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晓蔚
1913年4月15日，黄定基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南阳乡洪田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黄定基兄弟姊妹8人，在他10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剩下孤儿寡母，日子更加艰难，母亲将黄定基送到乡里吹鼓手班学吹号打锣，逢个红白喜事混碗饭吃，由于当吹鼓手受人嘲笑，他决心跟一名农村竹匠学技。
（一）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四军挺进赣南，利用大柏地有利地形歼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两个团之后，3月14日又在黄定基的家乡长汀县长岭寨歼敌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两个团两干余人，毙敌旅长郭凤鸣，并攻占闽酉重镇长汀城。随后成立了劳苦大众自己的政权——长汀革命委员会。红军帮助组织的工会、农会、赤卫队，积极率领群众捉拿土劣，把土劣的谷分给贫民，群众也自动起来杀豪绅地主，焚烧田契，接着便转到分田上来。黄定基家分得两亩二分地。
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离家约15公里的旧县乡庵坑村做竹工的黄定基和他的小伙伴耳中，都兴奋得彻夜不眠。他们日夜加班，将手中的活做完，便回到了家乡积极参加到打土豪、烧田契、分田地的斗争中去。通过斗争的考验，年轻的竹业工人黄定基，不仅参加了竹业工人工会，还被选为县的工人代表。同时，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1929年7月下旬，黄定基参加南阳乡“扩红”会并首批报名参加红军，当了一名号兵，成了一名红军司号员。
1930年下半年，黄定基由司号员当战士。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在长岗一次战斗中，和班里7名战友共守一个山口，敌人用一个团兵力攻了4天也没攻上来。战斗中牺牲了4位同志；剩下他和另外两名同志完成了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后，才胜利地撤出阵地。由于黄定基在作战中机智勇敢，因而很快就当了班长。没多久，他就当上了排长。他在任排长时，带部队打敌人一个土围子。围攻几天不下，便指挥部队挖地道，用棺材装炸药才将土围子炸开，使战斗得到胜利。又一次，部队打反突击时，敌人向他们进攻。黄定基叫战士在撤退前故意将银元乱撤在地上，等敌人捡银元时，一个反突击就将敌人打垮了。
1931年2月，黄定基被选送到江两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去学习。半年后，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回到部队，首长根据他的学习成绩和历次战斗中的表现，调他到红十二军三十网师一0一团当连长。
1933年9月3日，黄定基从红军一0一团调到少共国际师任连长。任期内曾荣获“特等杀敌英雄”光荣称号，并获奖章一枚。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黄定基所在的少共国际师隶属于红一军团指挥，改番号为一军团三师，作为军委机关纵队的后卫，担负着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任务。三师于10月16日夜晚渡过于都河，离开中央苏区。
遵义会议后，“少共国际师”为充实红军主力，和一军团合并、拆散，分别编入红一军团的一师和二师。黄定基被调到红二军团红一师三团。3月，黄定基任代营长。他带领全营红军战士以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爬过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海拔4114米高的大雪山——夹金山后，又以顽强的意志，三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黄定基所在的教导师干部队，随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黄定基被派往山西决死三总队分配工作。1938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倡议下，阎锡山在临汾成立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阎锡山任校长。由于“民大”在当时是一所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学校，因而来自全国18个省的青年都到山两报考，招收学员达5000之多。临汾本校因容纳不下，便给各分校分去二批学员。分给随营三分校的就有1000多人。这样，三分校乃改名为民大四分校。这时，四分校共6个队。黄定基调到二队任队长。
