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文涛 谢明
如今的大连海事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均为国内著名高等学府。如今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旧称北京图书馆）乃世界最大的国立图书馆之一。这盛名同享的两校一馆，与一位原东北抗联将领有着一种不解的文化情缘。在东北沦陷后的十四年里，这位抗联将领曾与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和李兆麟等领导人一起，分路带领抗联队伍英勇不屈且艰辛备尝地与日寇缠斗于白山黑水间。“九一八”事变前，他曾为东北商船学校的数学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松江省政府主席的任上同时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后来又调任为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就是曾担任过中共满州省委秘书长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的冯仲云。
在东北商船学校的数学讲坛上崭露头角
在今天的哈尔滨松花江北岸船坞附近，有一幢旧式红色二层楼房。楼内已久无人住，门窗破损严重。从楼体上可隐约看到几处细细的裂缝。这就是建于1927年的东北商船学校旧址。
早在民国初年，中国的内河航运业便已初显生机。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东北地区的黑龙江、松花江的航运业也随之兴旺起来。为了适应这一新兴实业的发展，当时的航运投资者纷纷从国外购进航速快、载重量大的蒸汽机铁船，代替老旧落后的人力木质帆船。由于原有的船员文化水平不高，很难适应航运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当时的哈尔滨船业工会拟在船厂的院内建起一所船务学校，以培养专业人才。可碍于经费无着，办学计划几度搁浅。1926年，东北军阀张作霖为统一东北海军，将东北海防舰队与吉黑江防舰队合并，成立了东北海军司令部，任命早年留学日本的东北军海军中将沈鸿烈为司令。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沈鸿烈早就有创办一所海军军官学校的初衷。他得知哈尔滨船业工会要办商船学校，就利用自己兼任东北航务局董事长的身份，积极促成建校一事。不久，东北商船学校便在哈尔滨松花江大桥北端的东侧创办起来。沈鸿烈下令每年的办学经费由哈尔滨船业工会负担，不足部分则由他掌管的东北航务局拨付。他不但亲自担任校董，同时还把早年留学日本时的同窗，海军上校王时泽安排到学校任校长。学校隶属于镇威上将军（张作霖）公署及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起初，学校的办学宗旨为培养商船业专门人才。可不久沈鸿烈则移花接木地赋予该校另一层面纱，即学生也应编人海军军籍，毕业后可授少尉军衔。当时担任学校领导和专业课教学的多为东北军的军官。而基础课和文化课的教员则由非军人教员担任。学校管理很严格，平时一律不准外出，只有星期日放假时学员方可请假离校。外出前要接受军容风纪检查，不合格者不准外出。商船学校的校歌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学校规定全校学生每天都要集合高歌一曲。同学们也都非常喜爱《满江红》，每唱一次都会感受到英雄长存浩气的激励。
曾担任过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和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的知名作家舒群（李书堂）就曾是该校驾驶丙班的第二批学生。他在个人回忆中写道：
这所学校与世隔绝，宁静恬淡，不染红尘。学生供给，一律官费。衣住不说，食用的是双合盛一号面粉，人人配有派克钢笔和英国对数表。除此，每月还有5元的补助费，随你零用。
到了1930年9月，商船学校的教务长徐沛致函自己早年就读于福建马尾海军军官学校时的恩师，时为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郑之蕃教授，请其为商船学校推荐一名数学教授。郑之藩欣然应允后，遂将举贤荐才的慧眼投向了自己行将毕业的门生、来自江苏武进县的算学系创办之初首位录取生冯仲云。此时的冯仲云年仅22岁，他不但为清华沃土中的学业拔萃之辈，而且又是一名为郑之藩教授所不知的共产党员，并正担任着“清华党支部”的第六任书记。
考虑到东北那所商船学校实为一所海军预备军官学校，党组织认为，把党的力量渗透到东北军的海军中去是合适的。就这样，1930年10月，冯仲云向郑之藩教授借了路费，踏上了远赴哈尔滨这一新的革命征程。
初到哈尔滨，由于党的组织关系尚未由中央转来，这使冯仲云一时还无法与地下组织接头，有志在东北这块富饶且多难的土地上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还不能马上从事革命工作。于是，他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东北商船学校的讲台上。
