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志民
日俄战争后，大连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成为日本侵华的第一个桥头堡。中国东北大量的煤炭、木材、粮食等重要资源经过大连运往日本本土；日本本土生产的大批枪炮、弹药、军事装备又从大连登陆，运送到各路侵华日军的手中；日本在大连设立政治军事统治机构、经济掠夺机构同时，建起诸多垄断大连经济的工厂、码头、铁路、银行、商社等等。曰军无论是执行“北进”还是“南下”战略方针，大连都是重要物资生产转运的后方战略基地。
为了确保这一后方战略基地的安全和秩序，日本殖民当局从本土向大连地区大量移民并实行把中国人同日本人隔离的种族政策，将中国人居住区变为日本警察进行残酷统治的区域。由此大连市区的治安环境被日本统治当局誉为“无风的港湾。”然而，从1935年到1940年，“无风港湾”引发大火57次，熊熊的火焰，让日寇几千万元韵战略物资化为灰烬。放火令从“格伯乌”上海总部发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与苏联接壤的边境不断挑衅，制造事端，使原本紧张的日苏关系雪上加霜。为了阻挠日军实施“北进”的战略方针，共产国际决定，由苏联红军参谋部负责训练中国、朝鲜、蒙古等国的爱国青年，组成国际情报组，破坏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质。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先后选送几批中共党员参加苏军参谋部特工训练班接受特殊培训。参加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自参加培训之日起，即不再与本国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直接受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单线指挥。
苏军参谋部训练营地位于莫斯科郊外一处秘密场所，各国被选送进国际情报组的成员秘密聚集于此，接受为期4-6个月的秘密特工训练。培训内容：政治、无线电、燃烧、爆破、射击、游击、汽车驾驶、秘密工作共8门课程，其中以燃烧与爆破为主课。授课教员均为极具实践经验的“格伯乌”（苏联早期特工组织即克格勃前身）专家，培训以单兵教练为主，且非常注重实际操作。结业时，每个学员能够熟练掌握特种火药的配制和雷管、发火装置的制作。校长缪勒尔少将说：“你们将来每个人的作用都将超过一个师。”
1933年底，受训后的中共党员姬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等人秘密回国，与设立在上海的国际情报组中国指挥部即“格伯乌”上海总部取得联系。总指挥是德国人A．鲍维尔，住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内，负责接收、掌握和使用被派遣回国人员。姬守先担任A．鲍维尔联络员，情报组的工作部署、人员调动、经费分配须经过姬守先向各地情报组下达，各地情报组通过姬守先上报情况给A．鲍维尔，姬守先也是A．鲍维尔策划重大行动的主要助手。
在国际情报组上海总部统一指挥下，派遣回国的受训人员在大连、天津、青岛、唐山、北平、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地建立起情报组织，情报联络点设立在天津，形成了葡萄状的工作网络。
大连作为国际情报组主要行动目标地，其情报组建立于1934年夏，俗称“大连抗日放火团”，首任负责人是赵国文。大连抗日防火团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物色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秘密发展组织。起初，组织发展缓慢，1936年3月，姬守先调中共党员秋世显来连开展组织工作。秋世显接受任务后，化装成苦力住进大连码头工人居住的“红房子”，发展了一大批在码头、车站、仓库、工厂做苦力的工人，由于他们靠近曰军战略军需物资目标，具备执行放火烧毁的便利条件，在此基础上，国际情报组上海总部开始下达旨在烧毁日军战略物资设施的打击指令。《日日新闻》报道：大火漫天，黑烟笼罩了大连湾上空……
