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他给人们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作为国际战略大师，他本着“以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关系”的精神，曾接触过五位美国总统，他那卓越的领袖才能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尼克松：1974年4月，我就见过副总理阁下了……
1972年2月，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与周恩来签订了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一块基石“上海公报”。这时，邓小平的“政治坚冰”还没有融化——还在江西农村“下放劳动”，因此二人无缘会面。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复出工作，初期仍是“韬光养晦”阶段。1974年8月9日，竞选连任的尼克松却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直到1979年9月18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两年多后，他才有机会设宴欢迎尼克松访华。此时，尼克松刚刚从“水门事件”的重创中慢慢恢复自信。谈话间，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尼克松说过一句名言：“回顾过去的七年，我觉得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也许谈得太多了，而美国能从中国学些什么却谈得不够。有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获得教益，那就是中国人惯于采取长期观点，不仅考虑到几十年，而且考虑到几百年。”这不仅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盛赞，也是对邓小平的盛赞。
谈话中，尼克松突然冒出一句：1974年4月，我就见过副总理阁下了。
邓小平先是一愣，然后恍然大悟。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首次派遣高规格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会议。当时，围绕着谁来出任代表团团长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将，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4月6日，周恩来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赴北京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赴美国纽约，也是邓小平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4月10日下午，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望着台下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的记者，他从容地摊开讲稿，开始了他极富特性的发言，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此外，邓小平还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应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最后，邓小平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自己也决不搞霸权主义。
邓小平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上前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与此同时，世界各大报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力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邓小平在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所表现出的卓越外交才能，给世界政治舞台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让美国外交界领略了他的风采。从电视镜头中，尼克松见到了邓小平，领略了这位“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对尼克松发展中美关系的开创之功，邓小平屡屡提及。
1975年4月1日，他力挽“文革”狂澜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领袖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美国人把邓小平的话带给了尼克松，尼克松感慨：“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肯定，说明我的外交不是一无是处。”1975年8月23日，顶着“四人帮”所谓的“洋奴哲学”的指责，他接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团。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高度评价了尼克松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贡献：“中美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从共和党开始的，那是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执政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中美关系发生波动之际，作为邓小平能够接受的“解铃人”，尼克松又应邀访华。10月3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推心置腹地请他转告美国各界：“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尼克松返回美国后，正告美国官方：“邓小平是个极其自尊的政治家，他不但在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还在维护着中国的国格尊严！不要指望中国俯首贴耳，邓小平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一点！”
福特：邓小平更有自己的思路，他也许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操盘手之一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被邓小平称作“是个老好人”，福特则认为邓“不简单，有个人魅力”。1975年12月1日至5日，因“水门事件”由副总统“转正”的杰拉尔德·福特访问中国。2日-4日，邓小平同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双方重申遵守“上海公报”。在会谈中，邓小平大开大阖：“国际形势干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福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一味强调：如果他连任，有可能为尼克松、首先是为自己实现承诺，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虽然话不投机，但福特没有从尼克松开辟的“中美关系大道”上后退，且对幕僚坦言：“邓小平虽然会引用毛泽东的话，但他更有自己的思路，他也许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操盘手之一。”邓小平谈到中美关系时，对福特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没有奉行西方外交中的“实用主义”。早在1976年1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时，就说过：“福特总统来的重要性在于访问的本身，谈问题也好，不谈问题也好，谈不拢也好，访问本身就是重要的。”
