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岩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彻底进入最低谷。尽管如此，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却一直未停止对中国的敌对性侦察活动。1974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轰动世界的长篇通讯，向世人揭露了克格勃一手制造的“李洪枢案”，并详细报道了中国军民、公安人员破获此案、沉重打击其间谍活动的经过。这篇报道当时未予署名，据说是出自著名记者穆青的手笔。
报道产生轰动效应
这篇报道开门见山，锋芒直指苏联当局：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看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夜晚，首都的大街上，行人已渐渐稀少。一辆灰白色的苏制伏尔加牌小轿车，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匆匆驶出，穿街转巷，往东北郊疾驰，在离市区约九华里的北环东路的一个阴暗处，骤然停下：从车里鬼头鬼脑钻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朝着前面约一百七十米处的西坝河桥走去。高个子手里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他们来到这座约十五米宽三十米长的桥的东北角，停了下来，左右张望，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桥下。那辆灰白色的小轿车，车号是“使010044”，载着一男两女，继续往西北快速离去。
这五个人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他们在离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伪装，汽车由马尔琴柯亲自驾驶，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掩护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伏在汽车里面。为了在行进途中停车下人时不易被发现，他们还改装了汽车尾灯电路，踩闸时使得尾灯不亮。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匆匆去干着肮脏的间谍勾当！
文章接着以大量细节描写，揭露苏联间谍的具体犯罪事实：
高个子的谢苗诺夫和矮个子的科洛索夫躲藏在桥下面，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十分。太阳宫人民公社的田野里，一片寂静，除了附近村子里传来几声狗叫声外，只偶尔有几辆汽车从西坝河桥上驶过。
约莫二十五分钟后，桥的西头突然出现两个人影。他们在桥上徘徊了片刻以后，走到东北角的桥头，发出了对暗号的声音。然后，就钻进桥下。这两人就是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和他的同伙，据后来李犯供称，他走下桥后，谢苗诺夫两眼紧紧地望着他。李洪枢重复了接头暗号。于是谢苗诺夫就一把搂住他拥抱起来，一边还用俄语喊着：“亲爱的阿麟（李犯同谢苗诺夫、科洛索夫对暗号时用的名字）!”李洪枢随即将一个白口罩交给谢苗诺夫，这里面藏着一份用小塑料口袋密封的密写情报和按照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退回的大头针形密写工具。谢苗诺夫就把那个沉甸甸的手提旅行包交给了李洪枢。这时，敌人以为得计，忘乎所以。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正当这些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西坝河桥上空出现一道红色的信号弹。接着，升起了照明弹。我英勇的民兵同公安人员一起，从四面八方直奔西坝河桥下，“抓特务”之声响成一片。
桥下的特务、间谍分子，顿时乱成一团。谢苗诺夫见势不妙，随手将他刚才从特务分子李洪枢手中拿到的藏有密写情报的白口罩，扔进旁边的河沟里，妄图毁灭罪证二但是已经太晚了。谢苗诺夫等就在作案现场——西坝河桥下被我公安人员和民兵拿获。当场还缴获了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被谢苗诺夫扔掉的白口罩，也为我机智的民兵在河沟里捞起。
谢苗诺夫等被当场拿获，惶恐万状，浑身打颤。人们发现，原来这两个苏修间谍分子作贼心虚，在作案前都化了装。谢苗诺夫在他的西服外面罩上了一件蓝色的中国普通棉大衣，科洛索夫则身穿一套蓝色中国制服，头戴一顶蓝色单帽，脚穿一双黑布鞋。两人都戴着大口罩，
