释蒋，也就是去劝张学良“释蒋”，却不料遭到坚决的拒绝。
苏联对张学良的诉求：立即“释蒋”。斯大林应该很清楚，真正能够实现苏联诉求的关键人物是张学良。因此，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斯大林必定会直接找张学良，理由起码有四：毛泽东拒绝“释蒋”，张学良就成了斯大林当时唯一的希望；只有直接与掌握蒋介石生死的张学良达成协议才是“救蒋”的根本之道；斯大林与张学良有直接的联系通道，张学良的秘密代表莫德惠就在莫斯科；张学良有求于斯大林。
当时张学良已经势成骑虎：莫斯科反对西安事变，使得张学良的“革命”难以为继；毛泽东坚持“除蒋”，使得张学良的“兵谏”难以自圆其说；蒋介石居高临下，使得张学良有口难开。因此，站在张学良的立场看，当时真正有迫切需要并有强大实力能够帮助张学良走出困境和险地，确实也只有莫斯科了，而且唯有莫斯科的“释蒋”与张学良的“兵谏”还有共同的政治基础。更何况，张学良在事变前就一直在苦苦寻求苏联的支持。早在13日，美国就称“消息灵通之观察者相信，张学良或能接受谈判。”这应该就是张学良最初向苏联发出直接谈判的暗示。因此，张学良没有理由不寄希望于斯大林。
既然斯大林与张学良互有迫切需求，他们之间的直接谈判应该是势在必然的。也就是说，斯大林在要求张学良立即“释蒋”的同时，也必须满足张学良“兵谏”的政治诉求，以及张学良与部下的人身安全。确实，如果张学良得不到类似的承诺，是决不会、也不敢放虎归山的。就此而言，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真正的谈判对手应该是斯大林。目前虽然没有看到相关的文字记载，但历史当事人的实际行动就是最过硬的证据：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张学良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貌似疯狂的举动：如亲自陪同蒋介石赴南京以保证其安全、严禁部下有任何反抗、无条件释放众多被扣的南京高官与飞机等等，非常干脆而彻底地放弃了手中按照常理原可以充分利用的谈判筹码。这些当时使人目瞪口呆，至今看来依然匪夷所思的举措，无非是张学良在履行秘密谈判中的承诺或付出的代价，只是外人不知内情，张学良更不能明说而已。令人遗憾的是，张学良由于过于匆忙，或许在谈判中只注重获取人身安全而忽视了人身自由的保证，才让蒋介石不光彩地钻了空子。
苏联对南京的诉求：配合“救蒋”。因为要兑现对张学良的承诺，就必须要南京配合。其实从西安事变发生起，莫斯科就与南京开始了紧张而密切的秘密接触。《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说：“苏联为澄清南京的误会，南京为争取苏联帮助释蒋，双方在莫斯科和南京进行了频繁的交涉和接触。”
12月13日，“孔祥熙在南京寓所召见苏联驻华代办司皮礼瓦尼克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故促其速告苏联政府，并转知第三国际注意。同日，驻苏大使蒋廷黻访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苏联出面协助释放蒋介石。”同一天，翁文灏致电蒋廷黻，要求其“在苏俄酌量速妥接洽”。南京施加的压力正中苏联的命门。这就决定了斯大林必将全力以赴地保证蒋介石的安全，绝不会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舆论方面的表态。
《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说：“南京当局16日给蒋廷黻发去‘铣电’，令其加紧与苏联当局交涉，注意搜集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的证据，并询问与苏联谈判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等。”南京突然提到“代价”，显然是开始与苏联谈判。更为过硬的证据是随即发生的事实：（《周恩来年谱》说，同一天，“宋美龄表示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张学良表示欢迎。”17日下午，张学良突然派出飞机把周恩来接到西安。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需要指出的是，17日注定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日子，因为这一天毛泽东不再坚持“除蒋”，张学良迎接了周恩来，蒋介石也不再拒谈。三人同时变化显然不会是巧合。
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显示谈判的最后障碍消除。通常以为宋美龄信中所谓南京的“戏中有戏”改变了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其实是牵强附会不足为训的，因为蒋介石完全知道当时唯一有需求也有能力救他的不是南京不是张学良更不是中共而是苏联。因此，“戏中有戏”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宋美龄让端纳给蒋介石带来了苏联加入谈判的信息。确实，惟有得知斯大林出手时，蒋介石迅速改变原先决不与张学良谈判、不与周恩来见面的强硬态度才显得顺理成章。就此而言，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真正的谈判对手也应该是斯大林。
（二）暗渡陈仓的策略
尽管南京要求苏联“出面”，但苏联却实施了暗渡陈仓的战术，对张学良进行极其猛烈的公开谴责以掩人耳目，达到了一箭五雕的目的。
首先是撇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事变一发生，苏联就斩钉截铁地表明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12月15日，李维诺夫在回答蒋廷黻的求助时说：“我找不到这样的办法，因为自从张学良离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联系。”12月16日，苏联政府在授权司皮礼瓦尼克发表的声明中说：“我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其次是建立了与南京的互信。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强烈谴责为双方的谈判扫清了障碍。12月19日，张群正式致电苏联政府，对“一向友好并同情中国政府的苏联政府的态度而表示感激”，保证“尽一切努力制止第三者在中国散布诬蔑性的含沙射影的说法。”国民政府绝不会仅仅看到苏联政府在报纸上的态度就表示“感谢”。
第三是动摇了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苏联的表态使得张学良对中共中央大失所望。确实，那时的毛泽东除了表示继续对西安事变坚定不移的支持，已经无法满足张学良的其他诉求了。
第四是掩护了与张学良的谈判。从13日起，张学良屡次公开表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周恩来17日晚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一结束就致电“毛并中央”：“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张学良这句话真正的解读是，如果“兵谏”诉求无法实现，那“最后手段”就是唯一的选择。宋子文在其日记中说：“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张学良亮出的底牌，表明当时张学良与苏联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因此这一表态不仅是告诉周恩来和宋子文，更是告诉斯大林和蒋介石的。