冯仲云到来时，学校已经开设了驾驶、轮机、海测等专业班。当时初登讲台的冯仲云身穿的还是在北京临行前由同学们凑钱为其买的长衫，而台下的学生不但青一色呢料海军制服，而且风华正茂，气势压人。学生们常以出数学难题来对付老师。在冯仲云之前，就有两位颇有造诣的数学教授因被学生们一时难住而离开了。冯仲云到来后，对于学生们常抛出的数学难题他能否迎刃而解？
早在读中学时，冯仲云便是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开设的杭州蕙兰中学（今杭州第二中学）的优等生。那时他的数学成绩尤为出色，常被老师叫到前面在黑板上为全班作解题演算。1925年，在国内出现的中学改办大学的潮流中，本为培养留美预备生而设立的清华学校正式设立了大学部，开始由留美预备学校向完全的综合性大学过渡。1926年夏，由蕙兰中学毕业的冯仲云报考了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算学系。当年10月，他作为清华学校算学系唯一录取生而金榜提名。那时清华算学系的教学目标为：培养“资禀特近，显有研究能力”的数学家。着眼此目标，清华算学系强调“学与思并重”，注重对学生的演题训练。一年级里，全年习题在1000道以上，而到了高年级，其习题则多属大题、难题，甚至有的选自法国国家学位考试题。在这样的学科沃土上深造，冯仲云的学习潜质得以充分发挥。现在，当台下的学生接连向自己抛出数学难题时，以运算分析见长的冯仲云当然驾轻就熟。听着冯仲云的演算讲解，台下的学生仿佛入了迷。他们没有料到，这位穿着长衫，且一口苏南口音的年轻教授的解题思维如此严谨清晰，知识的运用如此连贯，不愧为清华大学的数学才俊。
随着课业的深入和来自学生们的敬重，冯仲云团结一批进步学生，组织一个读书会。读书会约有几十人，悄悄阅读鲁迅、高尔基、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作品。
1931年5月，北满特委（兼哈尔滨市委）收到了上级转来的冯仲云之组织关系，并派宣传部长贺昌之寻访到了他。从此，他又可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了。此时的哈尔滨，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松花江畔沁人的丁香花芳香下，冯仲云常与学生们到松花江边野游，畅谈救国救民的理想。后来，他在一面秘密担任中共满州省委秘书处长的同时，一面又在东北商船学校的学生中发展了范廷桂、刘景和傅天飞等20多人人了党，并健全了党支部。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这些学生中有的光荣牺牲，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人民工作。
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东北商船学校的许多毕业生被调往葫芦岛航警学校深造。“九一八”事变后，商船学校的党员和反帝会员都积极行动起来，有的加入抗日义勇军，如邹瑞强等；有的加入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如傅天飞、刘震等。还有的则留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其中范廷桂曾与抗日英雄赵尚志一起，在成高子镇炸毁过日本军用列车，并消灭了一小批日寇，此义举震惊了东北和全国。1932年，哈尔滨被日军占领，东北商船学校被迫停办。
1937年2月，伪满洲国交通部在东北商船学校基础上开设“交通部高等船员养成所”。1943年，日伪集团决定将该校迁往葫芦岛。1944年9月，学校所有职教员、学生迁入葫芦岛的新校舍。迁校之后，“高等船员养成所”改为“国立高等船员养成所”。1946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葫芦岛原“国立葫芦岛高等船员养成所”旧址上成立“国立葫芦岛商船专科学校”，并任命“九一八”事变前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校长、时任东北航政局局长的王时泽兼任校长。1947年5月，“国立葫芦岛商船专科学校”更名为“国立辽海商船专科学校”。1949年1月，该校迁往北平，并于次月由北平解放军军管会接管，很快又迁往沈阳，并入东北交通专科学校。1949年底至1950年初，该校迁往大连。1951年4月，该校改称为“东北航海学院”，1953年，东北航海学院再与上海航务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隶属交通部。199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学校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由此可见，大连海事大学与东北商船学校一脉相连。而冯仲云用自己当年在东北商船学校的执教生涯，为中国早期的航运教育写下深情的一笔。
