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红峰
1949年6、7月间，第二野战军前委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进军大西南的具体作战部署和城市接管等问题。期间，刘邓首长找陈锡联谈话，郑重交待：重庆解放后，由你陈锡联担任市长、市委第一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当时，陈锡联担任二野第3兵团司令员，之前从没有干过地方工作。
“三招”稳定社会秩序
1949年11月30日，第3兵团解放重庆。当晚，陈锡联就带领兵团机关随部队进入重庆。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主任由二野副政治委员张际春担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谢富治、曹荻秋、段君毅、阎红彦、王近山等任军管会委员。12月11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重庆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锡联任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
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尽管当时没有遭到毁灭性破坏，但国民党留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无家可归的难民流浪街头，散兵游勇趁火打劫，7万多旧职员等待接收安置，大批教师学生等待救济与复课，被国民党破坏的工厂亟待恢复生产，城乡与内外交流及商业活动陷入停滞状态，蒋匪特务到处进行破坏捣乱，国民党溃逃时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惯匪窃贼疯狂做案，大批乞丐在街头拦路讨要。总之，刚刚解放的山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对此，陈锡联等采取的第一招是保护资产、清点家底。
重庆解放后，一切官僚资本、公共资产，已经成为人民的财产。因此，军管会要求所有在机关、企业中供职的员工，必须保护好一切资产、档案，遵照军管会及其派出的军事代表的命令，迅速完成清点、移交工作，不得破坏、浪费、隐瞒和盗卖。同时，对隐藏、转移官僚资本和公共财物的，号召全市人民积极揭发检举，协助政府完成接管工作。经各接管委员会清点，共接收机关、工厂、银行、仓库、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计370余个，接收员工10余万人。接收的各类物资主要有：黄金l万余两，白银8500两，银圆1.48万余元，美钞5.02万余元，食米6700余石，稻谷1.55万余石，食盐9.57万石，各种汽车1800余辆。
第二招是宣传教育群众，揭穿反动谣言。
重庆解放后，敌人的反动宣传仍然很嚣张，制造谣言，扰乱民心，破坏接管。陈锡联指示专人每天都听取汇报，分析敌情，掌握动向，研究对策，针锋相对，打击敌人。针对敌人的谣言，大力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人民军队的宗旨，以事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发动内战，镇压进步力量，奴役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和真实面目。同时，用实际行动回击敌人，澄清真相，教育人民。
第三招是治理社会秩序，改造大批乞丐。
刚解放时，重庆市流落街头的乞丐有1000多人。白天，三五成群的乞丐见到穿得好一点的人就拦路要钱，见到汽车过来，就往路上一躺，不给钱就耍无赖；晚上则结伙偷盗、抢劫。他们既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同时又扰乱社会，影响治安，必须坚决加以治理、取缔。陈锡联等对乞丐采取了收容教育的办法，改造挽救他们重做新人。
为教育那些被收容的乞丐，陈锡联亲自去给他们讲话，说明政策，做感化教育工作。他还指示给乞丐们理发、洗澡、换新衣服、检查身体、治疗疾病、组织学习、参加生产劳动，在政治上给予做人的权利。他还发现：不少乞丐是中学生、大学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他们就业无门，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才沦为乞丐。因此，他坚持认为，改造乞丐是“变废为宝。”通过教育学习，新旧社会对比，成功激发了乞丐们做人的信念，他们决心弃邪归正，做自食其力的新人。那时，中央决定修建成渝铁路，陈锡联等就把他们组织起来修铁路，并按劳定酬，给他们发工资。后来，陈锡联到工地去看望，乞丐们激动不已，有的跪下来说：“感谢陈市长，感谢陈青天！”他们告诉陈锡联：平生第一次领到了钱，买了新衣服穿，有了饭吃，有了工作。他们围着陈锡联又说又笑，高兴得不得了。
依靠工人解决民生问题
重庆解放时人口约120万，产业工人、交通运输工人、手工业者及其家属就有50多万，差不多占了一半。因此，陈锡联清醒地意识到，重庆的各项建设，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走群众路线。为了让工人们在政治上抬起头，陈锡联等规定所有公有企业要成立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管理委员会中工人代表要占半数，企业内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时，他们还要求各企业成立职工代表会议。职工代表会议与管理委员会并行，成为在工会领导下保障和维护职工利益的固定的组织形式。在私有企业，他们强令废除那些剥削、侮辱工人的管理制度（如抄身制度），禁止无理开除工人，改善工人劳动环境，保障工人休息权利等。
重庆依山傍水，船运发达，沿江码头多，码头工人多，人力车夫也多。解放前，封建把头和伪工会控制着码头，他们把码头工人当作牛马，任意打骂，肆意盘剥，敲诈勒索。码头工人受尽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接管重庆后，为了维护码头工人的利益，建立码头正常秩序，军管会一方面派出部队维护码头秩序，宣传群众；另一方面采取专政措施，把民愤极大的封建把头抓起来，召开公审大会，判刑劳动改造。在码头工人代表集会上，工人们勇敢地站起来，争相控诉封建把头和伪工会的罪恶。陈锡联在会上讲话说：“城里百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都要通过码头进来，而城里的工业生产品，又必须经过码头输送出去。码头是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必须经过的桥梁，因此，码头工人的劳动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国民党残余匪帮和伪工会少数恶霸特务分子，对工人进行种种剥削压迫，码头制度极不合理，码头秩序混乱，不单使我们码头工人弟兄的生活困难，而且阻碍了城乡物资交流。现在天亮了，我们码头工人翻身做了主人。我们要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建立新的码头秩序与码头制度。”在市总工会筹委会的领导下，很快就把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组织起来，分别成立了劳动工会，自己管理自己。工人们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困难靠组织，生活上有了保障，社会地位提高了，劳动劲头也足了，码头秩序很快改观。
