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晓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在中国东北的争夺有所减弱，日本乘机推行“大陆政策”加紧对我国东北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渗透。中国民族资本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努力提倡实业救国，在对榨油、酿造、制粉、纺织等传统行业大部分实现变手工为机器生产的技术改造以后，也建立起火柴、牙粉、汽水、纺织、机械等行业，打破了外国列强在这些领域的传统垄断。张氏父子主政期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得到扶植，新兴大工业多集中在沈阳，沈阳成为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1923年冬天，留日归来的书生杜重远怀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在沈阳大东边门外小二台子创建了“肇新窑业公司”。就是这家中国第一个机械制造瓷器的奉天肇新窑业公司，竟然将日本的同类产品挤出了市场。一介书生创实业、凭实干，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赢得了“抵制日货”的胜利。师夷长技以制夷，用理性确立梦想
杜重远，名乾学，号重远，1897年4月16日（农历丁酉年三月十五日）出生于辽宁省怀德县（今吉林省公主岭市）凤凰岭一个农民家庭。他年幼聪慧好学，因为家里经济拮据，父亲曾劝其退学务农，多亏启蒙恩师赵炳文先生为人，康慨，免收学费并无偿提供笔墨纸张，才勉强继续就读。1911年春，杜重远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因成绩优秀取得宫费待遇。十八岁毕业后回家乡教书。时年（1915年）正逢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一震惊全国的事件也深深刺痛了年轻杜重远的爱国之心。后来，他在《八年努力中的愿望》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心情，“寝食俱废者三四日，自恨没有百万雄兵，扫荡三岛以泄胸中的积愤”。
青年杜重远积极投身到反日反袁斗争中，立下以身报国的志愿，将自己的名字杜乾学，改为杜重远，取救国任重道远之意。亲身体验过一度热情高涨的抵制日货运动以后，他渐渐归于沉默，深深感受到救国不但要有“一时的义愤”，“还须继以切实的救国工作”，杜重远理性地认为中国之弱，主要在于实业不振，遂下定决心要尽自己的能力为国家做出贡献。从此以后，重远处处留心观察，认真思虑探讨，以便找到一种既为国家所需，又会尽个人所能的实业。苍天不负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机缘，杜重远在一本窑业杂志里看到关于日本人在大连办的大华窑业会社的情况-大华窑业会社先是请专家研究试验哪里有粘土，哪里有长石，哪里交通发达、运输方便，经过精密计划，再把厂办起来。这篇文章给了重远刺激和灵感，他决定要致力于办中国的瓷厂来挽回利权。
1917年，奉天省选派学生赴日留学。杜重远认为，“日本侵略我国，固然觉得可恨，但是他们的创造和努力的精神，我们未尝不可效法。”于是，他说服了父老亲友，辞去月俸60元奉票的怀德县中学英文教师的职务，毅然报考， 经过多次考试合格，以洮昌道引公署官费留学生的身份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在日留学期间，他除每天上午听课、下午复习外，还经常在课余和假日到各大工厂去参观，成为窑业科的优等生：
不畏惧地狱之门，凭实干捍卫梦想
1923年春，杜重远学成归国，以自己所学专业投身实业，开始朝着他曾经设下的目标前进：那一年，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运动正处在高涨时期，一时之间沈阳“八王寺汽水啤酒公司”，“惠临火柴公司”等民族工业先后诞生，这种形势更加坚定了杜重远兴办实业的决心。不过，他当时只是一个刚留学归来的穷学生，抱负虽大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于是，他打算在办瓷业之前，先办投资较小的砖瓦事业。，923年夏天，杜重远从同学那儿筹集到6000元启动资金，在奉天城北小二台子购地60亩，建起5间草房和生产青砖用的旧式马蹄窑一座，成立了“肇新窑业公司”。他抱定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主意，开始了埋头苦干的奋斗之旅。
公司成立之初，杜重远也是“两手抓”，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募捐，很快又募集到10万多元。1924年。建起了一座烧红砖的新式轮窑，可是20世纪20年代的奉天，社会上的一般建筑多流行用青砖，人们普遍认为红砖不及青砖坚固耐久，色泽悦目。这直接导致肇新窑业公司生产的120余万块红砖全部积压。面对困境，杜重远没有日坐愁城，而是积极筹措办法。他又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进一步提高红砖质量，保证砖体坚硬细腻，质量上乘，价格公道合理，并积极扩大社会宣传；另一方面，公司增设建筑部和五金部，实施包工建筑作业，实现一条龙服务：时值东北大学兴建新校舍，大量采购了肇新窑业公司的红砖，筑砌了理工学院、图书馆、汉卿南楼、汉卿北楼、学生宿舍、体育馆等建筑，这无疑对社会上推广红砖，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经过三年的奋斗红砖终于打开销路，肇新窑业公司在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杜重远终于将他的肇新窑业公司办成了东北第一座机制窑厂，打破了日本人在奉天对砖瓦业的垄断局面。日本人从此不能独占辽宁省内大建筑用的新式砖瓦，每年从日本人手里夺下的金额在20万元以上。杜重远欣慰地说：“砖瓦虽小道，但我要替国家争回权利，自此略觉自慰。”
