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玮
杨奇清，中国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公安保卫事业奠基人，开国首任公安部副部长。
接受专访时，杨家后人时而自豪、时而欣慰、时而滔滔而谈、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潸然泪下。在杨家后人眼里，父亲杨奇清一生性格爽朗，思想开阔，襟怀坦白，但他更谨言慎行，处处低调。“他从来不觊觎更高的权力地位，习惯于极致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组织战略的部署中，兢兢业业地工作。”
有人说，杨奇清是“共和国卫士”、“超级盾牌”，还有人称他为“擒特猎手”。但是，在杨家子女看来，父亲就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湘伢子”，慈祥的父亲是他们一辈子的“精神导师”。
“红小鬼”追寻来时路
1959年9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到湖南进行调研，顺便回到了已经离开29年之久的家乡。回乡前，他一再强调：不搞前呼后拥、衣锦还乡那一套。他只带了一个秘书和湖南省公安厅派的一个警卫和平江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同坐一辆吉普车回去。
平江这块红土地，他太熟悉了，无数革命前辈在这里洒下了太多太多的热血——1928年平江起义前全县人口是73万，可是到1949年只剩下37万人口。尽管杨奇清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但是他觉得不能用手中的权力满足地方父母官的要求：“如果每一个人手握大权的人都为狭义的家乡而滥用手中的权力，那共产党成什么样了！”
平江县委的同志向杨奇清汇报工作，提出想在他的家乡嘉义镇建大会堂，杨奇清一听就表示反对，他说：“国家还不富强，群众生活水平低，不能铺张浪费，要注意影响。”县委的同志又提出购汽车和拖拉机，杨奇清耐心解释说：“公安部不管这些东西，我没有权力批呀！要钱、要车、要物，我都没有呀！”地方领导不禁愕然。杨奇清认为不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满足地方父母官的要求，不能因为自己是平江人，就对平江搞特殊化，也不能由于平江是家乡，就要给予特别照顾。
在家乡，亲弟弟杨正湘提出帮忙解决一个工作。杨奇清说：“我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家庭服务的。”并叮嘱弟弟要在现有的岗位上好好工作，将党的需要当做自己的需要。两个外甥女见到杨奇清后，吵着要跟杨奇清到北京找个好工作，杨奇清劝说她们留下；建设新农村。
当然，他忘不了去祭拜祖坟、拜访长辈，给继母留下一些生活费。随后，杨奇清请平江县委安排，请来当地的老人们开座谈会，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1911年11月6日，杨奇清出生在湖南平江县郑源大屋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自他女儿杨清那里，记者得知：杨奇清早年名叫“淑清”，是他的爷爷给取的。村里有一条小河，清澈见底，当地人称为“淑水河”，杨奇清的爷爷给孙子取名“淑清”是希望他继承“清清白白做人”的家风，一如“淑水河”安时随命，与世无争。不过，“淑清”这个名字很少使用，平时呼唤他的小名“淑伢子”。
因为生活拮据，杨奇清8岁才上学，一有空就帮家里干活。他曾对女儿杨清说：“我小时候家里穷，后来就上不起学了，我只好上山砍柴，磨豆腐，干杂活，好让叔叔和其他兄弟去上学。”只读过3年书的杨奇清自小爱听父亲杨益德讲述的有关古代农民起义的故事，向统治阶级宣战的造反英雄的传奇故事让他豪情满怀。后来，他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奇清”。
杨奇清的母亲李合梅因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年仅30多岁就溘然长逝。才十几岁的杨奇清，就开始承担起家庭的重担。3年后，父亲杨益德续弦，于是杨奇清有了继母吕调梅。
1926年夏秋，一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平江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农民协会纷纷成立，还组织了一支农民自卫军。杨奇清的父亲和叔叔都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父辈与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杨奇清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担任儿童团团长。他率领少年儿童们站岗放哨，协助大人们查奸细、打土豪。杨奇清以他的坚定勇敢、机智灵活，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而赢得伙伴们的热烈拥戴和父辈们的赞赏。这年末，他又担任了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大队长，他的劲头更足，干得更欢了。不久，还当上了平江县工农义勇军的小交通员。
