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新华社以一篇300余字的电讯稿报道了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陈忠经同志逝世的消息。报道中特别提及，革命战争年代，陈忠经“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2005年，陈忠经的战友熊向晖去世时，新华社的电讯稿中也有同样的这一句话。而早在1949年7月周恩来接见熊向晖时就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指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
李克农 钱壮飞 胡底
隐蔽战线上的前后三杰，是我党情报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他们在看不见硝烟的隐蔽战线上执行着保卫党中央的特殊任务，和众多无名英雄一同创造了这条战线的辉煌历史。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活动，但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森严统治下，不断有党的组织被破坏、党员同志被捕杀，党中央的安全也时时面临威胁。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领导创建的以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安全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特科，开始运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深入敌人的要害部门，及时破坏敌人的阴谋活动。“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就是在这个时期受党派遣打入敌人内部的。
“前三杰”都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后，他们分别到了上海活动。1928年，钱壮飞进入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工作，以其多才多艺、精明干练，赢得了该处负责人徐恩曾的信任。徐恩曾后来回忆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李克农和胡底也各自以报纸编辑、电影演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11月，在胡底工作的电影公司摄影棚里，李克农与钱壮飞第一次会面，钱壮飞建议李克农去参加无线电管理处招募人员的考试，借此机会打入国民党的机构。经请示上级同意后，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参加了招募考试，却没有考取。据他后来讲，是因为“大字写得不好”，但他毫不气馁，埋头苦练了一段时间大字，再考考中，随后担任了无线电管理处的广播新闻编辑。
此时，徐恩曾以陈果夫、陈立夫亲信的关系获得重用，兼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一职。这个调查科是国民党建立最早的特务组织，后来发展为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组织，这一时期尚处于初创阶段，其主要工作由对国民党组织内的调查开始转向针对我党的特务活动。徐恩曾接手调查科后，很想在这个位置上一展身手，遂把深受他信任的钱壮飞调任为机要秘书，要钱壮飞帮助他建立和扩大特务组织。钱壮飞认为这是掌握敌人特务首脑机关活动的极好机会，便把这一消息通过李克农报告了上级党组织。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于是，中央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敌特组织开展特殊战斗，并由他们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直属中央特科，由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陈赓负责联系。
在钱壮飞的协助下，徐恩曾以南京中山东路237-1号的正元实业社为秘密据点，开始扩大调查科的特务活动；而钱壮飞作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代他先行阅看来往文电，提出拟办意见后再由徐恩曾签批，通过这个渠道掌握了国民党内部的大量机密，所获情报都经由交通员送上海李克农转报中央特科，如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二次围剿的绝密战略情报就是这样得到的。徐恩曾还组建了以设立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为核心的国内情报网，并在一些重要地区开办了通讯社，作为特务活动的掩护机构，钱壮飞借机把胡底介绍到徐恩曾的特务系统中来，并派胡底出任了设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到天津后，利用国民党的名义、拿着国民党的经费四处活动，搜集到的情报也都寄给钱壮飞转交党组织。而李克农除了在上海搜集情报外，还担负了护送我党干部的工作，后来他回忆：“我党干部到南京总是我送……我送干部是坐头等车，我们有Pass，上去以后很神气，叫人家‘让开让开’。到了南京，就在中央饭店楼上一住。’
一次，徐恩曾派钱壮飞亲自组织并带领一个小组去东北搜集情报，钱壮飞就和胡底、陈赓一同前往。他们拿着特务机关的证件和活动经费到东北旅行了一个星期，巡视检查了中央特科部署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我党带回许多重要的情报。回到上海后，他们又同李克农一起研究，编写出一份关于东北情况的四万多字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情报价值，但是因为过去国民党特务从未搞到过如此详尽的情报，所以徐恩曾收到后，如获至宝，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从此对他更加信赖。
1931年4月24日，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企图当面向在南京的蒋介石出卖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以作为其卖身投靠的资本，所以在交待了部分武汉地区地下组织的情况后，就要求尽快前往南京。武汉特务机关只得派人将顾顺章通过水路押送至南京，并向徐恩曾连续发了几份报告有关情况的电报。顾顺章的叛变，是党成立以来中央机关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如果未能在敌人动手前掌握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南京方面收到武汉发来的电报恰好是在星期六，徐恩曾照例都在上海，所以这些电报都落到了钱壮飞手上，钱壮飞判断敌人连续数封急电，显然是有重要情况，即用此前掌握的徐恩曾专用密码译出电报，获悉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随即立刻安排交通员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接到告警消息后，虽然知道不是与陈赓约定接头的日子，但仍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寻找陈赓，并通过陈赓把消息报告给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一天之内，中共中央和有关机关人员大转移，彻底粉碎了敌特机关妄图一网打尽我中央机关的图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破坏。