自离开了曾经的数学讲台后，冯仲云在险恶的环境中全身心地投入到北满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中来。从这时起，这位从一个稚嫩的江南学子成长起来的革命者，同苦难的东北人民一道与入侵的强虏抗争。在后来的10年中，从担任中共满州省委秘书长到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他与赵尚志和李兆麟一起，转战于小兴安岭的密林中。1942年1月，随着北满和吉东的抗联部队撤入苏联境内，冯仲云被吸收参加在苏联整训的抗联北野营的领导工作。1945年9月，伴随抗战的最终胜利，他率领20多名抗联干部战士进驻沈阳，任苏军沈阳警备区副司令。
是省主席又是哈工大校长
今天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它的创建，与修建于十九世纪末的中东铁路密切相关。1898年至1903年，沙俄帝国修建了由俄国的赤塔经由中国境内的满州里、哈尔滨、绥芬河后再入俄境直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后又修建了由哈尔滨经长春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即中长铁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20年，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当局着手创办旨在为中东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技术学校。起初，学校定名为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1922年又改称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1928年10月，原哈尔滨法政学院和商学院并入该校，学校正式定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由中苏共管，张学良将军曾任校理事会主席。此后，该校经历过中苏共管期，日伪管理期和中苏二次共管期。
东北解放战争开始后的1946年4月，当我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有力地抗击国民党军沿中长路的北犯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在书记陈云的领导下正在抓紧进行北满地区的新政权建设。当月24日，经东北局北满分局推荐，在松江省人民代表会议上，作为原东北抗联领导人的冯仲云当选为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从此，这位在大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并且在东北沦陷后的十四年中历尽斗争艰险和磨难的革命者，开始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创建和领导工作。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正当松江全省的工作在胜利与困难交织中取得斐然成就时，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鉴于东北全境解放，苏方中长铁路管理机构已决定将哈工大交给我方管理”。考虑到新接管过来的哈工大需要一位领导才干与科技知识兼备的高级干部来出任校长，东北局认为由冯仲云来兼任该职最为合适。这样，冯仲云便于当月兼任起东北全境解放后的哈工大首任校长。
当冯仲云接手哈工大的校长时，学校已经有所恢复和发展，也积累了一些办学经验。当时全校开设了土木建筑、机械、电气工程、化工和采矿等专业，但总体来说，规模仍然很小，教学设备比较陈旧。就在冯仲云开始兼任校长后，当时的牡丹江省和合江省并入松江省。这时的松江省管辖32个县和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尽管省政府的工作更加繁重，但冯仲云仍坚持每周固定一天到学校办公。当时学校各部门几乎都由苏联籍的俄罗斯人掌握，授课用俄语，连清扫员也是苏联侨民。教师中仅有几名教中文的讲师是中国人。而俄罗斯教师的特点是年龄大，有教学经验，但观念落后，对新的科学成就了解少。冯仲云在了解到这些基本校情后认为，要办好新中国的哈工大，首先要解决好建立以中国人为主的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问题。经他向省委争取支持，学校配齐了各科室的干部。随后，他带人到刚刚解放的北京、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聘请教师，充实以中国人为主的预科教师队伍。为了让从关内聘请来的教师在北国冰城得到较好的安置，冯仲云提议，居住于校内条件较好的8栋二层小楼中的行政人员住户把房屋让出来，腾给关内来的教师，每栋安置四户。当时，他首先动员自己的秘书最先腾让出来，给其他原住户以带动。据当年应聘而至的张承熙教授回忆：“冯仲云身为省政府主席，待人非常亲切，平易近人。他不讲什么大道理，但给我们以信任。他还针对我们俄语缺腿的情况，叮嘱我们把这门外语学好，使人感到很温暖。虽然南方气候好，这里冰天雪地，可我们非常安心，干什么都觉得是份内的事。”这位老教授在教学岗位上一直尽心尽力地工作到离休。
