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玮
蔡方柏，资深外交官。1936年1月出生于湖北咸宁，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历任中国驻法三秘、二秘，外交部西欧司副处长、代理处长，驻法使馆研究室主任、政务参赞、公使衔参赞，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驻瑞士大使，驻法国大使等；出任过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中国欧洲学会法国研究会会长。
在近4个小时左右的采访中，蔡方柏将自己在出使法国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和盘托出，独家披露有关事件的背景、内幕、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们在领略外交家风采的同时，粗略把握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外交进程，特别是中法关系的起落、“复婚”，直至战略关系步入成熟期、迎来“金秋蜜月”。
亲历“售武风波”的中法外交起落
1990年11月19日，蔡方柏抵达巴黎，正式出任中国第七任驻法国大使。在这次出使法国的8年间，蔡方柏最为难忘的是亲历了中法关系因售台武器引起的曲折和中法关系走出低谷的过程。一谈起中法关系的跌宕起伏，从浊浪乍起、步入困难到恢复正常、全面发展的全过程，蔡方柏恍若回到了逝去的岁月。
1989年，法国政府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针对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对中国进行制裁。蔡方柏回忆说：“当年6月6日，法国总理罗卡尔在法国国民议会宣布立即冻结同中国在所有级别上的关系。次日，法国外长迪马表示，关于冻结关系的决定‘显然首先适用于军事方面的一切合作’，‘也涉及两国间的整个政治关系’。”
9月29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联合国总部会见迪马时指出：“在巴黎发生的一系列对中国不友好的事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法关系。”随后，法国事实上逐步取消了对中国的制裁。
1990年3月3日，罗卡尔公开承认，“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自给自足能力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看来是没有什么成效的。”12月21日，“受命于危难之中”的驻法大使蔡方柏向密特朗总统递交国书。密特朗在同蔡方柏谈话时说：“当前，世界一片混乱，法国与中国是两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大国。中国在国际上起着重要作用。其实，过去也主要是我们两国在国际上起平衡作用。因此，我同意大使所说，两国应加强磋商和对话，两国还有许多事可做。”采访时，蔡方柏认为，当时，两极格局尚未结束，法国仍需要同中国保持正常的关系。
1991年4月29日迪马访华，在两国外长会谈和我国领导人会见后，迪马却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单独向钱其琛重提拟向台湾出售护卫舰问题。为何说“重提”呢？原来，法国与台湾曾就出售护卫舰问题进行了秘密接触，并于1989年底达成初步协议。为此，我方进行了1个多月的有力交涉和斗争，迫使法方中止了谈判。1990年1月6日，迪马向我国驻法大使周觉作出承诺：“法国国家最高领导决定，法国将不再继续与台湾做军舰生意。”可是，事隔1年多，迪马却违背了承诺，重提售台护卫舰问题。
于是，钱其琛指示驻法使馆和外交部，尽快向法国有关方面进行严正交涉。1991年5月7日，蔡方柏紧急约见法国总统府秘书长比昂科、总理外事顾问里佩尔、外交部秘书长谢尔，就法国重新考虑向台湾出售军舰一事提出严正交涉。5月9日，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司长杨桂荣紧急约见法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史鼐。17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姜恩柱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分别就法拟售台军舰事提出强硬交涉，要求法方信守迪马外长1990年初对中方的承诺，不要做出售台军舰的错误决定。
面对中方的交涉，法方几位官员的反应大同小异。先是说，是从经济利益考虑，售台军舰对法国是多么的重要。然后说，从军事的角度讲，护卫舰只是防御性的，对中国大陆不构成威胁。再就是拿美国当做挡箭牌。说什么美国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为什么法国不能呢？最后辩解说，售台军舰还只是意向，不是最后的决定。
然而，事态急转直下，迅速向着中方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法国政府于1991年6月6日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27亿美元的6艘拉法叶特护卫舰。6月7日，姜恩柱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表示对法方的决定感到震惊，要求法方立即改变决定，并建议双方尽快就此问题举行磋商。同日，蔡方柏也奉命向法国外交部部长办公厅主任凯赛吉扬提出了举行磋商的建议。但法方仍强调售台军舰决定“是法国主权行为，不能磋商”。后经多次交涉和斗争，法方同意与中方磋商。
