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滋伯里在完成其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后，感慨地说：“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书写长征的著作和文章，记载的多是高层的人和事，漫漫征程上普通战士跋涉、奋斗的事迹，多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忽略。可正是他们才真正体现出红军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正是他们创造了这部“人类伟大史诗”。
二师夺乌江
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在国民党重兵的前堵后追下，来到湘江之畔。在这里，他们血战一星期，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革命已至生死关头，如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改向敌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随后，红军连克黔东南诸县，进抵乌江南岸。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两岸尽是陡峭的山壁。红一军团二师担任强渡乌江的任务，新年元旦那天，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江边侦察，发现江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那是插翅难飞。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人，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八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四只竹筏同时强渡，三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出来，朝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军竹筏这才顺利地靠了岸。
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毛连长于二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四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五个英雄战士就大家围在一堆，在这江水浩浩、冷水袭袭的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士哨抵抗线后，继续向敌人排哨仰攻，连接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排哨抵抗线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往上塌去……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首先过去的，只有二十二个红色英雄。（刘亚楼：《渡乌江》）
遵义进饭店
红军突破乌江后，迅速攻占了遵义。这是座古城，街市繁华热闹。在遵义逗留的日子，红军战士们也得空逛了逛街市。他们“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劳，齐着步伐，从新城到老城，从大街到小巷，将遵义走个遍。”在“买了一些应用的东西以后，大家不约而同的找东西吃，问了老百姓，知道有个川黔饭店，规模最大。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溜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的确不坏，大家都很满意。”（何涤宙：《遵义日记》）
畅饮茅台酒
最有意思的当是红军与茅台酒的故事。还在鲁班场战斗时，一军团二师就开始打听生产茅台酒的“义成老烧房”。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曾于1936年来到陕北，次年初，潘汉年将《长征记》交予他，他在其基础上完成《红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文中记述了红军来到“义成老烧房”的情景，读来妙趣横生：
这是一座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每口可装二十担水，缸内都装满了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美酒。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异香四溢，方知为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脚汤。事为军事顾问李德所闻，（李德素嗜酒）即偕数人同往酒坊，一尝茅台美酒。他们择其中最为年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才相扶而出。临行时，他们又将是类佳酿带走不少，继续经过茅台的部队，都前往该坊痛饮一杯，及最后一部经过时，数缸脚汤也涓滴不留了……
时任一军二师参谋长的熊伯涛，是在一个大雨泥泞的黑夜赶到茅台镇的。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喂！同志，吃茅台酒啊！”来到义成老烧房，只见“里面摆着每只可装二十担水的大口缸，装满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酒，此外，对着口的酒缸，大约在一百缸以上；已经装好瓶子的，约有几千瓶，空瓶在后面院子内堆的像山一样。
“够不够你过瘾的？今天真是你的世界了！”老黄带诙谐和庆祝的语调向我笑着说。
真奇怪，拿起茶缸喝了两口，“嗳呀！真好酒！”喝到三四五口以后，头也昏了，再勉强喝两口，到口内时，由于神经的命令，坚决拒绝入腹，因此除了鼓励其他的人“喝啊”以外，再没有能力和勇气继续喝下去了。
很不甘心，睡几分钟又起来喝两口，喝了几次，甚至还跑到大酒缸边去看了两次。第二天出发，用衣服包着三瓶酒带走了。小休息时，就揭开瓶子痛饮。不到一天，就在大家共同欣赏之下宣告完结了，一二天内部队里茅台酒绝迹了。（熊伯涛：《茅台酒》）
