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家康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然而，张国焘对待北上方针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抵制。他不顾中央的一再劝告，顽固推行错误的南下方针，直至另立“中央”，分庭抗礼。
两军混编
张国焘晚年回忆说：“我与毛泽东等在懋功初会时，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的关系上，就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这个“针锋相对的的看法”就是北上与南下。是年6月25日，张国焘来到两河口，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相会。次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但张国焘不赞成北上，主张避开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向西退至人烟稀少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中革军委立即部署发起松潘战役。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两军实行统一指挥，以完成北上的战略方针。7月16日，红一军团和红八十九师一部攻占毛儿盖。几乎同时，红三、五、九军团进至黑水和党坝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也已于7月10日到达上芦花，在此筹备粮食，做过草地的准备，更重要的是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会攻松潘。
可张国焘却迟迟不来。他在想什么呢？实际上，还在两河口会议时，他就打听中央红军的实力，当得知中央红军还不到3万人，且武器装备不如四方面军时，其个人野心顿时膨胀。尽管中央已补任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可他仍不满足，一再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为达目的，他做了一些小动作，私下里请聂荣臻、彭德怀吃饭。彭德怀回忆说：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送了一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张国焘还直接向中央要权。在中央派出以李富春为首的慰问团来四方面军驻地时，他对李富春说，现在应该解决“统一组织问题”，红军总司令部应该充实，徐向前、陈昌浩进总司令部，徐向前可为副总指挥，陈昌浩可为总政委，军委可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长篇文章《列宁论联邦》。文章极有针对性，那就是批评张国焘到理番后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其实，所谓西北联邦政府，包括张国焘在内的四方面军人都知道，那不过是川陕苏维埃政府模式的继续，虽说是机构设置齐全，却有其名而无其实，无非是一种造势而已。
接下来，博古在与张国焘交流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时，两人又争论了起来。张国焘回忆说：“他（博古）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下加‘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表面看，这有些小题大做，实质上却反映了张国焘挟怨的历史情结。中共六大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操控下，张国焘和瞿秋白作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人，成为批判的对象。会后，他们留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尔后，在调解中山大学学生与王明、博古等人的矛盾纠纷时，张国焘主张调和的言论遭到王明等人的反对，博古甚至用俄语痛骂张国焘。张国焘好歹也是中共一大代表，是党内屈指可数的元老，怎能容得这么个小青年的辱骂。
因此，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只检讨军事路线的错误，而不涉及政治路线的错误一直心存不满。他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但这决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他之所以要清算这一历史旧账，锋芒所指是王明、博古等“留苏派”。由此，他质疑遵义会议，认为“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误，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说白了，张国焘纠缠政治路线的实质，是依仗他人多枪多要挟中央，以全盘地推倒遵义会议，从而在组织上重新洗牌，实行权力的再分配。舆论只是先导，在舆论不能奏效时，他便亮出了底牌。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中共中央掌握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同时考虑到张国焘改组领导机构意见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促使他尽早觉悟，以团结为重，率军北上，因而有意重新调整上层领导机构。在人事安排上，中央颇费了一番思量。张闻天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
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有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要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队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就这样，中共中央决定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常委。中革军委通知两个方面军：“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两个方面军实行混编，组成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夺取松潘。中革军委还决定中央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改称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
蒋介石判断到红军必袭取松潘向西北移动，便立即调整各部兵力。8月初，胡宗南部主力已完成在松潘的集结。同时，薛岳部也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地区，与胡部靠拢；川军也向红军缩紧包围圈，并利用藏兵阻止红军北上。凡此种种，使得松潘战役不得不停止，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张国焘主张红军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中革军委采纳了这一主张，以中央红军第五、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再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率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执意南下
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也采纳了他的意见进行了改组，可他仍没满意，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并要把更多的四方面军干部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他的用心十分明显，就是要以四方面军在人数上的优势，不动声色地夺了中央、中央政治局的权。中央考虑到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大计，接受了张国焘的意见，于8月4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提升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会议没有采纳提升更多的四方面军人进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会议还决定中央红军的建制恢复为红一方面军，以示与红四方面军和其他红军的平等地位。
会后，张国焘满腹牢骚，回到毛尔盖后，又不愿北上了，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他甚至要抽兵南下，出击扶边、理潘。中共中央针对这一错误决定，于8月15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行动。”“万不宜抽兵回击扶边、理潘之敌。”
针对张国焘的战略思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张国焘、朱德、周纯全因随左路军行动而缺席。会议通过了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北上还是南下，张国焘为什么苦苦纠结，为什么如此拒绝北上而主张南下呢？朱德对此有过精确的分析，他说：
到了毛儿盖后，他（张国焘）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