谈起这段中法风波，蔡方柏的记忆尤为清晰：“这一年的6月25日，田曾佩副外长率团抵法，同法外交部秘书长进行了反复艰苦谈判与交锋。最后双方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法方同意发表公报，表示法政府批准向台出售不装备武器的护卫舰船体；重申法对华政策和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迪马外长同时向我方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法国不改变它的立场，即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官方接触……’9月27日，当法方正式公布批准售台军舰后，中方召见法驻华大使，表示坚决反对法售台武器，并提出了抗议，同时敦使法方严格信守向中方做出的保证。中法关系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
然而，当时的法国政府，对中方的原则立场和忍耐限度作了错误的估计，不思罢手，反而得寸进尺。1992年1月31日，迪马在联合国安理会与钱其琛会晤时又提出了法拟售台性能先进的幻影2000-5战斗机。墨迹未干，可是法国政府又背信弃义，想故伎重演。蔡方柏回忆说：“中方先是向法方提出严正交涉，指出如法方坚持出售，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法方的行动必然会对两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同时，为了回应法方提出的所谓‘法对华贸易严重不平衡’问题，中方明确表示，如法放弃售台战斗机，中方可采取重大措施来改善双边经贸关系。”
可是，法国政府还是坚持售台战斗机。1992年11月18日，法媒体普遍报道，法售台幻影2000-5战斗机当天签字。蔡方柏在采访时说：“因为做了亏心事，法方没有正式公布。我曾奉命多次要求法方对此做出澄清。在最后一次交涉中，我要求法方必须在当年12月22日前答复，否则中方将得出自己的结论。法外交部亚澳司长终于在22日晚约见我，正式承认法政府已经决定批准法有关企业售台上述型号的战斗机。”
法国作出错误决定后，中国政府作出法国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应，宣布采取下列措施：撤销两国正在谈判的大型项目，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第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同法国商谈新的大型经贸合作项目；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以上人员往来；在1个月内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馆等。这些措施，使法国社会党政府受到痛击。至此，中法关系跌入了建交以来的低谷。
谈及中法关系恢复正常的情况时，蔡方柏介绍说：“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在大选中失败，戴高乐派政党保卫共和联盟上台执政。法国新政府在时任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派）主席希拉克推动下，从战略上重新估价了中法关系的重要性，积极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于同年7月和12月两次派特使来华商谈恢复中法关系正常化问题。双方经过多轮谈判，终于就此达成协议。”
峰回路转，两国关系重新逐步回到正常轨道。1994年1月12日，中法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蔡方柏说：“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同时，公报是对两国建交原则的发展，是双方就台湾问题，特别是法不再售台武器问题所签署的最重要文件，也为发展两国全面伙伴关系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领略两国领导人的外交风采
周恩来这个名字，当代法国人并不陌生。1998年，在这位伟人百年诞辰前夕，近百位中法各界人士云集巴黎塞纳河畔的13区区政府大厅，参加“周恩来与中法关系”研讨会，一道缅怀他的崇高品格和他对中法友好关系的杰出贡献。
研讨会由时任中国驻法大使的蔡方柏与法国总统特别顾问、巴黎13区区长雅克·杜蓬共同组织并主持。蔡方柏作了“周恩来与中法关系”的主题演讲，全面介绍了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总理，在长达26年的任期中，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献身精神，又系统论述了周恩来在现代中法友好关系史上每一重大时刻的特殊贡献。演讲中，蔡方柏认为，缅怀周恩来对中法关系杰出贡献的最好方式，就是进一步努力发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
采访中，蔡方柏介绍说：巴黎13区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80多年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13区的活动特别活跃，周恩来在巴黎的寓所就在距区政府百米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现在，13区成为旅法华裔人士聚居的街区。蔡方柏认为，巴黎13区对于周恩来个人性格的形成以及后来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都有着重要影响。
