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铎-20世纪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有过在法、苏、中3个国家坐牢的经历，有过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党3个政党的党籍，有过苏联红军空军上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的两国军队军籍和军衔，有过中、苏两国的国籍：他在苏联空军院校和部队学习、服役28年，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驾驶强击机同德国法西斯作战，先后荣获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列宁勋章、红星勋章、红旗勋章；他曾长期担任苏联空军技术学校主任教官，也曾担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为两国培养了大批空军高级工程技术及航空、导弹人才。本文为徐建源先生1983年8月根据唐铎少将口述记录整理的部分内容，以此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并向那些为战争胜利而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人们致敬。
文／ 唐铎 徐建源
德国外长听课
我重新回到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已是1940年夏天了。此时，我的心绪就如同学院里花坛中那怒放的花朵，无比畅快，甚至比当年入学时还要激动。当初入学虽然很难，也只是经过了严格考试而已，而这次复学，却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炼狱之劫，因而倍感来之不易。
因为功课耽误得太多，且原来的同学们已经毕业，我只好插班到新升上来的三年级继续学习。那时，我一边复习旧课，一边学习新课，充分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夜以继日，很快就赶上了学院的教学进度。
转眼到了1941年春天，一个突如其来的来访打破了校园的宁静，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有趣的印象。
那年5月，德国外交部长约希姆·冯·里宾特洛普到苏联进行“友好访问”。期间，他提出要参观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苏联方面答应了，并且安排了听课的活动。于是，在他带领代表团到来之前，我们教室的课程表就全用白纸覆盖了，为的是不让他们了解我们学习的真实内容。
那天上午，学院通知说德国外长一行要来听课，大家要注意仪表。于是，我们班上的几十名学员，端坐在教室里等待客人。当外长一行进来时，大家也没有起立，只是目视他们坐在了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那位外长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向大家行了举手礼方才就坐。
那堂课上的是空气动力学，是一门基础课，而不是专业课。那些家伙也不傻，故意问我们，为什么让他们听这种与飞机有关而又不是尖端专业的课程，却不让听那些类似空中战斗的课程呢？陪同人员回答说，课程是按课表原定计划进行的。这是学院的命令，要求一切照原计划进行，不准打乱正常的教学程序。德国人于是没再提什么问题，知趣儿地走了。
希特勒派他的外交部长访苏，目的是想了解苏联的情况，并施放“友好”的烟幕，以掩饰他即将进攻苏联的阴谋。这一点，我们班的学员，特别是那些从部队来的较高级的军官们是很清楚的。德国外长走了之后，我们在闲谈中都流露了这样的看法：我们将面临一场空前危险、规模宏大、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那就是不可避免地要同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打仗。但是大家有两个担心，一是师团级军官大部分都是新上任的年轻人，他们的战争经验不足，能否应付未来战争的需要呢？二是绝大多数非军事人员思想上毫无准备，可能被苏德两国外长的互访所迷惑。
战争风暴来临
一天早晨，我到一家商店里去买东西，突然听到商店收音机柜台上的收音机里传出愤怒的声音：“希特勒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我国发动进攻，并已侵入我国几十公里……”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顾客和营业员都惊呆了。人们露出惊恐、焦虑的眼神，屏声敛气地听着广播，只有不懂事的孩子仍在跑着、跳着。过了几分钟，一个大概是商店经理的高大男子粗声大气地喊道：“停止营业，赶紧关门！”顾客们这才梦醒似的一拥而出，我也随着人流离开了商店。这天是1941年6月22日。当时，我的确无法想到，此后的几年，整个俄罗斯大地血流成河，两千万苏联人死在他们世代传承的土地上，成千上万的苏联红军将士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当我快步跑回到学院时，学院里已是人声鼎沸，大家议论纷纷，慷慨激昂，中心话题就一个，即在苏维埃祖国危急之时，作为军人，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前线。我同大家一样，“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祖国”的口号令我热血沸腾。经过议论，我们系全体师生一致决定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誓死保卫苏维埃政权。
