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峥嵘
提起阎宝航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会感到陌生。不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阎宝航却是名闻天下的风云人物。他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挚友和高级幕僚，他也曾经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的红人。同时，阎宝航还有个秘密身份，是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与经历，时至今日，他身上的神秘光环还在。今年4月是阎宝航诞辰120周年，笔者搜集他的故事，还原他精彩传奇的人生。
禁毒重现“虎门销烟”被称为“今天的林则徐”
阎宝航，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今海城市）小高力房村。1918年21岁的阎宝航从奉天师范学校毕业后和同学兴办奉天贫儿学校，得到社会公众和张学良等的关注和支持，并成为张学良的至交。1927年，阎宝航公费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社会学。1929年春回国后，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当时青年会是关外最大的民众组织，提倡博爱互助，宣传科学、体育和新文化，团结了一批有进步思想的青年。
1928年皇姑屯事件，使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妄图霸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暴露无遗。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加紧密谋策划，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侵略中国的各种准备。其中一个毒辣的手段，就是实行毒品侵略。
帝国主义的罪恶侵略活动，激起了阎宝航的愤怒，他奔走呼号，四处联络爱国人士。1929年7月，以阎宝航为会长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正式成立。拒毒联合会成立后，大搞禁烟、拒毒的宣传活动，通过板报、标语、漫画和话剧等形式，宣传毒品的危害，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
1930年5月5日，在阎宝航主持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把5月5日定为“拒毒日”和“禁烟日”，并组成4支宣传队，到沈阳各闹市区宣传禁烟、拒毒；又把6月14日至20日定为“拒毒运动周”。
辽宁拒毒联合会还联合其它爱国团体，组织成立毒品销毁委员会，协助政府主持毒品销毁工作。仅1930年，就搞了3次销毁毒品活动：第一次，1930年3月10曰，销毁了日本饭治商店由德国汉堡贩运来的海洛因147包；第二次，1930年6月16日销毁了由日本人山岸勘吉经营的保绿公园从德国汉堡运来的海洛因239包；第三次，1930年9月21日，销毁了日本人山田文吾的鸦片400两、海洛因1包。在这3次活动中，以第二次销烟规模最大，万余名各界人士参加了销烟大会，盛况空前。人们把这次禁烟活动与90年前的“虎门销烟”相比，称阎宝航为。今天的林则徐”。
学者根据史料的记载，向人们描述了当时的禁烟盛况：会前，阎宝航、车向忱和沈阳市警察局局长黄显声商议，决定像90年前林则徐烧毁鸦片那样，．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届时邀请各国驻沈阳领事参加，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黄显声还表示，警务处将派警察维持秩序，确保拒毒领袖的人身安全和大会的顺利进行。
这天上午，在通往小河沿体育场的街道上，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几辆满载着缴来的毒品的汽车缓缓而行，警察全副武装、威风凛凛地在前面开路，汽车的后面是由近万名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人们边走边呼喊口号：“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粉碎帝国主义纵毒祸华政策！”
走进小河沿体育场，只见正中央搭起了一座席棚，棚内安放了一张长桌作主席台，开包验毒的仪式将在这里举行。它的侧面设立了观察席，政府官员和中外来宾在此就坐。在主席台的前面，并排架起四口大锅，周围堆放着汽油、木材等。体育场四周挂满了宣传禁毒的标语和漫画。
这一天，德国、英国、奥地利、苏联等国的驻沈领事以及意大利客人都来到了禁烟现场，惟独日本驻沈领事没有到会。原来，在日本人的第一批毒品被查获后，日本驻沈总领事林久治郎曾经派人带厚礼面见黄显声，言称：“激进分子借口禁烟，进行排日活动，有碍两国邦交，希望阁下不要插手此事。如果由此引起事端，敝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到那时恐怕对阁下的前途不利。”企图让黄显声就此罢手。黄显声义正辞严地进行了反驳。
下午1点30分，大会主席、禁烟委员会委员、拒毒联合会总会长阎宝航邀请中外官员、各报记者共同开封验包，确系毒品无疑后，从各包取样封存，其余毒品239包加上从瑞士寄来的一大包海洛因，共240包，当众悉数倒入4口铁锅中，然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倾刻间，烟火冲天，毒品很快被烧得灰飞烟灭。全场万余名群众目睹此景，无不拍手称快。会场里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军警包围了“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搜捕抗日分子，悬赏5万大洋拿取阎宝航的人头。
9月23日夜晚，英国工程师泰尔斯驾驶汽车将乔装打扮成牧师的阎宝航等人，送出了奉天城。阎宝航只身到了北平后，立即联合高崇民等人于9月27日发起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吁，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
在风雨如磐的时局中举步维难
1933年9月是九一八事变两周年，阎宝航召集救国会中的一部分骨干共30人，在北平欧美同学会馆内开会，酝酿组织另一个秘密抗日团体“复东会”，以作为联系东北军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之间的纽带。
