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金波
历史上的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反围攻作战，其不仅是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的空前大捷，对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更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粉碎了以刘湘为首是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在这次反围攻过程中，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我情况、地形条件，结合反“三路围攻”的经验，继续采取了“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分东、西两线对敌作战，严重打击了四川的军阀。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对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更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在红军战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其取得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分析和学习的。
1933年8月中旬至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先后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给予敌人的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部以沉重打击，解决了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急需的物资，进一步扩大了川陕边区，使根据地不仅建立了二十余县的革命政权，还在中心区域已普遍分配了土地，红军在人力、物力上均得到很大补充，正规部队已发展至五个军约八万余人，使川陕边区和红四方面军发展到鼎盛时期。此外，红军仍与陕军孙蔚如部继续保持着互补侵犯协议，可以抽出大量兵力对付川敌，加上之前几次战役取得了与川军作战的丰富经验，使得红军对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很有信心。但由于受张国焘“粉碎敌人围攻于开始之前”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致使继宣达战役胜利后，红四军、九军、三十军各一部继续向开县、开江方向发展进攻，并于11月1日与敌第五路部队遭遇后，陷于敌人后续部队重兵攻击的不利地位。红四方面军鉴于敌人的大举围攻已开始，继续进攻已不可能，于是立即决定停止进攻转入反围攻作战。同时依据当前形势及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决定采取“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以运动防御大量消耗敌人，创造反攻时机，并以东线为主要方向，集中红四军全部、红九军两个师、红三十军两个师及红三十三军，共二十五个团，布防于万源以东至宣汉、达县地区，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主要抗击敌第五路。在西线，以红三十一军大部、红三十军的九十师、红九军的二十七师等共计十二个团，布防于北起广元南沿嘉陵江以东至营山、渠县以北地区，由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分别钳制敌第一、二、三、四路。另以红三十一军的二七六团、二七八团分别布防于旺苍、通江以北地区，警戒陕南之敌。
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使敌人感到巨大的威胁，蒋介石遂决心再次调集重兵围剿并于1933年10月委派四川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上任后于就下达了对红军进行六路围攻的动员令。这六路分别是，第一路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马毓智代军长），由广元、剑阁指向南江；第二路田颂尧第二十九军，由苍溪、阆中指向巴中；第三路李家钰两个师由南充、蓬安指向巴中；第四路杨森第二十军，由广安、岳池指向通江；第五路刘湘第二十一军由开江指向宣汉、达县；第六路刘存厚第二十三军由开县指向万源。六路中以第五路为重点。