杨奇清少年时代便跟随父亲投身革命，参加过著名的平江起义。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天，杨奇清听说红军要撤离平江县城，表示想参加红军，祖父一听强烈反对：“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他拗不过老人，只好回到地方游击队，在家乡坚持游击，组织暴动，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传送情报，为游击队偷运食盐。
不多久，杨奇清接到祖父病危的消息，心急火燎地赶回家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祖父提出让杨奇清立即结婚，新娘就是已经请媒人谈定了的一位名叫方祥玉的同村姑娘。尽管自己与她相识而不相好，并无感情基础，但是杨奇清清楚：爷爷此举是为了在生前目睹孙儿成家，并用娶亲来系住孙儿，使他断绝离家参军的念头。
杨奇清原本不想应允，眼见祖父死不暝目，祖母、婶娘、老哥嫂等不断哭劝，父亲也劝说不能让老人抱憾西归。泪流满面的杨奇清感恩祖父对自己的百般疼爱、干般关怀，于是“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满口答应了祖父的要求。于是，就在第二天匆匆举行的婚礼之中，祖父带着一丝满足的微笑合上了双眼。杨家在同一天内办了红白两件喜事……
就在这时，整个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加上“清乡团”、“挨户团”步步逼进，沿途制造的白色恐怖曰益严重，不少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遭受摧毁，“赤色分子”开始转移。这时，方祥玉清楚如果自己拖着丈夫不让他参加红军，就无异于害了丈夫。1930年4月30日，杨奇清拿到中共地下党组织开给自己参加红军的介绍信，领着其他参加革命的伙伴们踏上了寻找红军之路。
杨奇清历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三连党代表（指导员），红三军团保卫局执行科科长、执行部部长、侦察部部长，红三军团执行部长，红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红军前敌司令部保卫部部长等职。为了给军团各级首长配备合格的警卫人员，杨奇清利用战斗间隙休整的机会举办警卫人员训练班，挑选政治可靠、勇敢机智、胆大心细、吃苦耐劳、身体健壮的青年进行训练，培养出一批批忠于职守，在紧急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首长安全的优秀警卫人员。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奇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锄奸部的上级领导为军事委员会，最初由傅钟、陆定一、杨奇清3人组成，后改由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周恒、杨奇清5人组成，主要负责内部保卫和反叛徒、反奸细的斗争。杨奇清长期负责八路军政治保卫工作，对加强部队保卫工作建设，纯洁部队，开展反敌特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48年5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和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也合并为华北局社会部，滕代远兼任部长，许建国、杨奇清任副部长。9月，华北局社会部召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合并以来的第一次保卫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确定华北地区保卫工作的总方针为：健全组织，肃清匪特，巩固秩序，配合作战。要求各级保卫机关巩固农村面向城市，大力加强治安工作、侦察工作和情报工作，培训准备干部，把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向全国革命的胜利迈进。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第一兵团围攻山西省城太原，上级决定杨奇清出任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他立即选调了一批城工干部、保卫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短期训练，初步掌握太原敌情和社会情况后，开赴太原前线。