1976年4月，邓小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打倒，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与此同时，福特没有走出“水门事件”的阴影，在总统选举中败在花生种植园主吉米·卡特手下，铩羽而归。由于中美双方主持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对象都变换，因此1977年上半年是中美关系的停滞期，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被搁置了。
卡特：我深感荣幸的是，在我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邓小平与我实现了中美建交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在“文革”中第三次被打倒前担任的重要职务。邓小平再次以副总理身份复出后，主动要求主管教育工作，同时负责国家外交事务。中美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外交事务的重点。遥望大洋彼岸，当年的谈判对手福特已随着政坛潮水退去，现在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位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花生种植园主——卡特。事实上，卡特在中国有过一段亲身的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卡特在美国海军服役，是太平洋舰队“鲳鱼号”潜艇上的舰员（士官）。1949年初，“鲳鱼号”从香港向北航行由上海至青岛，中途数次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卡特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活力”。当选总统以后，卡特决心在任期内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一开始，卡特将这个任务交给新任国务卿、1975年曾陪同福特访华的赛勒斯·万斯来办理。这时的万斯，是卡特最倚重的外交家，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即将担任国务9即的万斯还没有到国务院办公，就先对中国作了一个姿态：1976年12月，由即将离任的基辛格安排，万斯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共进工作午餐。万斯在席间说，卡特政府承诺，将坚决遵守“上海公报”。同月，万斯组成了一个4-5人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其中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奥克森·伯格等，主要就政治、法律、战略方面，全面研究尼克松政府以来形成的对华关系文件。
1977年2月8日，卡特就任总统还不到20天，就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会谈中，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两国关系的基石。”“我们的领导人可以访问中国，也希望你们国家的领导人来美国访问。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充当主人，来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卡特的这句话，可以视为日后邓小平访问美国的伏笔。据说，对于卡特发展中美关系的热情，邓小平曾这样评价：“在中美建交这件好事上，福特无‘福’，卡特不‘卡’！”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在中美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之际，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卡特夫妇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
1979年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及夫人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卡特夫妇陪同邓小平夫妇登上铺有红地毯的讲台，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事实上，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享受着国家首脑的礼遇。当时，一位苏联外交官不无妒忌地说，“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美国外交史上绝对是空前的。”当时，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说，批准采访首次中国领导人访美活动的新闻记者接近1100人，是采访来美的外国领导人中记者最多的一次。期间，美国各大报刊登载了许多邓小平访美趣闻。1月29日，《纽约时报》就有这样一篇报道，标题叫做：“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副总理保证，他可以随便一口口猛喷‘熊猫牌’香烟而不用担心触犯美国法律。”在文中，笔者用诙谐的笔触写出了邓小平、卡特的一见如故：
中国副总理在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同美国总统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中，卡特取出特备的“熊猫牌”香烟招待中国客人。邓小平说：“你不吸烟，我也免了吧。”卡特说：“不必，我虽然不吸烟，但我并不反对吸烟，因为美国有一亿多吸烟者，我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邓小平问：“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父亲就是种植烟草的农场主。”邓小平笑道：“好，我支持你父亲。”他点燃香烟，大口喷吐着。
邓小平这次访美是成功的，这一点卡特的话更具有说服性：“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美国人有机会亲眼看到了第一位应邀正式来访的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除了参加在华盛顿的欢迎仪式、宴会和会谈等活动外，还访问了我的老家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所到之处，邓小平都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充满了喜悦和友谊的气氛。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他后来也多次对我说，那是一次成功而愉快的访问。”“邓小平访美那年，我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美国首次向中国学生开放，允许他们赴美国留学。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最多。”
在华盛顿，邓小平和卡特总共举行了3次会晤。第3次会谈结束时，卡特和邓小平在白宫玫瑰花园同各国记者见面，邓小平提出两人再次握手：“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协定以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双边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
20世纪80年代初，卸任的卡特首次访问中国，此后又多次访华。期间，邓小平都盛情接待。随后，在美国一些企业、基金会和个人资助下，卡特创立了“卡特中心”，其宗旨主要是为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和亚非拉贫困地区扶贫抗病服务。卡特曾问邓小平，“卡特中心能为中国提供点什么援助呢？”邓回答说，“中国需要改进对残疾人的服务。”于是，“卡特中心”决定在中国帮助建立一个规模很大的假肢制造厂，奠基和建成投产时，卡特本人两次前往中国剪彩。“卡特中心”的另外一个项目，是帮助中国培训残疾入学校的师资。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卡特中心”的这两个援助项目都取得了成功。
