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雷刚
叶剑英是著名的归国华侨将领，一生与香港、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曾为历经沧桑的香港、澳门殚精竭虑、披肝沥胆。建国前，叶剑英或途经港澳，或避居港澳，或密赴港澳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展现了他独特的韬略和才能，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港澳地区和港澳同胞的有着深厚情感；解放后，作为我党最早负责分管港澳事务的领导人之一，叶剑英基于广东与港澳的特殊关系，相继提出了“海洋战略”和“特区战略”，致力于发展港澳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合作，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奠定经济基础；实施人心工程，在爱国的港澳同胞中开展统战工作，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凝聚民心；正确处理与港澳有关的事务，为港澳同胞办实事，夯实港澳和平回归的民意基础；不仅创造性地提出“易帜”方式解决港澳回归祖国大陆的问题，为港澳和平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创造了重要的政策、制度条件，而且身体力行地推动港澳同归祖国。
解放前密赴港澳，积蓄革命力量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叶剑英所处的时代、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对其早期港澳工作思想的萌芽、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叶剑英出生地是梅州市梅县中国著名侨乡，梅县自古称梅州、嘉应州，是一个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邑。自明清以来，梅县由于华侨日益增多，文教事业日渐发达，因此被称为“华侨之乡”—梅州市港澳台同胞119万，港澳侨胞人数约占香港、澳门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梅州籍众多港澳侨胞生活在香港、澳门。叶剑英自青年时代起到南洋谋生，以后在云南习武、广州起义、留学苏联后，曾多次路过、避难或逗留于香港、澳门。在此期间，他多次日睹殖民统治者在港澳犯下的累累罪行，非常激愤，对勤劳勇敢的港澳同胞由衷热爱、崇敬。叶剑英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港澳有着特殊的情愫，家乡人民到港澳以及海外谋生的特殊境况也使他对到港澳、海外谋生的打工游子的痛苦和辛酸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早期革命生涯中，叶剑英还与许多港澳民主爱国人士经常来往，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叶剑英的这些经历和生活环境使他对港澳很早就产生了特殊的情结。利用港澳地区秘密开展革命丁作，并在将来收复港澳，将港澳视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叶剑英港澳工作思想的主体内容。
叶剑英一生7次到达香港，都是在解放前。叶剑英中学毕业之后，因家中生活贫困，于1916年在一位“水客”叔叔的带领下赴南洋谋生，期间曾经路过香港。后又转上了去南洋的轮船，到马来西亚谋生-在马来西亚的打零工的生活中，叶剑英经常遭受资本家的白脸，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侨渴望对祖国解放事业的了解，这激发了叶剑英从事革命工作的潜在欲望，1917年，云南都督唐继尧派人到南洋宣慰华侨，招收华侨子弟人云南讲武堂就学：叶剑英胸怀大志，立刻报名参加了考试，并被顺利录取。1917年夏，叶剑英和几个考上云南讲武堂的伙伴一起踏上了归国之路，再次途径香港。
叶剑英第三次到香港，则是他在香港从事革命工作的开端，是其团结香港爱国民主人士和利用香港这个平台，发动海外侨胞捐助革命工作的重要范例。云南讲武堂毕业之后，叶剑英回到广东，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在陈炯明策划武装叛乱，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55天里，担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始终忠于职守，率领士兵护卫着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北上之后，叶剑英避居香港，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香港。叶剑英到达香港后，同粤军华侨陆军学生救国会一起，在粤籍华侨、海外华侨以及社会贤达、爱国人士中，奔走呼号，揭露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真相，宣扬孙中山的正义立场。在派人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之后，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迅速在香港通过爱国侨胞向南洋华侨筹款，以支持北伐正义之师。叶剑英还给老同盟会员、著名华侨邓泽如先生写信要求帮助筹款支持革命。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务恳先生指示迷途，惠以臂助，并请将南洋邦各埠同志团体通信地点见示，以便修书前往着手进行，对付元首托之仕殷，不胜厚幸。”邓泽如接信之后，当即捐款，并很快提供了众多南洋爱国华侨的名单和通讯地点。募捐活动很快得到热烈响应，一笔笔捐款由南洋各地寄到香港，由叶剑英等人送至北伐部队，支援作战。
叶剑英第四次到达香港，是密赴香港与恽代英商讨广州起义问题。1927年7月上旬，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黄锦辉取得联系，并受其领导。10月上旬，叶剑英密赴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交换了情况，商讨了广州起义的相关问题。