为了检验同志们对太原敌情的熟悉程度，他在途中仔细考问这些同志有关太原各特务系统主要负责人的姓名、特征、住址和其他情况，大大促进了同志们研究分析敌情的积极性。后因平津战役拉开序幕，按中央部署，暂停进攻太原，杨奇清奉中央电令离开太原前线，仍回华北局社会部，作进入北平的准备工作。他积极参与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召开的专门会议，同谭政文、许建国等共同筹划研究进城接管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据肖彬回忆，杨奇清随部队转战南北，她带着孩子在后方，先后在晋冀鲁豫社会部、华北局社会部工作。
无论是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杨奇清一直担任我党我军保卫部门的重要领导工作。在残酷、复杂的对敌斗争中，杨奇清坚定勇敢，无私无畏，对革命抱有必胜的信念。对此，作为女儿的杨清十分自豪。
“死而复生”者的红色之恋
1939年，杨奇清在战火的硝烟中第一次品味到了爱情的芬芳。
尽管杨奇清在参加红军之前，家里曾给他包办过一门婚姻，娶了一个名叫方祥玉的姑娘。1932年，杨奇清在攻打赣州的战斗中负伤昏迷，被卫生员用担架抬下战场，有战友误以为他已经牺牲，就将这一“噩耗”传到杨奇清的家乡湖南平江。杨奇清的亲人们悲痛万分，好心的继母还请道士做了一次道场，超度亡灵。随后，还很年轻的方祥玉改嫁。由于战争年代音讯隔绝，过了很长时间杨奇清才知真相，不铭啼笑皆非。这时，他已将此生交付给革命事业，加上形势急剧变化，南征北战，斗争尖锐，工作繁多，也没有时间再考虑个人问题，为此一直独身一人。然而，命运的安排，一位让他不能不爱的姑娘来到了他的身边。
比杨奇清小整整10岁的肖彬与中共同龄，河南罗山人，17岁参加革命工作，不到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肖彬回忆：“在我小学毕业时，我的父母因病相继去世。家里的生活很困难，祖母带着我们，靠村里的几亩地生活。靠着助学金，我进入了罗山中学学习。在中学里，我参加了宣传队，经常下乡去宣传革命思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山中学的学生群情激奋，纷纷投笔从戎，要求参加抗日战争，保家卫国。肖彬这么回忆说：“当时罗山属于国民党五战区管辖。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白崇禧就从学生中征兵，并予以优厚待遇，一去就是排级干部。我罗山地下党组织也动员学生到延安参加革命。我当时的思想处于动荡之中，去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待遇优惠，还可以带家属。可是对于国民党欺压人民的行径我又非常痛恨。到延安去，无路费，弟妹小，家中离不开我。怎么办？此时，学校的进步老师鼓动我还是去延安。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我安置了弟妹，决定到延安去。”
1937年11月，肖彬作为第二批被罗山地下党组织送往延安，取道西安。肖彬记得：“当年，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人很多。西安办事处把我们送往陕西三原县云阳镇青年训练班进行学习了3个月。胡乔木、张琴秋、冯文彬等同志在这里负责。学习期间，由于河南地下党的介绍和我的努力，1937年12月，训练班指导员李秀英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肖彬被送到在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6个月，被编入第四期三大队五队。
1938年10月，肖彬与李克农的女儿李宁等进入中央军委锄奸部任科员。在此期间，肖彬常听老同志谈论杨奇清作风民主、为人正派、没有架子，工作有经验。半年后，中央军委卫生部在陕西户县建了一所为前方培养医务人员的卫生学校。于是，肖彬被分配到户县的卫生学校政治处担任保卫干事，每天深入学员中去了解情况，并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密切掌握各种敌情动态。
1940年5月，肖彬被卫生部送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半年。8个多月后，又被分配到八路军总政治部锄奸部担任内勤，管理特费。从此，肖彬与杨奇清有了接触。肖彬回忆说：“在工作中，我与杨奇清同志相识了。他是一个老革命，我非常敬佩他。接触多了，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对革命事业很忠诚，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很高，特别是对保卫工作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慢慢熟悉后，就开始恋爱了。没有人介绍，他热爱保卫工作，我也热爱保卫工作，可以说是保卫工作这条线把我们连在一起的。”