解放时的重庆，既脏又乱，下水道不通，污水街上流，垃圾成山，臭气熏人，苍蝇满天飞，老鼠成灾害。军管会和市政府决心治理脏乱，整顿市容。陈锡联等找到重庆市政建设工程图纸，请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治理方案，组织工人疏通管道，搬运垃圾，发动市民清扫街道，整顿市容。这样，用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方法，很快解决了脏乱问题，重庆市展现出新的面貌。在解决脏乱问题的同时，陈锡联等安排了一批工人就业，组成了从事城市环境卫生的工人队伍。
当时，重庆大小工厂很多，要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首要的是做好工人的工作，妥善解决劳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工作政策性很强，有个劳资双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问题。因此，这项工作花费的时间最长，力量最大。刚解放时，工人群众期望很高。有些工人提出要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发“解放金”，过节要发双薪等。在当时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些要求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通过陈锡联等组织有关部门宣传教育，在重庆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工人代表们主动号召全市职工不加工资，拿最低工资，努力生产，不计报酬，和人民政府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代表们的号召得到了全市职工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同时，陈锡联委托张霖之、曹荻秋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工作，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劳资关系问题，使工厂的生产很快走上新的轨道。
二次大搜捕整顿治安
在接管过程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治安，对隐藏下来进行破坏捣乱的蒋匪特务进行镇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刚解放时的重庆，社情极为复杂。各种游杂武装名目繁多，散兵游勇1万多人，从上海、南京、武汉逃来的匪特以及蒋匪溃逃前留下潜伏的敌特，如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的特务，“三青团”、“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等非法反动党团的顽固分子，数量也不少。这些反动分子，抢劫、杀人、强奸、偷盗、放火、破坏等等，无恶不作。更有甚者，他们还向军管会的领导同志、民主进步人士、工商界头面人物寄恐吓信，威胁其人身安全。陈锡联也收到过恐吓信，还挨过两次黑枪。
面对敌特分子的猖狂活动，陈锡联感到必须要进行一次严厉的镇压。他和重庆警备司令尤太忠、公安局长刘明辉等开会商议，决定在全市来一个大搜捕。搜捕的方针，确定了两条，一条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另一条是：快抓、快审、快处理。当时，已经掌握的面上的反动分子有六七百人，就确定先把这些人抓起来，通过审问，把那些藏在后面的敌特分子挖出来，争取一网打尽。
1950年1月18日，行动开始。早晨6点半，全市紧急戒严。警备部队及公安人员1万多人统一行动，封锁了大街小巷，控制了交通要道，开始了第一次全城大搜捕。敌特分子根本没想到陈锡联会来这一手，顿时惊隍失措，纷纷将暗藏的枪支、弹药、电台等军用物资丢在大街上、角落里，不少人主动到军管会交枪自首、交代罪行。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了这次行动的情况：
在紧急戒严期间，全市秩序良好，人们的心情，与蒋匪统治时期实行戒严时截然不同，许多住户开着大门，男女老少站在门口相互谈笑，庆幸着匪徒们的就擒。在临江门，当公安人员和警备部队押着一群匪徒走过大街时，两旁的码头工人及市民们，都挤在每家门口拍手叫好，并纷纷相语：他们（指匪徒）横行了几年，今天算是走到末路了。
按原定方案，准备抓六七百人，但是由于许多市民争相检举，以及被抓的入主动揭发，结果一共捉了1200多名特务和各类破坏分子。抓到以后，即按原定方针，快审快放，从速从宽释放了一批主动坦白、愿意悔改的特务分子。至中午12时许，第一次大搜捕胜利结束。下午，陈锡联赶到广播电台，向全市发表广播讲话：
市人民政府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保护人民的安全，使全体人民各安其乐，逐步恢复与发展生产，此事于建设人民的新重庆，本市治安机关对于继续做恶或尚不知悔悟的国民党匪帮特务破坏分子不得不加以逮捕。这一适合适宜的重大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是符合于全体人民的利益的，必能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
这些特务破坏分子勾结土匪流氓抢劫市民财产，贩卖武器、毒品，制造谣言，鼓吹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挑拨离间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以达其破坏生产的目的。他们还制造假人民币、假银圆，以扰乱金融市场。其种种阴谋破坏罪恶，实在不胜枚举。……这些怙恶不悛的特务破坏分子，竟敢把人民政府的庄严警告，当作耳旁风。治安机关负有巩固革命胜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责，对于这些特务匪帮已到仁至义尽，再也无法容忍的时候了，故不得不把他们逮捕起来。