1938年2月27日，临汾被日军占领。为了适应抗战形势与对敌斗争的需要，“民大”四分校留下的约三四百学员，一部分进行武装游击活动；一部分仍继续学习和训练；另一部分则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参加武装游击抗日的则组成“民大”四分校游击一支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为赖林芝，第二中队队长为黄定基。
“民大”四分校游击一支队成立后，即由支队长雷震率领黄定基、赖林芝中队到翼城、曲沃、新绛一带打游击。黄定基带领他的学生兵一边打游击，一边给学生兵上游击战术课。他对学员们说：“我们游击队是一支小部队，同敌人正面打不行，正面打是挨打战术。何况你们学生兵又无战斗经验，因此，你们只有锻炼打伏击，搞偷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使敌人不得安宁。”黄定基深入浅出，讲得通俗易懂，深受学生兵的欢迎。
1938年4、5月间，“民大”游击一支队和由王祖尧等率领的由同蒲铁路工人组成的铁路工人自卫队合编组成决死三纵队游击第一支队，下辖一、二、三、四4个中队。黄定基任二队队长。由于黄定基领导的游击二队作战勇敢，注意政策，团结战士，团结群众，一举一动都是按八路军的一套办法做：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因而，游击队所到之处，深受群众的热爱与拥护。
（二）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黄定基所在的雷团突破重围胜利开赴太岳后，同决死一纵队二十五团合编为新二团，黄定基调任新二团一营营长。
1940年8月20日晚上百团大战发起后，黄定基所在的决九团奉命担任潞城黄碾镇至微子镇之间的公路破袭任务。他令一营攻取黄碾镇。自己率二营攻取潞城微子镇。两个营按黄定基部署同时发起进攻。二营很快攻下了微子镇，而负责攻取黄碾镇的一营二连，却受到埋伏在黄碾桥头外的日军的阻击。黄定基得讯后，立即带二营四连赶去支援，并率队冲入黄碾镇，同一营一连会合。在他的指挥下，黄碾镇之敌全部被歼，取得了破袭大战的初战胜利。
此时，日军在王家庄石坪岭同纵队指挥所激战，纵队政委董天知战斗中不幸牺牲，黄定基闻讯后十分悲痛。为保卫三纵队司令部的安全，他带了两个连奔赴王家庄石坪岭，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掩护纵队司令部安全转移。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黄定基率领决九团在黎城、武乡地区参加反“扫荡”斗争。
1940年12月，决死三纵队奉命兼太行第三军分区领导机关。第三军分区辖武乡、襄垣、武西、辽县、辽西、祁县、榆社7个县。为了适应斗争形势，部队决定再行整编，各团取消营一级建制，缩编为4个连建制的丙种团。决九团整编期间，黄定基奉命由决九团调决七团任副团长。不几天，即12月15日，他指挥七团不足200人的第一营，在辽县红士垴抗击由六七百人编成的日军一个大队的进攻，取得了红土垴战斗的胜利，保障了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安全和决七团精简整编的顺利完成。
1941年4月，决九团团长邹善芳调离，黄定基被任命为决九团团长。8月，黄定基又一度离开他熟悉并任团长的决九团，到决七团任副团长。
这时，入侵大行三分区之日军为了接通横切三分区的榆（社）辽（县）沁（县）武（乡）公路，在榆社、武乡间新开了一条公路，给根据地腹心地区插了一把刀子，妄图封锁和分割太北抗日根据地。
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太行三军分区令决七团4个连和决九团2个连、三分区侦察队分别由武东、武西地区出发，秘密进到榆武公路中段之白庄地域进行伏击。黄定基奉命负责指挥地雷组。