两人经过一段了解后，1940年夏天在山西武乡结婚，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参加了婚礼。抗日的烽火、弥漫的硝烟，让他们迅速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反扫荡、反“蚕食”，发动群众，打击汉奸特务活动、开辟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是他们婚后生活的主要内容。
1942年5月18日，日军采取用“铁壁合围”，陆空配合向太行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发动“大扫荡”。由于敌人是有预谋的，将八路军总部机关和北方局机关包围在十子岭一带。5月25日中午，敌机开始扫射、轰炸。我军掩护部队同地面的日军交火，枪炮声由疏而密，由远而近。情况很紧急，但敌情不明。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在南艾铺村外小树林中研究突围方案，最后决定兵分两路，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由彭德怀、左权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围，野战政治部和后勤部由罗瑞卿、杨立三率领向武安方向突围。突围中，同敌人进行激战，我军伤亡很大，左权参谋长头中弹片，壮烈牺牲。
当时，杨奇清正在武安反“蚕食”。肖彬晚年说：“因我当时已怀孕，从麻田到了武安，身着便衣准备去敌占区生孩子。当杨奇清闻讯罗瑞卿带队突围到武安后，立即指挥当地武工队狙击追赶的敌人，直到掩护罗瑞卿等人安全转移。他又返回找我，见我行走不便，就留下公务员史海生照顾我，将我们与老百姓藏在一个山洞里，他率队杀出敌人的重围，收集冲杀出来的人员，组成一支小分队，边打边转移，与总部会合。”
大部队突围后，敌人进行搜山，肖彬因行走不便，被敌人从藏的山洞里抓获，于是混在一群老百姓中被敌人押往武安县城，后被关在看守所里。第二天上午，敌人对抓获的人进行审问。“因我身着便衣，又怀着孕，我说我是医院一个大夫的老婆，自己编了一个名字。敌人看我是一个家属，就把我留在武安看守所。在审问中发现有问题的或有怀疑的人则被押送到太原。”
杨奇清获悉后，通过关系将肖彬保释出来，送到了麻田。1942年8月，他们爱情的结晶——大女儿筱林出生。产后不久，肖彬投入锄奸部的工作。
惊天大案“神探”原本慈爱父亲
杨奇清的女儿杨清回忆说：“1950年9月，我出生在北京。不久，就随父母亲去了武汉。父亲从公安部调往中南地区，任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1954年行政大区撤消后，我们全家又从武汉回到了北京。父亲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当年，杨家住在北京东城区八面槽西堂子胡同20号一幢西式二层小楼。安家后，杨奇清教孩子的第一『课是如何种地。他找来工具，挽上裤腿，把前院的地开垦出来，同时施上肥，用锄头堆成一垄一垄的，种上玉米，旁边搭架子，种南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杨清记得：“父亲撒一垄种子，我们也跟在他后面撒，接着浇水。我们是第一次干农活，地拢不直，种子撒不匀，一会儿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疼。父亲看后，哈哈大笑，但还是表扬我们说：‘这才像农民的后代，虽然进了城，还是要自给自足。’”
前院有一个花池，被几棵白杨环绕，绿树成荫。杨奇清喜欢花草，就在花池里种上樱桃树、橡皮树、鸡冠花、夜来香、美人蕉等等。杨清说：“后来又种上了4棵石榴树，真是应有尽有。后院有几棵大枣树，每隔一年，枣树都会结出许多又甜又脆的大枣。等到丰收的季节，父母亲就把大枣分给秘书、厨师、警卫人员吃，也送给周围的邻居品尝。”
1950年1月，杨奇清护送周恩来总理访苏。满洲里车站，朔风凛冽，大雪飘舞。杨奇清在目送总理登上苏联的专列后，才发现自己的耳朵冻得通红。再看看其他几位同志都带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皮帽子，惟独自己没有。
随后，杨奇清一行来到皮革制品市场。货架上，柜台里摆着各种各样的皮帽子。售货员向杨奇清等推销说：“买这种吧，羊毫绒毛制的，暖和、高档。”杨奇清问：“多少钱？”对方回答：“不贵，30多元。”杨奇清笑了笑说：“拿最便宜的。”售货员一脸的不高兴，拿起一顶帽子说：“这是最便宜的了，每顶6元，满洲里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便宜的了！”