大连放火团放火行动始于1935年6月，第一把火由在大连本地发展的第一名放火队员邹立升点燃的。邹立升是山东人，“闯关东”来连还不足一年，便被发展进国际情报组。邹平日靠打卵子工维持生活，业余时间喜欢唱京剧，他与会拉二胡的同乡高绪慎常常在一起一唱一奏，俩人志趣相投。高绪慎在满洲油漆株式会社做搪瓷工，随之被邹立升发展为放火团工作员。邹立升经过接受训练，掌握了制作发火药的技术，他用氯酸钾、硫酸、鞋油、砂糖等作为原材料研成粉末，搅拌搭配，进行放火实验，制成一块香皂大小的化学定时发火装置。6月25日，高绪慎照常上班，按照事先邹立升的部署，吃午饭时，高悄悄溜进油漆仓库，将发火装置放在油漆桶上，而后离去。晚8时5分，油漆仓库燃起大火，部分建筑材料和油漆被烧毁，价值2500多日元。这把火，虽然给日方造成的损失不大，却是一把成功之火，此后火焰一次比一次猛烈且一发不可收。
七七事变后，由于制作发火装置用的硫酸、盐素酸钙等原料受到日警严密控制，无法搞到。秋世显等人反复试验，成功地改用蜡烛、汽油、轻汽油等为原料，制定定时引爆发火装置。1937年7—8月，秋世显所负责的小组用这种发火装置分别在日本军需企业天德木材厂、鸭绿江无限制材公司、利盛福木材厂、吾妻驿仓库等大连各个日本战略军需目标放火，均获成功。1938年4月10日，秋世显组织指挥对甘井子满洲石油株式会社战略储备石油实施放火，放火团员借装运货物之机，巧妙地把发火药放置在油桶上，将日军储存的6万桶石蜡、石油全部烧掉。日本大连殖民当局《曰日新闻》报道：“大火漫天，黑烟笼罩了大连湾上空，出动满洲石油公司保护团、大连消防署和金州消防署所有消防队，但也施救无效。还烧伤了久保、中村等5个日本职员”。
在日军向中国南方大举进攻即放松与北方苏联对抗之际，“格伯乌”上海总部曾几次发出停止活动，并不再发送炸药。而秋世显拒绝服从这个指令，他顶着“纪律制裁”的压力，带领放火团员自力配置炸药，选择攻击目标，继续战斗。1940年2月22日，即正月十五，由秋世显发展加入放火团的码头工人于守安借闹花灯之机，将存放在码头上的3架日军飞机主件点燃烧毁，紧接着又去寺儿沟日军仓库、三泰油坊、日清油坊、瓜谷油坊安放发火药，一天里成功放火5起，其行动之敏捷，手段之高超，令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惊呼：“其活跃十分惊人”
日警吸取教训，实行严密防范，每一个进入仓库的中国工人，无论男女必须一律脱光衣服接受检查。1940年6月14日，执行燃烧陆军周水子仓库的放火团员王有佐，在准备进入仓库接受检查前，计上心来。他买了两张煎饼，一根大葱，将特制的炸药卷在煎饼当中，再夹上大葱。过卡时，他一手提着解了腰带的裤子，一手攥着煎饼吃着，骗过了严密的检查。当晚，仓库燃起大火，将5万套正准备装备军队的毛衣裤和大量军用食品变成尘灰。
据关东州厅的调查统计：国际情报组进行有组织、有谋略的放火事件共78起，其中发生在大连的放火事件达57次之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以上，为日军两个师团六七万人全年所需。
孙文凯对施刑者言：我是中国人，应该这样做
1940年初，大连码头放火事件日趋频繁，日警宪特纠集在一起合议，鉴于从前的现场搜查并无效果，于是置重点于私访暗探。放火团员黄振先一次偶尔失言，暴露了身份，被工头牛嗣义告密。1940年6月24日，赵国文被捕，赵未能经受住酷刑，供出组织情况。之后，日本警宪特一起出动，对大连抗日放火团成员进行大搜捕，先后被捕的放火团成员、家属及受牵连的群众达100多人。秋世显在沈阳被捕，天津联络站负责人黄振林来连时被捕。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即派员赴上海，于8月15日在法租界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前将姬守先逮捕。之后，日警企图通过姬守先逮捕国际情报组最高首脑A．鲍维尔，但姬守先巧妙与之周旋，以假的联络曰和假的联络地多次愚弄日警，使A．鲍维尔发现处境危险后转移。
