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贞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在事先几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顿时震惊中外。一时间，西安上空战云密布，周围就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中共中央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抗日大局，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西安为化干戈为玉帛竭尽全力时，却发生了一个处处添乱的“雷电社”事件，周恩来百忙之中，不得不亲自处理。没想到，事件的真相竟然让人哭笑不得……
初到西安：神密“雷电社”惊动周恩来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高潮。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变，一举扣押了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和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其他国民党军政大员，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政治主张，张学良还致电当时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同时希望周恩来能亲自来西安共同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犹如晴天里的一声惊雷，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事前没有任何预兆，事变发生的太突然，再加上还不清楚国内外的各方反应，没有在第一时间对事变做出明确表态。
事变的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此事变进行了专题讨论。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着重分析了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各地方军阀对事变采取的态度，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动向，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对策。他认为当前的紧急问题，在军事上应该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要深入群众运动，巩固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上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方针，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
基于这种认识，政治局决定答应张学良的请求，由周恩来率领一个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各方一道共同寻求事变的解决之道。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张学良复电：“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
15日，周恩来带领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共18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骑着骏马，驰向延安。17日清晨，张学良派出自己的专机，请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带队，飞延安将周恩来等人接到西安。
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这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苏区以外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举国瞩目。人们期待从周恩来的一举一动中，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
在周恩来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国内外各种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周恩来将面对的政治局势是那样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许多事都需要当机立断。这是一副艰巨的重担，周恩来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张学良早就期盼着周恩来的到来。他和杨虎城虽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但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他都想和周恩来共同商议。张学良一直钦佩周恩来的品行和才干，对人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所以周恩来一到，张学良就把他安置住在自己的公馆里。
周恩来的脚步一踏进西安，顾不上休息，马上投入工作，通过会见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不同派别、不同阶层的人士，努力从各种不同渠道了解西安目前的真实情况。
在同一些人士交谈时，周恩来发现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对中国共产党存在一些误解，主要是怀疑中共在事变前是否事先知情，进而揣度他们同张、杨共同参与策划了该事变。
周恩来以为，这些人只不过轻信了南京国民党方面的宣传，他已经知道，事变发生之后，南京部分媒体已纷传“共党策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共的阴谋”的谣言。
因此，每当这时，周恩来都会以一种极为坦诚的语气回答说：“实话实说，我们事先也毫不知情，这一点，相信张、杨二位将军会为我们作证的。我们共产党人一向光明磊落，请大家不要相信一些别有用心者的谣传！”
“西安就有一个叫‘雷电社’的秘密电台，事变后发了不少电讯稿，什么‘红旗插遍古城西安’啦，‘西安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啦等等，那口吻，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你们的电台！这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呢？！”有人悄悄告诉周恩来。
“嗯，竟有这样的事！”周恩来皱起了眉头。很显然，这个叫“雷电社”的来路不明神密电台，已经引起他的警觉。
中央急电：迅即查清“雷电社”并设法制止
张学良把周恩来是作为贵宾和知己接待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把周恩来一行安排住进了他在金家巷的公馆，要知道，蒋介石在事变前“御驾”到西安，都没有享受到这一待遇。那个院子里共有三幢小楼，张学良住在西边一幢，周恩来和他的随行人员就住在东楼。
刚到的那几天，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繁忙的日子。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曰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别人面前时，永远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
周恩来在西安弄清楚了事变后的大致真实情况后，就解决事变的大政方针，同张、杨和各方人士分别进行了促膝商谈。他说：“西安事变”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但他的实力未受到丝毫削弱，并且他的军队正在大举进军西安，大有炸平西安之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