“4元一顶，卖不卖？”售货员无奈地说：“算了，4元卖你一顶，讨个吉利吧！”售货员一边给杨奇清找钱，一边问：“看你们不像普通老百姓，买6元的帽子还要砍价，真小气！”杨奇清笑着说：“算你说对了，不小气不行呀！谁叫我是当家的呢？大手大脚花公家的钱，再大的家业也会败光！尽管帽子钱是自己掏钱。”杨奇清带上帽子，自我欣赏地说：“不错，能省就省吧！国家刚建立，家底薄，不注意节约不行呀！”
杨奇清不仅对自己克勤克俭，对家人也要求十分严格。建国初期，夫人肖彬定为行政13级、正处，以后一直没有被提升过。随着工作的调整和调动，组织部门给公安部党组写报告，给一批同志晋级，其中有肖彬的名字。杨奇清阅后把夫人的名字划去，把晋升的名额让给其他的同志。肖彬得知后也毫无怨言，总是对孩子说：“现在的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我知足。”杨家子女说，母亲深爱着父亲，凡是父亲作出决定，母亲都无条件服从。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相当匮乏，供应紧张。杨清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送了一些食油和黄豆给父亲，可他坚决不收，硬是坚持退了回去。“我们家一天三顿稀饭。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在蒸馒头时，参人大量杨树叶子。蒸出的馒头味道怪，我不愿意吃。父亲就带头吃，还咀嚼得特别香，称其为‘树叶面包’，在他的感染下，我也再次品尝起来。”
杨清还记得，父亲规定他们每月开支是10元，包括学校的伙食费和公共汽车费，零花钱2元。“我穿的衣服都是捡姐姐穿不了的，弟弟捡哥哥穿剩下的。裤子上的补丁破了，再补一层。父亲更是以身作则。一件毛衣的两个袖肘破了，补了又补，一直穿到被抓进监狱，又从监狱把它带回家，一直穿到去世。”
“父亲上班路过我上的幼儿园，我总想搭他的车去，他从来不让，我只好坐园车。姐姐、哥哥在育英小学上学，周末回城，父亲不允许专车去接，让他们搭乘公共汽车回家。”杨奇清说，父亲工作太忙，没有参加过他们学校召开的家长会，毕业典礼上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但是，我们几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每个人的优点、缺点和性格，他都了如指掌，为我们一个小小的进步，而感到欣慰。”
杨奇清尽管很忙，但是每有空就同大家打康乐球、扑克。孩子们都记得，父亲在家时工作到很晚，他们早就睡了；等到父亲把所有应急的文件全部处理完，他还要到地下室去看看在那烧锅炉的蔡大爷。“蔡大爷是‘老北京’，解放前拉人力车，生活很苦。父亲很愿意和他聊天，掀开被子看看，问寒问暖，询问生活有伺困难，让蔡大爷十分感动。父亲心细，他从他那里还了解公安部基层工作的实际状况，把大事小事都抓到位。”
在孩子眼里，父亲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有一年，毛泽东主席到湖北视察。杨清记得，父亲马上要陪主席出发了，但是哥哥和姐姐——一个出麻疹，一个发烧。“父亲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秘书告诉父亲，建议他回去看看。父亲说：‘孩子妈妈在，让她照看吧。实在是没有时间回去。’母亲既要照看两个生病的孩子，又不能耽误工作，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姐姐和哥哥的病痊愈后，母亲累倒了。经检查，医生说母亲患尿道结石，需马上手术。父亲不在身边，我们又年龄太小，谁在她的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呢？母亲当时疼痛难忍，果断地对秘书说，你就替老杨把字签了，出问题，我自己负责。秘书不情愿地签了字。随后，母亲被推进手术室。手术做得非常成功，由于麻醉药的作用，母亲处于昏迷状态。当她自然醒来后，同室的病友都围拢过来，问寒问暖，母亲感到很欣慰。”
有一年，毛泽东在武汉准备登黄鹤楼。此前，有人建议清场，把群众疏散开，以保证主席的安全。杨奇清知道后，表示不同意，说：“群众要看毛主席没有错，不要把领袖和群众分开。”于是，他去请示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要紧，反革命没有准备。”杨奇清和警卫人员研究了具体方案，做了周密布置，现场秩序良好。
1956年直1966年，毛泽东曾多次去武汉视察工作并畅游长江。杨奇清往往分管主席的警卫工作。他根据长江水流动的特点，确定了主席畅游的三层队形：最贴近主席的是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外层是武汉市公安局的警卫人员，指挥和联络中心设在后面的4条小船上。看着主席在江面上，时而侧泳，时而仰面，又时而翻跟斗，“胜似闲庭信步”，站在指挥船上的杨奇清流露着淡定的笑容。
毛泽东的行车路线，杨奇清总要实地考察。针对码头地形的复杂，他特地制定了专门的队形和撤离路线，以防万一。毛泽东住地的每一件家具、摆设，杨奇清都要亲自从里到外检查一遍。