4月16日凌晨3时，分区参战各连均秘密进入伏击地域，并进行了严密伪装。黄定基指挥的地雷组在阵地前两个山脚突出部之间的海口公路以东的杨树林里，布上了踏发雷和拉雷，只给日军留下光溜溜的潭河滩。9时30分，日军三十六师团高木联队第十一、十二中队和日军白晋“观光团”的大员共200余人，分乘18辆汽车由武乡开来，径直进入太行三分区设的伏击圈。当日军先头车到达火力阵地前几十米时，侦察队按部署拉响了地雷。顿时，日军被炸得血肉横飞。一部分日军急忙奔向公路东面的杨树林里，哪知又踏中地雷组埋设的地雷。这时，冲锋军号吹响，决七、决九两团的突击队知猛虎下山，直冲敌群。战斗中，决七团团长尹立海壮烈牺牲。黃定基立即指挥全团进入战斗，继续消灭敌人。11时30分，战斗胜利结束。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少佐以下226人，俘日军6名，缴重机枪2挺、轻机枪7挺，步枪百余支，掷弹筒3具，击毁汽车18辆，受到一二九师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
第二天，太行《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又发出了《白庄模范伏击战》的胜利消息。
尹立海牺牲后，黄定基接任了决七团团长职务。不几天，他又被调回决九团任团长。
1942年下半年，决九团驻太行三分区路西榆社县。在黄定基的指挥下，九团又打下了武乡县的马牧村伪军据点，解放了武乡县大片土地。
1945年8月，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天，决九团和当地群众兴奋得抓起铜锣、铜盆。煤油桶、破锅、面盆、搪瓷碗、盅之类能够敲击出声的器具不断敲打起来，边敲边高呼口号，人人手舞足蹈，个个喜泪奔流，庆祝这8年浴血奋战而获得的胜利。
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黄定基指挥的决九团奉命星夜出发，向武乡段村之日伪军发出通煤，令其缴械投降。
段村守敌除伪绥靖军第十二集团军段炳昌的第二师二团外，尚有日军十四旅团“洪部”一个小队。连同伪警备队共1000余人。
8月25日，太行三军分区决定以黄定基指挥的决九团主攻段村。此战，不仅消灭了日军十四旅团“洪部”一个小队，还消灭伪绥靖军第十二集团军第二师二团大部，连同伪警备队共消灭敌人500多人，其中击毙日军23人。
（三）
1945年秋，黄定基率决九团参加了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上党战役。战前，决九团同三十一团、十三团一起，共同编入太行军区太行纵队第三支队序列。
10月3日晚7时30分，首攻上党磨盘城外围山地的战斗打响后，黄定基带上贾根禄、马振义两名警卫员和通信、侦察参谋韩俊，组成前沿第一线团指挥所。第二天夜晚，黄定基指挥九团向磨盘垴主峰发起攻击，以一营在左，三营在右，凭着手榴弹和刺刀的威力，互相掩护，交替前进。当七连机枪手负伤时，跟随突击三营指挥的黄定基立即接过他的机枪向敌射击。他的英勇行动，极大的鼓舞了全团战士。
不到20分钟，磨盘垴山头打成了一片火海，主峰阵地上，敌我混战一起。不少战土的衣服被日军扔的硫磺燃烧弹烧着了。他们不顾一切，又带着烈火冲向敌人。有的战士甚至用着火的身子抱着敌人，让熊熊的火焰与敌人同归于尽。决九团的战士们硬是用气壮山河的无畏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将敌人的反扑打退。共歼敌2000多，自己也伤亡很大，直到天亮之后，为了避免和日军硬拼消耗，才奉命暂停攻击并撤离主峰。
经过几天血战之后，决九团只剩下400余名干部战士了。黄定基抑制着心中的无比悲痛，继续指挥部队同敌作战，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5日下午，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和起义的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等离开太平村前线指挥所，冒着硝姻，看望决九团部分指战员，黄定基十分感动。他向刘邓首长汇报了两天的战斗情况，刘伯承仰望奇特的磨盘垴主峰山势，无限感慨，对黄定基说：“你们决九团这次磨盘垴一仗打得很好，同时又完成了上庄村阻敌任务。为此，我向你们全团指战员祝贺！”
邓小平也马上对黄定基说：“同志们辛苦了！我祝贺你们！你们团这一仗打得很不错！”
上党一战，黄定基指挥的决九团除攻占东地及主峰歼敌2000多外，在虎亭追敌时，又俘敌3000余人，打了决九团建团以来歼敌最多、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
上党战役后，决九团经过短暂休整，又立即参加了平汉战役。
