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晓军
1935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野战军主力进入云南境内后，曾一度根据当时出现的短暂有利形势，准备在滇东地区开创临时根据地。旋因敌情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很快放弃了在滇东立足反击的作战计划，全军转而经由滇中、滇两北抢渡金沙江，从另一个方向实现与红4方面军会合战略。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曾经数度变化落脚点，其中拟在滇东地因临时立足反击的意图，迄今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甚至于所有公开出版的红军长征史研究著述均未涉及，当然也就不能合理解释中央红军彻底脱离贵州、取道云南渡金沙江的成因。而事实是，中央红军在抢渡金沙江之前，曾打算立足滇东，创建临时根据地。其缘由如下：
1935年1月底，因土城战斗未能击破川军堵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行动受阻，中革军委遂决定改以川、滇、黔三省边境为发展区域，准备实施更大范围内机动作战，并寻求在川南、川滇、滇黔、黔北、黔西北、黔西南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尔后依据敌情不断变化，野战军往返穿梭于赤水区域，调动国民党“中央军”及川、滇、黔、湘、桂、粤诸省地方部队随己所转，疲于奔命。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多次苦寻能站住脚的根据地无果，打回江西去的希望又很渺茫．不得不向西南地区寻求新的机动。
3月下旬至4月初，除留一支机动兵力（红9军团）执行迷惑与牵制敌人外，主力红军乘隙南渡乌江，经息烽进占扎佐，逼近省城贵阳，再折入东北开阳县境，先头部队在清水江上搭设浮桥，摆出红军要挺进瓮安、贵定、黄平东向湖南，欲与红2、6军团会合之态势。此举迫使蹲在贵阳指挥各方“追剿”红军的蒋介石，数日内接连檄电各路国民党军迅速“会剿”乌江南岸。是时，中革军委为摆脱重敌纠缠，决定自老巴乡、洗马河地区转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以先期抵达定番（今惠水）地域为最初目标，向黔西南实施新的战略机动。4月7日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急电部署第1、第3、第5军团和军委纵队行动计划，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全军分左右两路纵队向贵阳、龙里之间前进。此后半月内的有关行军与作战处置，中革军委并未透露出丝毫抢渡金沙江的意图，而是采取边走路、边观察周围敌情，再决定下一个行动目标的机动方针，实际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与战略指导思想的一贯机动灵活多样性。
4月9日至11日，野战军主力自观音山、谷脚地域，全部通过湘黔大道，接连占领定番、青岩、广顺、长寨等地。13日，中革军委决定趁前方空虚速渡北盘江，先机抢占兴仁、安龙地区，以利新的机动。为此部署：以第3、第5军团为右纵队，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由白层附近渡河进占兴仁；以第1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由罗炎附近渡河经册亨进占安龙。17曰以后，野战军主力经由坝草、白层、者坪等地顺利渡过北盘江，至20日相继占领兴仁、贞丰、安龙等县城，打开了通往云南的宽广道路。在此期间，中革军委曾经准备在黔西南的兴仁、盘县路段打击追敌周浑元部，只因“地形不利”，未能“取得消灭周敌的战役胜利”。既然伏击歼灭尾追之敌主力一路不成，中革军委又判明在己左侧后有滇军孙渡纵队、右侧后有国民党中央军第13师万耀煌部、后面有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诸敌已成伸张两翼与追尾战术，遂果断决定全军挺进滇东（北）地区，首先“攻占平彝、沾益、曲靖、马龙地带，控制昆明东北要道，便于与追敌及新调动之敌作战”。中革军委强调“在向上述地点前进中，应消灭阻我滇敌，对追敌则迟滞之”。
4月23日，野战军主力分左（经黄泥河）、右（经团山）两路进入云南省境。24日，左纵队红1军团往攻曲靖，右纵队红3军团往攻平彝（今富源）、沾益，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向平彝之羊肠营方向前进。同时按照中革军委指示，红9军团也自黔西水城地区向滇东北之宣威县境内挺进，以吸引追敌北向，错乱其“追剿”部署。25日，红军各部均已进入平彝、沾益、曲靖、白水地域。这样，中央和军委率领红军主力经黔、川、滇三省广大区域，盘桓数月的纵横运动作战，于短时间内甩掉了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侧击，进抵新的较为有利地区——滇东。