巧渡金沙江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军兵分三路，抢渡金沙江，一路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龙街渡为渡江方向；二路以三军团为右纵队，以洪门渡为渡江方向；三路以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以皎平渡为渡江方向。三路人马以最强的急行军速度，赶往各自的渡口。一军团和二军团赶到龙街渡和洪门渡后，都因没有渡河工具，而被阻在金沙江畔。全军焦急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了皎平渡，聚焦到中央纵队。
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趁守敌疏于防备弄到两只船，当即就把一排人送过江。过江后才知道，川军在皎平渡并没严加设防，仅有一个收税的厘金卡。当红军战士冲进厘金卡时，酣睡中惊醒的川军士兵还以为是神兵天降。红军战士很快就找到了刘文辉封江的4只船，连同原先的两只船，加一块有了6只船。千军万马全靠这6只木船渡过天险金沙江，不是亲身经历，确实难以置信。1936年，陈云以廉臣的笔名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文中说：
我曾见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得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赤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地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蔬菜只吃青豆。……并闻渡河以后，共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及几斤鸦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赤军由好感而随军入川者。
当薛岳率领追剿大军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不见踪影。国民党在台湾所编的战史这样记述：“共军人枪虽少，但行动极为灵活，一路向西窜进，国军既拦截不到，亦尾追不及，迄5月9日，于武定以北地区渡过金沙江，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康之会理，追剿军正分途向金沙江南岸推进。黔滇地区之追剿作战，于焉结束。”
义结小叶丹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彝族人一直受歧视，汉人多称他们为“倮倮”和“罗罗”等。红军经过时，“他们一路都排成上二三百人的队伍，站在我们行军队伍的旁边，看我们前进。对于我们那么精致的枪，是羡慕的了不得。在初次接洽‘假道’的交涉当中，我们送了他们两百条枪。”他们“除了武装观念很浓厚之外，货币观念也很浓厚。……大家预备一些东西来给他们。有的给他们钱，有的给他们一两尺颜色的棉织品，或丝织品，有的给他们一二块四川盐。……拿着钱，就可换他们需要的布啦，线啦，针啦。”（李一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红军且行且停地从彝族区通过，在经过沽鸡家的彝族领地时，被一群彝族汉子拦阻。经过反复宣传，希望他们“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你们的刘文辉，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他们似被说服，答应带红军去找他们的头领。
过了一会，来了一个很高很大的汉子，打着赤膊，围着一块麻布，打着一双赤足，披着头发，左右后面跟着背了梭镖的十几个一样装束的青年，见了我即坐下，又谈了一些话后，他自说：“我是沽鸡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我一面派人去告诉司令员，一面带着他走。
经过了森林，到了一个坪里，有一个清水池塘，名为海子边，见我们的刘司令员（刘伯承同志）来了，我马上介绍给小叶丹，他立刻鞠躬行礼，即在塘边坐下。小叶丹问：“你是司令员？”刘答：“我是司令员。”又说：“你姓什么？”回答：“我姓刘。”他即说：今天后面打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并说要同司令员结义为弟兄。刘司令员马上答应可以，小叶丹叫娃娃到家里去拿一个鸡子来。
太阳快已下山，一个“倮倮”用碗在塘里舀了一碗清水，一只手拿着一只鸡子来，一只手拿着一把刀，口里念着：“某月某日，司令员、小叶丹在海子河边结义为兄弟，以后如有反复时，同此鸡一样的死。”念完，立即用刀把鸡头一斩，鸡血淋漓在冷水碗中，以后即将血水分作两碗。小叶丹要求司令员先吃，刘司令员拿起血水碗大声说：“我刘司令员同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弟兄，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了一口而干。小叶丹一面大笑说好，一面亦拿着碗说：“我小叶丹于今日同司令员结为弟兄，愿同生死，如有不守这事，同此鸡一样死。”亦一口吃干。（冯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
刘伯承和小叶丹结义后，彝族兄弟对红军十分友善。他们打着红旗，背着长枪，一直把红军安全地护送出他们的领地。临别时，刘伯承送了小叶丹一支手枪。小叶丹和刘伯承结义的事，风传很快。他们真地感觉到红军与川军不同，刘伯承与刘文辉不同。在红军经过时，再也不拦阻扰袭，而是派出向导，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护送，使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族区。
雪山冰淇淋
夹金山是四川境内最高最大的雪山，终年云雾缭绕，积雪不化。一身单衣的战士又多是江南人，从未经历过如此严冷的天气。最初想到以酒御寒，可哪来这么多酒。实在没办法，只得每人分配两个辣椒，在上山时食用。然而，刚上山时，辣椒多少有些效用，可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辣椒也不管用了。体弱的人冻得牙齿直打颤，有的甚至晕倒，如一军团长林彪和红军司令部侦察科长胡底等。
下了夹金山，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接着，红军又翻越了两座雪山。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战士们变得从容多了。上山之前，部队也进行了医护教育，如提醒多穿衣服，饱吃食物，尽量轻装，自带急救包等，并要求每个人上山时不得中途休息和睡眠。