10月14日，国民党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分别率四十军及新八军从新乡出发，沿平汉路东侧向石家庄方向北犯，先后侵占河南之汤阴、辉县等县城。之后，高树勋之新八军又到达磁县马头镇。刘、邓立即令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为东路军，二、三纵队及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为西路军，对上述之敌实旅东西钳击。
10月24日夜，八路军、决死队按刘、邓部署对敌出击。其中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为西路军中央突击集团，而黄定基指挥的决九团随九旅主力位于该纵队中央，奉命向潘阳河畔之马头镇的敌新八军出击。在黄定基指挥下，该团以神速勇猛的动作，一举拿下了马头镇车站。敌新八军一部被击溃后，即狼狈地退到了车站对岸的滏阳河带，先占据坚固的楼房，随后又匆忙重新设防，和黄团形成对峙。
25日3时，决九团奉命同兄弟团一起，再次对马头镇发起攻击，经两小时战斗，奉命撤回原阵地。此举是为贯彻刘、邓在政治上争取新八军的意图。黄定基坚决执行上级这一指示，对新八军驻马兴镇的国民党二十九师采取“围而不打”和“打打停停”的方针。26日3时，黄定基指挥全团对马头镇新八军守敌发起了勇猛攻击，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占领数座房屋。拂晓，又主动停止进攻，撤回原阵地。
高树勋率新八军起义后，国民党四十军和三十军上下都极为恐慌，不仅失去了固守信心，而且决定全线南撤。这天下午，黄定基接到命令，将马头镇防务交给由起义后命名为民主联军的三十八军十七师雷展如指挥的四十九团。交防后，黄定基即率决九团向磁县以东之魏庄地区开进，任务是截击敌三十军逃敌。
10月31日，开赴魏庄地区待命的决九团又奉命主攻据守临漳县盐食村之敌。占领该村的是美械装备之三十军六十七师二〇一一团。该部为掩护其主力南撤，与人民军队拼命对抗。决九团在黄定基指挥下，同其进行了激烈的村落战，逐屋争夺，战斗打得十分勇猛顽强。其时，黄定基患有严重的肝病，他是由警卫员扶着到团指挥所指挥战斗的。战友张振华说：“当时黄定基已生了重病，几天都没有吃饭，旅领导本叫他在后面休息，但他一听到友军战斗的激烈枪声，就立即叫警卫员贾根禄架着他来到团指挥所。我当时是任副团长，见他带病上来了，又劝他休息，要他安心养病。他却说：‘仗打得这么激烈，我在后面怎么蹲得住呢！？’他还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得同敌人斗。’黄定基带病上阵并亲临指挥，鼓舞了决九团全团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此役，决九团除毙伤敌400余人外，还俘敌干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轴重，而九团却伤亡很小，取得了继上党战役之后又一次胜利。
平汉战役后，黄定基所在的决死三纵队奉命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二十三旅，黄定基升任该旅旅长。
（四）
1947年8月1日，根据中共晋冀备豫中央局和太岳军区的决定，太岳军区将一部分主力组成晋冀各豫野战军第八纵队，下播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旅。
9月至12月间，黄定基指挥的八纵二十三旅参加了攻打晋南据点运城的战役。10月14日，二打运城的序幕拉开以前，黄定基因病在后方翼城治病，但他心中却时刻挂念着前线，挂念着参加攻打运城的二十三旅全体指战员。在部队快要发动总攻时，他无论如何也呆不下去了，一再请求纵队首长批准他上前线。
曹振邦回忆说：“二打运城时，战士们不知道黄定基旅长因患病到翼城住院治疗，一看到我们总要询问、打听：‘怎么这段时间看不到旅长了？他到哪里去了？’一听说旅长患病住院，就都很关心地询问他的病况怎样，什么时候才能出院等等。说明全旅战士都很想念他，都希望他早日病好出院指挥他们打仗。因为战士们知道，如果旅长在部队，他的身影总要出现在战斗前沿，出现在战士们中间。他不是到前沿看地形、侦察敌情，就是到突击部队指挥战斗。就在二打运城的总攻前，在翼城治病未愈的旅长着急地赶回运城前线旅指挥所。”
11月15日，黄定基率旅开赴平陆西北朝阳至贤良村地区阻击援敌。战斗打响后，他来到六十八团一营指挥所。当时正是下午2点多钟。他向一营教导员侯进询问了敌情，随后即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向他观察的位置打来，一颗枪弹将他头上窗户的木框打断，又打在后墙上，人人都为黄定基捏了一把冷汗，异口同声地说：“好危险呀，差一点打着旅长！”