这次围攻敌人动用了一百多个团，共计二十余万人的兵力，敌人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军费上等方面均优于红军数倍，加上刘湘部刚从军阀混战中获胜，未受过红军的打击，另有飞机配合作战，气焰嚣张，其预定分三期进攻，预期在三个月内消灭川陕边区红军。
10月底，刘湘见红军在宣达战役中击溃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后由继续向前进攻，于是除督促各路围攻部队迅速集结外，当即令其二十一军的第三师、第四师先行推进至开县西北、开江城北的永兴场和达县以南一线，在刘存厚残部的协同下阻击红军前进，并准备就此转入进攻。
1933年11月，各路川军先后出动，向边区推进。红四方面军也由进攻转入防御，东线部队开始节节抗敌，至中旬撤至南坝场、宣汉、达县一线与敌对峙。12月中旬，刘湘以第五路为主发起第一期总攻，企图攻占宣汉、达县、仪陇等县城及旺苍坝。在东线，川军第五、第六路在飞机掩护下，于12月16日强渡前河、州河，红四军一部在宣汉城东三河场和红九军主力在宣汉城西南曾家山，分别乘其半渡之际进行反击，歼敌三千余人。红三十军主力亦在达县城东南一带给第五路一部以杀伤。东线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于17至18日，先后撤出宣汉、达县两城，在其以北据险阻击。东线部队转移到新阵地后多次挫败川军进攻，给其以大量消耗。至1934年1月中旬，红军在全线杀伤敌一万三千余人。1月中旬末，红四方面军为了创造反击的有利条件，红军再次撤退到固军坝、罗文坝、马渡关、红灵合一线，诱敌再行深入。此时，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以为红军溃败，命令所属各部发起猛烈追击，红军则乘其冒进，不断予以分别阻歼。至2月上旬，敌第五路各部均有损失，且供给困难，攻势顿减，唯郝耀庭部孤军深入，进至马鞍山地区，为红军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抓注这一有利时机，立即集中三个师，反击冒进至马鞍山地区的川军。
2月10日夜，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的二六五团经马鞍山右侧，袭占敌人阵地后方的楼口门，随后迂回马鞍山，歼敌两个营，待八十八师主力随即投入战斗后，又在马鞍山东南歼敌预备队一个团，并乘胜直插毛坝场。在红四军一部的配合下，将郝耀庭路司令部及其两个团全歼。与此同时，红九军第二十五师迅速攻占毛坝场以西的红岩，攻下敌第五路主力第三师师部驻地胡家场，歼其一部，并乘胜西击，逼近马渡关。川军急忙调整部署，令第六路位于马渡关以东之两个旅西移，第五路第三师位于马渡关以南之一个旅东伸，以巩固胡场、毛坝场、隘口一带阵地。红军分别在池溪场和毛坝场等地向敌连续进攻两日未能突破，战斗转入相持阶段。红军见继续反击不利，遂于15日停止反击，扼守毛坝场、马渡关、红灵台一线。
红军的首次反击激战五天，歼敌一个多旅。刘湘对此甚为震惊，慌忙从后方急调其唐式遵第一师、王钻绪第二师及杨国桢独立旅增援东线，并撤掉王陵基第五路总指挥职，由该路第一师师长唐式遵接替。
在西线，川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于12月中旬开始，在北起广元南至营山的嘉陵江东岸发起全线进攻。红三十一军和红三十、红九军一部分别在广元的元坝子、快活岭，苍溪的三川寺，阆中的鸡山梁，仪陇城南至佛楼寺一线实施阻击，给敌消耗和杀伤后，于1934年1月11日主动撤出仪陇城，在退至北起旺苍坝，南沿东河至干佛岩，东向尹家铺、鼎山场一线继续抗击。至2月中旬，再次收紧阵地至旺苍坝、恩阳河、鼎山场迄江口一线与川军对峙。至此不仅敌人的第一期作战没有预期目标，而且敌人在三个月内消灭川陕边区红军的预期也随之破灭了。
敌人鉴于短期内不可能将红军消灭，于是改用逐段推进的办法。3月3日，刘湘下达第二期总攻令，企图一个月内在西线将红军压迫到通江、巴中以北、木门以东地区，在东线夺占万源城，推进到石盘关至竹峪关以右之线，封锁川陕至镇巴的门户，截断红军通往陕南的道路。
4日，西线发起总攻，第一路向旺苍坝、第二路向恩洋河、第三路向玉山场、第四路向鼎山场攻击前进。红军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敌人每占领一地都付出重大代价，至19 日红军主动撤出以上各点及木门、巴中城，再次向东收紧阵地。敌东线第五、第六路已投兵力达六十多个团、因全面进攻受挫，乃改取重点进攻：第五路于12至14日集中四个旅向红军的北山场、红灵台阵地发起猛攻，企图在红军东、西线接合部打开缺口，均遭失败。敌鉴于向红灵台进攻不能得手，遂于22至24日，再次集中五个旅转攻红军东线中段老鹰嘴、毛坪一线阵地，红军以昼防夜袭的手段再次重创敌人。
3月28日，敌又颁布第三期总攻命令，企图在东线夺取万源，西线进占南江、通江两城，然后东、西线向川陕边界合围，消灭红军。4月初，刘湘开始第三期总攻。红军为进一步集中兵力，继续诱敌深入，决定再次收紧阵地，东线于4月上旬撤至刘坪、镇龙关至万源以南一线，西线主动退出江口、长池、南江撤至贵民关、观光山至得胜山一线。红军在收紧阵地的过程中，利用敌人前进运动的时机，依托有利地形，实施阻击、反击，给敌以有力打击。23日，敌第五路一个师又三个旅连续向红军东线中段之镇龙关、石窝场一带发动猛攻，红军顽强抗击，经六日激战至28日，重创川军，仅镇龙关附近即歼敌4000余人，迫川军后退，敌人第三期总攻又再次破产。
