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连花
《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所创办的第1份中央机关报，也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强的一份报刊。毛泽东对这份报刊的创办、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创刊阶段，他亲自为《红色中华》挑选了首批编辑，引导报刊确定正确的宗旨、任务，并为其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持；报社的成长阶段，他又密切关怀和经常指导报社的各项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亲自为《红色中华》撰写了大量稿件，阐述其革命思想，从而对《红色中华》的思想倾向起了正确的引领作用。
亲自筹办：毛泽东与《红色中华》的创刊
《红色中华》的创刊既是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需要，也是毛泽东精心筹备的结果。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党为了宣传大会的召开情况、扩大影响，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对外宣传活动。为满足活动的需要，红色中华通讯社于大会召开当天成立。当时的红中社除对外广播苏区新闻外，还“为大会抄收国内外新闻，向大会代表提供‘参考消息”’等，从而积累了创办正规报纸的经验。会后，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需要一份机关报作为自己的“喉舌”，表达自己的主张。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顺势创刊，并直接受时任全国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对《红色中华》报创办的贡献和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毛泽东为《红色中华》报挑选了首批编辑。具有办报经历的毛泽东知道，报纸质量的好坏、是否能得到较好的发展，直接取决于编辑人员素质的高低。因此，在报纸创刊前，毛泽东就已经在为《红色中华》物色合适的负责人和编辑人选了。周以栗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报纸主笔。据王观澜回忆：“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同志担任报纸主笔。《红色中华》最初的报头就是他写的……他（指毛泽东）很信任周以栗，通过周以栗来领导报社工作。”王观澜自己也是毛泽东亲自挑选的报社主编。1930年12月，王观澜从俄罗斯回国，担任《红旗报》主编。为了编好《红旗报》，王观澜经常下乡了解农村情况，回来写成文章登载报上，由此引起同样关心农民问题的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指定王观澜筹建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并指定他为报社主编。除周以栗、王观澜之外，《红色中华》当时的编辑，还有李伯钊等。李伯钊是毛泽东提名选调到《红色中华》社的。“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亲自主持报纸的筹办和编辑工作，并提名选调一批优秀干部来报纸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李伯钊。”毛泽东亲定的负责人和编辑，拥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养，为《红色中华》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毛泽东对《红色中华》的办报宗旨、任务进行了正确的引领。宗旨是报纸的灵魂，决定着报纸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作为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对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宗旨的确立有直接影响。据李伯钊回忆，毛泽东的住室与《红色中华》编辑部仅一墙之隔，他一向重视宣传和报刊工作，经常到编辑部交流观点、进行政策方针上的指导。毛泽东对报纸如此关心和严格要求，自然会格外重视为《红色中华》确立正确的宗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刊登《发刊词》，明确指出，该报的宗旨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为贯彻这一宗旨，《发刊词》又规定了《红色中华》的任务：“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第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第三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与反动统治的内部冲突崩溃，及一切政治内幕。”
（三）毛泽东为《红色中华》报的创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支持。《红色中华》的创办与之前党的报刊相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现代通讯手段为基础。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为红中社缴获了一批电台和无线电收发报装置。据红军无线电通信创始人刘寅回忆，1931年1月，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缴获了张辉瓒部两台无线电收报机和一部发报机；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公秉藩的机器完好无损的送到了红军总司令部”。有了无线电通讯机器后，毛泽东又开始发掘无线电技术人才。其中，王诤和刘寅就是毛泽东从敌军部队中发掘过来的。在龙岗战斗中被俘后，刘寅见到了毛泽东，据他回忆，毛泽东当时对他说：“过去你们的技术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你们的技术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为革命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听了毛泽东一席话，两人思想发生转变，表示要尽力量做好工作。之后，毛泽东又很快地从军中挑选文化、政治方面都比较优秀的青年，举办了几期无线电训练班。他对学员关怀备至，亲自培养，“经常抽时间”为他们“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学员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利用无线电设备和技术接受外界信息，使《红色中华》自创刊开始，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的报道。
《红色中华》很快步入发展轨道，红中社也因其名气飙升而成为毛泽东对外宣传的“窗口”和名片。“由于‘红中社’办得有声有色，他（指毛泽东）还常把一些重要客人介绍到编辑部来座谈。‘红中社’成立不久，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举行了‘宁都暴动’，他们到了瑞金时，毛泽东就亲自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可见，毛泽东对红中社和《红色中华》的发展是引以为傲的。在他眼里，红中社和《红色中华》虽成立不久，但是代表了苏区新闻文化事业的最高水平，对中国革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常指导：毛泽东与《红色中华》的发展
《红色中华》走上正轨后，由于有许多其他重要工作要抓，毛泽东也就没有直接领导《红色中华》的日常工作。据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主编《红色中华》的李一氓回忆，当时抓报纸的是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他说：“我有什么疑难要解决，总是报告项英就行了。当时他正住在叶坪的中央政府里，主管政府的日常工作。”1933年1月，杨尚昆接手《红色中华》时，又直接受宣传部长张闻天的领导，“文稿写好后，曾经送张闻天同志审阅”。此外，博古、罗迈、陆定一等都先后抓过这张报纸。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密切关注《红色中华》的发展，经常指导和过问报社的工作情况。
首先，毛泽东一有空就到访红中社，直接给予《红色中华》以政治方针上的指导。中央苏区时期，中央政府机关（包括红中社）先在瑞金叶坪办公，后搬迁到沙洲坝。毛泽东在战事和其他工作间隙，只要回到中央政府驻地，就会到访红中社，一方面了解国内外各类信息，另一方面对红中社进行政治方针上的指导。1935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形势相对稳定，毛泽东造访红中社就更勤了。据当时负责编辑工作的廖承志回忆：“每天晚上十一点至十二点钟的时候，毛泽东一定来，来看当天第一手消息。他来看国民党的消息，看国际的消息，看来自解放区的消息，每天晚上和我们在一起，坐上一二个钟头，一面看，一面问一些问题，一面谈一谈。”谈的内容主要是对时局、政治形势和政策方针的看法。
其次，毛泽东经常接受红中社记者的采访，这也是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给《红色中华》提供指导和帮助的一种方式。每当红中社记者前往采访时，毛泽东都热情接待，或畅谈时局，或耐心回答记者的提问，或为他们提供材料。据时任《红色中华》主编的杨尚昆回忆，1933年4月，因为要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他专门采访了毛泽东。杨尚昆说：“《红色中华》要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这篇文章应该怎么写才好？他便侃侃而谈，告诉我应该怎么写，怎么写。”杨尚昆后来发表的文章《关于夏耕运动》，其思想内容实际上是毛泽东的。1934年4月，毛泽东就对华政策致列强通牒一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日本外务省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1934年8月，毛泽东就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接受了《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