但是，我们的要求没实现。据说，斯大林命令所有军校学员一律继续学习，不准调动，待完成学业之后，再说上前线的事。可我们还有一年时间才能毕业，怕等不及，于是又写信给斯大林。斯大林让人转告说：“战争在短时间内不会结束，同学们定有机会上前线，当前要专心学习，学到了真正的本领，就会制服战争。”斯大林命令学院仍按计划进行教学。我们相信斯大林的意见是对的，它使我们增强了信心，也加速了我们学习的进程。
事实上，对于德国法西斯的突然进攻，一般苏联人是缺乏精神准备的，就是军队基层官兵精神准备也不足。据说6月21日晚，苏军驻波苏边界的一个连队还在举行周末晚会，跳舞唱歌。当时，一位从波兰那边跑过来的女孩子对大家说，马上就要打仗了，你们还跳舞？！但是她的报告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第二天拂晓，德国法西斯军队果然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尽管如此，但莫斯科人对战争发生并不惊慌。当然，街头战争氛围已经很浓，到处是头戴钢盔、肩背枪枝的武装人员，有的还背个防毒面具。他们都是后备兵员，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城里经过。博物馆、列宁墓、圣巴西尔礼拜堂等都已禁止参观，马路上堆满砂袋，有的地方还有街头堡垒。苏联人民在亳不仓惶地等待着法西斯的到来，自信能够战胜一切来犯之敌。我曾问苏联同学，为什么人们这么镇静？他们的答案是：俄国有句谚语，“害虫虽吃白菜，但一定要先彼而亡。”人们相信，德国希特勒只不过是来吃这棵白菜的又一只害虫而已。前头曾有一只害虫吃过这棵白菜，那就是法国人拿破仑，1812年9月他曾攻占莫斯科，但很快就惨败了。希特勒的命运也不会比拿破仑好多少。
文豪的声明
苏德战争爆发后，形势很快变得极为严峻，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德国先头部队就侵占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及爱沙尼亚的一部分，还有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的大部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把局势的严重情况，毫无掩饰地告诉了全国人民。这更加激发了苏联人民的斗志和对敌人的憎恨。
面对这样的形势，苏联大文豪阿·托尔斯泰发表了一个独特的声明，充分反映了苏联人民的情绪。他愤怒地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分子在占领区残杀儿童、老人、妇女及被俘红军战士的暴行，并痛斥道：不能把德国法西期军队叫做野兽，因为野兽虽然残忍，充满野性，但它们不会残杀自己的同类，也绝不会为享受杀人的快乐而杀人。但也不能叫这群侵略者为疯子，因为他们的法西斯兽行都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地干出来的。
德国电台为此进行反驳，指责阿·托尔斯泰的声明是昧着良心说瞎话。阿·托尔斯泰随即在《红星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进一步揭露德国法西斯的真面目，大意是：我们向全世界所有人、向一切同法西斯主义战斗的人民和战士，也向德国人民声明，德国法西斯军队和警备队，犯下了不可理解的兽行，以至于墨水都灌进了鲜血……这些惨无人道的兽行正在德国法两斯匪帮侵占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变成日常的现象。
当时报纸还报道说，阿·托尔斯泰把政府给予他小说《苦难的历程》的奖金，全部捐献出来，购买了一辆坦克车送上前线。阿·托尔斯泰还写了苏联人民亲手炸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第聂伯河大坝的事情。他写道，写这个悲剧不是为了流泪，我们已经没有眼泪，因为憎恨使眼泪干涸了。写这个悲剧是为了宣誓，为了消灭敌人，不惜一切牺牲。但是，我们绝不会作最大的牺牲，绝不会牺牲莫斯科，她是我们的心脏。希特勒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正像宝剑之光，给俄罗斯人民指明道路。他还写道：前进吧！为了消灭敌人，前进！为我们的自由，为我们的伟大祖国，为我们心中的圣地莫斯科，前进！
斯大林红场阅兵
德军进攻的速度很快，战争开始仅一个月，他们的飞机就直接轰炸莫斯科了，其秘密部队也开始在莫斯科附近出现。轰炸连续了一个月。每天晚上，德军飞机准时在10点钟飞临莫斯科上空，然后投弹、扫射，随即扬长而去。人们抓住了这个规律，抓紧搬运贵重物资，用汽车运往火车站，再装火车运往后方。快到夜间10点钟时，人们就转移到莫斯科地下铁道的站台上躲起来。这种地下铁道，对防空起了很大作用。
9、10月间，苏联红军同德军进行了斯摩棱斯克会战，为粉碎希特勒的闪电战奠定了基础，也为保卫莫斯科赢得了时间。10月初，德军向莫斯科大举进攻，遭到顽强抵抗，会战就这样开始了。当时莫斯科各个方向都在进行激战，许多企业、机关组织的共产党员营、工人营、共青团营纷纷走上前线。我亲眼看着一队队穿军服或不穿军服的战士们，荷枪实弹，高喊着“为了莫斯科，为了俄罗斯，为了斯大林”的口号，大踏步地奔赴郊外去作战。