叶剑英第五次到香港是广州起义失败后，避居到香港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与母亲、弟弟叶道英一起隐居在香港九龙大博墟。在港期间，叶剑英先后与到港的聂荣臻、恽代英取得联系，并出席了在港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会议。此次到港，叶剑英还与在港澳地区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梁广、柯麟、柯正平等人取得了联系，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秋，在中央的安排下，叶剑英从香港乘船到上海，后赴苏联学习。叶剑英第六次到香港，是苏联学习回来后，叶剑英从上海到香港后，经“红色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在暂住香港期间，叶剑英秘密会见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交流了革命思想，并见了自己的母亲。在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的护送下，叶剑英经“红色交通线”于1932年4月初达到了中央苏区。
第七次到达香港，也是叶剑英一生最后一次到香港。这次到香港主要是为了治病，但叶剑英为了革命工作，抱病在港澳地区从事了大量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曾多次到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指导工作。1938年5月上旬，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长兼中共长江中央局参谋长的叶剑英由武汉到香港治病，在香港治病期间，叶剑英一有空闲，便从事各种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工作。他曾到“旅港嘉属商会”首届会长潘君勉家中作客，启发他为抗战事业多做贡献。经过叶剑英的启发，深明大义的潘君勉主动捐款给八路军购买西药和医疗器械。病愈后，叶剑英还专门由香港坐船到澳门镜湖医院柯麟处，畅谈别后概况，并告知病情。柯麟为老上司、老战友叶剑英诊病并给药治疗。因柯麟经常来往于澳门、香港之间，叶剑英于是建议柯麟发动香港、澳门同胞、海外侨胞捐款捐物援助八路军等抗日战土抗击日伪军。柯麟及其朋友很快采取叶剑英的建议，大力支持党的抗战事业。在叶剑英等指导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亦发动港澳同胞、遍布世界各国的华侨援助祖国神圣的抗日战争。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均热烈响应，捐了大笔款及各种医药等物支援抗日。为了答谢港澳各界朋友与海外侨胞对抗日战争的援助，叶剑英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同志多次写信或致电表示崇高敬意和感谢。1938年夏，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以及潘汉年致电新加坡各华侨团体，表示：“诸侨胞忠诚爱国，累寄款项援助，不仅同人等万分钦佩，益使我前线英勇将士为之感奋。”
叶剑英离开香港的时候，还专程去澳门鼓励柯麟、柯正平两兄弟在香港、澳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创造条件和将来的工作打下基础。同时提醒他们在港澳要稳扎稳打地开展工作，要小心谨慎、机警行事，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柯氏兄弟牢记叶剑英临别赠言，在港澳更隐蔽地开展秘密工作。抗日时期，在叶剑英鼓励下，柯麟派一些医生、护士到珠江三角洲从事医疗救护事业。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他接待了一批著名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到澳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知名作家张天翼以及秦邦宪的妻子刘群仙等先后在镜湖医院治病。 除积极发动、指导澳门的柯麟、柯正平两兄弟开展抗日工作外，解放前叶剑英还多次前往澳门。在1925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独立营营长的叶剑英平息香洲兵变期间，曾来到澳门小住，并在那里写下来著名词章《满江红，香洲烈士》，表达了对革命烈士的敬重和革命的无限期望。
发展经济，提出“海洋战略”和“特区战略”
港澳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历史遗留问题。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着手考虑这一问题，最终决定对港澳采取了“暂时不动、维持现状”的政策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港澳对中国内地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1949年2月与苏联代表米高扬会谈时曾指出：“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决。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对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中央决定，港澳工作的具体事务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中共港澳工委直接对叶剑英负责。面对港澳地区与祖国分离了三四百年、与西方国家经济来往密切的特殊情况、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华南分局采取了正确的措施，积极发展港澳与内地经济交流，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建国初期港澳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最终解决港澳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