5月1日至13日，刘湘在成都召开各路总指挥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决定发动第四期总攻，企图先夺取通江、万源，然后西线主力由通江北部沿川陕边界向东进攻，以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企图，刘湘不仅给各路军拨付军费，还决定成立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任命江湖术士刘从云为委员长，同时又调一个师两个旅投入战斗，至此，参加围攻的总兵力达一百四十余个团。
由于5月敌人忙于调整部署，没有大的进攻行动，红军和根据地人民也趁机积极进行最后粉碎敌人进攻的准备。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为调动敌人创造反攻条件，以红三十三军的二九七团向城口方向佯攻，迷惑敌人，同时为了集中兵力创造战机，主动放弃过于突出的得胜山一线阵地，并于21日撤出通江城，在其以北沿小通江东岸至万源城南进行阻击，红三十三军一部在游击队配合下，于6月15日攻占城口。刘湘以为红军将由城口向云阳、万县反攻。忙将第五路主力及第六路一部由通江地区东调万源地区。红军见川军主力东移，乃令红九、红四、红三十军各一部坚守东线阵地。集中主力十余个团于西线，准备在贵民关、观光山间之分水岭地区实施反击，成功后转入反攻。
川军于6月22日开始第四期总攻，刘湘将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以东线为进攻重点，集中五十多个团的兵力，向万源至通江一线红军阵地进攻，西线的各路敌军也向东进攻。红四方面军按预定计划，坚守阵地，顽强阻击，并主动将进至城口近郊的部队撤至全万源附近，集中作战。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万源前线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分析了当前情况，确定今后反攻从东线开始，利用万源一线有利阵地实施坚守防御，以继续消耗敌第五路力量，为反攻决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根据这一方针，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于二线休整，一线各防守部队则进一步加强工事，全力准备反攻。7月11日，川军开始以万源为主要目标进行全线猛攻，企图完成第4期总攻任务。7月16日至8月7日，敌先后发起多次猛攻，但红军东线部队奋力抗击，歼敌万余人，取得了万源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红军西线部队在南起通江附近、北至小通江一线也多次击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的进攻，杀伤了大量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保卫万源的战斗。通过这段坚守防御，红四方面军有效地实现了既定作战意图，促进形势向着更有利于红军的方面变化，使红军胜利反攻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红四方面军在万源前线打退了敌人连续猛攻后，决定立即乘机反攻。根据敌人军事部署情况，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自东线中断青龙观突破，然后向敌纵深发展，寻歼敌军主力。青龙观地势虽然险要，但却是敌人部署比较疏忽的地段，并且此处属于敌第五路左右翼的中间地段，若此处突破则可将第五路截为两段，打乱敌人的整个部署。
8月9日夜，红军东线部队反攻开始。红三十一军突击分队经南天门直插青龙观，隐蔽接敌，先歼其一个营。党敌人发觉时，红军的后续部队已经陆续赶到并加入战斗，接连击退守军十余次反扑，继又歼敌一个旅，攻占青龙观要隘，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10日拂晓，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继续向敌纵深楔人，与此同时，红四、红九军主力同时从左右两翼发起进攻。经数日奋战，击破守军的节节阻击和多次反扑，先后攻占孔家山、大面山、黑钵山、龙池山及周围地区。至16日，先头部队进至河口场、庙垭场地区。17日，第二梯队亦进抵这一地区。战斗的胜利发展造成了对敌分割包围的极为有利的态势。这时红军已进至敌侧后，便于兜抄，地形又对红军有利，总指挥徐向前主张向东迂回，困歼万源附近之刘湘部主力。然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竟令主力向西迂回，向与红军处于平行位置的刘湘第四师等部攻击。