到了10月下旬，德军逼近莫斯科，希特勒扬言，要到莫斯科红场上阅兵。斯大林坚定地回答了他，说：我斯大林将亲自在十月革命节到红场上阅兵，红场永远轮不到希特勒站脚。直到十月革命节时，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仍被挡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苏联举行的大规模纪念会，我们学院的部分师生也前往一个大地铁站——马雅可夫斯基车站的月台参加了这次大会。斯大林发表了精彩的演说。他号召把侵入苏联国土的全部德国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消灭掉。德国人要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他告诉红军指战员：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他还号召全国人民竭尽全力支援前线，让列宁的旗帜引导胜利前进。会很简短，期大林随后到红场上检阅了苏联红军。这极大地鼓舞了苏联红军和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军民和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
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流行着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并用大字写在墙上：“俄罗斯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此外，还有许多标语和漫画，有的墙上写着：“德国人尊重母牛和公牛，而不尊重爱因斯坦和海涅。”嘲笑德国人没有文化教养。
与此同时，报纸的需求大为增加。每天早晨，人们在报亭旁站成长长的队伍，等候报纸的到来，以便了解战况。人们的一般生活，除了灯火管制时间，基本上还保持着常态。只是为了空袭防火，组织了许多支消防队，一些著名作家、演员以及年轻姑娘和老人，也都参加了空袭服务队。空袭过后，他们奋不顾身地去扑灭轰炸引起的火灾，夜间还要结队巡逻、站岗。空袭来临时，人们躲在防空洞里，听着地面上那山摇地动的爆炸声，此时，莫斯科之夜在空袭中如同白昼。
每当敌机飞临，莫斯科周围成百上千的探照灯光柱直刺天穹，环绕市区上空一圈与此同时，由炮兵发射的电光弹，6个一组射到空中，并停留一定时间。这时天空白亮如昼，于是四周的高射炮，各建筑物至高点的机关枪，就趁机瞄准、追踪低飞的敌机，万弹齐射。顷刻间，敌机有的赶紧调头向上爬升，有的则像支死雁一样冲落下来。
机械工程师
1941年冬天，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奉命离开莫斯科，东经喀山，迁到乌拉尔山区里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一路上，我们有时乘火车，有时搭汽车，有时步行，沿途所见，苏联人民确实充满爱国激情。他们把粮食、燃料、弹药等运往西部前线；把机械设备、机关学校人员疏散到东部乌拉尔山区。一支支队伍全副武装雄赳赳地向西部前线开进，整个苏联已变成一座大兵营了。
记得路经喀山时，有一张贴在墙上的宣传画吸引了大家。画面上，一位年迈慈祥的母亲，严肃地手指前方，她身后是以苏联地图为背景的大地，旁边写着：“你为保卫祖国做了什么？孩子，快到前线去！”不论你站在正面还是侧面，画中这位母亲的目光似乎都在直视着你，手也在指着你。在那样的战争环境里，我想不论是什么人，只要稍有爱国之心，面对着这位母亲的质问，都不会不动心的。
我们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已是严冬季节。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最低温度达到摄氏零下50多度。而煤、柴等燃料又奇缺，加上没有电及必要的设备，更没有所谓的教室，大家只能挤在大一点的房子里听课。
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差，市面上火柴、肥皂等日用品奇缺，价格极为昂贵，一小盒火柴售价竟高达25个卢布，抽烟的人只好用火石打火点烟。伙食自然也很差，我们吃的多半是稀饭，每餐二三两．有时吃点黑面包，菜是几乎没有的，吃饭时往往撒点盐作为调料。直到第二年春天我们自己种了一些马铃薯和其他菜类，才算吃到了蔬菜。苏联普通人家的生活就更艰苦了。据说，列宁格勒有的人家老太婆死了，把尸体藏在床下不埋掉，为的是还用她的名额领那份口粮。饥俄像恶魔一样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有的人家孩子因饥饿难忍，偷吃了全家人一天的面包，父亲在将孩子痛打一顿后又抱起孩子痛哭一场。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坚持学习，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到了1942年6、7月间，我和我的同班同学被派到列宁格勒附近一个飞机场去当实习工程师。随后，又到一个飞机制造厂实习，当了个把月的技术员。因为时间紧迫，环境险恶，条件也差，学院就没要求我们搞毕业设计，只进行了课程考试。到8月，我们就正式毕业了，学院授予我机械工程师职称，还发了一枚毕业纪念章
空军少校教官
毕业后，我被分派到苏联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了一名少校教官。 这所空军学校，是专门培训从前线空军中抽调来的师团级军官的干部学校。因为在战争中部队装备更新很快，高级指挥官必须及时掌握新技术，才能正确指挥作战。所以苏军分批将军官从前线战场拉回来，加以短期集中的训练后，再让他们返回前线去指挥战斗。
在这所学校期间，我一直在空中射击教研室当教官。这个教研室有十多人，教研室主任教官是一位德国人。他很有名望，博学多才，善于思考，也很机敏，平易近人，拿我们这些青年教官当时的话来说，这个人很有点民间的狡猾和幽默感。他能把空中射击学的许多原理作深入浅出的讲解，引人人胜。我从他的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到当一名优秀教官确实很难，不但要自己懂，还要表达出来叫别人也懂，这仅仅靠自身有学问还不行，还必须善于表达，这是一门艺术，而当教官是不能不研究这种艺术的。