首先，基于广东与港澳的特殊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海洋战略”，将港澳工作确立为“海洋战略”的重要一环。1949年9月，叶剑英在赣州会议上提出了“海洋战略”的最初设想，提出“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将广东的中心工作分为三类：农村工作、城市工作和海岛工作。此三类工作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实施“海洋战略”的关键是加强海岛工作，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第一条海上贸易通道就是香港和澳门，港澳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联系的重要渠道。1949年9月23日，在赣州会议上，叶剑英就曾向与会人员介绍有关澳门的历史，他说：“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到了中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明朝官吏受贿，以每年一千两钱的租价出借澳门给他；万历三年（1575年）西班牙人也自马尼拉来到中国；万历三十四年(1606)荷兰人也自爪哇来到澳门；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人也到了澳门。从此，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逐步向中国侵入。”叶剑英当时十分关注港澳问题。中国当时无法直接从外国进口物资，港澳两个中立的港口，就成了大陆进口物资的重要渠道。1950年，广东各城乡闹春荒，当时帝国主义又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难以开展贸易。叶剑英于是指示柯麟、柯正平兄弟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南光有限公司，设法筹集内地急需的物资，通过香港，澳门进入广州。叶剑英还找到归国华侨蚁美厚先生，请他来帮助经办这件事。蚁美厚欣然领命。费了一番艰难曲折，才将大米分批从国外运抵香港、澳门。接着，又通过港澳爱国人土何贤、马万祺、柯正平等人设法帮忙，终于在1950年春把大米运到了广州。当时还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又赶上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军队、地方都需要粮食。从国外购买的粮食运进来后，一部分供应给城乡群众，一部分供应给进军海南岛的解放军部队，同时也支援了港澳地区，缓解了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
其次，致力于发展港澳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合作，推动港澳同胞投资内地。1950年1月，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首届广东各地党代表会议上，叶剑英就提出了“争取港澳工商界及各地华侨资本家回国投资，从事新广东的建设工作”。叶剑英还要求财经委员会给出计划，制定优惠政策，使港澳侨胞、华侨有投资目标。1950年5月，存叶釧英的推动下，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到内地观光。全团由港澳工商界及文化、新闻、医务等各界人士共70多人组成，黄长水任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观光团在广州受到叶剑英的热情接待。从东北回广州后，马万祺倡议组建广东省政府和港澳海外侨胞的合资经营公司，以推动海外侨胞投资内地和促进广东工业建设。这个倡议得到了叶剑英的大力支持。1951年2月，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成立，主要“开办各项实业和开展国内外贸易”。这是全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商人投资的公私合营公司，受广东省商业厅、华南分局统战部、华南分局社会部三方面管理。该企业成立时，公股占30%，私股占70%，私股中更多的是港澳与海外华侨投资，如何贤、马万祺、蚁美厚等都是华企的股东。通过叶剑英等人的努力，建国后港澳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始终没有完全中断。
第三，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特殊地理条件，提出“特区战略”。“文革”结束后，叶剑英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开始用更为宽广的视野审视、谋划新的历史条件下广东加快发展的问题。1979年4月，习仲勋和吴南生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专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他们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一想法与叶剑英建国初提出的“海洋战略”不谋而合。叶剑英当即表示赞成，嘱咐广东省委尽快制定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区创办后，叶剑英十分牵挂特区建设，因为特区战略关系到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他不顾年迈之躯，多次视察特区，为特区发展保驾护航，为特区建设排忧解难。1981年3月，叶剑英视察珠海经济特区，指示要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用好包括港澳侨胞在内的外资。特区战略是对海洋战略的延伸和发展，它的成功实施，加速了港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广结善缘，在港澳同胞中开展统战工作
解放后，为了巩固港澳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实现港澳地区深层次的人心回归，叶剑英在港澳同胞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为港澳回归祖国凝聚民心。
广东解放初期，华南分局对统战工作极为重视，将其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叶剑英亲自兼任分局的统战部长，直接领导分局的统战工作，亲自过问统战方面的事宜。1950年8月23日，叶剑英参加华南分局召开的香港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特别要做好统战工作。……这样才能为将来不经过流血战争而完成接收香港的任务创造条件。”叶剑英还指示分局统战部：“凡是历史上同我党合作，帮助过我们……都要妥善安排，使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上各得其所，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1951年12月底，叶剑英主持制定《华南区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纲要》，就强调“要加强华侨及港澳方面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向华侨及港澳同胞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应该注意在华侨及港澳同胞中的中间阶层、中间人物中，进行工作，建立阵地。”在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中，叶剑英总是设法保护香港爱国人士。从香港回来的莫雄就得到了叶剑英的保护，妥善地安排了生活，后来还当上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叶剑英多次提出对港澳资本家要适当从宽处理，如违法不十分严重，都尽量采取保护过关的政策。他别强调指出：“广东有港澳、华侨问题，所谓人心拥护，应包括他们877万人在内。如执行‘五反’，结果他们不敢回来了，那就很不利了。”