1960年3月18日，北京某饭店发生了一起伪造国家领导人签名从银行支取20万元现金的大诈骗案。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公安部门限期破案。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公安部领导下组成专案组，展开侦察，但由于仅有一纸伪造领导人批示报告，再无别的线索，进展比较缓慢。周恩来指名由杨奇清来指挥侦破，并亲自与杨奇清谈了话。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见破案进展缓慢，提出要把饭店提供情况的两个人抓起来。杨奇清认为捕人没有根据，决定不执行谢富治的捕人命令，并对专案组人员说，“上面的工作由我负责去做，你们不必担心。”
杨奇清接手后，要求技术人员发挥现代科技力量，对纸、笔、墨、笔迹作鉴定分析；同时召开电话会议，将案情通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要求通力合作，协助破案，把发动群众查找罪犯和加强专案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还和专案组一起再次到发案现场勘察，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回忆发案时的青况，终于弄清了发案经过和犯罪分子的面貌特征。为了澄清各人回忆的差别之处，座谈后他召集有关人员在现场进行模拟，重现发案当时的情景。
杨奇清和专案组全体办案人员，日夜奋战，终于找到了犯罪分子。直到此时，杨奇清也没有轻易下令捕人。为了做到准确无误，他再次指示办案人员对全部情况反复核对。
这年4月4日，在一切核实确凿无疑的情况下，杨奇清才签署命令，把罪犯逮捕归案。审讯中，该犯供认不讳。办案人员破获了作案用具和绝大部分赃款及一部分焚毁的余烬。事实证明，原来谢富治要捕的那两个饭店工作人员和犯罪分子毫不相干。
非常岁月的非常劫难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在公安战线上大搞“两个否定”、“一个砸烂”。杨奇清是公安战线威望很高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人，周恩来对他很器重，当时还要他抓一些重要工作。这样，他就成了林彪和“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篡夺公安机关领导权、搞阴谋活动的巨大障碍。1968年，他们捏造罪名，竟把杨奇清早年的对敌侦察工作诬为“里通外国”、“资敌通敌”。杨奇清严正指出：这是工作，这不是“里通外国”！这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怎么能说是“资敌通敌”？
“杨奇清专案组”抛出有关杨奇清的所谓“罪行材料”，诬陷他“盗窃中央档案机密”、“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通外国”。甚至连他的父亲和叔父都被说成是叛徒，革命家庭成了“反革命家庭”。1968年3月12日深夜，杨奇清被抓走，送往秦城监狱，监号是“6844”。
被抓一个星期后，监狱里的一个男看守和一个女看守突然闯进杨奇清所在的监房，男的用力打他的胸部，并把他摔到在地上，用脚狠踢，整整20多分钟。眼镜被打掉在地上，杨奇清什么也看不见，试图站起来，终因身体支撑不住，又倒在了地上。男看守离开时说：“再打一次，你也差不多了！”杨奇清挨打后，开始咳血。监狱管理人员不但不给他治疗，还认为他是装病。在狱中，专案组直接审讯杨奇清，他们把已写好的材料强迫他签字，杨奇清严词拒绝。他们开口大骂，伸手就打……
他被逮捕关押达5年之久。“杨奇清专案组”一再对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迟迟不予释放。曾有人说：“杨奇清堪称是一面超级盾牌，有效地保障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但他无力保障自己的安全。‘文革’爆发后，他被关进他下令修建的秦城监狱，在那里领教了法西斯专政的滋味——经常遭到毒打，以致肺部被打成严重内伤。”
1972年7月，杨奇清在狱中病情加重，咳血不止。这时，专案组才把他送到专门为监狱犯人看病的复兴医院住院。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后被送到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接受治疗。江青一伙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对此深为恐慌，硬说成是“保外就医”，继续进行监视和迫害。
杨奇清虽然出狱了，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军代表派人在家门口，24小时监视他。杨清记得，凡是来看望父亲的，要报名字，记车号。“部里的老同志就和监视的人捉迷藏，趁他们值班换岗的时候，偷偷到家里看望父亲。外地的同志纷纷打电话来问候。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父亲还是反复教育我们，不要有悲观情绪，要相信党，相信中央，他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我们就当是二度长征，咬牙坚持，光明就在前面。”