我在校任教3年，讲过许多课程，如空中战斗、空中照相、空中领航、空中轰炸、航空武器使用、发动机原理、瞄准具构造原理、流体力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空气动力学、热力学、空中射击原理等等，加在一起大约有30多门。
进行空中战斗，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快速行动过程，需要掌握各种科学知识，而且要求高速、准确，稍慢或出一点差错，就会机毁人亡。所谓空中战斗，就是敌对双方的飞机驾驶员驾驶飞机在空中进行的战斗，是航空兵歼击部队消灭敌机的主要方法，其他航空兵部队的空战多半是为了防御。空战的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上世纪初，飞机开始用于军事行动时，敌对双方的飞机驾驶人员在空中遭遇，就用手枪、步枪、机关抢等互相射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了装有机枪的歼击机。现在的空战除了使用机关枪、机关炮，还使用火箭、导弹等武器。所以，要真正掌握空中的战斗本领，就必须研究学习许多科目。
在这期间，有两件大事值得提及，即1942年10月苏联武装力量取消了军事委员制，实行完全的一长制，当时特别强调巩固军事首长的威信。接着，在1943年初，苏联决定海陆空三军一律佩戴肩章，象征苏联军人对祖国负有光荣的战士职责。当时颁发给我的是空军少校级肩章，带上肩章后，确实使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军人责任感。
见习副团长
到利比茨克空军学校任教后，我曾多次欢送毕业学员飞往前线。每次欢送他们，我的心都会同他们一起飞往前线。和其他许多教官一样，我也曾多次要求上前线，希望直接同德国鬼子作战。但直到1944年夏天，我的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那年的6、7月间，学校首长宣布上级命令，任命我为空军第74团见习副团长，立即到白俄罗斯军区的空军部队报到。我欣喜若狂，当天就同另外大约20多名教官一起，乘火车出发了
火车经莫斯科后西转，最后到达了斯摩棱斯克州的红城附近，我们报到的部队所在地。报完到我也才发现，这个空军第74团的飞行员和指挥员，有好几位是我教过的学生，其中一位副团长在校时同我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们非常欢迎我的到来，也很尊重、照顾我，在战斗间隙还让我给飞行员们讲授空中射击等课程。
我到74团时，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苏联空军副司令员法拉列耶夫正在我们驻地视察。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是苏联红军的一名上将，在苏联国内战争期间曾任坦克师和步兵师师长、坦克军军长、集团军司令等职务，荣获过苏联英雄称号；法拉列耶夫也是一位著名的苏军将领，担任过红军空军总部的第一副部长、红军空军参谋长，后被授予苏联空军元帅军衔。他们当时是作为中央大本营的代表来视察的，对我们的战斗准备表示很满意，并向团以上干部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可惜我没能亲眼见到这两位高级将领。
当时的形势很好。因为从1944年初开始，卫国战争大潮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席卷，苏联红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当时，苏联红军面临的任务是彻底解放白俄罗斯全境，全歼斯摩棱斯克以西之敌。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巴格拉季昂”战役的主要目标。当时斯摩棱斯克以西敌军，在明斯克市形成了一个大弧形包围圈，构筑了大批防御工事，再加上第聂伯河、德鲁特河、别列津纳河地带的湖泊、沼泽、森林等自然屏障，制造了易守难攻的态势。
我到部队时，解放白俄罗斯的战斗正在缴烈进行。我的几位战友曾在空中俯看到，步兵集团军的战士十分英勇，在强渡西德维纳河时，他们除了使用小船、木筏和其他就便设施外，有的战士就趴在一个大木桶上渡河。战友们告诉我，就在半个月前，在赫留舍将军指挥下，我们空军曾大显身手。为了攻克奥尔沙，在步兵开始冲击前十几分钟，红军飞机腾空而起，对敌军防御前沿阵地进行了密集轰炸。步兵开始冲击后，轰炸机和强击机就飞到前面去破坏敌人防御的纵深地段。特别是强击机成功地掩护了步兵和坦克的推进，有效击毁了德军火力和有生力量。尤其令人振奋的是，200多名飞行员驾驶强击机在距头上100米的厚厚云层下，毅然按照空军集团军首长的命令，对敌军的支撑点进行了有效的密集轰炸，帮助地面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初到前线的耳闻目睹，极大地激励着我，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
驾驶强击机作战
经过同团部几位指挥员研究，他们同意我不只坐在指挥所里，而要直接参加作战。
开始，我曾驾驶佩-2式轰炸机参加过几次战斗，主要掩护步兵冲击及对敌防御攻事进行密集轰炸。后来，我一直是驾驶伊尔-2式(M-2)强击机进行作战的。
这种强击机，是苏联著名飞机设计专家伊柳申设计成功的。谢·夫·伊柳申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上将工程师。他领导研制了多种类型的轰炸机(H -4、M-28)、强击机(H -2、H-10、M-40)、客机(N-12、M -14、H-18)。他的儿子夫，谢·伊柳申，是苏联功勋试飞员，试飞过许多种类型的飞机。这是一个飞机世家。谢·夫-伊柳申设计的这种伊尔-2式强击机，装有强大的射击武器和轰炸武器、火箭等等，是一种专门用于支援己方地面部队作战，或对敌方地面部队及海中舰只施行攻击的战术飞机。它以机动性能强、操控简便著称．机上有两个座位，可容驾驶员及射击员各一人。驾驶员坐在前面，负责驾驶飞机，使用射击武器，有7.6厘米小口径机关枪两支，20厘米机关炮两门，机翼下面装有火箭4枚。射击员坐在后面位置上，负责保护自己的飞机，预防从后面来的敌人歼击机的攻击。