陈锡联讲完话后，欲擒故纵，宣布戒严解除。商店、茶馆、电影院、戏院很快开门正常营业，市民生活也恢复正常。这时，那些漏网的、隐藏在幕后的敌特分子，以为没有事了，又冒出来活动。陈锡联等根据掌握和被抓特务检举的线索，当天晚上，出其不意，公安便衣一起出动，又来了个第2次大搜捕，一下抓了100多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经过审讯，大张旗鼓地予以严惩。
经过两次大搜捕，反动特务分子基本上都被抓了起来，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生产、生活秩序日趋正常，人心也日益安定。
当时，潜藏的敌特纷纷叫苦：“‘小钢炮’（陈锡联红军时期的雅号）开始开炮了！”
大胆使用旧职员
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会议期间，陈锡联代表市政府向大会作了《关于重庆接管工作的报告》，向与会代表报告了重庆解放与接管的情况、接管中的几项主要工作及当前的中心任务。与会代表经过审议，批准通过了这个报告。
会议结束时，选举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并决定由陈锡联任主席，曹荻秋、胡子昂、何鲁为副主席。
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及协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接管工作胜利结束，开始了重庆全面恢复与发展的新阶段。在此过程中，陈锡联大胆团结、教育、改造和使用旧人员，留下了一段佳话。
陈锡联回忆：“无论是在接管时期，还是在恢复与全面管理时期，我们在重庆工作的干部数量很少，大概是在同等城市中最少的。干部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西南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前方仍在打仗，不可能抽调大批干部留在地方；另一方面，主要考虑留的人多，自身负担重，不利于恢复生产的发展。”
干部少，没经验，工作任务重，怎么办？陈锡联从实践中认识到，团结、教育、改造、使用旧人员——旧公务人员、旧工程技术人员、1日知识分子，是一个好办法。他认为，这些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通过教育改造，使他们脱胎换骨，转变立场，同样可以为新社会服务。
旧人员虽然长期为国民党做事情，身上旧的习气很多，有的还有不少劣迹，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为养家糊口，与反动的官僚政客和土匪恶霸有本质的区别。同时，他们也是被剥削、被压迫者，是我们党团结的对象、教育改造的对象。旧人员大都有文化，有技术，有管理知识和生产经验。我们党要搞建设，很需要这些人。因此，他们又是使用的对象。对旧人员的教育改造，陈锡联也有一套：“主要是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知识、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时事政策的教育，使之逐渐树立新思想，增加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改造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在教育改造的同时，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技术专长，引导、调动其积积性，自觉地为建设新社会贡献力量。”
旧人员得到重视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很高，在解决重庆的下水道问题上出了大力。
重庆是个山城，地势不平，每到雨季，雨水聚流而下，冲毁房屋，毁坏道路，粪便污水遍地横流，人民饱受其苦。解放前，重庆百姓多次呼吁修建下水道，但国民党政府总以经费短缺为由敷衍搪塞。后来迫于压力，勉强修了几十公里，又借口没钱停工了。解放后，在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刘伯承司令员提出要修建下水道，彻底解决环境卫生问题。这一倡议得到了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陈锡联负责主抓这一工作，他非常重视使用旧人员。
在回忆录中，陈锡联对这些旧人员充满敬意：
在修建下水道工程中，旧人员——主要是旧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感恩于人民政府的信任和重用，对人民政府想山城人民之所想、解山城人民之所难钦佩不已，主动找来图纸资料，精心设计测量，认真组织施工，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不长时间就把下水道全部修通了，解决了国民党政府几十年未能解决的问题。
当年，重庆的全面恢复与发展，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困难之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言：“以重庆言，这里有一个庞大的战争机构和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国民党在撤退时还来了一个严重的破坏，而以动力的损失为最大，现在要把它们恢复起来，改变成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和平工业或改变成为切合实际的国防工业，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陈锡联等人的努力下，邓小平眼中“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开了一个好头，“和平工业”、“国防工业”开始起步。
1950年6月，陈锡联和胡子昂副市长奉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之令赴京汇报工作。在京期间，听取汇报的除周总理外，主要是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有章伯钧、章乃器、史良等。汇报的内容主要是重庆的接管，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汇报完后，这些民主人士对重庆的工作很满意，由衷地说：“你这个领兵打仗的人，管城市也蛮不错嘛！”
1950年10月中旬，陈锡联离开重庆赴京，接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任务，离开了主政近一年的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