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树彬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出狱，并要求重新回到党内工作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和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对军队的领导权，成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前夕，一九二七年七月初，陈独秀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先是隐蔽在汉口，不久移居上海党的秘密机关，深居简出，不担任党的任何工作拒绝共产国际要他赴莫斯科学习的指示，党的一切会议包括“八七”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均不参加。他脱离党的政治生活，脱离党组织批评监督，在寂寞生活中进行个人反省。
1929年5月，陈独秀、彭述之等人逐步形成了一个拥护托洛茨基的反党小集团，同年年9月成立了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来，在托洛茨基的直接干预下，由陈独秀主持，1931年5月，中国的各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一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这样，陈独秀就成了“托陈取消派”的头头，并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由于陈独秀坚持错误观点，拒绝党中央的批评和帮助，因此，1929年11月15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然而，此后不久，陈独秀却于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其骨干分子也大部分锒铛入狱，托派陷入瘫痪。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在南京被释放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曾有人劝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但被其拒绝。之后，陈独秀回到武汉，蒋介石随即派其亲信朱家骅面见陈独秀，威逼利诱，企图拉拢他，为己所用，但陈独秀“不为所动，坚决表示不干”。此后，陈独秀多次写文章，做演讲，积极宣传抗日。同时还委托其秘书罗汉面见中共在南京的代表，表示自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其后，陈独秀又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博古（原名秦邦宪）见面，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中旬，又会见了董必武。董必武也督促陈独秀接受中央提出的的三项条件（见后文），尽快回到党内来。应该说，此时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工作的时机趋于成熟。
罗汉牵线，中央提出三项条件，陈独秀“回归”有望
据张国焘回忆，罗汉1937年10月间曾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前往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等领导人，介绍了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复杂等情况，并表示陈独秀等人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赞成中共现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坚持抗战。但另据《林伯渠传》介绍，罗汉只到了西安，并未造访延安。9月9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转发至延安。9月10日，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并要他转告罗汉：1．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2．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张闻天、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的内容转告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和上海的潘汉年、刘晓，希望他们在与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接触中，掌握上述原则。
无论罗汉是否去过延安，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只要陈独秀等人能够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是愿意与之联合抗日的。换言之，陈独秀重回党内的希望尚存。可以说，这是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工作的一次绝佳的机会。
王明“从天而降”，诬陷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人津贴的“汉奸”，陈独秀重回党内的大门又关闭了
正在陈独秀与中央紧锣密鼓地商讨重新“回归”党内的时候，1937年11月29日，以“钦差大臣”自居的王明乘坐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的简易机场上。毛泽东、张闻天和朱德等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将王明等人的到来比喻为“喜从天降”。然而，王明的到来对陈独秀而言却不是福音。此时的王明已从抗战前的‘左’倾变为右倾，为了贯彻其右倾主张，王明回国后不久即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此，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除了大肆宣扬其右倾主张之外，还极力反对托派，反对中国共产党联合陈独秀等一起抗日的主张。王明、康生等人不但反对与陈独秀等人联合抗日，而且污蔑陈独秀为“汉奸”，主张加紧反对托派的斗争。对此，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王明知道了这件事后，不问青红皂白，便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王明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一再批评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而且，在此之后的许多演讲和文章中，王明一再把陈独秀等人说成是“汉奸”。
更有甚者，在王明反对与陈独秀联合抗日的同时，与王明一道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康生随后写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公开诬陷陈独秀等人与上海的日本侦特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均由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如此一来，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的大门不仅关闭了，而且还从此成了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
对于王明、康生等人的造谣诬陷，陈独秀非常愤慨。他于1938年3月17日写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辩说“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的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并要求拿出真凭实据来。当时同情陈独秀的其他一些人，也深为陈独秀不平。因此，在当时的武汉的报纸上开展了一场公开的辩论。当事人罗汉也在汉口《正报》上发表公开信辩驳：“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结果乃以300元代价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他还指出：“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只管造谣的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陈独秀8月23日被释放出狱）
这样一来，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工作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究其原因，当然与陈独秀等人不肯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有关，但与王明、康生的造谣诬陷和极力反对也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对陈独秀的造谣诬陷，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全国人民在日军的疯狂侵略面前，正强烈要求精诚团结，一致抗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而此时，由于王明、康生的造谣中伤，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主张抗日的人打成“汉奸”，便使得很多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极为费解和不满，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提供了口实，致使中国共产党的威信蒙受损失。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工作的要求，也不得不谨慎对待。最终，陈独秀重新回到党内工作的愿望成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