蔡方柏说，“1964年，法国成为西方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大国。周总理以伟大政治家、外交家的战略眼光和求实精神，主持和完成了建交谈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作为使馆二秘的蔡方柏回国参与接待。边呷茶，蔡方柏边回忆：“‘文革’期间，在那时期一个西方国家的总统来中国访问这是很少见的。蓬皮杜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我作记录，很荣幸我近距离目睹到周总理特有的外交风采。期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过蓬皮杜总统，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双方都非常热情。之后，总理陪同蓬皮杜到山西云冈石窟，然后乘飞机到杭州，再从杭州到上海。蓬皮杜的整个中国之行是成功的，会谈很圆满。总理很重视这次外交活动，你可要知道当时总理与蓬皮杜都是患了癌症的病人，全程陪同太不容易了！”蔡方柏说，蓬皮杜在离开上海时，周恩来去机场送行。“当时，下着大雨，蓬皮杜没有打伞，穿着西装革履。我们的警卫人员见下大雨，于是给总理打伞。我只见总理手一推，不让打伞。人家总统不打伞，我们凭什么打伞。这一点，我们的总理做得非常好。这样，所有陪同人员都纷纷收下伞。场面太感人了，我终生难忘。”
1975年5月12日上午，邓小平乘专机抵达法国巴黎。“当时，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毛泽东主席身体也不好。复出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小平同志出访法国时，我以使馆新闻专员的身份见证了整个访问过程。一到巴黎的当天下午，他就同法国总理希拉克举行会谈。当晚，出席了希拉克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他致辞指出——中法两国都坚持不懈地捍卫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不允许别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当前总的国际形势是令人鼓舞的，但不能不看到世界还很不安宁，超级大国利用各种手段争夺世界霸权。致辞一结束，所有人举怀同贺中法友谊长青。”
第2天，邓小平参观了凡尔赛宫，随后邓小平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就国际形势、美欧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当晚，邓小平出席了德斯坦举行的欢迎宴会。5月14日中午，邓小平在中国驻法使馆举行午宴，招待德斯坦。随后同他进行了第2次会谈。5月15日，邓小平一行去里昂等南方城市访问。蔡方柏回忆说：“小平同志的这次出访，法方的接待也很隆重，把他当作总理接待的，多次给小平同志举行宴会。陪同访问中，我同样感受到小平同志的个性风采为法国高层所瞩目。尽管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但小平同志利用有限的时间，会见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就中法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最后，双方商定建立外长级政治磋商机制。”
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法国时，蔡方柏作为驻法大使全程见证。这年8月，大女儿在北京结婚，蔡方柏为了筹备江泽民主席的访问，没有赶回国内为女儿祝贺。起初，法方拟按“正式访问”规格予以接待江主席，理由是法国每年接待外国首脑的“国事访问”只有一两起，而且已安排完毕，只能按正式访问接待江主席。考虑到江主席访法是我国最高领导人的出访西方大国，这当然也是中法关系中的大事，蔡方柏想“应力争法方按国事访问这一最高规格来接待，这已不是一个纯礼宾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问题”。于是，蔡方柏仅为规格问题就同法总统府、外交部有关负责官员在访问前的两个月中多次接触、反复磋商。不懈努力之下，法方才拍板按国事访问规格接待。
蔡方柏说：“江泽民主席一踏上法兰西土地时，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华侨华人、留学生、中资机构代表在机场举着横幅，挥动着五星红旗，热烈欢迎他的到来。访问法国期间，法方的宴请规格超过了克林顿总统和英国女王来访的水平。总统密特朗接待当天连续花了近9个小时接待江主席，这对一位身患绝症、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是何等不易。你们不知道，在日程规定的正式会谈快到点时，法国总统府紧急告知，总统尚未准备好，请将会谈推迟半小时。我当时想，不会是会谈材料未准备好，可能是身体状态还没有准备就绪吧。密特朗总统做出如此惊人的努力，是对当时受损的中法关系的一种修补。”
江泽民与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畅谈两国文化时说到，茶花女真有其人，她和小仲马同葬在巴黎一公墓内。巴拉迪尔不知此事，并惊奇地问公墓在何处。江泽民主席让蔡方柏详细告诉他公墓的地址。蔡方柏评价说：“江主席这次行程，是我国国家元首1989年以来第1次访问西欧大国，打破了西方对我国制裁，说得上是破冰之旅。江泽民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渊博的法国文学知识征服了巴黎。”
1997年希拉克总统访华时，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签署了中法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两国建交以来中法关系的最高定位，也是我国首次同一个西方大国建立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文件。亲历两国关系的转折历程，蔡方柏深感“两国元首的交往，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时光荏苒，到2004年中法关系已到“不惑之年”。在埃菲尔铁塔的“中国红”映衬下，胡锦涛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一起吹灭了40根生日蜡烛。中国和法国，这两个同样古老而浪漫的民族，捧出珍藏了40年的友谊佳酿，在世界关注而羡慕的目光下，一饮而尽。