由于卡特出生于1924年10月1日，恰好同中国的国庆节在同一天，所以每次会见时，邓小平总要说，“你的生日是你与中国人民友谊的特殊情结。”对于邓小平的外交风采，卡特也深为折服，他在邓小平逝世后接受采访时如是说：“我深感荣幸的是，在我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邓小平与我实现了中美建交。”
邓小平逝世后，卡特多次沉痛表示：“这是一个悲痛的时刻，中国失去了一位伟人，我也失去了一位老朋友。我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我是中国的朋友，继续维护和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我终生的使命。”1998年2月19日，在邓小平逝世一周年之际，“卡特中心”在亚特兰大市举行了“美中关系研讨会”。在开幕式上，卡特精辟地说，“我任总统期间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卡特执政时期，他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也因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受到过影响。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谈到了这一点：“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在他任期的后一阶段，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
里根：邓小平是个了不起的东方政治家
1981年1月20日至1989年1月20日，美国白宫的主人是罗纳德·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鹰派”，里根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伊始对华态度很不友好。同样，被毛泽东誉为“绵里藏针”、“里面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也是“不信邪”、“不怕鬼”。1981年1月4日，在获悉里根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邓小平向美国客人陈香梅等阐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对里根进行“当头棒喝”：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议论。……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我重复说，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面对邓小平的严正态度，里根不得不正视中方的立场。入主白宫后，由于中国政府和邓小平反对美方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里根授意美国国务院与中方举行谈判。1981年12月4日，中美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中方先后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为代表，美方则由其驻华大使恒安石为代表。1982年8月17日，经过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它和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共同构成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基石。
经过一番外交折冲，由于里根总统的适度缓和，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的努力下，1983年9月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对华出口指导原则”，将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和技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绿区”。属于该区的货品有：电子设备、硅半导体生产设备、微电路、计算机、记录设备、示波器、计算机控制测试设备。这类产品可由商务部直接审批，中国申请的进口技术约四分之三属于此类。
第二类是“黄区”。归入此区的高技术产品需由国防部及其他部门跨部审批。属于该区的货品，除了明显地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外，一般也能获得批准。
第三类是“红区”。归入此区的属于最高级别的技术产品，可直接用于最先进的军事系统，除特殊原因，—般不能获得批准。
由于美国已把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P”类国家改为“V”类国家，中国已被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组，所以，这三类划分出台后，美国对华出口的申请便骤然增加。之后，美国政府又简化了审批的手续，特别是绿区的审批手续。这样，从1983年到1984年仅一年，美国政府批准的对华出口许可证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从4445项增加到近9000项。而向中国出口的绿区类则从1983年的7类增加到1985年的27类。
总体而言，美国在1983年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限制，直接促成了1984年中国总理和美国总统的互访，并对中美技术交往在以后几年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出访中国，邓小平和他亲切会见。4月28日，邓小平对里根直截了当地说，“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很显然，当时美国的“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是邓小平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和美国拉开距离以确保世界战略平衡的原因。在里根任内8年中，邓小平和里根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英雄重英雄”，成为私交非浅的国际朋友，里根私下向朋友评价：“邓小平是个了不起的东方政治家！”
老布什：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
乔治·布什（老布什）入主白宫的1989年1月20日至1993年1月20日，已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是他逐步淡出中国政治生活的时期。然而，老布什却是邓小平在美国政界私交最好的朋友。
在目前健在的美国历届总统中，老布什是唯一与中国三代领导人有过交往、保持友谊的一位。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最具“中国情结”，这是世所周知的。
1974年夏，老布什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因处理“水门事件”善后而疲惫不堪，时任美国总统福特想让他到国外任职，驻英大使、驻法大使两个肥缺任他挑。出入意料的是，老布什却提出到当时尚未与美国建交的中国当联络处主任：“我要求派往中国，因为我把中国视为是一个未来我们必须打交道的、越来越重要的大国。我把中国看作未来，我们最好与之合作。”对他的决定，福特总统颇感吃惊，让他仔细考虑后再作决定。但是，老布什不改初衷。在他看来，到欧洲当大使固然生活条件优越，但更多地是忙于外交应酬，而中国是“神秘国度”，一个未知的领域，在那里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正是这一富有远见的抉择，使老布什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有利于他走向更大的政治舞台。