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位名叫马利诺夫的中尉飞行员合作，驾驶伊尔-2式强击机参加作战。一次，我们正坐在飞机里谈话，突然接到起飞命令，任务是到敌我交战区域，以低空或超低空飞行，按地面部队指挥员要求，对敌方目标施行攻击。当我驾机临近战区时，地面部队指挥员指示将敌人用来撤退的桥梁炸毁。我判明了方位，立即压低机头俯冲下去，同时开动机关枪和机关炮，随后投掷炸弹。当我驾机上升时，马利诺夫中尉即向桥梁射击，他使用的机关炮可以旋转360度。我回头俯瞰河上的桥梁时，那里已是一片混乱。这时地面首长命令说：“轰炸成功，可以返航。”
类似这样的战斗，我曾多次参加，有时一天就要参加三五次之多。
有一回，我和另外一位射击员去执行轰炸敌军一个指挥部的任务。当接近敌军防御阵地时，我采取低空飞行，强行通过敌方防空炮火防线，迅速接近了攻击目标。那是一座宽大的平房，目标不很明显，投弹难以命中。我又采取超低空飞行，进行大攻角俯冲，并和射击员同时投弹、射击。这样连续进行了两次轰炸，那座平房彻底没了踪影。当我迅速退出战斗，在返回途中和射击员说话时，没有得到回声，我还以为他过度疲劳睡过去了。当飞机降落停稳后，我才发现他已经中弹牺牲了。
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常有的现象。我们每次放飞回来，往往不是后面的射击员就是前面的驾驶员受伤或牺牲了。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往往把牺牲者拖下去，把飞机抢修一下，再换上另一个人，又立即起飞，接着参加战斗。在那些日子里，飞机几乎总是带血作战的。
那时的伊尔-2式强击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声音特别大。因为它安有特殊装置，加上飞速很快，又在低空，所以它一出现，就会发出如同山崩地裂的怪声音，连房屋都会颤抖，神经衰弱的人会被吓得魂不附体，以致昏倒过去。我们放飞多半又在夜间，那种巨大的怪声就更吓人了。所以，德国士兵非常害怕这种飞机，称之为“黑色魔鬼”。我曾亲眼看到有个德国士兵，在我驾驶伊尔-2式强击机飞到他们阵地上空，还未进行射击投弹时，他抱头捂耳，站在地上乱蹦乱跳，就像精神失常一样，怪态可笑。
迎击暴风雪
在前线那段日子里，我担任见习副团长，是一名指挥员，但与飞行员战友们结下了难忘的、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我的学生，但在前线是不分师生的，都是战士。当时许多院校的师生开赴前线，讲师、教授也都当战士。如果是自己的学生当了指挥员，那就必须自觉地听从命令。我们中国在称颂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时，往往用“亲如兄弟”来形容。而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我同苏联指战员之间的那种情谊，同样是人世间最真诚、最无私、最忘我的。
在74团，曾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形：有的任务，明明知道要付出牺牲的代价，仍然会有许多人争着要去。如果领导选定了一个人，马上就会有另一位同志提出说：“他是独生子，把他留下，我去！”还有的会说：“你的母亲等待你抚养，还是由我执行这个任务最为合适。”他们毫无畏惧地把生的希望或机会留给战友，自觉地迎向死亡。目睹这些年轻飞行员的勇敢行为，我常常眼含着热泪下达命令。
有一次，又发生了这样的争执。我向团长要求说：“谁也不要争了，这件光荣任务交给我吧！德国侵略者不仅是苏联人民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我这个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能献给第一个社会主义祖国，无上光荣！”说完，我拿起飞行图囊就奔飞机走去。这时，许多战友吼叫着无论如何不让我去，好几个人上来把我拦住，我挣扎着，几乎是发了疯似的同他们打起来，但还是被他们抱住按在了凳子上。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天空浓云密布，整个世界一片漆黑。这时，要出动一架强击机，到距机场300公里外去施行夜间偷袭，炸毁隐蔽在森林边缘地带的一个敌军集团军司令部，以配合第二天即将发起的对这个集团军的总攻击。执行这样的任务，第一要善于夜间飞行，第二必须超低空前进，躲过敌军雷达侦察，第三在森林边缘飞行视别航向必须准确。执行这样的任务必须抱定牺牲的决心，因为只要找到了目标，再想脱身飞走是极难的，只有与敌人同归于尽，才能真正保证任务完成。这样的任务由我教过的一名学员、一位大尉飞行中队长去执行了。后来，他真的驾机猛扑了下去…．
我记得，那年冬天暴风雪很多，战胜暴风雪与放飞作战同样困难和危险。曾有几位战友因暴风雪而丧生，大家把“暴风雪”当作危险、牺牲的代名词。但我们没有人惧怕这种危险，而是把迎着暴风雪飞行看作是勇敢精神的表现。这种精神正是苏联红军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力量源泉。
难忘的空军节
在解放白俄罗斯战役期间，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苏联空军节。