可黄定基的右手仍拿着望远镜，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命令身边的参谋：“你通知七团康团长，要他们从八团左翼马上出击。告诉他们要狠狠地打！”说完就带着警卫员和参谋到前边去了。
第三次攻打运城，原计划12月25日黄昏发起总攻，但23日前指接到情报，说胡宗南派第一旅等八个旅向运城增援，先头部队干余人已北渡黄河。正在急向运城进发途中的王新亭和王震当即研究决定：在援敌到来之前，先将守敌歼灭。为此，将总攻发起时间提前于25日拂晓前开始，并决定采取用炸药爆破城墙的手段来打开突破口。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黄定基指挥的二十三旅。
黄定基受命后，把挖掘破城坑道的艰巨任务交给六十九团，并对张国斌和蔡剑桥说：“坑道的成功与失败关系着全局，关系着战役的胜利与失利。为此，你们回团后一定要动员干部、战士想办法、出主意，坚决完成前指首长交给我们旅的光荣任务，而且这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张国斌接受任务后，立即命令三营七连连长魏明亮组成10人坑道作业组。12月26日，当旭日东升、晨雾渐散之际，我正在二十三旅指挥所开会，忽然传来令人兴奋的消息，黄旅挖坑道的勇士们经过艰苦作业，终于在拂晓前在运城城墙下面挖成了一条5-5米长的坑道和可容3000公斤炸药的药室，并在通往我阵地的开阔地上挖好了几步一个的避弹坑。
听到这一消息，王新亭异常高兴。他对黄定基说：“是成功，是失败，就看今晚上的战斗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今天晚上一定要攻下运城，抢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
黄定基深深理解首长的作战意图，作战会一完，便深入前线。
27日17时30分，在黄定基指挥下，工兵排排长张贵云启动爆破器，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后，运城北城门段的城墙立即炸开一个十多米宽的大缺口。主攻团六十九团二营突击队的27名勇士迅即在突击队长白明生率领下，争先恐后地奋勇攀城。此时运城守敌拼命顽抗。在突破口又被敌人占领的紧急情况下，王新亭亲自来到二十三旅前沿指挥所，令黄定基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冲开突破口，并采取多路攻城的作战手段，来分散敌人攻占突破口的兵力与火力。为了坚决打退突破口上的敌人，把突破口夺过来，以保证后继部队前进，黄定基离开旅前沿指挥所到突破口上，指挥六十七团与六十九团勇士一起，用刺刀、手榴弹、枪托和铁镐与占领突破口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经过4小时激战，不仅打退敌人一次次反扑，而且突破口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到12月28日凌晨1时许，友邻二十四旅和西北二纵四旅两个团也相继从黄旅重新打开的突破口涌进了运城，加入了对城里敌人的围歼。
凌晨3时，二纵主力又从运城城西南方向攻进运城。28日上午，渡过茅津渡的援敌闻运城已被解放军攻克，吓得狼狈回窜。同天，安邑县城守敌2000余人，也吓得立即弃城北逃。
当运城解放的消息传到正在河北武安县冶陶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全区土地会议上时，整个会场都沸腾起来了！出席会议的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高兴地说：“运城一战，不仅把守城的敌人全部消灭了，而且在精神上也摧毁了敌人防守这种城市和固守据点的信心。因此，这一仗的作用是非常之重大的。它是攻坚战的典型歼灭战之一，战斗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为此，他充满信心地指出：“攻下运城，即有把握攻下临汾。”
1948年2月下旬，二十三旅即参加了由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战役。
3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获悉：胡宗南拟空运其在临汾的部队回西安。遂电示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命令临汾参战部队迅速向临汾开进。