第五是对保安实施了双重政策。首先是封堵了毛泽东的“除蒋”政策。苏联与南京、张学良的直接谈判，对毛泽东的“除蒋”政策无疑是釜底抽薪。就此而言，毛泽东审时度势权衡得失，主动改变“除蒋”政策也就有了最为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毛泽东当时不是不想“除蒋”，而是无法“除蒋”了。但是，苏联由于不可能“出面”，因此要实现其诉求就必须为周恩来提供各种有效资源以加强其话语权。
历史事实表明，苏联暗渡陈仓的策略是成功的。
（三）对谈判的保密原则
迄今为止，西安事变各方秘密谈判“频繁的交涉和接触”竟然未见任何档案材料，它们究竟去了哪里？
苏联对外交的保密工作极其重视。自从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查抄了苏联驻北平大使馆缴获了众多有损苏联形象的秘密文件后，苏联立即就吸取了教训。据有关档案记载：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研究保密的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包括成立专门机构“修订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执委会、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关于保管档案、发送和保管发往国外的密电和其他机密材料的程序问题的各种细则，以便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有必要派遣专人去中国，以保证销毁所有多少有损名誉的文件，并防止其他人可能的暴露。”据历史相关人士回忆：“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毫无疑问，苏联参与其联蒋政策引发的西安事变绝对是“有损名誉”的最大秘密，当然不会留下任何的文字证据，更何况绝对保密也完全符合当时谈判各方的利益。
南京的需要。作为领袖，蒋介石必须在保持尊严的情况下获得自由，当然不希望谈判的内容外泄。《张学良年谱》说，当宋子文一见到张学良，“宋劝张对此次兵谏应早作一个面面俱到的妥善处理，原则是：不落痕迹，不公开附带任何条件，先生安然离陕返京，立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原来“不落痕迹”是谈判前就确定的原则，这就难怪蒋介石或宋子文的日记，都没有丝毫关于秘密谈判的内容。为了修补或掩饰可能露出的“痕迹”，甚至两份日记竟然对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日期的记载都可以不一样。
中共中央的需要。在涉及如此重大又复杂异常的事变时，中共中央表现得非常慎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告诉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张国焘还说毛泽东“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据。可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方面证据。”张国焘也提及了苏联，说“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以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所有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当时张国焘没有参与核心机密，因此对其所见表象只能做偏颇的主观臆测。其实，张国焘的这段回忆恰恰证明毛泽东当时确实严格履行了保密承诺，以支持与保证周恩来能够在谈判中争取红军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是个人行为。
张学良的需要。从莫德惠赴苏起张学良就开始严守机密，随后不仅是实现“兵谏”诉求势在必行的承诺，更是保证长久安全真正的护身符。因此，老调重弹又守口如瓶，就成为张学良唯一可靠而又无奈的选择。学界对张学良有朝一日能够“解密”的指望，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更何况宋美龄竟然不可思议地比张学良活得更为长久。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西安事变时各方有关秘密谈判的相关电报都已荡然无存，现在只能从当时的历史事实中才能发现当年这些绝密电报确实存在过的蛛丝马迹，其中比较过硬的材料除了前述国民政府与苏联的频繁交涉、张学良驻莫斯科的秘密代表外，就是关于蒋经国的内容。
周恩来关于蒋经国回国的承诺是与蒋介石会谈的重要筹码之一，《博古传》说：“会见中，周也与蒋略叙家常，蒋提及他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言下之意微露思子之情。周告蒋，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他愿协助他们父子团聚。”另一本重要著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国共谈判中的周恩来》也提及周恩来的承诺，说周恩来“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周恩来信息来源的及时与“满口答应”的背后，尽管没有任何档案文字可以佐证，但其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当时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电讯联系的频繁、周密与细致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历史性证据，相关的历史档案虽然重要，但相关历史当事人的具体行动显然更为重要。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当历史已经证明某项重要的谈判确实发生过，却匪夷所思地失去了谈判内容的所有文字记载，那么这一共同“蒸发”的本身就是对当时会谈各方共同采取保密措施的铁证。关于这一点，史学界显然还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由于秘密谈判中的苏联最为强势，这就决定了唯一有能力实现各方利益最佳均衡者，非斯大林莫属。这也许就是谈判中的三方都付出了程度不同的代价，唯独苏联大获全胜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安事变的发生，苏联对蒋介石有无可推卸的“亏欠”，当然不仅是鲍格莫洛夫的怂恿，更因为是蒋介石竟然与斯大林犯了一模一样的错误，都未料到张学良竟敢用武力来“苦迭打”。也就是说，斯大林的疏忽也在无意中误导了蒋介石。如此，戴笠不可思议的失误以及事后竟未受严厉惩罚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斯大林在事变后的全力救蒋与抗战中的全力援蒋，甚至在解放战争末期其驻华大使还紧跟着蒋介石，也就有了另一层双方都心照不宣的原因。由此可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都只字不提莫斯科与西安事变的秘密关系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蒋介石生前对张学良的一些“互动”，显然不仅是“作秀”，更像是在提醒甚至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