然而“砖窑”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真正想做的是“瓷业”，杜重远毅然决定主动迎接新的挑战。办瓷业不像砖瓦这么简单，要解决资本充足、原料充沛和技术复杂等诸多难题。杜重远将一个个难题逐一化解，显示出非凡的才干。1927年3月，杜重远开始按瓷器生产要求扩建厂房、购置设备，先后兴建了能够容纳干人工作的厂房和宿舍。购置和安装了从日本购回的整套机器设备，整个工程于1928年春大体竣工。但由于所借资金都被扩建和购置机器占用，待正式开工生产，“几至无法周转”。各界人士对肇新的前途很关心，纷纷向当局进言：肇新是中国首创机械制造瓷器第一家，规模宏大，计划周密，因缺乏资金不能生产，殊为可惜，政府应积极支援，以助其成。杜重远曾面见张学良，陈述兴办机制瓷业缺乏流动资本的情况。不久，张学良从效业银行拨现洋12万作为个人股本，帮助肇新窑业公司度过了难关。扩建后的肇新，于1928年8月16日正式投产。杜重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专长。他亲自动手，组织人员昼夜反复试验，调试设备，培训技工，并诚聘了日资大华瓷厂的一些熟练工人，瓷器的质量问题也逐个得以解决。色泽悦目鲜艳、图案新颖、造型别致的各式瓷器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其质量足与日资瓷厂的产品相媲美。在杜重远的努力和奉天当局、民众的支持下，肇新的瓷产品生产，蒸蒸日上，连年增产，逐渐取代了市场上的日货。1929年共生产瓷器300余万件，1930年生产600余万件，1931年生产1000余万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行经济侵略的东北，一个建厂不久的民族资本企业能取得这样的业绩，是十分难得、非常罕见的。
杜重远实业办得越红火与日本人结下的仇怨越深厚。就在瓷器生产开工伊始，日本人开设的大华瓷厂内一些中国工人纷纷辞职要来肇新，使大华瓷厂几乎停工。大华瓷厂经理人向日本领事馆控告，要求交回大华瓷厂工人。这场纠纷双方交涉了两个月，最后以肇新不再录用大华瓷厂工人了事，就此日本人对杜重远的仇恨算是埋下伏笔。肇新瓷器新品如火如荼逐步推向市场，日商只好采取降价倾销的方法与之竞争，杜重远也曾以降价相抗衡，导致公司在1929年出现亏本现象。但是，困难难不倒心怀梦想的实业家，当年10月，杜重远将“肇新窑业公司”改为“肇新股份有限公司”，经东北政务委员会核准，其产品在“凡直隶、东北范围下之各省均予免税五年。承蒙交通当局准予减一等核收运费。”就这样，在奉天当局的支持下，肇新窑业公司进一步获得了发展的先机，增强了与日商竞争的实力，致使日本瓷厂不得不改为生产耐火砖。杜重远诚挚地说过：“我虽努力了8年，尚在挣扎奋斗中，还谈不到什么成功，就是稍有些成就，那也是社会的赞许和各方面帮助的结晶。在最近金贵银贱声中，正是发展国货的绝好机会，愿与同志共勉，改良我国瓷业，以实力与外人奋斗，肃清外人瓷业在华的势力。”战火飞忍痛别窑，意志坚支撑梦想
杜重远把日本陶瓷从中国东北市场上赶了出去，又被推选为奉天商会会长兼任奉天窑业工会会长，日本人对他简直恨之入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这一切来了一个大逆转。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杜重远创立的奉天肇新窑业公司资本已在60万元以上，职工有500多人。对于他来说，这是个抉择的时刻，当时他恰好不在省城，从号外知道这个消息，想到自己的瓷业公司向来为日本人所嫉恨，如果贸然回去，几乎就是飞蛾扑火。但他又实在放心不下企业，还是决定冒险回去。公司暂时还在运作，恰在此时，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也在沈阳，杜重远邀请张公权参观了城外的公司，看见全体员工仍在兴奋工作，这位银行家也甚为感动，对重远说：“吾人于此国难当头，更当以精诚之心结为同志，此后君之事业即余之事业，无论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辍，君有此500基本员工，即或东北无能为力，尚可向内地发展……”受到张公权的这番鼓励，杜重远内心激动，最初以为还可以坚持下去，员工也都勤勉工作，比平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坏消息接踵而来，日本关东军以了解生产情况为由多次到厂搜捕杜重远。他只得忍痛告别自己一手创立的肇新窑业公司。虽然杜重远一心想继续他的瓷业，但战火纷飞，国难迫来，使他难以安心于此，他与实业渐行渐远。
1931年至1933年间，杜重远两次出游，行经八省，作了近百次演讲，以亲身经历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同时他又经常将见闻写成战地通讯，发表在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当《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封闭后，杜重远即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激发民众抗日热情，该刊物于1935年7月被查封，杜重远被逮捕判刑。1936年，杜重远出狱，两年后成为新疆学院的院长。由于他在新疆学院从事革命活动，遭致新疆督办盛世才的不满，杜重远又被捕入狱，1943年被害时年仅44岁。建国后，杜重远被组织上追认为革命烈士。1949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指出：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杜重远先生等，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遭受牺牲。他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牺牲，为人民尽忠的永久典范。他们和一切为救国运动献身的人民英雄将永垂不朽。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当年的“肇新窑业公司”办公楼如今以“沈阳市台商会馆”的身份仍然伫立于原址。2005年7月，沈阳市政府拨出一百万专项资金将这里进行修建。2004年，在奉天街与东西快速干道交叉路口东北角，距原址四五百米远的地方，一座仿建的“杜楼”动工修建。原来，当时因城市改造，一度曾希望对这座老楼进行异地复建。最终经过论证，还是决定道路给历史建筑让路，使得如今两座相似的建筑都被保留下来。仿建的建筑现作为韩商会馆使用，其中也多少保留了一些“杜楼”未改建之前的原汁原味。两座设计风格中西合璧又韵味十足的“杜楼”遥相呼应，于有形中记录着历史的风云变幻，于无形中承载着我们哀悼烈士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