也就是这个时候，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右路军，兵分两路，向北进发。经过六七天的艰苦行军，右路军终于跨越险象环生的草地，到达班佑。右路军休整待命，等待左路军向班佑集中。此时，敌人运兵尚在犹豫推诿之中，甘南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地敌人兵力空虚。此时，红军如从巴西地区进至西固、岷州，也就五六天的时间，且这一带多是汉人居住，后勤食宿可以得到保障。左路军如能抓紧时间，迅速东移向右路军靠拢，然后集中兵力向东北开进，北上将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而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的主张。红军总司令朱德自随左路军后，便为张国焘所挟制，失去了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朱德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到阿坝时，张就变了，不要北上，要立即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劝告下，张国焘才开始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但东进至葛曲河时，他又变卦。9月3日，他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共中央，以葛曲河水上涨，“不能徒涉和架桥”为由，再次“赶回阿坝”，仍然执意南下。徐向前说：
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一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
张国焘在正式与中央分裂后，于卓木碉的一次会议上，终于道出了真正的理由：“假使我们打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容易封锁。同时左右两路是不能分开行动，如果经过十天草地，掉队每天以二三百人计，必定要减员七干人。而上万病号丢掉了，皮衣没有，打骑兵没准备，飞机易活动，政治纪律不好，回人不易解决，如拖到陕北，红军可以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前进困难。”
在张国焘看来，北上陕北没有出路，与其走上前程渺茫的北上路线，还不如留在原地，建立川康根据地，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再不行，就南下回到四川，四方面军中多是四川籍战士，他们都愿意“耍回马枪”，打回老家去。
张国焘不仅执意南下，而且态度蛮横。9月8日，他电令左路军中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
当晚，中共中央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三人，再次重申：“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处，补充有望。”
但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反而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收到这封电报，陈昌浩的态度改变了，由赞成北上改为同意南下。徐向前知道中央北上的决心，可是他不愿四方面军因北上和南下而分开，所以只好表示南下。9月9日，中央再致电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再次恳切地分析北上和南下的形势，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南下“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北上。”
张国焘一意孤行。9月9日，他致电陈昌浩，命其率右路军南下，电报上甚至有这样的语句：“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份被叶剑英称之为“语气很强硬的电报”，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果断的决定。当时敌情紧急，北上的时机稍纵即逝。毛泽东来到徐向前、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两人都表示同意南下。右路军中四方面军部队，因陈昌浩的转向，中央已是无能力调动，中央所能信赖和指挥的只有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彭德怀回忆说：
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
就这样，中央和一方面军三军团与四方面军在9月9日夜不辞而别。两大主力会师两个多月后，竟然发生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9月10日，中共中央在拉界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呼吁左路军“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另立中央
毛泽东带走的北上队伍仅一、三军团，不过一万人。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向左路军靠拢，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仍在左路军中。经过这番折腾，张国焘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扩充了实力。当他从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中得知，中央机关先行秘密北上的消息后暴跳如雷，称这是一次“异动”，是毛泽东“金蝉脱壳的诡计”。
中共中央于9月11日到达俄界（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当日，中央即单独致电张国焘：“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根本不买中央的账，反倒在给中央的复电中，斥责右路军中的中央领导人，“乘夜秘密开走”，“将军事行动泄之与敌”，“不图领导全部红军”。同时，他还给红一、三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李富春去了电报，批评一、三军团“单独东进，将成无止境的逃跑”。
在北上南下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的态度极其明朗。12日上午11时，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这份决议当时只公开至中央委员，口头传达到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有意把斗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彭德怀参加了俄界会议，他回忆说：
有人建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张国焘可听不进中央的劝告，反而将分裂活动越演越烈，10月5日，在卓木碉白赊喇嘛寺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先是发出一番攻击中央领导人的言论，然后大言不惭地说，列宁当年反对第二国际的办法，就是成立第三国际。现在中央“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我们要成立新的“临时中央”。此言一出，会场顿时哑然。徐向前回忆：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见状，又催逼朱德、刘伯承表态。刘伯承不支持他，他便免去刘伯承的总参谋长之职，下放其到红军大学工作。朱德回忆：“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这个“临时中央”成员的名单，完全是张国焘一手包办。“中央委员”有38人组成；“中央政治局”由任弼时、王明、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成；“中央书记处”由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成；“军事委员会”由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成，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为此颇费了一番心机，因为，他还期待“临时中央”能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所以要尽可能地把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排在里面。尽管他与王明早有隔阂和分歧，可王明的背景硬，且又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当然不敢得罪，所以还将王明排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前二名。他自以为照顾到方方面面，却在无意中闹了笑话，原江苏省委书记梁阿根，原闽浙赣苏区特派员曾洪易，被捕后成了叛徒，可这两人却是“临时中央”委员。
从这份“临时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张国焘的个人成见和派系观念。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自不待说，都被他——开除了“党籍”；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一个也没被他圈进“临时中央”；刘伯承、董振堂这样的战将，就因为是一方面军的，也仅仅挂个“军委委员”的虚名。