此时各路追敌包括滇军主力孙渡纵队均在黔省境内，唯该纵队先头安恩浦旅尾追距离红军较近，但正面云南内部防务空虚且无强敌。因此，中央和军委经慎重分析局势，认为“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按：系指金沙江），便利我们向东及南（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和向西转移”；在这一地区内，红军将会有“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依据这一新的战略意图，中央和军委还认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因而明确提出了野战军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开展局面”；红军主力必须乘蒋敌主力正趋云南东北而滇敌的先头部队距我较近之际，首先“以暂时顿挫滇敌的猛进，然后迅速进入另一机动地位消灭周（浑元）、吴（奇伟）前进的一部．只有如此作战的胜利，才能解决开展局面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央和军委的主要意图是选择在滇东区域争取与敌进行战斗，来扭转长期处于无根据地依托的流动作战局面。这一地区包括曲靖、沾益、白水、马龙、平彝以至宣威、东川（今会泽），整个区域地势平坦，粮食等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便利大部队机动作战。红军若踞有此一战略位置，既可以向南之南盘江上游寻求发展，又可以随时向东重返黔省，而当情势“不利与必要”时，还可以向北（滇东北）、向西（滇中）转移，或者渡过金沙江。从当时各方面条件来看，中央红军脱离江西苏区已半年有余，谁也未曾想到竟然打到云南来，部队长期行军作战，一直处于流动奔波状态之中，亟待休整，恢复疲劳。滇东区域人口、物产、交通及其地理环境，的确是比较理想的临时根据地选择，只可惜留给中央红军的时间极少，仅有两天的考虑。
25日，中革军委正式向各军团下达了这一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基本要点。26日，野战军主力均集中在沾益、白水、曲靖一线略事休整，第1、第3军团先头部队分别进围曲靖、沾益两城，以便获取军需物资。与此同时，在远后方一直单独游离的红9军团则经沾益之炎方镇北趋板桥、宜威一带，准备前来与主力部队会合。至此，因南渡乌江而被迫分兵行动的中央红军，重又形成战略集结，全军可随时歼灭任何一路靠前之敌。
但此时敌情变化也比较快，追敌正迅速向红军周围接近并力图伸张两翼，抢占重要点线。显然在现有地区内，红军已不便进行较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战机稍纵即失。在这种紧逼情况下，中央和军委原拟在滇东地区立足展开的计划已很难实现，且回师贵州也因强敌挡路而更觉困难。此时，红1军团首长曾就红军行动方针问题致电中革军委，提议在目前战略上已起重点变化，红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地区继续开展局面。在这种新的战争形势之下，我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一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再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四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红4方面军会合。此项建议，对于中央和军委重新考虑红军的战略机动方向问题，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参考价值。
27日，红1、3军团分别进占马龙、沾益，红9军团进占宣威。同日19时30分，中革军委终于下达野战军28日开始向西转移的命令。内中规定：红3、5军团迅速到达寻甸松林之线；军委纵队进至羊街；红1军团由杨林向昆明开展佯攻，以掩护野战军顺利转移，其先头部队进至昆明城东15里之大板桥。28日16时，中革军委电令野战军以日行80里的速度，并准备夜间行军火把，于29日1时起，继续向寻甸、禄劝、武定等地前进。至此，中央红军最后放弃了在滇东区域与敌进行决战的作战计划，继续挥师西进，向滇中实施机动。
29日，红1、3军团再占寻甸、嵩明两城，红2师一部前出至扬林，威胁昆明，迫使龙云急调驻守金沙江边的3个团回防省城。如此一来，因滇军主力和地方团队抽空（用以确保省城），各路追敌正规军又距中央红军均有3天以上行程，而再一次出现有利时机。中共中央政治局遂果断决定利用目前有利战机，争取全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地域去建立新根据地。中革军委据此于29日在寻甸县鲁口哨村向全军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其中指出：“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施的可能了。”随即部署野战军主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金沙江边抢进，另指示红9军团于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厂、盐坝或干盐井地域渡江。遵照军委渡江部署，野战军兵分多路向西北金沙江边疾进。5月3日至9日，全军即胜利地抢渡过天险金沙江，摆脱了重敌追堵局面，从而最终在另一个方向上实现了渡江北进的总体战略。
总之，中央红军原拟在滇东区域立足反击的作战计划虽没有得以如愿，但对于实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遵义会议所决定的渡长江转入川西的总方针，则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是为长征史研究中一段不容忽视的重要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