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均
任国桢(1898 -1931)是我党早期地方领导人，先后担任中共奉天第一任支部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北平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1931年11月13日在太原英勇牺牲。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既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并因此受到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热情关注和培养，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任国桢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常聆听鲁迅先生讲课，深受鲁迅先生的熏陶和影响，十分关注并积极探索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1923年，苏俄文艺界发生了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规模空前的论战。精通俄语的任国桢非常关心这场论战，细心研读俄文报刊上刊登的各派论战文章，并选择有代表性的翻译出来，准备介绍到中国文化界，意图为中国文艺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1924年10月，任国桢完成译著《苏俄的文艺论战》并呈送鲁迅先生指教、校订。
据统计，在《鲁迅日记》中，从1925年到1930年间，载有任国桢的记述达38次之多。如1925年2月18日记载：“寄任国桢信。”这是鲁迅日记中关于任国桢的最早记载，是由鲁迅先生寄信开始的。这种情况对于鲁迅先生来说是很特殊的——青年们与鲁迅先生的交往一般都是先来信或先拜访。由此判断，任国桢和鲁迅的交往应该早于日记的记载。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任国桢与鲁迅先生的联系还十分密切。据《日记》记载，在1925年2月18日至24日的7天时间里，他们往返通信5次：“十八日，寄任国桢信；二十日，得任国桢信；二十一日，寄任国桢信并译稿；二十三日，得任国桢信；二十四日，复任国桢信。”而且是鲁迅先生在得到任国桢信的次日即复信。对任国桢的来信，鲁迅先生几乎是每信必复，有时竟连续复信两次，而任国桢也曾连续发信给鲁迅先生。《日记》1925年3月载：“十八日，得任国桢信；十九日，上午得任国桢信。”
收到任国桢的书稿后，鲁迅先生亲自审阅校订并组织出版。可以说，《苏俄的文艺论战》出版发行是鲁迅先生与任国桢崇高革命友谊的结晶。据《日记》记载，从1925年2月21日鲁迅审定《论战》译稿并寄回给任国桢，到同年4月16日鲁迅校完《论战》译稿，期间他们往返通信7次，历时近两个月时间，可见校译工作的认真。紧接着，鲁迅先生就积极组织该书的出版发行，以便及时引导当时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为此，鲁迅先生抓住正在编印《未名丛刊》的时机，把任国桢的《论战》编了进去，并交给北新书局付印发行。当时任国桢并不是未名社的成员，这个做法是破格的，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任国桢译著的重视。而1925年春，任国桢被中共北方区派往奉天开展地下工作。因而这本可以视为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先导性译著的出版发行，完全是由鲁迅先生亲自组织完成的。《论战》在1925年9月出版后，鲁迅还曾个人购买，多次连同他的《小说史略》一起赠送友人，进一步扩大《论战》一书的影响力。
任国桢译著的《苏俄的文艺论战》，犹如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轫的一支响箭，在当时的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第一版1500册很快销售一空，因此鲁迅先生决定再版印刷，于1927年又加印了3000册。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公开发行的图书中是不多见的。而1927年任国桢时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因地下工作紧张繁重，他没有再与鲁迅先生通信，也不可能表达再版的意见。因此，《论战》的再版完全是由鲁迅先生根据当时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要求决定的。《论战》一书的再版，进一步表明了鲁迅先生与任国桢之间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
鲁迅先生不仅积极帮助任国桢出版发行《论战》，还多次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任国桢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而且不失时机地运用多种方式推介《论战》。他在1925年4月12日夜为《论战》而作的《前记》中写道：“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文论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1928年，鲁迅先生把自己翻译的1924年至1925年间俄共的两个文件及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决议等，定名为《苏俄的文艺政策》，于同年6月开始在《奔流》上连续发表，后于1930年6月出版单行本。他在单行本出版的《后记》中写道：“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加明了。”紧接着，他又对《论战》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概括，再一次评论道：“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任国桢的译著《论战》从编辑、审定到出版、发行，都是鲁迅先生亲自完成的。这部书理所当然地包括鲁迅的智慧和劳动，而他却将自己的《政策》出版，谦虚地称作“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这表现了一种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诚、纯洁的友情啊！
1930年5月8日，鲁迅先生又在《（艺术论）译本序》中再次推荐任国桢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至于最紧要的关于艺术全般，在此却未曾涉及者，因为在先已有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附印在《苏俄的文艺论战》（《未名丛刊》之一）之后……希望读者自去研究他们的文章。”可以说，鲁迅先生对任国桢及《论战》的高度评价、不遗余力的推荐，是他为开创我国无产阶级文艺所作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任国桢在北大读书时就非常崇敬鲁迅先生，和鲁迅先生并不陌生。《鲁迅日记》记载，他曾经两次前往鲁迅先生家中拜访。第一次是在北京，时间是1925年5月22日：“晚任国桢来，字子卿。”可能交谈非常广泛、投机，否则鲁迅先生不会特意记下任国桢的“字”。第二次是在上海，时间是1930年3月，当时任国桢正在上海参加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九日，午前任子卿来。”当月11日，鲁迅先生还收到任国桢的信。其时，任国桢被中央派往山东任省委书记，3月12日到达青岛。同年4月，任国桢又给鲁迅先生寄信。由此可以看出，任国桢和鲁迅先生的友谊是何等亲密。此后，任国桢因为革命工作，经常变换地方，无法再与鲁迅先生通信。如果任国桢不是壮烈牺牲，我们完全相信，他们之间崇高的革命友谊，一定会继续发展下去，也一定会继续谱写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不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