愤怒的人群纷纷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谢苗诺夫慌张地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回答：“我是苏联大使馆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外交官身份证。人们更加愤怒地大声质问：“你们是苏联大使馆的，深更半夜，跑到郊区这个桥下面干什么？”面如土色的苏联间谍分子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在间谍分子面前，打开谢苗诺夫交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里面是一个用深灰色间白色的毛毯裹住的大包，包里有两个长方形的蓝色袋子，袋里有一部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这部电台分装在两个黄色的金属盒里，盒盖上漆有一个红“十”字和“为人民服务”字样，作为伪装），一张关于如何架设天线的示意图，苏联特务机关为其派遣特务李洪枢规定的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及联络方法，一张紧急联络用的频率时间表，苏联特务机关给李洪枢等的一封密写“指示信”，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两封反动信件，两瓶密写显影药，八包用来保护收发报机的防潮粉，一张苏修特务机关伪造的我边境空白通行证和一份指示如何填写伪造通行证的样本，以及特务活动经费人民币五千元，北京市布票和粮票、面票，等等。真是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苏修间谍分子无可抵赖，不得不低下头来。这一切都被摄入了镜头。
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琴柯驾驶那辆挂着“使O1-O044”牌的灰白色伏尔加牌小轿车，带着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又疾驶而来。这是准备接走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的。我公安人员当即将它截住，并将这三个苏联间谍分子拘留起来。
接下来，该文又披露了与该案相关的深层背景，夹叙夹议，剖析深刻，愤怒声讨，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国外间谍行为的鲜明态度：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颠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潜入我国，进行搜集情报、建立反革命组织等颠覆破坏活动。这次被捕获的李洪枢就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派遣来的特务。
据李犯供称，他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特务电台里收到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按照它的规定，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钟用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信号，取得联系，并在当天晚上九时半至十时间去西坝河桥下，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员秘密接头，接收一部新的特务电台和其它间谍用品，同时递交情报。
对特务分子李洪枢的审讯表明，这次在西坝河桥下被我缴获的间谍用品和活动经费等，还只是经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供给他进行特务活动的用品和经费中的一部分。
李犯还供称，他除了通过特务电台直接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和直接为苏修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外，还多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密转交密写情报和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密写“指示信”。在这些信里，苏修特务机关多次指示他进行各种间谍破坏活动。在这次缴获的“指示信”中，就给李犯规定了在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传递情报和交接特务工具的四处秘密点，对他提出了搜集我党政军等方面情报的具体要求，还要他在领取新的电台后“要保证稳定的通讯联络”，等等。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当局最近还口口声声要同中国“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来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的吗？
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事实上，无论是派遣特务李洪枢的反革命活动，还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些人员的间谍活动，都早已为中国人民所觉察。因此，当他们在一月十五日晚上进行肮脏的反革命勾当时，就无一漏网地被我当场拿获。
马尔琴柯、谢苗诺夫、科洛索夫等五名苏联间谍分子，已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被我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于当天被立即驱逐出境。对背叛祖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特务分子李洪枢等，正在继续审讯中。这是对苏联政府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严正警告，如果他们胆敢继续在中国进行这种罪恶活动，他们必将自食其果，绝没有好下场！
