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康生阻挠陈独秀重回党内

作者:朱树彬 来源:党史纵横 发布时间:2016-04-08 阅读量:0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出狱,并要求重新回到党内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先是隐蔽在汉口,不久移居上海党的秘密机关,深居简出,不担任党的任何工作,拒绝共产国际要他赴莫斯科学习的指示,党的一切会议包括“八七”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均不参加。他脱离党的政治生活,脱离党组织批评监督,在寂寞中进行反省。

1929年9月,陈独秀与彭述之等人成立了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来,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指导下,1931年5月由陈独秀主持,中国各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由于陈独秀坚持错误观点,拒绝党中央的批评和帮助,因此,1929年11月15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其骨干分子也大部分锒铛入狱,托派组织陷入瘫痪。

罗汉牵线,中央提出三项条件,陈独秀“回归”有望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中,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在南京被释放。陈独秀出狱后,曾有人劝他重整旗鼓,东山再起,被其拒绝。之后,陈独秀回到武汉,蒋介石随即派亲信朱家骅出面拉拢他,但陈独秀“不为所动,坚决表示不干”。此后,陈独秀多次写文章,做演讲,积极宣传抗日,同时委托其秘书罗汉面见中共在南京的代表,表示自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其后,又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博古(秦邦宪)见面,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中旬,又会见了董必武。董必武也督促陈独秀接受中央提出的的三项条件,尽快回到党内来。可以说,此时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工作的时机趋于成熟。

据张国焘回忆,罗汉1937年10月间曾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前往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等人,介绍了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复杂等情况,并表示陈独秀等人主张与中共合作,赞成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另据《林伯渠传》介绍,罗汉只到了西安,并未造访延安。9月9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转发至延安。9月10日,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并要他转告罗汉:一、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二、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张闻天、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的内容转告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和上海的潘汉年、刘晓,希望他们在与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接触中,掌握上述原则。

无论罗汉是否去过延安,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只要陈独秀等人能够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是愿意与之联合抗日的。换言之,陈独秀重回党内的希望尚存。可以说,这是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工作的一次绝佳机会。

王明“从天而降”,诬陷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人津贴的“汉奸”,陈独秀重回党内的大门又关闭了

正当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紧锣密鼓地商讨重新“回归”党内的时候,1937年11月29日王明等由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回国不久即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此,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大谈反托派,极力反对中共联合陈独秀等一起抗日的主张。王明等人不但反对与陈独秀等联合抗日,而且诬蔑陈独秀是“汉奸”,主张加紧反对托派的斗争。对此,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王明知道了这件事后,不问青红皂白,便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王明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一再批评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而且,在此之后的许多演讲和文章中,王明一再把陈独秀等说成是“汉奸”。

更有甚者,与王明一道从苏联回国的康生随后写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公开诬陷陈独秀等人与上海的日本侦特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均由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如此一来,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的大门不仅关闭了,而且还从此成了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

对王明、康生等人的造谣诬陷,陈独秀非常愤慨。他于1938年3月17日写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辩说,“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的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要求拿出真凭实据来。当时同情陈独秀的人,也深为陈独秀不平。因此,在当时武汉的报纸上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当事人罗汉也在汉口《正报》上发表公开信辩驳:“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结果乃以300元代价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他还指出:“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只管造谣的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工作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究其原因,当然与陈独秀等人不肯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有关,但与王明、康生的造谣诬陷和极力反对也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对陈独秀的造谣诬陷,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全国人民正强烈要求精诚团结,一致抗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而此时,由于王明、康生的造谣中伤,硬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主张抗日的人打成“汉奸”,便使很多具有正义感的人极为费解和不满,同时也为那些热衷反共的人提供了口实,致使中共的威信受损。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工作的要求,也不得不谨慎对待。最终,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工作的愿望成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