8月20日是苏联红色空军的节日。那天清晨，电台广播了苏联卫国战争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在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几百门大炮齐发，奏鸣20响，向空军全体指战员致敬。他还赞扬了飞行员们在同敌人进行空战中，表现出的无比英勇的果敢精神；表扬了指挥员们在指挥空中战斗中所展现的高超本领和军事技能，以及航空设计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用成千上万架质量优异的战斗飞机武装了空军部队。斯大林特别指出，苏联空军现在已经拥有压倒敌人空军的绝对空中优势。
这个命令给了我们巨大鼓舞。晚上，我们团部还在防空洞里举行了短暂而热烈的庆祝会，团长破例允许第二天起飞或不起飞的飞行员们都喝了一杯好酒。这在平时是不允许的，一般每晚只有第二天起飞的人才可以喝杯酒，以便保证睡眠充足。会上，还由我宣布了一项由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大意是：在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进得巩固涅曼河西岸登陆场地的战斗中，由赫柳金将军率领的空军第一集团军，用飞机在空中进行了有效的掩护，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这个命令（也可能是附件中）还表扬了涅曼独立歼击机团。这是一个由一位叫做路易·德尔菲诺少校指挥的、由法国青年组成的飞行战斗团队。他们在战斗中获得了用涅曼河命名的“涅曼团”的光荣称号。由此我才知道在苏联空军中还有法国青年参加战斗。
为了庆贺红色空军节，上级命令我们团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一次严格的军事演习。虽说是演习，但同实战差不多。因我们所在地区是苏联的瓦尔代丘陵，飞行中遇到的难题很多。在这次演习中，我的任务是进行仪表着陆，却正遇上了一个少有的暴风雨天气，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按时起飞了。那天早晨，我迎着强劲的侧风，腾空而起，直插云霄。在云海茫茫的高空，我手握驾驶杆、脚踏方向舵，操纵着伊尔-2式强击机，力求平稳敏捷、破开雾障，很顺利地飞越了规定的距离。返回时，机场上空正下着瓢泼大雨，低垂的乌云封住了跑道，飞机钻人翻滚的浓云之中，周围黑洞洞的。我按照穿云下降、仪表着陆的方案，聚精会神地根据仪表上的数据判断飞机的航迹和姿态，推动驾驶杆，压下机头，劈开云海降落下去。当看到地面时飞机已经着陆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并愉快地想到，这也算是我为空军节献出了一份微薄的礼物吧。
解放白俄罗斯
我到前线之后，才逐步了解到，1944年夏天开始的白俄罗斯战役，当时就叫巴格拉季昂战役，是以博罗季诺会战中的英雄彼得伊凡诺维奇·巴格拉季昂的名字命名的。战役主要目标，是围歼盘踞在明斯克以东和斯摩棱斯克以西的法西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解放白俄罗斯全境。这个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是希特勒的忠实走卒布什元帅，他指挥下的七八十万官兵、一千多架飞机、近一千辆坦克，一万多门大炮都参加了战斗。希特勒曾下令要布什死守这一地区—H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这股庞大的法西斯武装被彻底消灭了。
当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解放后，我曾驾机飞到它的上空，俯视了全城的惨状，不禁感慨万端。当时明斯克市到处断壁残垣，简直是一片废墟。可尽管一切，的确可以说是一切，都被毁掉了，但是活下来的市民们，还是兴高采烈地欢呼着，迎接苏联红军和游击队员们。我在战前的1929年至1934年间，曾在斯摩棱斯克的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服务，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此时看到了这里的解放，内心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白俄罗斯战役后，9、10月间，苏联红军又发动了波罗的海战役。激战中，敌我双方曾在塔林、里加、莫昂海峡、麦麦列河等地展开反复争夺。由雷巴利钦科、茹拉夫廖夫、纳乌缅科、帕皮温等4位将军指挥的4个空军集团军，积极参加战斗，极大地帮助了地面部队。我们74团没有参加波罗的海战役，过了1945年的元旦之后，我们全力以赴地参加了著名的东普鲁士战役。
激战东普鲁士
东普鲁士，原是德国进攻苏联和波兰的战略基地。自称为“狼穴”的希特勒的大本营，即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最高统帅部，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就设在东普鲁士的拉斯登堡附近地下掩蔽部里。而这里正是通向德国中心地区的要冲，构筑有许多坚固的堡垒工事，加上那一带湖泊、河流、沼泽、水渠，还有石料建筑物特别多，所以形成了易守难攻的地势。东普鲁士战役从1945年1月中旬开始到4月底结束，进行了3个多月。在这一地区的德军是北方集团军群，有近60万正规军，还有20万民众冲锋队，共计80万人，但他们很快就被消灭了。这次战役的经历和见闻，令我永世难忘。当时苏军发动这个战役的目的，是企图首先切断该地守军同其他德军的联系，把它孤立起来，然后逼它退到海边并加以分割歼灭。
战役打响后，我所在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首先向莫斯特堡发动了进攻。战斗极为激烈，仅两天内就消耗了上千车皮的弹药。开始先由炮兵猛烈轰击，整个战场硝烟弥漫，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炮火稍停，我们空军立即起飞，多半是带上重磅炸弹，抵近敌军投掷。有一天，我连续起飞6次，与我同机出战的射击员3名受重伤，1名牺牲，1名受轻伤，而我安全无恙。战友们都说：“唐铎身上有保护神！”当晚，我受到了上级嘉奖。我很庆幸，也很不平静。面对战友或者说我的学生连续受伤或牺牲，我的内心升腾着复仇的火焰。