这篇报道在国内外顿时引起轰动，一时间使得苏联的国际信誉降到了最低点。西方的报刊对这篇报道的全文及细节津津乐道，称其为詹姆斯·邦德（影片《o07》主角）系列故事的“中国现实版”。接着，许多其他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小国也纷纷开始驱逐苏联间谍，使得克格勃在世界上的地位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吓得他们不得不好几年老老实实，未敢活动。
反谍宣传深入人心
1975年北京市公安局举办了《打击苏修间谍展览》。照片、实物十分丰富，除了李洪枢案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其他内容。人们踊跃参观，在展出的两年多时间里参观人数达数百万，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北京人都参观过这个展览，可见这个展览的宣传声势之大。展览里有不少细节，像李洪枢与苏联间谍交接情报、交接特工用品的秘密交接点，等等，都有照片，比如有个秘密接头点在北京西郊卧佛寺里院的金鱼池旁的第几根栏杆下。又比如有一个秘密交接点就在北京西城区后海北岸汇通祠后边一座小山包上的一棵古树下的树洞里，李洪枢和苏联间谍就是在这棵古树下的树洞里交接情报和特务活动经费等物品。这些秘密交接点和接头点看上去都很一般，跟周围环境没什么两样，但这些间谍特务们却在这些地方干着那么多肮脏的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
到了展览后期，有些国家领导人也来参观，甚至连外国兄弟党的负责人也纷纷赶来参观。他们参观大都安排在晚上，也即普通观众参观完闭馆之后的时间，友好国家的领导来参观由外交部通知安排，兄弟党的领导人来参观则由中联部具体组织。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展出两年多的打击苏修间谍展览才正式闭幕。
1977年，国内曾公映过一部很火的间谍反特影片《熊迹》，就是以李洪枢一案为背景拍摄的。故事情节是，在我国北方某地国境线上，发生了一起越境敌特被我击毙的案件。公安局侦察科长李欣等奉命赶到现场，他们认定敌人搞的是双线派遣，另一特务已潜入境内。潜入的特务沿途布雷，老魏爷在追捕中触雷负伤。李欣奋不顾身跳崖排雷，跟踪追击敌人。潜入江城的特务，冒充转业军人，化名周英杰，与潜伏特务“紫貂”挂上了钩。“紫貂”通过“熊钟”这个联络工具，控制着代号叫“银狐”的特务康一挺，巧妙地指挥周英杰的活动。“紫貂”通过周英杰，与某国驻我国大使馆以外交官身份出现的间谍取得联系，又通过康一挺，借“八一四”战备工程总工程师夏明非之手，把周英杰安插在该工程当汽车司机。为了搞清敌人活动的来龙去脉，李欣以“安全检查员”身份，深入到“八一四”工程里去。“五一”游园会上，李欣以“上司”身份从康一挺口中知道敌人“上司”的代号叫，“紫貂”，同时知道敌人已把窃听器通过夏明非带到了市委战备工作汇报会上。市委会被窃听，公安战士们都很着急。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李欣假扮“紫貂”，出现在去北京送情报的康一挺面前，追回了装录音带的“熊钟”。长城脚下，李欣又假扮“银狐”康一挺，与谢尔丘克等周旋，掌握了破案线索。李欣等深入调查，证实了“紫貂”就是前特种物资局长姚秉章，而“熊钟”则是12年前某国间谍彼得洛夫离开江城时送给姚秉章的特殊“礼物”。一场战斗打响了。李欣等首先团结了夏明非，接着又利用姚秉章急于看到《纪要》文本的心理，巧妙地为他安排了作案机会。姚搞到文件后，正自鸣得意，我公安战士早严阵以待，一番搏斗后，活捉了周英杰，拿获了间渫谢尔丘克、沃洛诺夫，潜伏特务“紫貂”姚秉章也得到应有的下场。谢尔丘克、沃洛诺夫被驱逐出境了，但12年前离开我国的某国间谍彼得洛夫又被派回北京，斗争仍在继续……
后来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一再出品，将克格勃间谍的罪恶活动揭露得体无完肤，艺术上也日臻完美，受到国内外受众的一致欢迎，就连克格勃自身也感觉到了其威力。
幕后真相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当年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外国间谍侦查处）处长、苏联间谍李洪枢专案侦查班子的负责人魏相如，后来有人为其出版过一部传记《赤诚岁月——老公安战士魏相如的故事》（群众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内中有“侦破苏联间谍特务大案”的一章，详细叙述了传主如何顶着压力、临危受命、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一举破获了这桩轰动世界的惊天间谍大案。书中引述魏相如的回忆说：“他从事公安政法工作60多年中，抓侦查工作也多年，侦破过不少案子，但搞这起苏联间谍特务大案，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最绞尽脑汁、最惊心动魄、风险最大、最受考验的一件大事。”这五个“最”字，可以想见当年反特侦查工作的曲折复杂与难度之大，也让人为老公安战士的机智勇敢感到由衷的佩服与钦敬。魏相如是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人民公安队伍工作的老公安、老革命了，从1949年北京一解放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先后任内五、内四、西四、东四分局局长，技侦处处长、东城分局局长、外国间谍侦查处处长，直至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劳改工作管理局局长，退休后长期担任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会长。1973年魏相如担任外国间谍侦查处处长后，具体负责李洪枢案件专案侦查班子的领导工作。