结果红军向西一转，敌人便迅速逃窜，撤至东起井溪坝，西经东升场、马家场至双龙场之线，与红军对峙。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在东线大量歼敌的时机已失，东线反攻遂告结束。总计歼敌三干余人，给敌予以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在西线，各路川军见东线主力遭受沉重打击，第五、第六两路全线溃退，慌忙调整部署，企图依托小通江两岸山地抵御红军的反攻。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除留红三十三军及红四、红九军各一部在东线牵制刘湘部外，主力迅速西转，准备突破敌人西线的防御后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大量歼灭敌人
28日，红三十军及红四、红九军主力渡过通江，乘夜进击，一举突破川军阵地迫敌后撤。9月8日，红军再次夜袭，突破右垭口阵地后，继续向巴中急进，西线各路川军，见红军攻势迅猛，纷纷溃逃。红军乘势追击，徐向前亲率红三十军及红三十一军一部，于9月11日收复巴中城后，实施大纵深迂回，昼夜兼程，直插第一、第二路后方的黄木垭、旺苍坝，与第二路溃逃之敌十余个团相遇，红军当即将敌包围于黄木垭东南地区，激战至次日中午，予以全歼，取得了反攻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在此期间红三十一军主力尾追敌第一路，先后在分水岭、官田坝等地歼敌一部，17日收复南江城后，继续向南江以西的三江坝、旺苍坝等地歼敌周世美、陈泽两旅各一部，然后收复旺苍坝，直逼广元。同时，红九军一部向西追击，16 日收复仪陇城，22日攻占阆中城。红三十军向南急进，22日攻克苍溪城。至9月下旬，川军第一、第二、第三路大部溃逃至嘉陵江以西，第四路撤逃回营山、渠县地区。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基本被红军收复。刘湘大肆吹嘘的“六路围攻”完全破产。此时总指挥徐向前决定派主力一部趁机打过嘉陵江建立前进阵地，以利于以后的发展。但张国焘阻止了这一计划的实行，使红军再次丧失了扩大胜利的有利时机。
在此次反围剿过程中，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我双方形势，结合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决定采取“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红四方面军经过多次收紧阵地和万源一线的坚守防御，不仅以运动防御的方式大量消耗了敌人，而且也为反攻创造了条件。例如，在此次围攻开始以前，张国焘奉行左倾路线，企图粉碎敌人围攻于开始之前，结果不仅未能在敌人围攻开始之前做好防御准备工作，还致使红军一度处于不利的境地。后来方面军及时调整作战方针，在强敌的围攻面前，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选择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在敌进攻中予以大量杀伤，并趁敌接近阵地时进行突击，消灭敌人于阵前，才得以改变局势，并最终取得了反围攻的最后胜利。
红四方面军在收紧阵地的过程中，虽已先后给敌以重创，但要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就必须适时进行反攻。在这次反围攻的防御阶段中，红四方面军除了着力于积极地创造反攻条件外，也积极而慎重地选择着反攻时机。例如，在马鞍山、分水岭的反攻中，虽然计划在得手后相机转入反攻，但当反攻取得一定战果而不利于继续进攻之时，红四方面军变适可而止，另寻佳机。又如，在东线反击时，红四方面军选择了既是敌人防守比较薄弱，又是敌主力第五路左右翼的结合部作为突破口，并在成功突破后动摇敌人整个阵线后，继续于向敌纵深穿插、迂回，进而达到反攻的目的。
在这次反围攻中，红四方面军采取“边战边练，战练结合”的战场练兵的方针，结合实战和实战的需要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素养，如在阻击运动战中训练射击，在阵地构筑中训练工程作业，在小分队夜袭活动中训练夜战能力等。同时结合防御方案、反击目标进行军事技术比赛及演练，对先进个人及单位及时嘉奖，营造学习热潮，提高训练质量。并在战斗和训练结束时，及时进行反思总结，从中吸取各种经验和教训，提高红军的战术素养和技术水平，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使红军越战越强。