当胡锦涛主席1月27日（中法建交曰）站在法国民议会圆型大厅讲坛上发表演讲时，这不仅对中国是第1次，对亚洲国家领导人也是第1次；当来自北京和旅居法国的近万名炎黄子孙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进行彩装表演时，这在法历史上是第1次；而当著名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为中国变红时，这在铁塔百年历史上也是第1次。
两国元首在巴黎发表共同声明，将中法关系定位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句话真实折射出两国关系的内涵和未来发展方向。“你能否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读一下，中法两个大国深化双边关系的战略意义？”对此，蔡方柏坦言：“的确，此次胡主席访法，意义非同寻常，仅从法方对胡主席的高规格接待中，便可见一斑。在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了1997年双方有关‘全面伙伴关系’的表述。虽然区区两字之差，但意义重大而深远。当今，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激烈。中法两国都赞成世界多极化，反对单边主义，认为多边主义是应对全球和地区性威胁和挑战的合适途径。因此，中法此时在战略上有了更广泛的共识和共同利益。在世界向多极化过渡的过程中，中法之间的更紧密的协调与合作，是大势所趋。希拉克总统明确表示法国反对‘公投’、反对‘台独’，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具体阐释了中法之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
同年10月8日，希拉克总统再次访华，开启“法国文化年”在中国的序幕。希拉克总统此次来访，进一步推动中法关系向新的更高的水平发展。蔡方柏指出，“两国人民钦佩对方的文化、艺术成就。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两国领导人对对方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这为不断深化两国全面伙伴关系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中国历代领导人在中法往来中所表现出的深刻的思想、人格的力量、渊博的知识、超凡的魅力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与其有过交往的中外人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蔡方柏深有感慨地说。其实，多年的外交实践，耳濡目染，使蔡方柏养成了一种谨严认真的工作作风，渐渐成长为～位资深外交官。
采访中，蔡方柏表示，他对今天的中法关系发展充满信心，他很高兴地看到在建交40年之际两国领导人频频互访。蔡方柏深信，两国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可以不断深化和发展。“主要理由是中法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地缘政治上互不构成威胁。两国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反对单边主义。两国经济上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文化上两国都主张文化多样性，可以相互借鉴。当然，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水平不同，相互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差异和分歧，这是正常的。只要双方能从战略高度审慎地处理两国合作中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好敏感的台湾等问题，排除干扰，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不仅会保持下去，而且会不断得到加强。”
魂牵梦萦的两个第二故乡
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主席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远见卓识，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仅43个字的简短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从此，中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时，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轰动国际社会。
中法建交后，两国政府商定3个月内互派大使，消息传出，同样震动西方和全世界。同年2月初，中国外交部决定结束蔡方柏和同班同学曾令保在日内瓦大学的学业，并调他俩去参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筹建工作。
“那一年2月中旬，建馆班子领导宋之光代办赴巴黎途经中国驻瑞士伯尔尼使馆时对我和曾令保说，部领导决定调你们两人去巴黎参加筹建使馆工作，但你们是新手，先在驻瑞士使馆实习一段时间，熟悉情况，你们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这样，甚至还没来得及拿到毕业文凭的蔡方柏就被分配到驻瑞士大使馆研究室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见习生。两个月后，蔡方柏就到了欧洲花都巴黎，投入到紧张的驻法国大使馆的筹建工作之中。这时，中国迅速组成了强大的阵容，由将军外交家黄镇执掌驻法大使馆帅印。