……我们的呼吸短促起来，脚步也不知不觉地缓下去。
我们踱上山顶，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好多同志，已坐在那里谈天，我们也靠近坐下。
我们周围的雪，洁白的十分可爱，令人回忆到“踏雪寻梅”的古典，而兴叹——白雪真可爱，梅花何处寻！？同时又加添了人类“盛夏赏雪”的乐趣。
肖劲光同志提议吃冰淇淋，全体赞成。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郭化若、陈明、何迪宙、冯雪峰、李一氓、罗贵波和我们十几个人，都持着漱口杯，争向雪堆下层挖。
“谁有糖精，拿出公开。”李一氓同志说。毕士梯同志的胃锁药瓶子，郭化若同志的清道丸瓶子，肖劲光同志的小纸包都一起出现了。
大家赞美今天的冰淇淋，引起了上干队好多学生（红军大学，作者注）也向雪中冲锋。
“我这杯冰淇淋，比南京冠生园的还美。”我说。
“喂！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呢！”陈赓同志说。
“安乐园给你多少宣传费？”我给陈赓同志一棒。
“冠生园的广告费，一年也花得不少！”陈赓同志暗中回一枪。
“你们如在上海争论，我愿做评判员，这里找不到事实的证明，结论不好做，这个结论留给住在上海香港的朋友做吧！”周士梯同志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争论。（周士梯：《吃冰淇淋》）
草地死亡界
翻过蜿蜒起伏的雪山，又面临浩淼无际的草地。看似一马平川的绿茵茵草地，凶险并不亚于雪山高原。草地的天气常常是阴雨绵绵，草地上的水漫过脚背，浸至大腿，使人每迈一步，都要使尽浑身的力气。更可怕的是，草地上数不清的蚊子，赶也赶不走，缠着你追着你，因蚊虫叮咬而得黑疟疾的病人每天都在增加，因此而减员竟多至五百余人。
地下又是多年腐枝烂叶，透出恶心腐臭。现在这里绝难找出半尺直径的成丛的树，只有灌木几根列在小河两侧，此外只有草和水。地面是那样坦平，水自然无法奔向小河去，便停蓄在草里和土里。土质是例外松软，一插足陷半尺深，有时简直是无底的深潭，人马一陷下，愈挣扎愈往下沉，没有别人的拖拽，永也莫想爬出来。这样的泥潭不一定在低洼处，表面也没有特别异样，一切的地面都是被尺余或数尺高的草与水遮覆着，辨别是比较困难的，开始是有很多人吃过这种苦头，特别是那些抢先的人。后来谁也不敢粗心大意，都只敢循着人马行过的脚迹前进，就这样每步也得慎重的举起来，谨慎的踏下去，因为稍一不慎，也可能一足埋在泥水里一两尺，费点劲才能拔出来。
……再行十余里走完干燥地，小河出现了，虽宽只五六丈但深在三尺以上，水似箭镞一样的奔流，冷的几乎要把人的肌肤咬去。……力壮的就一个人闯过去，体弱的上十个牵成一群，中流可免被冲倒；……我感谢一匹孱弱疲瘦的老马将我负过了河。因为还有很多年青或者体弱的停止也过不来，这匹老马还得放过去。为着等马，自然我更有留在河边帮助指挥的责任。在河边停留约一小时，前后眼见着三个同志中流被冲倒，浮沉一两下便丧了性命。已经过来的，在我面前即有两人已经僵硬了。如果能够烧起几堆火，这些同志都可以得救的，但水草茫茫，何处有一根柴枝呢？！
……突然一个在水泥中挣扎的同志出现了，他全身佝偻着，上下身都涂了泥水，一杆汉阳造已涂的像一根泥棍，但还握在手中。我起始疑他是跌倒了，想挟他起来，拉起后，他踉跄的移了两步，一放手他便面团子一样蹲缩下去了。但汉阳造还紧握着，还是挣扎着想爬。我知道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心中像给一块大石头沉重的坠着，仍得赶队伍去。（莫休：《松潘的西北》）
草地之险，如徐向前晚年所忆：“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据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过雪山草地时，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夫人刘英感叹，走过7天草地，使她“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路工当红军
红一军团突破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这里是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他们来此迫于天灾，原指望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生灾害病，工人只得活捱，倘有体质弱的人，只能活活等死。他们住得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
红军看到了他们的革命性，派出扩红突击队，深入他们之中去，一面做宣传工作，一面救济穷困工人，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很快，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纷纷要求当红军。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的啊！”
扩红突击队带着五六个新战士回来了，大家都亲爱和蔼的招待他们，向他们宣传呀，给饭吃呀，打水洗脚呀，送慰问品呀，拿衣服给他们穿呀，弄得新战士应接不暇。一大群穿得衣服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新衣服的新战士了。正在大家商量如何再去扩大红军，争取竞赛优胜的时候，忽然煮饭的老黄炊事员带着一个工人，高兴得不得了，走了进来：“哈哈！你们看我也扩大了一个新战士，成分还是工人呢！”本来整天辛苦的炊事员同志能扩大红军，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为着更提高他的热情，大家都齐声称赞“好！老黄真努力，再去扩大几个！”他得意的走了。
休息的一天很快的就过去了，第二天经过宜章县，仍向目的地前进。因为昨天各部队都扩大了很多新战士，队伍已排得更长了。（童小鹏：《粤汉路旁》）
藏民的麦子
红军队伍得扩充，可在过草地时由于缺少粮食，队伍仍在生死线上挣扎。最后一颗粮食都没有了，只能靠吃树皮和草根充饥。许多战士吃了有毒的野菜后，上吐下泻，甚至丢失了性命。野菜草根找不到，只得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坎肩和马鞍子，和着水煮了吃。“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再这样下去，红军是无法走出险象环生的草地的。生存变得尤为重要，红军司令部下达了命令，要求每个人要寻找到30斤粮食。在藏区波罗子的一户人家，他们终于找到了粮食：
楼上楼下，房前房后，草里面，牛粪中，神龛下……到处找遍了，总没有看到丝毫痕迹。