根据敌情变化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副司令员毅然决定将预定于1948年3月10日发起的临汾战役时间提前3天，并向各纵队及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当夜，黄定基同该旅指战员连晚饭都没有吃就开拔了。部队冒着雨雪经过24小时的强行军，在3月7日天亮以前赶到临汾城南之张茹村以南地区待命。这时，黄定基的病情又发展了：皮肤粗糙，面黄饥瘦，经常发低烧。旅直机关及连队的干部、战士，看到他肚子梆硬，脸色不好，都请他休息。他却说：“徐总都带病来到临汾指挥我们作战，我怎么能躺着休息呢？”
3月15日，临汾前指根据临汾城北地形较高、敌守备薄弱，而城南地形开阔、平坦，兵力不易隐蔽接敌的情况，决定将城南改为助攻，集中主力由东、北两个方向向临汾守敌实施进攻。
3月23日至27日，临汾战役参战部队按前指部署，十三纵三十八旅两次攻击东关均未成功。于是，前指决定把具有攻坚作战经验的人纵队二十三旅调去担负攻打东关的作战任务。
当晚，黄定基睡不着。他披着大衣，在煤油灯下，一边看地图，一边想问题。警卫员李珠海劝他休息，他却说：“一切问题都要想在前面，这样才能用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他的肝病这时更加严重了，好几天不想吃饭。六十七团卫生队长张召光劝他休息，他回答说：“再重的病，也只有把临汾打下来再说。”
临汾东关面积为临汾全城的1/3，城高）1米，上宽6米，基宽11米，外壕仅次于本城，是临汾本城的主要屏障。为死守东关，保住临汾，守敌共构筑了4道防线。为了坚决攻下东关，黄定基带上旅工兵连连长钟立本、指导员贾青山到东关临汾发电厂侦察敌情和选择坑道作业的具体位置。又部署六十八团抽出部队，在旅工兵连的技术指导下进行坑道作业。
4月7日，黄定基来到六十八团，亲自钻进那矮得伸不直腰的坑道进行检查。那些天，黄定基一直为拿下东关日夜操劳。他不仅部署六十八团控制敌外壕和挖掘坑道任务，又同政委萧新春一起参加六十九团连以上干部为攻东关的紧急动员大会，并向与会干部作了动员讲话。东关破城前的4月10日上午，因一直熬夜而红肿着眼睛的黄定基，又亲临临汾东关破城坑道进行最后一次检查，直到一切都满意了，才返回旅指挥所。
下午2点，总攻东关的战斗打响了。一声令下，二十三旅指战员猛打猛冲，逐屋争夺，一举夺取东关。徐向前接到黄定基已攻占东关的报告后，极为兴奋，高兴地说：“东关攻克，让参战部队大睡三天！”又说：“有二十三旅，我也可以安稳地睡一会觉了！”
东关攻克的当天，二十三旅奉命将东关防务移交给邓仕俊指挥的人纵二十四旅，随即转入攻击临汾本城的准备工作。临汾本城的城墙比运城和临汾东关的城墙高得多，也厚得多。城内不仅有内壕，而且内壕与城墙之间敷设有雷区，内壕及内壕内沿又有碉堡，敌火力部署也超过东关。这就出打运城和打临汾东关要困难得多。黄定基决定仍按徐向前的指示，用坑道装炸药破城。
4月11日下午，他专门来到六十七团临时指挥所上马村，带领该团团长康烈功及该团二营干部看了临汾东关北侧的地形后，即向他们指示：“你们六十七团要尽快夺取东关北侧地区的据点，控制外壕，以掩护即将开展的坑道作业，为登城开辟道路。”随后周密部署工兵和步兵同时进行坑道作业的方案。
5月12日，由张裕龙指挥的旅教导大队二队的100余名步兵班长和郑其贵指挥的旅工兵连100余名工兵战士经过23天的艰苦劳作，两条破城主坑道都已胜利挖过了临汾城敌人外壕，并继续向前作业。为了加强坑道掘进的保密，战士们挖土改用三股齿铁叉、小铁铲，脚上也缠上了破布、棉絮走路，相互间还以手势代替说话。有的战士因用胸膛顶铁铲、铁叉掘土，以致胸膛都磨出了血。由于敌人的反坑道又密又多，因而主坑道则不断拐弯。运土，开始用小车拖，到后来，坑道通过外壕，泥土过湿，车轮子难以砖动，便以弹药箱代拖车。战士们赤身露体地来回爬行牵引。由于以膝代脚，许多人双膝肉皮磨破。正因为如此，进行坑道作业的战士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为鼓舞士气，黄定基深入前沿，号召指挥员克服一切困难，抓紧时间完成最后的作业任务，以迎接总攻的到来。对具体坑道作业，黄定基也提出指导性意见。他说：坑道在通过临汾地下大门后，要向前延伸13米，然后以90度的角度向有急转弯再挖药室。张裕龙回忆说：“旅长指出：‘这样的目的，是使炸药增加爆炸后的破坏威力’，为了使炸药的起爆后发挥最大威力。”他说，旅长“还要求我们把药室位置挖得稍向上斜着伸进，以尽量与城墙底部靠近，构成一个两米见方的药室。他向我们指示得非常具体，非常细致，为解放临汾，为炸开临汾城墙，真是辛苦备至，呕心沥血！”在黄定基的具体指导下，1948年5月15日，坑道作业任务胜利完成了，其中一号坑道长达117米，二号坑道长达115米。