再次，毛泽东客观总结了《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的发展状况，并把它和其他报纸作了分析和比较。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报告，其间分析了《红色中华》报和中央苏区报纸的发展情况。他说：“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四十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干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2.71万份，《红星》1.73万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从“三干份增至四万份”，反映了《红色中华》蓬勃发展的上升趋势；“四万份”的发行量以及其他报刊发行量的详细数据统计，又充分证明了《红色中华》作为中央苏区第一大报的牢固地位。
1934年10月3日，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色中华》也在出版第240期之后，被迫停刊。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又为《红色中华》的复刊提供了积极支持。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仍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沿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出版的期码。当天，毛泽东为助力《红色中华》的复刊，接受了记者任质斌的采访，谈话内容刊登在复刊号上，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指出“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是“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复刊的《红色中华》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力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配合了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斗争。1936年12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为《红色中华》题写报头，字迹刚健豪放。这也是毛泽东到达陕北后题写的第一款报名，弥足珍贵。
西安事变爆发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逐渐成熟；同时，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印刷条件也已成熟。因此，中央决定把《红色中华》报停刊而改出《新中华报》，以便面向全国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发动全国人民建立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1月，毛泽东又亲自为《新中华报》题写报头。至此，《红色中华》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改名后的《新中华报》为促进全国人民建立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意味着，《红色中华》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延续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和历史生命。
积极撰稿：毛泽东为《红色中华》撰写文章
毛泽东积极为《红色中华》该撰稿，是该报最为重要的撰稿人之一。毛泽东在《红色中华》上所撰文章，内容全面、思想深刻，成为《红色中华》革命思想的灵魂。
据统计，《红色中华》刊登的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或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近80篇。其中，署名为“毛泽东”（兼与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等人）的中央临时政府或人民委员会的政策文件60余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署名为“东”的文章1篇，即《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所作大会报告，未署名的文章数篇，主要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等；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署名为“毛泽东”的文章近10篇，主要有《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今年的选举》、《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等。世人熟知的《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是一篇传颂一时、影响深远的佳作，后被选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改名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阐述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
综合看来，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内容甚为宽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各级苏维埃大会。主要刊登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布的布告、宣言；公布两次代表大会的人事变动；公布人民委员会历次常会的会议记录；为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贫农团代表大会发布召集信息等。（二）选举工作。主要阐述搞好选举工作的重要性，指导如何搞好选举运动，并汇报各地选举工作检查的结果等。（三）立法、司法工作。主要登载新颁布的婚姻法、苏维埃组织法、惩治反革命条例、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判裁条例、司法程序等；公布关于军事要犯判决书的决议案，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办法等。（四）苏区经济建设。内容主要集中于号召苏区发展各项生产、制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倡办粮食合作社、号召搞好春耕运动、建立国库、整顿财政等。（五）战争动员、战争后勤工作。为了取得战争胜利，毛泽东多次强调战争动员和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并对战争动员和后勤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指导，还曾具体部署战争动员和后勤的各项工作。（六）外交工作。主要包括对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苏区以外的革命组织、革命活动的交涉、交流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签署了几个对日宣言，如第18期第5-6版《红色中华》登载了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对国民党，毛泽东坚决反对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签订卖国协定、出卖中国华北、平津等无耻行径；对苏区以外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毛泽东经常发表言论声明，以示支持。除此以外，毛泽东还撰文关注查田运动、富农劳役队、苏区行政区域的划分、红军中逃跑分子及叛徒的处理、苏维埃政府的改造和建设、革命纪念活动、出境通信等。
总之，在《红色中华》上，毛泽东或长篇，或短论，或畅谈时局，或针砭时弊，或阐述政治思想，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正是以自己深邃的思想表达，引领了报刊的思想走向。毛泽东的思想是《红色中华》革命思想的灵魂，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斗争较激烈的时期，《红色中华》曾刊登了王明等人脱离革命实际的错误主张，但与此同时，正是有了毛泽东撰写的大量文章，《红色中华》才有了代表正确思想路线的“声音”和言论。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红色中华》的贡献是突出的，这既表现在他对该报创办、成长的热切关怀上，更表现在他大量撰稿对该报思想走向的引领和舆论倾向的掌控上。这些贡献是毛泽东思想和实践紧密结合的结果。《红色中华》成长的每一步都体现了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办报思想。毛泽东办报思想体系也在《红色中华》报刊实践活动中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