1975年，叶剑英派车将杨奇清接到他家，与杨奇清长谈。期间，杨奇清向叶帅表示相信党组织，会把他的问题调查清楚；同时请求中央能够分配给他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自己有决心用有生之年为党再做一点儿工作。叶帅叮嘱杨奇清好好养病，养好身体，才能更好地斗争。
杨清曾对父亲要求工作的决定非常不理解，一有机会，就劝说父亲“在家安心养病，况且上面对你的审查还未结束”。杨奇清只是感慨：“时间不等人啊！”后来，杨清才理解父亲是想加倍工作，把“文革”带来的损失弥补回来。
1975年1月，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部长，找杨奇清谈话，要杨奇清回公安部工作。造反派闻讯又恨又怕，极力反对，拼命阻挠，大造谣言。10月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奇清等人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不顾重病未愈，毅然决然返回公安部，受到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后来，当杨奇清向他人谈起“文革”往事时，爽朗地笑着说：“他们要我交代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我回答说，我干了几十年的公安保卫工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肯定是不少的。但要说我反对毛主席，说我是反革命，那是对我的诬陷和污辱，我没有一丝一毫可以交代的。”杨奇清就是这样光明磊落地批驳了林彪和“四人帮”对他的诬陷。可以说，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杨奇清始终战斗在党的公安保卫战线上，为建设党的公安保卫事业，为保卫党、保卫军队、保卫人民、保卫国家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粉碎“四人帮”后，杨奇清真正获得了解放。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积极组织公安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和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重建和加强群众性的防谍和保密工作。他对“文革”期间和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十分关注，催促干部部门尽快予以安置处理。
1977年3月，赵苍璧调任公安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当时杨奇清的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不少老同志劝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专心疗养一段，他都以“苍璧同志刚来，情况不熟，我应该帮他熟悉熟悉”为由，予以婉拒，带病坚持工作。有一次，他诙谐而又幽默地对一位去看望他的老战友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相信马克思一定会欢迎我，说我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终生，是有功劳的！”他还用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干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与这位同志共勉。
1978年，父亲病重，广东省厅郭叔叔深夜去看他，他还在坚持批文件。郭叔叔见他脸部浮肿，身体很不好，建议他去广东疗养。父亲拒绝，因为他知道，病魔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978年11月24日，杨奇清由于咳血，内伤太重，带着未完成大业的遗憾在北京医院去世。12月2日下午，杨奇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追悼会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宋庆龄等送了花圈。邓小平、汪东兴、韦国清、邓颖超、王震、康克清等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公安部部长赵苍璧致悼词。邓小平充满激情地对杨奇清夫人肖彬说：“你们是革命的家属！杨奇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