初出茅庐的蔡方柏到巴黎时，实际上是资历最浅的职员，什么活都干，除了参与礼宾接待工作外，还要做翻译、做炊事、购物、看大门之类的活。他风趣地说：“什么工作都干，就是没有当过武官，毕竟当时才建馆，刚刚开头，人手少。”
尽管工作比较简单，也比较烦琐，但蔡方柏从不拈轻怕重，总是努力应对，在工作中注重学习，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不可多得的机遇使得蔡方柏很快脱颖而出。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被调为黄镇大使的秘书兼翻译，并渐渐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
当驻法使馆走上正轨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虽然使馆远离国内，但使馆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工作人员陆续回国参加运动。1966年夏，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遭到苏联军警的殴打。消息传到巴黎，中国留法学生非常气愤，高举标语，来到苏联驻法使馆门口举行集会游行，抗议“苏修”暴行。
黄镇大使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紧急派蔡方柏去了解情况。于是，临危受命的蔡方柏带上使馆理发员匆匆上路。他们不便乘中国使馆的小车去苏联驻法大使馆现场，只好坐出租车悄然前往。一到现场，只见所在地被戒严，当地警方正在昏暗的路灯下清洗血迹，中国留学生这时已全部被押走。
摸清有关情况后，蔡方柏赶忙返回向黄镇大使汇报。随后，蔡方柏以黄镇大使的名义电话给法国外交部。经过交涉，法国警方答应次日放人。第二天清晨，黄镇指派蔡方柏去接中国留学生。当法国外交部有关方面的负责官员见蔡方柏孤身一人接应，大为惊诧。蔡方柏随他们来到关押留学生的巴黎歌剧院地下室。这时，泪流满面的留学生激动得高喊口号……
1967年8月，蔡方柏回国参加“文革”运动。1年后，他重返巴黎。当时法国政局动荡，由于无人搞调研，中国驻法使馆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不甚了之。这时，蔡方柏被分配到使馆研究室，专门从事法国内外政策研究，这一干就是7个春秋。研究中，他始终把握“忠于国情，实事求是”，把对外交事件或重大决策的判断和分析都建立在对其充分了解和对整个背景的深刻认识上，而不是单纯的就事论事。就这样，蔡方柏一步一个脚印，从随员起步，很快就成为三秘、升至二秘。
1975年，蔡方柏再次回国，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年多。后又出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处长、代理处长。1980年，蔡方柏又一次来到巴黎，并出任驻法使馆研究室主任。1983年，又调任为使馆政务参赞，翌年升任公使衔参赞。至此，蔡方柏已先后在法国度过了14个年头，他与法兰西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可是，到了1985年，蔡方柏奉调回国，被任命为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他又被调往伯尔尼，回到23年前外交见习的地方。不过，这次他的身份是中国第7任驻瑞士联邦大使。
1989年5月底，几名留学生求见大使，并提出“国内那么乱，应该请外国人来干预解决问题”。蔡方柏质问：“你们难道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吗？八国联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你们都忘了吗？中国自己的事自己来解决，绝对不能让外国人干预。你们要相信中国政府，要好好学习，安心学习。”对话镇住了这些人，他们无言对答，只好返回。
可是到了6月5日，形势突变，部分留学生、华侨及一些外国人受西方舆论误导，把使馆围得水泄不通，有些人甚至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于是蔡方柏下令封闭使馆大门，严防死守，防止冲击。第2天，瑞士外交部提出抗议，蔡方柏严正表明“这是中国的内政，容不得你们干涉，你们的抗议我们不接受。”
“六四”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当时，驻在国政府和外国的外交官大大减少同我们往来，‘六四’之后的第7天，我夫人想了一个主意，以大使夫人的名义搞个招待会请瑞士高层妇女界参加，内容是中国烹调艺术表演招待会，不带政治性。向我汇报后，我同意了，并在使馆党委会上得到通过，强调——只能成功，不准失败。”很快，蔡方柏的夫人安征印发请柬，同时组织中国厨师准备。
蔡方柏的夫人安征中途参加这次采访，使我们的采访增色不少。她讲得绘声绘色：“厨师都很积极，可是不巧的是，那个表演拉面的厨师当时发烧了，我曾是个医生，于是赶紧给他打针、吃药，后来他也坚持下来了，但当他表演完后就晕倒了。那天请来了很多的瑞士朋友，联邦主席夫人、外长夫人，还有好些社会名流，共60多位夫人到了。中国厨师表演，什么包春卷、雕萝卜花，她们不断地拍照。当时，中国菜做得很精致，很迎合女性的爱美的心理，以致后来她们都有点舍不得吃。在招待会上，有人高呼‘中瑞友谊万岁！’场面很感人的。离开时，我们还为她们准备了一些中国食品作礼物，连盘子一块送给她们，因为中国瓷器也有特点。”
正是这次“夫人外交”，让瑞士人感受到中国人的友好热情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更难想象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别人都远离你的时候，这些重量级的夫人们都来出席我们主办的活动。这折射出夫人外交的重要作用”。后来，蔡方柏大使离任时，瑞士外长举行宴会为蔡方柏夫妇饯行，称赞蔡大使夫妇为中瑞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并说“你们是瑞士的朋友”。对于瑞士外长这样的评价，蔡方柏夫妇很知足。