顾顺章叛变后，“前三杰”从敌特机关撤退出来，由组织安排转移到中央苏区，继续在党的情报保卫部门工作。长征途中，钱壮飞在贵州牺牲，胡底被另立中央的张国焘杀害，李克农则在对敌斗争中逐步成长为隐蔽战线的领导者，为党的情报保卫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功勋。1962年李克农病逝，党中央拟写的悼词中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他“在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中，英勇顽强，坚定机智，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悼词还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李克农“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熊向晖 陈忠经 申健
革命事业向前发展，革命精神薪火相传。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活跃在胡宗南身边的隐蔽战线“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继“前三杰”之后又创造了保卫党中央的新传奇。
1937年12月，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派人在长沙吸收平津流亡大学生组建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原在清华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员熊向晖受组织派遣参加该团，此时还不是党员的陈忠经等人也参加了这个服务团。服务团经过武昌时，胡宗南亲自到团里点名，通过点名时简单的问答，熊向晖给胡宗南留下了良好印象，又通过随后的详谈，初步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在熊向晖向党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后，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向他布置了到胡宗南部的任务，就是“深入虎穴”做有可能发挥作用的“闲棋冷子”。
1938年春，服务团到达陕西后，改组为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申健也受党派遣参加了这个重组后的服务团。当年5月，熊向晖被胡宗南保送到中央军校七分校读书，毕业后担任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申健、陈忠经也先后到第十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三青团陕西支团等处工作。其间，陈忠经密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提出入党申请获得了批准。根据当时地下斗争的要求，他们三人间没有横向的组织关系，相互也从未透露党员身份，但共同的信念使他们保持着一份默契，这种默契在情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抗战中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手握重兵包围着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成为在延安的党中央的最直接威胁。1940年冬，胡宗南就曾向蒋介石提出“直捣肤施（延安）”的建议，但迫于兵力不足而没敢轻举妄动。面对复杂的形势，在胡宗南部下担任重要工作的“后三杰”开始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特殊任务。1941年夏天，中央社会部派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具体任务就是与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搜集情报。
王石坚藏身西安桃胡巷15号，为了保密而昼伏夜出，结果引起敌特机关的怀疑，派出警察包围了他的住所，伺机抓捕。这一消息为申健获得，他立即去找陈忠经商议，陈忠经说没有办法，只有闯进去通知他。陈忠经说完就要去，还未成家的申健拦住了他，说还是我去吧，生死是一个人。申健从警察的包围中，硬闯进桃胡巷15号，见到王石坚后只说了一句话：“无论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就说都是我让你干的。”然后，申健和陈忠经利用自己的掩护身份，分别找到西安中统和军统特务机关的头目，把王石坚说成是他们的手下，从而帮助王石坚脱离了险境。此次历险，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让王石坚由地下走到地上，于是经过一番策划，先是介绍王石坚成为西安劳动营的中校教官，又帮助王石坚开设研究书店、接办《新秦日报》，使王石坚在取得合法身份的同时，也扩大了情报工作面，“后三杰”更是可以公开与王石坚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为情报传送提供了可靠保证。
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妄图一举解决中共。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在7月2日下达了于7月9日全面进攻边区的命令。熊向晖由胡宗南身边、申健由三青团系统分别获得这份作战计划，他们通过王石坚把这一重要情报报送党中央。党中央迅速作出反应，7月4日由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策划的破坏抗战进攻陕北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立即撤退准备进攻陕北的部队，同时由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消息传开，国内外舆论大哗，胡宗南迫于压力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突袭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鉴于“后三杰”保卫党中央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944年，中央社会部决定给王石坚配备秘密电台，以方便与延安直接联系，但因为通报频繁，电台在第二年就被胡宗南手下的特务发现了，申健和陈忠经把这个电台说成是他们为胡宗南搞情报所用的，再次为王石坚化解了危机，这部电台后来在为他们传递情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陈忠经和申健很快即前往美国读书。熊向晖正在办理赴美手续期间，1947年3月，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把熊向晖又找回来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就把这个计划报到了延安。而此时，胡宗南手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得以从容组织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而在随胡宗南部开往延安途中，熊向晖又突然得知敌特机关开始使用测向设备侦察中共首脑机关电台位置，遂不顾危险利用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向王石坚报信。中央对此情报高度重视，立即下令电台停止工作三天，随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加以防范，使敌人用技术手段侦察中共中央的图谋遭到惨败。
不久，熊向晖也赴美留学。1947年10月，王石坚情报系统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李克农托人辗转通过苏联驻美使馆联系到熊向晖等人，要求他们加强防范，并就他们如何安全回国作出了安排。1949年5月，熊向晖从美国回国，在北平见到他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从蒋南翔那里第一次听到李克农的名字，才知道李克农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主管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后三杰”在隐蔽战线上和外交工作中担负着重要工作，为党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