1949年的当年署期，学校的预科就开办起来。预科的开办，改变了哈工大长期存在的因本科系授课用俄语进而影响到在内地扩大招生的矛盾，这也是哈工大办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第一批招收的预科生，包括从北京等地招收的新生和从延安接收的调干学生，一共800人。第二年署期又招收进一批研究生。在苏联和捷克专家的指导帮助下，这批学生和研究生很快成长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后来成为哈工大教学骨干队伍一一“八百壮士”中的中坚力量。八十年代哈工大的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也多是这些人。
自中长铁路移交中方管理后，苏联铁路部门在已经不便像以往那样直接选派俄籍教师来哈工大任教的情况下，仍然表示若中方需要，还可以改按签约聘请的方式帮助选调俄藉教师。对于苏方的友好善意，冯仲云经与副校长高铁统一意见后，致电东北局，建议由中央向苏方提出聘请计划。对于为何有必要增加俄籍教师的问题，他们在电文中认真阐述了三点理由：其一，哈工大有长期任用俄籍教师的传统，学生能听懂俄语和阅读俄文，继续使用俄籍教师，有利于在大批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高级专家的作用；其二，苏联援建的工程项目将大部分被部署在东北，因而任用俄籍教师，不但便于学生就地实习，而且益于学生毕业后到重点建设项目中配合苏联专家工作；其三，从全国来看，哈工大属于解放区内较早接管的大学，后派去的干部已经形成了与俄籍专家合作的经验，办出一个向苏联学习的大学，阻力小，启动快。东北局很快同意了学校的意见，方案上报后，中央于1950年6月7日正式批准。中央在电文中指出：“在俄籍教师增加后，哈工大应利用这一特有优势，随之着重招收国内各大学理工学院的讲师、助教和研究生。主要学俄文，两年毕业即分配到各大学任教”。这项计划的实行，是哈工大回到新中国怀抱并进入全面改造和扩建阶段的重要标志。后来，学校决定将每年的6月7日定名为哈工大的建校纪念日。实践证明，冯仲云关于在党和政府接管哈工大后继续增加俄籍教师比重的办学措施，对于哈工大得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重点大学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国家“一五”计划成效显著和中苏关系处在最好时期时，哈工大也进入了建国后自身发展的第一黄金期。
新中国首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1951年春季，正当冯仲云为松江省的建设和支援抗美援朝工作及哈工大的兴校办学而操劳奔波时，松江省内的大片林区发生严重的特大山火，作为省内最高行政领导，冯仲云受到政纪处分。他在当时的检讨中诚恳写道：“我是松江省行政上主要负责人，而我在松江省多年，也熟悉森林的事，应当对之非常严重地注意。自己没能及时地抓紧森林防火工作，而山火四起形成如此巨灾，引咎自责，实为痛心。”
1952年7月中旬，冯仲云举家乘火车来到北京，等待分配新的工作。1953年3月，政务院任命他为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在此之前他是省主席，相当于中央的部长，而眼前被任用为文化部里面一个局的下设单位的领导，他没有计较被降格使用，而是愉快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北京图书馆历史悠久，筹建于清末的1909年，于辛亥革命届的1912年开馆。最初定名为京师图书馆，1928年7月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其藏书最初取自国子监南学和内阁大库以及一些著名的私家藏书。从1929年起接受各地出版部门邀送本，同时开始收集外文书刊。在解放前的40年间，先后有15人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其中包括梁启超、蔡元培等文化巨匠。开国之初，由于一时没有任命新馆长，这样，于1952年12月到职的冯仲云，有幸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冯仲云初到图书馆不久，便在群众中博得好感。老馆员王因在她的《回忆冯仲云馆长》一文中写过自己的最初印象：“一开始，我们听说他当过松江省主席，就觉得这样一位高级干部来当馆长，架子恐怕小不了。然而，事情却出乎大家的意料。这位年方四十几岁的馆长，身材倒是很高大，可是一点架子也没有。他与馆内同事一块排队买饭，和大家一同做广播体操，上下班都是步行，主动与群众打招呼，给人以平易近人的感觉。”