几天的连续战斗，大体上都是炮兵先进行远距离轰击，随后飞机再逼近轰炸，最后是步兵跟在坦克车后面往前冲杀。但每天前进速度极慢，德军抵抗非常顽强。据说德寇的帝国元首保安队、冲锋队、党卫军统统投入了战斗。到3月底时，苏联红军经过周密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补充兵源和弹药，并调整了部署，在一天拂晓，突然向海尔斯贝格筑垒地区的德军发动了总攻。
在这次总攻中，我们空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大批强击机按照集团军的命令，组成30架为一组的临时编队，共10组，即300架，在每天晚间采用超低空飞行，在德寇驻地三五十米的上空射击投弹，搞突然袭击。第一组30架飞机轰炸后，隔15分钟左右，第二组30架又飞临德寇驻地上空。这样一批又一批地轮番轰炸，差不多要进行一个晚上。白天，步兵跟在坦克后向前冲锋，同时还有空军掩护。这样激战了十多天，才终于歼灭了这批守敌。后来看到战报说，这次激战共歼敌15万余。
此次激战，我在白天还参加了两次战斗，是在一条大河附近。当时，由于春汛河水猛涨，使两岸成了一片沼泽地。苏联红军在水深过膝的沼泽中，艰难地向敌军冲锋。德军士兵则狼狈地跳上驳船、轮船、甚至舢舨，夺路而逃。他们还炸毁了堤坝，妄图用洪水阻挡苏军前进。但这又使大批德军官兵陷于沼泽之中。当时，我们的强击机发挥了巨大威力，驾驶员和射击员一齐猛烈向下扫射、投弹，激起的水浪把蚁聚在大小船只上的德军掀翻于水中，而他们则难以进行反击。我们在歼灭这股德寇的过程中，攻占了海林根伯尔市，为最后攻克杰尼斯别克扫清了道路。
攻陷杰尼斯别克
杰尼斯别克，是东普鲁士战役中德军守备最严密的一个城市据点。敌人在那里构筑了三道防御工事。大批钢筋混凝土工事、大批土木工事、大批地雷、大批防坦克防步兵障碍物，成了穷途末路的德寇的救命符。他们死守在每一条防线的每一座堡垒中。据说仅在市中心的一座古堡中，就有几千名死心踏地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组成守备队决心与堡垒共存亡。
在发起总攻的前几天，苏联空军的重型轰炸机，不管白天黑夜几乎没有停止过对杰尼斯别克的猛烈轰炸。总攻击开始后，继续轮番向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连续射击轰炸达四五天时间。可以说，不仅普通建筑物，就是敌人修筑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也都“石崩瓦解”了。但是，敌人仍在顽抗，竞很快筑起了一批新的防御工事，还不断炸毁桥梁和道路，以阻止苏军前进。
有时，我们的飞机一天要出动上千架次，投下几千吨的炸弹。夜晚，我们从空中能清楚地看到：敌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轰隆一声被炸毁；火光四起中垂死挣扎的敌人疯狂反扑；英勇的红军战士冒着炮火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而当双方展开白刃战时，战场上反倒显得平静了，因为炮兵的射击、飞机的轰炸停止了，只有地面上的生死大搏斗还在惊心动魄地进行着。这时，红军的坦克像一座座小山似的，向德军压了过去，逼得他们抱头鼠窜。
4月9日，苏联红军以锐不可挡的攻势，终于攻克了这座熊熊燃烧着的城市，取得了难得的胜利。
攻克杰尼斯别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德军失掉了在东方最大的要塞和支撑点。听说，希特勒为失掉该城暴跳如雷，缺席审判并宣布将该城市守备司令拉什处以死刑。与此相对，苏联红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则发布命令，要首都几百门大炮齐鸣，向强攻杰尼斯别克的红军将士们致敬。
杰尼斯别克市后来被以苏联著名国务活动家、教育家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的名字重新命名。这样，这座从前的普鲁士王都，就以“加里宁格勒”的名字列入了苏联的著名城市之中。
切尔亚霍夫斯基大将
在东普鲁士战役中，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伊凡·达尼洛维奇·切尔亚霍夫斯基大将，在梅尔扎克地区身受重伤壮烈牺牲了。
这个消息使我特别悲痛。因为在攻克莫斯特堡之后不久，我和其他几名团领导曾直接受到过他的热情接待和鼓励。大约在1月底或2月初，切尔尼霍夫斯基大将从我们所在的机场起飞到前线某个指挥所去。在等待出发的间隙，他接见了附近驻地的团一级指挥人员。他很年轻，身材魁梧，穿着军呢大衣，同我们一一握手时，都会说句：“谢谢！”我们是他的部下，为什么他要表示谢意呢？因为在战斗过程中，空军坚决执行了他的命令，同其他军兵种协同作战非常顺利，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是对他指挥的全军和他本人的一种有力支持，所以充满了感激之情。当然，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他是在代表苏维埃祖国和人民，向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们表示由衷的谢意。他大声说：“谢谢空军英雄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干得非常出色！”当知道我是个中国人时，他特意同我再次握手，还对我说：“谢谢你的国际主义精神！”