到北京赴任后，老布什一改前任的低调做法，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不放过任何出席各种社交活动的机会。他经常去外地旅行，访问过不少工厂和农村，接触普通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他还与夫人芭芭拉各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在北京走街串巷，至今仍被传为佳话。虽年过半百，老布什却表现出渴望了解中国和促进美中关系发展的巨大热情。不久，他被调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这一升迁，老布什并没有表现出兴奋。他担心中国会由此对他产生不好的看法，所以不好意思向中国高层领导提出辞行。万没料到，当时主持政府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对他在中国的工作评价甚高，并希望他继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努力。这一破格的礼遇，令老布什十分感动，终身难忘。后来，每谈及此，他都动情地说：“尽管我当时不是名义上的大使，但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时，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为我设了一个愉快的个人宴会。尽管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我还是感到，我在当总统期间与邓小平的合作是一种享受。”
由于“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老布什常常在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时“到中国和邓小平打桥牌”。
1977年9月27日上午，老布什拜会邓小平。这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风雨飘摇……
1980年8月底，由于担心里根的竞选语言激怒中国，作为里根竞选搭档的老布什到中国向邓小平做解释工作。谈话中，邓小平面色凝重，警告美方：“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点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二）不管美国哪个党执政，对中国友好是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美国提升对台关系，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美国别自以为是，认为中国有求于它，可能会自食苦果，那完全是妄想。”事后，老布什感叹：“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外柔内刚’，‘里面开钢铁公司’，确有识人之明。”
1982年5月5日至9日，作为副总统的老布什访华。这时，中美两国就美方售台武器进行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磋商都陷入僵局……
1985年起，出于对中国的热爱，身为副总统的老布什连续四年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官邸过圣诞节，每次都尽兴而散。1988年12月的那一次聚会，是在老布什已当选为美国总统但尚未就职的时候举行的。此事当时在华盛顿成为一个不小的新闻，引起其他国家外交官的羡妒，因为在美国的对外交往中，这是没有先例的。席间，老布什热忱地向韩叙表示，他下月就职后就要到中国看望邓小平主席，还悄悄地告诉韩，此事美国国务院还不知道。关于老布什到韩叙官邸聚会一事，韩叙夫人葛绮云在2001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专文，题为《布什到我家过圣诞》。
1989年2月25日，老布什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访问了中国，一个重要目的是去看望邓小平，以表达对他的尊重、钦佩和感激之情。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老布什夫妇。
邓小平、老布什两位老友携手，使中美关系大局得以维护
当然，邓小平、老布什二人的私交不能脱离各自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老布什所说的“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
1989年6月，中国发生了动乱，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老布什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不能不对中国“有所动作”。但是，老布什也深知，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何况，邓小平早在1981年就正告过西方，“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1989年6月21日，出于私人交谊，更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老布什秘密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完全坦率的谈话。22日，邓小平复信老布什，表示同意老布什的建议。
1989年7月1日，老布什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访华。关于这次特使的人选，老布什煞费苦心。本来，他曾考虑过派前总统尼克松或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特使访华。由于担心树大招风，不利于保密，最后选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当此任。斯考克罗夫特曾于1972年随尼克松、基辛格开始“破冰之旅”，处事稳妥，又担任要职，派他来华既显示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又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对于美方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邓小平没有片面指责美方，而是高屋建瓴地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做出决定。”谈话中，斯考克罗夫特坦承：“我这次来华，不是谈判解决目前中美关系中困难的具体方案，而是解释布什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维护、恢复和加强中美关系的立场。”斯氏的谈话表明，老布什本人无意孤立中国，但诚如邓小平所说，“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这样，邓小平明白了老布什想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底牌。
1989年12月9日至10日，受老布什派遣，斯考克罗夫特以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为由访问我国，这是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后，首位美国官方高层人土访华。由此，西方对华制裁实际告破。
正是由于在处理“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国家间关系问题时，邓小平、老布什充分发挥了二人是国际友人的影响力，才使中美关系大局得以维护，二人私谊更加深厚。
邓小平逝世后，老布什立即发表书面声明，向全体中国人民转达他的沉痛哀悼，并向邓小平的家属表示慰问：
我为中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而深感悲痛，我非常敬佩他和他为中国创建的丰功伟绩，他的逝世，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领袖，世界也失去了一位真正伟大的领导人。
邓小平先生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着比以前更加广泛的人权和个人自由。这些成就应当归功于邓小平先生的政策。
在建立牢固的美中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但他无疑为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和夫人芭芭拉祝愿邓小平取得的成就将在中国未来的年代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希望美中两国继续增进相互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