突然老曹在牛栏里喊了起来，他高兴得要死，要我点火去看。火点去时，果然发现牛栏中间有扇由石头新砌的墙，上面糊的泥巴，似乎是没有好久的。走到外面看，这牛栏的外墙是很大，而它里面的空间很小，这就是里面有秘密的很好的表现。把那新墙拆开时，的确里面埋满了东西。
我们高兴得跳起来了，大概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高兴些。很多同志也被我们这一高兴的声浪吸引过来。大家都带着不甘心的态度说：“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也去找一个吧！”
走进去时，真是手忙脚乱，不知道搬哪样东西好。几口大铁锅盛着小麦、大麦、玉蜀黍、黄豆、豌豆，特别感兴趣的便是红辣椒。这是很久未曾尝过的宝贵食味……”（童小鹏：《波罗子》）
民以食为天，红军也不能例外，再说空落落的村子，红军也失去交流和协商的对象。“那一带的藏民当然是跑得精光，粮食大部分搬走了。剩下的一点吧，先头部队那还会讲客气的。所以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在这种困难环境下，有钱买不着东西。为了保持部队有生力量，只有不顾一切，‘割麦子去！’要晓得麦子是藏民的，麦子又熟了，藏民不在家，等待他回来吗？那只有饿死，等不及了。麦子不割了吗？也是会掉落地上生芽的。此时不能不把从来没有违反民族政策和群众利益破坏了，自己动手，不讲客气的大家都割起来了。”（王辉球：《波罗子》）
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此深感内疚，他曾对斯诺说：“这是我们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新中国成立后，这件事仍然深深地印记在中共高层领导入的心中，1952年7月21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重提旧事，他说：“红军北上，在那里是把他们搞苦了，这在当时是为了保存红军，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吃了很大的亏，要在具体利益上向他们赔偿，真正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得到利益。”
坐筐过绳桥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翻山越岭，晓行夜宿，来到维古。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着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
“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署名彭德怀的字条，从我们这边掷过去了。
联络是取得了，然而，不能讲话，也不能从河渡过来，仍是隔河相望着。
一个绳桥渡人的筐子，用细小的带软性的树条编成的筐子，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一推，渐渐地，从一条绳子的绳桥上，荡过来了。首先便是徐向前同志——四方面军总指挥，以后也就照样地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渡过来。
过两天，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对岸架桥，终于架成功了。
红四方面军的队伍，一队一队的连续不断地从这悬桥上渡过来了。（张爱萍：《隔河相望》）
吃上盐油肉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毛泽东说：“万里长征，干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下了岷山，与雪山草地相比，恍如霄壤之别。看到了村庄，看到了炊烟，看到了人群，人群中有汉、回族人，他们都笑嘻嘻地迎接红军。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一切小贩买卖在我们周围都陈列起来了。为避免买卖拥挤起见，各部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都用现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感到嘈杂麻烦，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回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牵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一会儿所有女同志都被当地回、汉农妇牵到他们家里了。因为她们对女同志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同志“实行检查”。她们向女同志胸前一摩，触着两个乳峰，自然立刻可以肯定是男是女。红军同志当时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很好的晚饭呢！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与女性之间有更亲切的关系，而且是因为她们对万里长征的女战士确抱着无限羡慕和敬仰。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你想精神上是如何的快乐啊！如果形容起来，真有点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杨定华：《从甘肃到陕西》）
红军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在“鸡鸣听三省”的甘肃环县，红二、三纵队就住在老爷山的庙宇里。红军虽然住在庙宇，但是绝对尊重宗教自由的原则，对神佛塑像多加保护。不仅是老爷山，凡是红军足迹所及，无不受到佛教徒、回教徒、天主教徒、耶稣教徒的欢迎，他们甚至直接为红军服务。仅举甘肃一省为例，初步算来就有成千的回教子弟加入红军。红军是无神论者，可并不因此而忽略加入红军的回民，特意将他们集中编制，继续执行回教的风俗习惯，诸如不吃猪肉和念诵经文等。除此之外，红军中还有不少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的战士，他们多是红军中的医护人员。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跨越六盘山，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毛泽东欣喜的心情难以言表，遂吟哦而成《清平乐·六盘山》。走下六盘山，他对身边的人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