他起飞后，我听空军首长们议论，这位司令员才30多岁，卫国战争爆发时，是一个坦克师的上校师长，由于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不久担任了苏军第60集团军司令员。他指挥解放了沃罗涅日，攻克了库尔斯克，战绩辉煌。而在白俄罗斯粉碎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战役中，他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又在解放明斯克、廖尔沙等城市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他因而被授予了大将军衔。随后，他率领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解放了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进行了巩固涅曼河岸登陆场的战斗，又攻克了考纳斯。1945年1月间，他又率领第三方面军迅速歼灭了莫斯特堡的德军，但在围歼德军海尔斯贝格集团的激战中，他却身中敌人的榴弹炮而受重伤，不久就牺牲了。
当时，苏联政府发布讣告，称颂切尔尼霍夫斯基大将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忠实儿子、红军的优秀领导人之一，是一位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才华出众的年轻统帅。部队的同志们都很悲痛，因为这位统帅既关心部下，又十分严格，既有大无畏的精神，坚定而顽强，又善于耐心听取部下的建议，而不固执己见。所以，大家都很怀念他。
后来，他的牺牲地莫斯特堡，就换上了“切尔尼霍夫斯基”的名字。这么多年来，每当我翻阅苏联地图时，总要找到加里宁格勒附近的切尔尼霍夫斯克，并默默地向长眠在这里的这位英难将领致以深深地敬意。
依依惜别的深情
1945年5月11日，我奉命离开战场，返回莫斯科。此时此刻，我内心充满了对生死与共的战友们的怀恋，怎么也不忍离去，更舍不得留下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遗体。
这时，德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上下，连同苏联各族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我所在的74团，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在大会上我才知道，从战争开始时就在这个团的老战士、老飞行员，只剩下几个人了——除少数提职调出外，有一部分受伤被送回后方医院，但大部分则已经阵亡了。开会时一一宣读了这些人的名字。所以，会上尽管情绪激昂、气氛热烈，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也极为庄严肃穆，全场弥漫着对阵亡战友的深切怀念和哀悼。
胜利，是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取得的。我特别怀念一位战友。有一天，我驾驶伊尔-2式强击机着陆之后，才发现我身后座舱中的射击员已被敌机射中牺牲了。他是一位刚满30岁但久经空战考验的英雄，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就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了。战事一起，他就告别了年轻的妻子飞到前线。我曾亲眼看到他充满柔情地思念妻子和尚未见过面的孩子的神态。他对我说：“我太想念他们了！”我和他同机起飞前，见他又亲吻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就同他开玩笑说：“算了吧，战争马上就胜利，等着战后回家再吻吧！”他会心地笑了。虽然他思念妻儿心切，但并不怯弱，是一个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无私无畏的钢铁战士。作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忠实无误地执行上级命令，是他的唯一准则。当战友们把他的遗体从后舱拖出来时，他的手指还紧扣在枪机上，眼睛直盯着前方，子弹已全部打完了。由此可以断定，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坚持战斗。看着他那停止了呼吸的健壮身躯，我心如刀绞，万分难过。这一天，我和他两次起飞作战。第二次降落后，他那年轻的生命却突然停止了。我还记得，当我驾机从空中返回机场时，远处天空还有一道夕阳的余晖，细细的光线透过彩云，显得格外温暖；而当我发现战友已经牺牲时，那道夕阳突然不见了，四周突然变得异常悲凉。随着夜幕的降临，一切都显得陌生起来。
那天晚上，大雨滂沱，狂风呼啸，不断击打着军营的门窗，我的心再次感到异常悲凉。第二天早上，我被唤醒去用早餐时，尽管头上的太阳散发着灿烂的光茫，我的心却依旧处在悲凉之中。特别是我看到～只雄鹰在苍穹慢悠悠地翱翔时，心中更觉怅然若失。
我的这位战友，名叫阿斯洛夫。他曾经给我讲过他妹妹的故事。他妹妹也是一位红军战士，在极紧急的关头奉命去执行任务，途中却遇到一个经不起考验、企图叛变的人。她妹妹机智地与之展开搏斗，将那个叛徒给枪决了，但自己也因受伤流血过多在医院中牺牲了。而她的母亲却还在后方等待她的归来。
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像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红军将士、游击队员，为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为了从敌人手中解放自己的土地而献出了宝贵的的鲜血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