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也是李洪枢专案组组长刘复之的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里面有一个章节“破获苏联间谍案”，也记述了这一案件的全部经过。书中回忆，李洪枢是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生，1967年4月越境外逃苏联，被苏方情报机关录用并进行长时间的特工训练后，于1972年6月5日派回潜入中国，20多天后就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并押回北京。也就是说，“熊迹”在此时就被清除了。
考虑到苏联间谍机关尚不知李洪枢已被密捕的事实，在当时中央高层的决策部署指挥下，决定争取“逆用”李洪枢来吊一吊苏联间谍机构的胃口。但开始并不顺利。李洪枢此人很难争取，甚至偷偷逃跑过一次。逃跑途中，他给苏联大使馆打过一个求救电话，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苏联大使馆没把他的求救当回事儿。总之，是苏方落的这一空使李洪枢的人生命运得以改写。李洪枢在高梁地里被再次抓获。而被抓获的李洪枢并没有及时交代他曾向苏联大使馆打过一个电话…-
中央对李洪枢案子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重视是因为李洪枢还有极重大的政治价值。重大到是周恩来总理在亲自指挥。专案的规格之高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争取信任，是争取李洪枢配合工作的唯一途径。专案组成员吃住都和李洪枢在一起，当着李洪枢的面，谁说话都不可以吞吞吐吐、神神秘秘。大家一块吃，一块喝，一块打扑克，一块开玩笑，一块聊天。渐渐地，李洪枢不像先前那么敌对、紧张、戒备，偶尔大伙说笑，他也跟着笑一笑。但李洪枢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大部分的时候，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事很重的样子。专案组成员并不去管他，他们只是暗中观察，做到心中有数，大家都明白，李洪枢必得经过一番又一番的自我斗争和自我折磨才能跨出合作的那一步。而李洪枢时好时坏。有时，不知他想起什么来，不吃，不喝，也不跟着玩了。甚至顶起牛来，这也不干那也不干。那个时期，所有的情况都要向总理及时报告的。总理总是及时批复，“同意，对李洪枢继续采取感化政策。”总理看报告之细，就细在连一个标点符号错了也要给他们改过来。当李洪枢终于在专案组的感化下有了良好转变后，为了麻痹苏方特务组织，他们请示总理，先让李洪枢向苏联特务机构发一些似是而非的情报以迷惑苏方。比如某某人要当国防部长，此消息三天后见报，三天前让李洪枢作为情报发出去，虽然三天后这情报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了，但既然能干事前探到中方最高层的任命机密，最起码证明李洪枢还是能力非凡的。苏联的情报机构也会甄别，所以如果一点真格的东西不给他们，就会使李洪枢失去价值。当然，也会选一些故作神秘的东西发过去。比如东北某地近期突然隆起了一个土包，疑是军事工事或什么基地。还有部队的调动，苏方从别的途径有时能探听到我军部队的调动情报，只是不知细节而已，我们有时也就编些模模糊糊、真真假假的情报，忽悠他们一把。报告的程序是先到总理那儿，最后还是回到总理那儿，总理最后批复“不妨一试”。
专案组成员总是以总理的批示为准。有了总理的批示，专案组便带着李洪枢，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奔黑龙江的甘南县。情报在北京发，专案组成员觉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发过去的情报如果不起效，那不把前面的工作全废了吗？选择甘南，那儿离苏联近，也是当初李洪枢跟苏方约定的碰头点。虽然长途跋涉有些冒险，还要防止路上李洪枢逃跑或是其他什么变故。但为了确保效果，专案组成员们不惜长途跋涉也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随着工作的深入，专案组成员们确实得到了期望的效果：苏联间谍机构指令李洪枢于1974年1月15日晚8点半，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等候接头，接头人将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枪、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等。专案组把情况写成报告送达总理，总理说，可以破案。所谓放长线钓大鱼，这就是大鱼了！
破案前，专案组成员们个个感受到内心从未有过的紧张。他们反复去接头地点周围转悠。当年的西坝河一派荒凉，无论白天晚上都难见几个人影。专案组事先将参战人员分成三个包围圈，最外围的为第一包围圈，是保卫人员；第二包围圈是公安侦查人员；第三包围圈是卫戍部队人员。