5月16日黄昏，黄定基冒雨指挥坑道作业的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仗：运送和装填破城炸药。5月的晋南夜晚尚有几分凉意。黄定基穿着一件旧棉衣在雨中淋着。为了保护炸药，他脱下身上的旧棉衣，用它将炸药盖着，害怕炸药淋湿。几百名指战员看到旅长的行动，没有谁下命令，也都自觉地脱下身上的军衣盖炸药。经过3个多小时的炸药运送装填，南边的一号主坑道共装黑色炸药6200公斤，北边的二号坑道共装黄色炸药2500公斤，另又装硝氨炸药500公斤。紧接，再安放起爆装置。到5月17日中午l时，两条主坑道的最后作业全部结束。
黄定基率领旅教导大队大队长张裕龙和旅工兵连连长钟立本共同检查了一遍。他又对张裕龙、钟立本说：“为了使炸药充分发挥效力，还要用麻袋装土把药室未装满的空隙填妥夯紧，把坑道底部用土堵塞一段距离。”并强调说：“一定要保证这个作业质量。这样才能保证炸药发挥最大的破坏威力，也才能把阎锡山在晋南的最后据点临汾这座卧牛城彻底炸翻，好给登城部队开辟突破口。”
黄定基离开张裕龙和钟立本后，又穿着打湿的棉衣回旅指挥所。他的湿棉衣还来不及换，又立即指示旅后勤供给处将已准备好的大量麻袋立即送到两个坑道，以便装土夯填使用。午饭后，黄定基向各团指挥所传达了浙指发布当天19点30分向临汾发起总攻的命令，突击部队即隐蔽地进入了登城突击阵地。19时，黄定基接到前指命令，立即命令钟立本“起爆”。一声闷雷似的巨响后，只觉得地动山摇，天崩地裂，整个大地颤动起来。黄定基举起望远镜一看，经过27昼夜历尽干幸万苦挖掘的坑道爆破位置上空，升起两团紧紧相依的蘑菇似的火山烟海。在那火山烟海下面，立即出现了两个城墙大缺口。守城总指挥梁培璜听到巨响后，知通大事不妙，立即哀叹：“不好了，城炸了！”。
攻城部队沿着黄旅炸开的通道，迅即攻人城内。梁培璜于当晚1时左右率残部冲出西门，向临汾西山脚下窜逃。第二天早晨，被太岳汾西大队歼灭，并生擒梁培璜。
此役，黄走基指挥的二十三旅毙伤敌近1000人，俘敌4337人，缴获各种火炮2051门，各种机枪358挺，长短枪3034支，汽车21辆，骡马442匹，弹药109万余发。
临汾战役是一场艰巨而又激烈的攻坚战，而临汾战役之坑道作业，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人民军队攻坚作战的战史上是罕见的。由于二十三旅战功卓著，徐向前提议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该旅为“临汾旅”。在八纵队的庆功大会上，徐向前亲自将写着“光荣的临汾旅”横幅奖旗授给二十三旅。
临汾战役结束以后，部队尚未很好休整，就于6月开到晋中，参加晋中战役。晋中战役由6月11日起至7月23日结束，历时42天，解放军以6万兵力，共歼敌10万零40人。其中，黄定基指挥的“临汾旅”歼敌7900多人。
晋中战役后，部队很疲劳。因此，徐向前令晋中前线部队进入休整。黄定基指挥的“临汾旅”奉命开赴太谷县石象村地区整训，并补充兵员。8月9日，华北野战军一兵圃在榆次县相立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晋中战役，黄定基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会上，徐向前在《晋中战役总结报告》中，表扬“临汾旅”以小的伤亡取得很大的胜利。并说“临汾旅”是我们兵团一个“拳头”。
（五）
由于连续作战，黄定基的身体累垮了，但他不肯休息，直到兵团和纵队首长下命令，他才不得不服从。
10月3日，部队向太原前线挺进，黄定基留在太谷部队驻地进行治疗。他人虽在太谷，可心却在太原前线，每天，他都想着前方，想着部队。”
由于黄定基强烈要求上前线指挥部队作战，旅党委先后请示了八纵队和兵团首长，最后得到徐向前许可，黄定基回到了前线。
1949年2月19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国人民解放军番号的命令》，华北一兵团命名为第十八兵团，第八纵队命名为六十军，“临汾旅”命名为该军的一七九师。黄定基被任命为该师师长。
4月5日，太原前线总前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总攻太原。黄定基和各军、师主要干部150人出席。当天，徐向前等前委首长联合署名向太原战役参战部队发布了《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勇往直前，一举打下太原！”
黄定基接到《政治动员令》后，立即向全师作战斗动员，号召全师指战员在太原战役中再立新功，为“临汾旅”增添新的荣誉。
