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武申
不久前，多家网站都转载了《揭秘：建国后执意辞官的元帅是谁？》一文，并注明此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还加了“编者按：近日，党史频道转载了《人民政协报》的文章”，用以表明此文的“权威性”。
所谓刘伯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辞去“高官”，在西南区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转任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兼政治委员）的说法，几十年来一直在社会上流传。
1950年1()月27日刘伯承应毛泽东电招从重庆抵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罗荣桓、聂荣臻等研究陆军大学（后改称军事学院）组建事宜；11月21日从北京到达南京，11月30日被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
此事60多年前就已昭告天下，并无任何秘密可言。
然而，刘帅当时是否向中央请辞在西南所兼各职，中央又是否批准了他的请求呢？
1979年，经胡耀邦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为9位元帅编写传记的决定，笔者有幸成为《刘伯承传》编写组成员。
在编写组访问包括刘帅夫人汪荣华在内的原刘邓大军的老首长时，他们说，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曾非正式地向刘伯承提出：准备调你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听到后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4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喽！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笔者之所以没把这段刘帅“信中的话”加引号，是因为此信的内容，是根据在刘帅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记录的。当时编写组到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但均未查到此信原件。
笔者之所以又把这段话特意换成楷体字，是因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刘伯承传》（第548页）把这段话加上了引号。
由于刘帅常年患病，1973年以后就失去了思维能力，因而此事已无法和他本人核实。为进一步考证刘帅一生中这一重大转变的详情，编写组又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复印了刘帅的档案。遗憾的是，档案中填写了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日期后，就直接填写了到军事学院担任院长的时间。但是，档案中也有没有免去刘帅在西南的任何职务的记载。
不久，笔者又接受了参加编写《贺龙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主管）和协助中央军委顾问李达上将撰写刘邓大军回忆录的两项任务。
刘伯承、贺龙和李达都曾在西南区工作，贺龙是西南军区司令员，李达是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笔者到四川收集这三位将帅的资料时，发现很多文献上都是同时出现他们三人的名字。因之，笔者在复印重要资料时，一般都各印3份。这些文献资料，笔者后来陆续当面交给了汪荣华一份。
这些资料中，有西南局主办的报纸《新华日报》和四川省委主办的报纸《四川日报》，还有原西南军区部队印制的文件汇编。在一些文件和报刊上，都有刘伯承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与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联名签发的命令，另有些则是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的，其时间均在1950年11月30日刘伯承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之后。
笔者择其要者，举例说明。
第一份，是《新华日报》于1951年5月24日刊登的新闻稿，《西康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给刘主席贺司令员邓政委的信（五月十七日）》，见左图。
第二份，是《新华日报》于1951年11月16日刊登的新闻稿，《张国华司令员代表刘伯承主席向达赖喇嘛曾送礼品》，内称：
【新华社拉萨十五日电】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将军在十月三十日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向达赖喇嘛赠送礼品。礼品中有金灯、玉碗、象牙等雕刻器皿，以及绸缎、貂皮等贵重物品。
当礼品送抵罗布林卡（林卡即公园）时，达赖喇嘛的卫队和乐队都出门迎接。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愉快地接受了礼物。张国华将军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向达赖喇嘛致以亲切慰问，并对此次进军途中受到了西藏各级地方官员和广大藏族僧俗人民的欢迎和支援表示衷心感谢。达赖喇嘛表示深为感谢刘伯承主席的盛意……
这则新闻说明，此时刘伯承仍然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也说明刘伯承的大名在西藏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的。
第三份，是1951年8月20日，以“主席刘伯承”名义颁发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秋收秋种工作的指示》。
第四份，是1952年5月10日，以“主席刘伯承”名义发布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西南区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奖励办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4份报纸，均是贺龙的女儿贺晓明（时任《贺龙传》编写组副组长）发现并复印的，还亲笔在复印件上标注了“新华日报1951，5，24”、“新华日报51，11，16”、“新华日报”和“52，5，13新华日报”字样。
第五份，是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与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联名颁布的“嘉奖令”，嘉奖修筑康藏公路的全体人员。
这5份文献足以证明，直到1952年底，刘伯承仍然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非但如此，“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3年改称“西南行政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在颁布全国各大行政区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名单时，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仍然是刘伯承。在第六份历史文献-19 53年1月19日《四川日报》刊登的（下图是局部放大）名单中可以看出，非但刘伯承仍兼任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19 52年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的原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也仍兼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关于组建西南行政区和军区的预案，见于毛泽东关于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两南地区的作战部署给彭德怀的电报（1949年10月13日）：“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刘贺邓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见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24～25页。中央此时拟将全国各大行政区主官的称谓拟定为“主任”，是在各大行政区正式成立时，才改称“主席”的）
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是1950年初；改称西南行政委员会，是1953年初；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是1954年。因此，刘伯承从1949年到1954年，担任两南军（行）政委员会主席一职共5年多时间。
综上所述，刘伯承在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在西南所担任的职务，到位于南京的军事学院去办教育，是确凿的史实。但是，中共中央只是同意刘伯承到南京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却并没有免去刘伯承在西南的任何职务。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刘伯承传》编写组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刘伯承传》，仍然采用了刘帅“辞去”西南职务的说法：“于是，他（即刘帅）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即军事学院）”；“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第548页）
这样写，当然会被读者认为中央免去了刘帅在西南所兼各职。
因为笔者曾经将在四川收集的文献资料当面交给了汪荣华，但《刘伯承传》中却仍然采用这种不准确的写法，对此笔者不解其中缘由，便询问此章的执笔者。他答复说疏忽了，但此后却一直未对这一“疏忽”做过更正。
这大概就是“辞去西南高官”一说得以误传至今的原因之一吧！
为纪念刘伯承元帅诞辰120周年，200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承担了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赋予的编撰《刘伯承年谱》的任务。该院刘伯承课题组负责人邀请笔者参加年谱的编写和审稿工作。于是，笔者将有关刘帅到南京后继续兼任西南各职的文献交给了编写组，并写了一封建议在《年谱》中更正《刘伯承传》这一重大失误的信。据课题组负责人说，他们又到解放军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有关刘帅的文献，既没有找到刘帅当年给中共中央的那封信，也没有找到中央人民政府免去刘帅在西南所兼职务的文件。
在这种情况下，编写组经过反复研究后，采纳了我的建议，将刘帅兼任西南军（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文献全部收入年谱。这部《刘伯承年谱》于2012年12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终于纠正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错了一半的传说，恢复了历史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