“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无法无天，叶剑英竭尽所能，保护港澳同胞在内地的亲眷，帮助解决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他严厉谴责了那些歧视、迫害现象，指出，所谓的“港澳关系”、“海外关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几千万侨胞，他们爱国心很强。国内有些同志“把港澳关系、海外关系等同复杂关系，把复杂关系等同反动关系，这是非常幼稚的，是不了解历史。现在不怕有这种关系，而是需要这种关系，发展这种关系，条件有利，便于工作。”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叶剑英更加关心港澳同胞。他多次与何贤、霍英东、马万祺、曾宪梓、柯正平等港澳爱国知名人士洽谈，鼓励他们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不断地作出贡献。
解放后曾经受到叶剑英帮助、在广东开发经济项目的霍英东回忆说：“叶帅支持我们搞‘白天鹅’，出了许多好主意。他当了人大委员长以后，对我们香港实业界一如既往，关怀备至。他总是鼓励我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统一事业，多做好事。当工作中遇到麻烦时，他热情相助，使我终身难忘！”叶剑英的同乡、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说：“我和叶帅虽然是同乡，但我是晚辈。我们梅县人和港澳同胞都很敬仰这位国家领导人，以他为荣。他开导我们团结海外侨胞，支援国家建设，我以我的余生尽力去办，以报答他老人家的恩情。”
澳门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谈起与叶剑英的密切交往更是一往情深。1950年元旦，马万祺和澳门同胞亲赴广东中山劳军，叶剑英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为祖国做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文革”期间，叶帅还设法搭救了马万祺的两个儿子，亲自牵线、过问了马万祺次子马有恒与荣毅仁女儿的婚姻。在马万祺生病期间，叶帅亲自过问马万祺的诊治工作，仔细询问病情，亲自批示请六家大医院的医生会诊。马万褀感动万分，视叶帅为“救命恩人”和“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1977年9月27日，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委员长身份邀请澳门爱国民主人士共商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特设宴款待何贤、马万祺先生，洽谈甚欢。
1983年5月21日，全国政协部分港澳委员到叶剑英住所看望，叶剑英和他们说：“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行四化建设。在这当中，同志们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港澳民主爱国人士从叶剑英身上，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巨大诚意，这为港澳和平回归凝聚了人心。
正确处理与港澳有关的事务，为港澳同胞办实事
解放后，叶剑英在港澳民主爱国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关心港澳同胞，殚精竭虑地为港澳同胞办实事，正确处理与港澳有关的事务，为港澳实现和平回归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础。建国初期，叶剑英积极组织有关方面，向港澳输送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让港澳同胞体会新中国对港澳的深切情感。
其一，重视广九铁路的交通，把它提到华南分局重要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11月20日，叶剑英向毛主席电告广州市的接收工作，其中谈到了“广九铁路已通深圳，采用换车与英段联运办法。”1950年3月10日，叶剑英召集了华南分局常委会议，再次讨论了广九铁路交通问题。
其二，1952年和平解决“关闸事件”。解放后，广东和澳门边境经常发生一些小摩擦和冲突，造成“边境事件”。其中比较厉害的是1952年的“关闸”事件。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叶剑英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他提醒大家说：“澳门居民说到底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真正受害的还不是我们的同胞么！总之，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该把握从宽的原则。”最后，叶剑英说出了结论性的意见：“这件事的性质就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在叶剑英的正确处理下，通过何贤、马万祺的斡旋，“关闸事件”最后和平解决。
其三，注重为港澳地区培养人才。叶剑英在创办南方大学过程中，特别指示招生处要录取一些港澳地区的学生。南方大学从成立到1952年，正式录取学生18230名，其中有很多是港澳青年和华侨青年。后来，叶剑英还积极支持创办著名的华侨学府暨南大学，并为该校题写校名和提供校舍，使其继续为港澳地区培养输送人才。
其四，关心港澳同胞的生活和健康。为方便港澳同胞到广州看病，叶剑英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办一个港澳同胞的病房，引进先进仪器和先进技术，加速了学校现代化建设。南方医院港澳华侨医院从1979年创办至1995年，先后收治了3.6万多名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患者，被海内外媒体称为“军中特区”。
“易帜”方式探索“一国两制”，身体力行推动港澳和平回归