为弄清国际情报组组织的内幕，日寇对被捕人员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许多人腿被压断，手指被烧焦，肺被辣椒水灌破。有20多人在日寇判决执刑之前就被酷刑致死。
1942年6月，日本殖民关东地方法院第一号法庭判决姬守先等12人死刑；判决李泽民等4人十年徒刑；判决包玉侠等13人七年徒刑。姬守先、秋世显、邹立升、于守安等人面对酷刑，威武不屈，英勇就义。姬守先、秋世显、赵国文等临刑前曾写有爱国就义诗，在狱友中广传，甚至敌特也争相抄录。
放火团员孙文凯，笃信基督教，参加放火团较晚且仅参与放火1次，为何被判决执行死刑？因他在受刑后，施刑的曰警让他谈谈感受，他平静地说：我是中国人，应该这样做！
大连街流传：骑白马打白旗的中国女将军，带领中国军打进大连来。
国际情报组采取严格的秘密活动方式。正常情况下，各地组织之间切断横的联系。行动资金和制造发火装置的原材料，一般通过派遣女交通员送到指定地点和指定人手里。大连第一个放火团员邹立升，就首先将他的妻子包玉侠发展进放火团组织，担任大连——天津交通员。
包玉侠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平时性格娴淑温存，但跑起交通，却泼泼辣辣，机警过人。她曾巧妙地甩掉汉奸、特务的跟踪，支走行迹可疑的过路人，还同丈夫在家研制放火爆破的药品。一次，她带着五六岁的儿子单独去天津执行任务，按照事先约定，她准时见到国际情报组驻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林，黄振林将爆破指令、爆炸药品及活动经费交给包玉侠。包玉侠将爆炸药品藏在一盒精制的木质点心盒里，用手提着，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车到大连时，包玉侠从车窗往外望去，满眼的日本警察在站台上溜来溜去。日警为防止爆炸原料从外地流人大连，在车站、码头进行严密检查。包玉侠这时忽然发现，隔她两排的座位上，一位妇女抱着没睡醒的孩子，正吃力地往肩上挎着大包袱。包玉侠灵机一动，赶紧走上前笑吟吟地说：“大姐，我帮你抱孩子吧。”那位妇女看她诚心诚意的样子，点了点头。包玉侠双手接过孩子。儿子一手扯着妈妈的衣襟，一手扯着那位女人的手，俩女人亲亲热热地走出了检票口，躲过了搜查。后来，包玉侠与丈夫邹立升一同被捕，包玉侠被判7年徒刑，在牢里受尽折磨，直至1945年8月22日之后被解放出来。此后，一直过着平和安详的生活，2011年辞世，享年97岁。
日本关东军著《国际工作班的概貌》报告中多处提到“妇女”：“该团上级领导人可能是德国人，有二十四五岁妇女。”“以后王在天津屡次与该妇女接头联络”“该上级领导人妇女因巧妙失踪而未能捕获。”报告中“妇女”留有一张半身像，好似三四十年代的当红影星，时髦、靓丽。这个美丽的年轻妇女就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交通员张琴玲。她往来于关内外，向东北各大城市传达指令，分发经费，运送炸药，传递情报。曾用木点心匣子装着雷管，多次机智闯过山海关。
1937年9月中旬，张琴玲受国际情报组上海总部指令，携带资金及放火材料来大连，在听取地区工作状况的基础上，给予指令：一方面在满石、满化、大连码头、军用仓库方面，断然实行活泼的工作；另一方面必须努力培养执行工作员。张琴玲督促鼓励工作员坚决执行燃烧行动，她与秋世显、赵国文亲临一线指挥甘井子油厂大爆炸，熊熊大火烧了16个小时，毁掉了日本在连的战略石油，使其损失700万以上。由此，大连街四处流传：“骑白马打白族的中国女将军，带领中国军打进大连来。”
张琴玲直至亲眼看到任务完成，才离开大连。她转移至哈尔滨，后到呼兰家乡潜伏。1942年，张琴玲由于积劳成疾而病故，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