总攻太原前夕，黄定基的肝病又严重起来。师里其他几位指挥员劝他还是回到太谷去治病、休息，他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说：“等把太原这一仗打了再说。”硬是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继续忍着疾病，坚持工作，为攻下太原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太原守备司令、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拒绝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妄图收拾残兵3万余入在城内负隅顽抗。太原前线司令部决定：24日对太原城垣发起总攻。
黄定基接到命令后，对参谋说：“战斗一打响，我们师一定要先攻上去，不能落后，要部队在太原战役中再立新功。”
4月24日，天刚拂晓，攻城部队集中了1300门火炮，对阎锡山称为攻不破的“战斗城”城墙进行猛烈的轰击。黄定基一直在火线指挥所部作战。至翌日上午10时，一七九师作战区域之敌全部肃清，城内其他地方残敌也被友邻部队歼灭。太原的解放，不仅使华北成为更加巩固的后方，而且能更有力地支援华北和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太原解放后第三天，一七九师奉命集结于徐沟县东罗村地区休整，并进行向西北进军的准备工作。
黄定基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兵团决定黄定基到北平治疗，并嘱咐他：“到北平好好治病，治好病回部队，解放全中国。”5月初，他离开“临汾旅”赴北平。
10月1日，黄定基作为战斗英雄和“光荣的临汾旅”指战员代表，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他不仅亲眼看到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而且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的命令。当晚，他激动得无法入睡，决定早日返回部队，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中央军委干部部鉴于黄定基身体不好，拟把他留下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工作。黄定基感激军委首长对他的照顾和信任，但他想到全中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而向军委干部部首长请求，希望允许他俩回到野战部队作战。他的请求得到了军委的批准，同意他回十八兵团。
1949年10月中旬，黄定基离开北京返回部队。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各部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向大西南进军，第五兵团等部由湘西出发，直入贵州。15日解放贵阳、思南等地。与此同时，第三兵团及第四野战军一部，由鄂西和湘西分路出发，胜利突破国民党军川鄂边防线，占领秀山、酉阳、彭水等地。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20日，十八兵团各部追击胡宗南集团所部进到成都附近，至26日，连续解放绵阳、广汉、薪都，直通四川省会成都。黄定基返回部队后，指挥一七九师每天以百里以上的速度日夜兼程，奋勇前进，12月28日，到达距成都20公里的新都县城。
成都解放的第二大，黄定基奉兵团命令离开成都，离开他指挥的“临汾旅”，到川北南充，担任川北军区南充军分区司令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时在四川和西康省境内的十八兵团各部，奉命组成志愿军开赴华北集结待令。黄定基几次向军区请求，决心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军区考虑到他有病，没有同意。黄定基便决心留在后方做好抗美援朝的支前工作与消灭残余匪特。不久，他被任命为川北军区副司令员，但因病他没到职。
1951年9月中旬初，黄定基的病况日趋恶化。川北军区立即向西南军区首长报告，西南军区首长当即做出决定，令川北军区派医生尽快护送他到重庆西南军区总医院进行抢救。
9月14日，川北军区首长派出两名军医，护送黄定基到重庆。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政治部副主任王新亭、干部部副部长黄立清等，代表军区首长前往总医院，指示总医院领导，一定要尽力抢救，治好黄定基的病。李达还请苏联医学专家前去会诊，但终因黄定基病情严重，抢救无效。1951年9月20日早上7点25分，黄定基与世长辞，终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