张国焘另立“中央”毕竟不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情，因而做起来不是那么公开透明，而是遮遮掩掩，既没向外界公开宣布，也从没中断与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系，难怪徐向前说他“是做贼心虚，骑虎难下”：
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认，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
张国焘是一个权利欲膨胀且又优柔寡断的人，如徐向前所说“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谈起另立“中央”的事，与徐向前所说基本吻合。他说：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
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或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朱德所说留下转圜的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张国焘很纠结很矛盾，一边不承认中共中央的合法性，一边又对另立的“中央”缺乏信心。在纠结了两个多月后，12月5日，他终于不顾朱德、徐向前的劝告，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公开提出：“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南下碰壁
张国焘以“中革委主席”的名义率部南下，最初也打了一些胜仗，这就更坚定了他的南下决心。当中共中央从陕北致电张国焘，通报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时，他立即复电通报战况，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
可张国焘高兴得未免早了些。当川军节节败退，红军日益推进川西平原时，川军军阀刘湘大梦初醒：红军决非只是过客，而是要做这里的主人。他一改以往与红军虚与周旋、保存实力的做法，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要与红军决一死战，以保存自己的地盘。
11月16日，两军在百丈地区拉开了决战的序幕。川军在迫击炮、重型机枪等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呼喊着向红军阵地冲去。与此同时，中央军薛岳部又从南面压了过来。每当敌人发起攻击时，红军阵地上空必有敌机盘旋，然后扔下炸弹，一通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高射机枪，更没有对空射击经验，许多红军战士不是死于厮杀之中，而是牺牲在飞机的轰炸之下。在敌人的强大攻击下，红军被迫退出百丈地带。张国焘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明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利害’的话。
尽管张国焘心存侥幸，意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但他哪里知道，从他南下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南下失败的宿命。这一点他都不如他的对手薛岳看得清楚。薛岳曾对部下说：
自古以来事业成功者，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严寒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无衣岂能久居？论地利，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地瘠民贫，作战无粮何以为继？论人和，据贺国光说，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这显然是分裂征兆。红军分散兵力，加之久战疲惫，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又加之弹药不足，虽因滇川军屡败使他们得到一点弹药，也不能久战。红军防线北自大邑、邛崃，南自荥经、汉源，区区一个方面军，数万之众扼守三百里以上防线，已到了强弩之末。中央军增援上去，当然旗开得胜。
张国焘也承认“难以在此与敌长期周旋”了，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8万人，已经锐减到4万人。南下宣告失败，四方面军出路何在？张国焘急等梯子下楼。正在此时，林育英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12月22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中共中央可以组织各相关分局，“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意在张国焘取消“中央”，成立中央分局，至于“直属中央”或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管”，却是有商榷的空间。
张国焘接林育英电报后，复电林育英，批评中共中央的路线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而自称“党中央”，针对张国焘的电报，1936年1月13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指出：“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时隔3日，林育英又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国际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张国焘仍在复电中说，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应该“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张国焘毫无改弦易辙的表示，双方电报往还，关系非常紧张，一时呈胶着状态。身在四方面军的朱德十分着急，继1935年12月30日以个人名义致电党中央后，于1936年1月23日再致电党中央，表示：“现处革命新的高潮，党急宜求得统一，以争取胜利。”中央极为重视朱德的来电，因为这份电报所反映的是四方面军大多数干部、战士的心声。次日，张闻天复电朱德：“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
1937年3月31日，张闻天在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出了当年对张国焘妥协和退让的真正目的：“我们那时用了极大的忍耐，每步每步的引诱他，给他从洞中诱出来。否则大批干部与力量牺牲。于是乎我们给他打了许多电报，给他勾出来了。”张国焘终于被“勾出来了”。如徐向前所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他急需找一中间人找一个台阶。他虽怀疑林育英在陕北“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怀疑林育英已成为陕北的代言人，可无奈之中的他别无良策，只得“高兴”地同意林育英“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事实也果如他所料，林育英所有电文，都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谋划。
1936年2月14日，张国焘在林育英致他与朱德的电文中，读到这样的内容：“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此时，张国焘内心十分空虚，再也不像另立“中央”时那样嚣张了。面对共产国际的纪律，他怎能不惧怕。3月15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公开提出向西北转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
为防止他的反复无常，中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即四方面军“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5月下旬，中央在致张国焘的电报中提出：“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从）国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乘势敦促和劝告，张国焘也渐感另立“中央”无趣，遂于6月6日在炉霍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正式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成立西北局。但他仍不服输，还提出党中央也“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陕北方面设“北方局”，中共中央职权归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使。
这之后，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这是四方面军的第二次北上，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张国焘也仍有多次反复。9月26日，张国焘等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别提到了统一领导的问题，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至此，折腾一年的另立“中央”活动，终以放弃“横的协商关系”，而要求垂直的领导关系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