执行任务当天，专案组成员提前就将西坝河一带秘密封锁了，周围零星的几家住户，只准进不准出，住户家中的狗事先都被喂了酒馒头，醉倒后塞到床底下。
按照事先的约定，一看见目标进来，第一包围圈就发信号弹。可是，接头的时间9点30分已过，现场尚无任何动静。专案组成员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紧张不已，是计划暴露了？为什么敌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呢?9点40分了，还是不见动静。9点45分，才见两颗信号弹的闪亮划破了漆黑的天空，这时专案组成员们心中，才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见一辆轿车径直进了包围圈，那汽车的后尾灯和车牌号都被糊着，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情景。
与魏相如传记最大不同的说法是，刘复之说专案组是利用李洪枢展开反间谍工作，争取“逆用”，又把他给“反派”出去的，并说这个专案组是经过周总理批准的。按照刘复之回忆，李洪枢这桩特大苏联间谍案，是一场典型的“逆战”和“谍中谍”，是我方利用李洪枢来“放长线钓大鱼”。一年半之后，“引蛇出洞”的机会来到，敌方的一切活动，尽在我方的掌控之中，并早已在他们的接头地点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红色信号弹升空之后，干军万马，神兵突降，喊声四起，威震敌胆，在探照灯的强光聚焦之下，这几个前来接头的苏联间谍，自然就成了乖乖就擒的瓮中之鳖。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专案组组长刘复之所讲述的“逆用”事件真相，在具体办案负责人魏相如的传记《赤诚岁月》中却只字不提，没有一点记载，篇章长达上万字的事件叙述，都是围绕着传主五个“最”字来展开讲述的，可能是他当时出于“保密”的考虑，对涉及此事的具体情节慎之又慎，不敢轻易道出吧。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来刘复之的回忆，谁又能想象到，在这桩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重大国际间谍事件后面，有着如此之多的未雨绸缪．为的是让每个细节尽在我方的掌控之中。这本传记也披露了李洪枢后来的情况，他因为在此案中有立功表现，得到了宽大处理，后来被改名换姓分配到一个工厂工作，成了高级工程师，并娶妻生女。
这样丰富的斗争经历，这样真实的反谍生活，为一系列这类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中国在宣传战上也能远远胜过苏联一筹。
40年后俄方又披露相关内幕
李洪枢案令当时的克格勃头目，也即后来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非常恼火，最初正是他下令在中国人中招募间谍人员为克格勃服务，并且悬赏对完成任务者予以重奖。这一阴谋破产后，他认为这让他本人以及克格勃在全世界面前都丢尽了脸。1977年之后，中国一系列反谍题材的影片出品发行，其中针对的尽是克格勃的活动，这更令其怒火中烧。于是他以苏共中央名义发出了也以影视作品方式“反击”中国“挑衅”的专门文件，很明显这一举动纯属“以牙还牙”的报复性质。
时隔40年后，俄罗斯大报《绝密报》去年12月披露出相关内幕：
1980年12月15日，苏共中央秘书处曾发出一份内部文件，决定“用从特殊渠道获得的一些材料制作成影视片，揭露中国情报机构特工的活动。”该文件中特意提到，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1980年12月12日的相关指示，苏共中央秘书处已委派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制作了一部大型的影视片《中国情报特工人员的反苏活动》。安德罗波夫特别在这份编号为2611-a的公文附件中指出：“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通过加强侦查活动获得大量资料，其中显现出中国方面不断加强反苏性质的阴谋破坏行为，并且在向苏联投送间谍人员一事上，达到极其活跃的程度。已被发现的中国间谍的一些活动，均以摄影（视频）方式记录在案，这些都是反谍人员根据可疑线索不懈跟踪所得到的可靠证据，再加以精心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果。片中提供了其中部分材料。这些材料显示，受骗上钩者是如何同中国投送的间谍一起合作并参加其侦察活动的，以及他们接受的任务和完成的情况。”
《绝密报》这篇文章说：“既然苏联当局煞有介事地宣称在苏联发现了中国间谍，那么自然而然地苏联人民就要问，中国到底有多少间谍来了苏联？他们何时何地，以及何种情况下在苏联活动？这是当时最令苏联人民感兴趣的。然而克格勃的文件中不含任何这类细节，这类从所有情节到整个案件均属空穴来风的宣传品，居然能够大张旗鼓地走上影视，全在于制作者一味盲从地去执行具体操作。”文中又提到．安德罗波夫当时还说：“这类影视节目当下只在国内展示和传播，但也不排除可拿到国外放映播出的可能，但必须选在政治上的有利时机。”文章解释说，他这话的意思就是：“中国人还会继续以间谍手段来对付我们，并会继续投送间谍到苏联来，但我们只有在这种时机才会向国内的人民（包括世界人民）公布这一切，而这时机就是‘政治上的有利时机’，说穿了就是，这么做绝非出于现实行动的考虑，而纯粹是一种政治作秀。其中的逻辑思考秘不可宣，全由克里姆林宫内那深不可测的阴谋活动把持着。曾经有一个时期，全苏联的电视台也曾如此这般将美国妖魔化，大量播出有关西方情报特工人员的活动，同样也是出自政治宣传的需要。然而有趣的是，苏联炮制的有关影视片中，描述的所谓‘中国间谍’活动的时间及地点一概是模糊的，也就是说克格勃根本无法提供具体的细节，却以这么隐秘的手法硬性推给如此广泛的公众接受，这也就毫无真实性可言。”