历史不会原样地重复，但有惊人相似之处。1990年那个枫叶如丹的深秋，蔡方柏再次从伯尔尼直接赴巴黎，出任中国第7任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这是他再次来到巴黎任职。离开伯尔尼时，蔡方柏同样难以割舍心底的瑞士情。瑞士——法国，双方都是自己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一出一进时他是怎样的一番心情，我们无法感受或者想象。
难忘的特别晚宴让外交大使一生陶醉回昧
1998年1月30日（阴历大年初三），法国总统希拉克应邀到蔡方柏官邸做客，共度中国春节。总统外事顾问雷维特对此评价说：“法国总统接受外国驻法使节的宴请是史无前例的。”
破例的原由是1997年5月希拉克访华取得历史性的成功，希拉克对此十分满意。在上海市长徐匡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希拉克笑容可掬地对身旁的蔡方柏说：“蔡大使，你以后随时随地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你是巴黎惟一可直接同我通话的大使。”这时，蔡方柏说，十分感谢总统阁下对自己的信任，并感到非常荣幸。蔡方柏抓住这个机会说：“总统阁下，如您能接受我的邀请，微服去中国使馆做客，我将不胜感激。”希拉克立刻回答：“只要你的厨师菜做得好，我微服或公开去使馆作客都没有关系。”蔡方柏表示：“我的厨师做菜在巴黎肯定是第一流水平。”这段简短的对话，引起在场的中外客人哈哈大笑
回到法国后，蔡方柏便与总统外事顾问多次协商，终得以“共度中国春节”为“借口”，落实这次特殊的宴会。
是夜，官邸灯火辉煌，喜气洋洋。晚8时10分，希拉克总统在其外事顾问雷维持夫妇等人的陪同下抵达官邸。互致祝贺后，希拉克即同蔡方柏进行了50分钟的单独谈话。蔡方柏首先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对他的问候并转交了江主席致他的回信，原来前不久希拉克曾就有关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致信江主席。希拉克表示很高兴收到江主席的回信，并当即就信中所涉及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双方还就伊拉克问题、中国与七国集团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等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所谈问题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
采访时，蔡方柏说，这次晚宴的高潮是向希拉克转交江主席赠给他的手书。江主席应希拉克总统请求亲笔书写了李白名诗《静夜思》。蔡方柏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请示国内，由中国民航以最快速度将字幅在宴会前送到使馆，席间转交给希拉克。希拉克十分高兴，并深表感谢，还主动提议与蔡方柏一起手捧字幅合影并寄给江主席。
这次宴会持续了3个多小时。希拉克对每道菜都赞不绝口，特别是对川菜尝得有滋有味。离开中国驻法使馆时，已是次日凌晨零点40分。希拉克一行整整在这里待了4个半小时。连总统的警卫人员都说，总统晚上在外待如此长的时间是罕见的。晚宴结束后，蔡方柏和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全体同志都非常高兴和激动。
蔡方柏表示：“希拉克来使馆做客的最重要意义，是他重视法中关系所做的一个重要姿态。”希拉克的外事顾问说，“总统希望通过此举表明把中国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置于法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这一次接待工作，蔡方柏记恋终生。
这年10月14日，希拉克总统亲自授予蔡方柏法国大将军级荣誉军团勋章，以表彰蔡方柏为法中关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这是法国总统第一次授予中国人士这样高的荣誉。同时，希拉克在为蔡方柏专门制作的相册上留言：“赠给中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阁下，以表达我的尊敬和感激之情，并对中国伟大的大使夫人安征女士表达诚挚的友谊。”
担任驻法大使后．蔡方柏还出任过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副主任、中国法国研究会会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在不同的岗位上，他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他恪守“一切以祖国利益为重”。他意味深长地说：“弱国无外交，这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我这些年的外交生涯对此深有体会。虽然现在中国的经济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卑躬屈膝只会让外国人瞧不起你，只有尊重自己，热爱自己的国家，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现在不是一个弱国，而是一个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大国，中国在国际上是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而为了中国的强盛，已经有几代人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何使中国更为强大，是你们年轻一代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