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虽然只有200多人，却不失为群贤荟集的藏龙卧虎之地。副馆长张全新乃苏联诗人马雅可夫诗作的译者。研究员张申府乃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当初不但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而且后又与周恩来一同介绍了朱德入党。而在旧中国读书，后又在新中国毕业的大学生比比皆是。在这样一个有厚重文化积淀且人才济济的环境中工作，冯仲云似乎全然甩掉了被降职使用的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来。
当时，北京已解放4年，这座古老的城市正焕发着新国家之新首都的盎然生机。然而，由于开国甫定后各项建设的百业待兴，一时间，北京图书馆古老的藏书楼尚显陈颜旧貌，改观不大。那时，全馆藏书仅有140万册，每天读者不到400人。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呼唤着有着厚重人文积淀的“北图”再现生机。
上任伊始，经过短时间的了解情况，冯仲云就大刀阔斧地把工作抓起来。他集思广益地主持通过了《北京图书馆会议制度试行草案》，把全馆的会议划分为馆务会议、业务会议、部务会议和科组会议，规定馆务会为最高会议。有些专业会议除领导参加外，有关工作人员也参加。每在听取各科组汇报时，冯仲云都提出自己的明确意见。而专业会议则由副馆长主持，不作决定，成熟时再提到馆务会上。这样一来，全馆工作人员都开动脑筋想问题，人人献计献策，见仁见智地各抒己见。由于冯仲云能够从善如流地调动起全馆人员的积极性，这使他很快赢得了全体同志的尊敬和信赖。
粗略地讲，图书馆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增加馆藏，二是提供利用服务。为增加馆藏，国际性图书交换是一重要来源，也是解放后刚刚开展的一项新业务。起初，馆内的国际交换业务仅局限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从1953年起，在冯仲云的主持下，经国家支持，用于国际性图书交换的经费增加了10倍，交换范围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迅速扩展到西方国家。1949年，北京图书馆的俄文图书不过2000册，而到了1954年便超过了10万册。鉴于革命胜利以后，各个斗争时期的革命文献不但愈显珍贵，而且搜集工作也将遇到新的困难。对此，从1953年开始，冯仲云便着手布置这项工作。搜集的范围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书籍、报纸、刊物。他对馆内的同志说：“现在搜集还不晚，再过几年就来不及了。”他还从研究国外图书馆的经验中受到启发，倡议收藏名人手稿，并亲自领导了这两项工作。经过善本组同志的努力，当年便搜集到革命文献性出版物几千种，同时还有近代以来1000多位名人的书作手稿，其中就有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夏衍、闻一多、朱自清、柔石、殷夫、丁玲、吴晗、冯雪峰、艾思奇等人的著书手稿。
藏书的增加，随之带来社会各界读者的增多，图书馆原有的楼房不够用了。在争取到上级的支持后，冯仲云采纳了建设单位提出的“接楼”方案，将原来的楼体由“工”字形扩建成“王”字形，从而因地制宜地解决了全馆扩容问题。后来又在“王”字形的楼体上再加盖了三层，初步解决了办公室的拥护现象。在办馆条件改善后，图书馆又面向广大读者开展延伸服务。为了满足各界读者在下班后阅读的需求，开馆时间由早8点一直延续到晚9点半，同时还增开了科技阅览室，建立了读者登记制度，与经常来馆的读者定期沟通，以便更好地为其提供服务。为了促进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间的馆际合作，他们还与各省市及各大学的100多个图书馆建立了邮包互借业务联系，使国内图书资源得到共享式利用。
以前“北图”的业务是不出门的，冯仲云到来以后说，“解放了，群众不看书怎么行，我们要把书送到山沟和普通群众中去。”很快，他亲自带队，把流动图书站办到了官厅水库建设工地。后来，馆内的少年儿童阅览室还举办过图片展览和诗歌朗诵会及故事会。以后还举办过吴运铎、高玉宝、华罗庚与小读者见面会。冯仲云自己也给小读者们讲抗联英勇不屈的斗争故事。那时的“北图”每天都洋溢着奋发向上的办馆新风。1954年10月，冯仲云调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当他的新任职消息见诸报端时，馆里一批正在华东地区参观走访的同志们专门从外地来信对他说：“同志们对您有很大的依恋。您目光远大，气宇宏达。同志们总会从您的身上感受到党的伟大和温暖。”
在“文革”浩劫中的1968年3月，冯仲云因受江青和康生等人的陷害而含冤致死。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11月24日，冯仲云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王震、罗瑞卿、肖劲光、伍修权、吕正操等参加了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