文章还说：“安德罗波夫张罗的这等糗事实在令人难以苟同，但他本人居然还认为，这类乌七八糟的影视作品在必要时可能会起到某种积极效果，这就是‘能达到降低中国情报部门反苏性质的侦察、破坏活动的规模，并且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营造对我们有益的社会舆论氛围的目的’。真是不知所云，他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况且以这种方式只能‘降低’而绝非‘根除’，并且除了利用电影院就绝无他法，难道敌人方面的‘侦察破坏活动’也是只在电影院里进行的吗？荒唐至极！不用说，这办的是一种愚蠢至极的事。这些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的宣传品拿去出口更是令人吐槽的，且不说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人民，就连依附苏联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会买他的账，即使白给也不要。比较而言，他们宁可选择苏联提供的现金或是武器之类实用的东西或是中国的影视片，也绝不会理会这套只有克格勃才能搞出来的纯属造谣污蔑的丑八怪东西，这些影视片如果真的向外发行，那才是丢苏联人的脸。用克格勃的材料制作的一部反映‘中国间谍’活动的影视作品《郭秀山的供状》，当时就在苏联国内遭到吐槽：无聊之作！”
俄报这篇文章大力给中国的反谍影片“点赞”，指出：“正当安德罗波夫刚刚说出要开始生产自己的反谍影片时，中国人早已先发制人这样做了，并出品、发行了相当优质的艺术影片，内容是和苏联间谍阴谋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由著名导演赵心水导演的大片《熊迹》，它拍摄于1977年。影片中展现出的是一整个‘苏修’大间谍网络，由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马尔琴科和伊凡诺夫指挥。克格勃多批派出特工人员，冒充中国复员士兵，越过边境来到中国国内活动，中国的反谍人员随即对其血战征逐。隐藏在密室之中的苏联间谍头子萨勃里，通过一尊金属铸造的‘熊钟’与这些间谍进行联系，还派出其喽哕去试探一位在克格勃卧底的中国英雄侦察员李欣。一位中国的局长姚炳章，这是个隐藏多年的一直为克格勃效力的老特务，绰号叫‘紫貂’，他的活动使整个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然而中国的反谍人员凭借自身的大智大勇，一举破获了间谍们及其后台驻华使馆官员偷窃情报的案件，并让他们当众出丑。”该报说，“在这样的形象面前，我们影片的主角，哪怕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施季里茨’也要逊色三分。接下来，中国又出品了类似的影片《东港谍影》《戴手铐的旅客》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影片内容情节越来越丰富，艺术手法也越来越成熟。在1976年公映的《第二个春天》中，以技术专家面目出现的苏联人还只是企图骗取中方的机密；而到了1977年公映的《熊迹》中，苏方就已大规模组织间谍活动了；1978年的《东港谍影》更是再上层楼，其主题明确、情节真实可信，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这是当时苏联影视作品不可企及的。”
该报还分析了中国宣传战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这类影片之所以走红，更主要是因为中国公安（安全）部门历来有着依靠群众办案的传统，政府公务活动有着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要知道当时在中国，从上到下，即便从普通工人农民直到每位家庭主妇，都对中共中央‘反帝反修’的大道理耳熟能详，并且真正关心国家大事，这样中国政府无论做什么宣传，都能迅速赢得人心，并影响深远。而安德罗波夫根本不懂这些，他想简单模仿、沿用中国的手法在苏联复制、推行自己那一套，肯定是要碰壁的，最后只有甘拜下风，草草收场。”
当时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但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晚期意识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接连发出积极的信号，为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拉开了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苏关系在勃氏时期达到对立的顶峰，也启动了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这个时期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在其执政期间更是主张“改善苏中关系”、“恢复苏中两国人民友谊”，这就无异于宣告了苏方自己这段“宣传反击战”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