我国处理港澳和平回归的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追溯这一方针的形成，叶剑英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其中凝聚了叶帅不少的智慧和大量的心血。
建国之初，中央决定，暂时维持港澳现状，待条件成熟，再收回港澳，至于以何种方式解决港澳问题，没有定论。分管港澳工作的叶剑英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如何解决港澳问题，起到了先驱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叶剑英创造性地提出了“易帜”方式。所谓“易帜”方式，就是坚持主权归我的情况下，不改变港澳的现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实现和平回归。“易帜”方式就是“一国两制”的萌芽。叶剑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再对“易帜”方式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但从其后来处理港澳工作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贯彻和执行这一想法和思路。60年代中央提出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就是在总结建国之初港澳工作的基础上制订的，其中充分吸收了叶剑英有关港澳工作的成果、经验和建议。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参与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指出了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历史性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其中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收回香港和澳门，使台湾回归祖国。这一年，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心系香港、澳门和台湾，对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更是殚精竭虑。正如他在一首诗中写的：“望有佳音传海外，金边台北德黑兰。”1978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元旦，他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中央郑重宣布：“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得到发展，已经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政治联盟。”叶剑英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两个联盟”的思想，大大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港澳和平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创造了重要的政策条件。1981年9月30日，他又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的“三不变”主张，“一国两制”的构思和政策也逐渐形成。“一国两制”政策的形成和指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而首先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告台湾同胞书》与“九条方针”凝聚着叶剑英的大量心血，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态度，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对“一国两制”这一基本国策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推动港澳和平回归，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利用自己过去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直接做各种有关港澳和平回归祖国的工作，热情地争取他们为祖国统一和支援家乡建设献策献力。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接见来自港澳地区的文化界、经济界人士，回顾往事，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拒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3年，叶剑英共接见港澳各界人士17次，这不仅深化了友情，而且加深了港澳各界对“一国两制”政策的理解和对回归祖国的向往。
对叶剑英有关港澳工作的历史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叶剑英港澳工作思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有了雏形，即以“易帜”方式，实现港澳和平回归，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港澳工作主导思想。叶剑英这一思想的产生既有历史客观原因，又有其深刻的个人因素。客观原因就是港澳与广东在历史上关系特殊，山水相依，人缘相亲，文脉相通，有特殊的亲戚关系，不适合用战争方式解决回归问题。个人因素则是与叶剑英的革命经历和个人素养有关。叶帅早年在港澳地区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他对港澳地区和港澳同胞的深厚感情；而与港澳爱国民主人士的进一步深切交往，更是加深了这种感情。因此以“不流血方式”让港澳和平回归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深刻地烙印在其脑海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想愈发深邃而智慧，最终随着他建国后和文革结束后分管港澳事务而成型。叶剑英作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受到许多港澳同胞的爱戴和敬佩。他一生对港澳同胞隋深意切，为港澳和平回归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历史的丰碑必将镌刻上叶剑英对港澳倾注的深刦情怀以及他为港澳地区回归、发展所作出的辉煌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