接着，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张学良和杨虎城终于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周恩来的和平解决方案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随后，中共中央在事变后首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尽管百事缠身，周恩来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叫“雷电社”的秘密电台。他认为，该电台的宣传不仅会在不同阶层中造成混乱，还极易被南京国民党方面“抓住把柄”，给人以“中共参与或策划西安事变”的假象；更何况，现在已经为事变定下和平解决的基调，此时此刻，这个“红色”电台的存在更加不合时宜，会给和平解决事变增加难度和不确定性。因此，不管这个电台是不是我方的，都应该先调查清楚，若真的是，应该及时制止，如果不是，也应该设法阻止或者予以揭穿。
于是，周恩来特意把早在西安工作的罗瑞卿、王炳南等同志找来，让他们同西安的地下党组织联系一下，仔细查找党内有无“雷电社”这个秘密电台。
几天后，罗瑞卿、王炳南到金家巷张公馆东楼给周恩来复命：“雷电社”不是我们的电台。
代表团的同志都很惊讶：“这个‘雷电社’是哪儿钻出来的呢？”“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发布的消息，没有这一类内容，也不是这么个口吻！”“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在故意给我们‘帮忙’吧！”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时候，机要人员推门进来了，将来自中共中央的一份紧急电报摆在周恩来的案头，周恩来一看，竟然也是关于那个“雷电社”电台的。原来，这个“雷电社”发的电讯稿，连处在陕北小城保安的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也都一篇不落的收到了，前后足有几十篇。
一开始，中央也没把这些自谓“雷电社”的电讯稿太当回事，但后来发现他们发个没完没了，并且国内外对这些电讯稿已经有了不好的反应，甚至连南京方面也拿它作“证据”攻击共产党是“西安事变”的“主谋”时，才觉得不能再让他们这样闹腾下去了。于是，中央专门给正在西安的周恩来发来紧急电报，请他们迅即查清，并设法制止。
“这个‘雷电社’，真会添乱！我们一定要找到它！”周恩来放下电报，皱了皱眉头，思索了片刻，对刘鼎说：“杨虎城将军的绥靖公署侍从室组长李直峰，是个破译电报的高手。你私下去请教他，我相信他能使用技术手段把它‘挖’出来！”刘鼎连声说好，立即驱车赶往杨虎城的官邸。 接着，周恩来站起身，一边往外走，一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马上到西京招待所去找史沫特莱，借助她的大手笔，驳一驳国民党仅凭几篇来路不明的电讯稿就栽脏共产党的荒谬言论。”
史沫特莱是著名的美国作家，因为身体不适，正在西安休养。周恩来一到西安，就派人去问候过她。现在，这个“雷电社”惹出了大麻烦，周恩来不得不请她这个大手笔“出山”了。
真相大白：几名激进年轻士兵悄悄自办电台
这个被周恩来称为电报破译“高手”的李直峰，是山西人，1925年就读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1926年在校入选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政治部宣传大队，曾在郭沫若的领导下从事过宣传工作。1928年底，他被阎锡山领导的北伐军第三集团军召回太原，分配在电讯电报处任职。由于他的勤奋和天赋，不久便能熟练掌握，并独立主持密电的侦破工作。中原大战期间，凡被他侦破收到的密码讯号，皆被破译，被阎锡山视为破译密电的“天才”。“九一八”以后，李直峰从一份份被破译的密电中，深感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极富民族气节和民主精神，决定弃阎投杨。
1932年秋，李直峰悄悄离开太原潜往西安，名义上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上校机要秘书，实为杨虎城组建密电研究室，专责检译和侦破各种明的、暗的无线电密码电报。李直峰上任后不遗余力，很快便破译出许多绝密电报，深受杨虎城赏识。“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命令成立西安绥靖公署侍从室，将李直峰领导的密电研究室划编为侍从室第一组，李以机要秘书身份兼任第一组组长，再将办公地点由绥署直接搬入杨虎城官邸。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绥署侍从室多次奉杨虎城之命，将破译的密码电报内容送周恩来参阅，这些电报大都涉及绝密，极难破译，没想到在他们手上都成了“小菜一碟”，遂引起周恩来的关注。经询问，他得知这些电报皆为李直峰领导的密电室破译出来的时候，不禁对李直峰大为赞赏。他指示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南汉宸，秘密调查一下李直峰的情况，当了解到李直峰一直倾向革命时，他就指示南汉宸，择机秘密带领李直峰到张公馆东楼同他相见。周恩来非常清楚，在秘密情报战线上，密码电报的破译极为重要，各方都急需李直峰这样的高手，如果能将他引导上革命的队伍中来，这将会对党的革命事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当南汉宸将李直峰悄悄领到张公馆东楼，将他介绍给周恩来时，周恩来起身相迎，亲切握住李直峰的手，慰勉有加。周恩来说：“听说你1926年就参加过我党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说明你有一颗爱国救民的心，你是个破译天才，希望能加入到我们革命队伍的行列中来。”李直峰动情地说：“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自此，李直峰就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情报战线上的一员得力干将。因此，当周恩来今天遇到查找“雷电社”这一难题时，第一个就想到了李直峰。
刘鼎到杨虎城的官邸后，找到李直峰，将他悄悄拉到一边，将周恩来的所托之事告诉了他。没想到，刘鼎未说完，李直峰就说：“这个‘雷电社’我多少知道一些。”
原来，“西安事变”发生后，李直峰根据张、杨的部署，同部下一道加大了对西安城内所有电台的侦测和监控力度。“雷电社”这个不明电台所发出的每一份电讯稿，自然都无法逃出这些高级“猎手”们的“顺风耳”。他们根据信号测定，发现这个“雷电社”的无线电台就在东北军内，位置很可能就在东城的城门楼上。
于是，李直峰就将这个不明电台的事情以及他们所发一些电讯稿，按程序交给了杨虎城，杨虎城随后又告诉了张学良。可能是张学良认为这个不明电台所发的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又没有泄露什么军事秘密，没什么大碍，懒得去理会；也可能是张学良这几天实在太忙了，还没有顾得去处理，反正这个“雷电社”越干越欢，如今仍然天天在发稿，李直峰他们见上面没有反应，也不好再去多嘴，只好听之任之了。
听说这个“雷电社”已给中共惹来不小的麻烦，连周恩来都惊动了，李直峰忙说：“我现在就去请示一下，然后率侦测队赶到东城门楼一带，查清情况后尽快给你们回复！”刘鼎说：“那好，辛苦你了。”李直峰挥了一下手说：“不必客气！周先生是我们请来的朋友，理应帮忙！”当时，刘鼎还不清楚李直峰的真实身份，而李直峰因为所从事的秘密工作有着严格的纪律，也不便向刘鼎挑明。
当周恩来拜访过史沫特莱刚刚回到张公馆东楼的住处时，李直峰那儿就传来一个好消息：“雷电社”找到了，位置就在东城门楼附近，几名台务人员都是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的手下。捉蒋那天，孙铭九的几个年轻士兵“缴获”了—部电台，他们谁也不告诉．就自己写稿，自行发报，以“雷电社”的名义对外界发稿，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他们单纯地认为，捉住了蒋介石，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们也可以参加抗日打回东北老家了，再加上他们平时大都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等主张，因此，篇篇稿件几乎都带有“革命”色彩……
原来是这么回事，代表团的同志们对这几个“楞头青”的举动都哭笑不得。周恩来指示刘鼎：“告诉孙铭九，给青年人讲清道理，讲清利害关系，赶快停止活动。他们缺乏经验，对‘革命’二字想得太天真了。注意，对他们不要进行过多的指责。”
自此，“雷电社”就销声匿迹了。
不久，“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等各方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终于以和平方式落下了帷幕。从此，中国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