在这次反围攻作战中，各级政治干部深入第一线，不断深入开展战时工作，积极进行宣传，提高部队是阶级觉悟，指明斗争前途，提高胜利信心，使部队发扬了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广大指战员不仅在防御中沉着冷静，勇于近战，常常以肉搏格斗的气势压倒敌人，在进攻时英勇果敢、猛打猛冲，使敌人难以阻挡，而且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以野菜充饥，甚至忍饿也要坚持战斗，经受住最严峻的考验，最终取得战役的胜利。例如，万源决战期间，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亲自撰文，要求各级抓紧“消灭刘湘的最大动员”，牢固树立“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坚强意志”与“决战决死的雄心”，正是在这敌我之间生死存亡较量的危急关头，红四方面军及时将政治精神灌注于军队之中，极大地激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对鼓舞士气，取得万源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这次反围攻作战中，广大群众积极从各方面支援红军作战，为反围攻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川陕边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节衣缩食支援前线，甚至大多数群众在坚守防御阶段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也都送到前线，自己却忍饥挨饿，帮助红军把将弹药等物资运送到前线，将伤病员运送到后方，而且广大人民群众还在积极参军，使红军不断能够得到兵员的补充，确保了部队的战斗力的同时，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如赤卫队配合主力部队防守阵地构筑工事、侦查敌情，开展对敌袭扰等活动。因此，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对反围攻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成功粉碎敌人围攻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张国焘对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缺乏重视，使得在围攻开始前和收紧阵地过程中大量编并了游击队，并且命令游击队和赤卫军同红军一同逐线后撤，致使地方武装难以在敌后有效钳制、消耗敌人，从而影响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有效开展。
红四方面军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寻找暂时的同盟军，1933年夏天红四方面军在中央陕西省委的协助下与陕军孙蔚如部达成了秘密协义：(1)互不侵犯；(2)如果红军同意去甘肃打胡宗南，孙部愿意接济部份武器弹药；(3)红军可以在南郑设立交通站。在反六路围攻作战中，为了与陕军孙蔚如部继续保持互补侵犯协议，又派川陕省委秘书长黄超再次到南郑同孙蔚如进行商谈，从而基本上保障了北部边境为安宁，使红军可以只留少量部队警戒陕南之敌，抽出大量兵力对付川敌，进而有效地确保了反“六路围攻”参战部队的投入。
在反“六路围攻”战役的前期由于受张国焘“粉碎敌人围攻于开始之前”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致使继宣达战役胜利后，红军继续向前发展进攻，并在与敌第五路部队遭遇后，陷于敌人后续部队重兵攻击的不利地位。红四方面军鉴于敌人的大举围攻已开始，继续进攻已不可能，于是徐向前排除张国焘军事冒险主义影响，决定停止进攻立即转入防御，并依据当前形势及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决定采取“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以运动防御大量消耗敌人，促使敌我形势转化，为反攻创造条件。在反攻阶段，由于偏重于正面阻击与突击，虽然总指挥徐向前主张向东迂回，困歼万源附近之刘湘部主力。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竟令主力向西迂回，向处于红军平行位置的刘湘第四师等部进攻，结果红军向西一转，敌人便迅速逃窜，致使红军未能抓住有效时机进行迂回包围，未能更为有效的成建制消灭敌军，取得更大的胜利。红四方面军鉴于向西迂回未成，于是立即回头向东，积极截击从万源撤退之敌。
历时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由于红军有计划地收紧阵地，适时实施反击，共毙伤俘敌军八万余人，获枪三万余支（挺）、炮一百余门，是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的空前大捷，其在有效地打击了四川军阀统治的同时，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