复东会虽系秘密组织，但很快就被国民党特务系统侦知，也引起蒋介石的疑忌和敌视。戴笠、刘健群对复东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取缔。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复东会有些人与张学良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变取缔为拉拢的办法。此时，因热河抗战失利而下野的张学良，在出国游历以后返回国内，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部”副司令。蒋介石乘机说服张学良，取消复东会，由蒋、张两方面力量合组一个团体，叫作“四维学会”，学会讲“礼义廉耻”，毫无抗日意义，故阎等不同意取消复东会参加四维会。为说服阎宝航等人，张学良于1934年5月7日在武昌接见了前来商谈的阎宝航一行。张说：“要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结合，在当前大势下必须拥蒋才能实现抗日”。
由于阎宝航追随张学良多年，出于对张的尊重只好勉强同意。5月12日，在召开“四维学会”成立大会上，蒋介石被推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选出蒋、张双方理事共15人，阎宝航被选为张方的理事。
四维学会成立后，全体理事到南昌面谒蒋介石。蒋为了拉拢张方理事，授意宋美龄出面，以基督教的名义，邀阎宝航到南京出任由蒋亲自创办的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后改为总干事）阎宝航开始婉辞不就，并请蒋介石南昌行营调查课长邓文仪向蒋介石陈述：一是不懂新生活运动为何物；二是在北方还担任部分抗日工作，请改派别人任此职。蒋介石、宋美龄约见阎宝航说：“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作准备，表示要对阎现在所做的抗日工作给以援助”。阎宝航又电请张学良代为辞谢。张复电说：“万勿推辞”。这样，阎宝航当上了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总书记。
担任蒋介石亲自任命的总书记一职后，对他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确是有利。他既是张副司令的挚友，又是蒋总司令的“亲信”，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对他也要“高看一眼”。1934年冬，阎宝航得知北平市党部把负责支援东北、华北抗日工作的中共党员张希尧等6位同志逮捕，立即找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推行股长邵华并说：“北平党部逮捕的那几个人，是我的东北老乡，他们一直跟着我搞救亡工作，他们在北方的活动是按我的指示搞的，请你转告中统副局长徐恩曾先生。”不久张希尧等获释。
1935年11月，阎宝航又得知，华北冀政务整理委员会把一批青年列入黑名单，交给日本驻天津司令部。他亲自去找中统头目贺衷寒交涉。贺诿贵于华北当局，与他无关。阎宝航问道：华北当局是你们的中央政府的一部分，竟把抗日青年出卖给日本人，而你们的中央政府不问不管，你们是什么政府？由于他的严正抗议，使这批青年免遭罹难。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在沪、宁等地与各界爱国人士接洽援助东北军代表事宜，受国民党跟踪、限制，阎宝航亲自出面交涉，使其免遭迫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旋即被蒋介石软禁。12月28日，负责监视张学良的戴笠通知阎宝航：“宋子文请你到宋公馆北极阁有事相商”。
阎宝航到后宋子文说：“我与蒋介石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
之后，阎宝航在另一间客厅里见到张学良，问张：“宋子文说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
张沉默一阵后，用手指指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
阎宝航说：好吧，我去一趟吧。
张说：“你走之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
阎宝航临行前见到了宋美龄，问道：“你和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西安，可有什么保证吗？”
宋美龄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
阎宝航于12月29日飞抵西安，向两将领传达了张学良“几天内就回西安”的消息，并把张学良写的信交给了杨虎城，大家喜出望外。
但是正当大家欢欣鼓舞地准备迎接张学良返回西安时，1937年元旦得知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消息。两军将领极为愤慨，联名写信给宋子文等，要求他们履行“诺言”，交阎宝航带回。
临行前夕，东北军队-0五师师长刘多荃邀阎吃饭，周恩来也在坐。他们一起商谈了如何保证张学良安全和争取他恢复自由等问题。临别时阎宝航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这是他多年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得出的结论，也是肺腑之言。
1937年1月3日，阎宝航飞返南京，4日往见何应钦，何问道：“阎先生，你对西安事变善后处理有什么意见？”
阎宝航说：“和平解决，不可打仗。”
何应钦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非打不可！”
阎宝航认为，再谈下去也无意义，遂告辞出去。他出来后即往中央饭店，找王卓然、王化一、吴翰涛商议救张之事。商定王化一、吴翰涛去找戴笠，阎宝航去沪找宋子文。阎宝航当夜抵沪，急奔宋家，转交了两军将领的信，并问道：“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两军将领非要张副司令回陕不可，你看看有什么办法？”
宋子文无言以对，他建议阎宝航去奉化见蒋。阎宝航觉得一个人去奉化起不了大作用，于是邀宋同行，在征得宋美龄同意之后，第二天阎宝航、宋子文、李石曾飞奉化。途中，阎宝航提出，要蒋介石接张学良到奉化暂住。理由一是保证张的安全，二是有利于对西安事件的善后处理。他俩均赞同。到奉化后，蒋介石派陈布雷会见阎宝航，传达了蒋同意接张学良到奉化居住的意见。
阎宝航回沪后，又先后两次去奉化。请蒋释张，均被拒绝。2月中旬，阎宝航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张，再遭拒绝。这时，张学良住在奉化雪窦寺内，阎被允许同张会面，由于特务监视，会见时不便多谈。临别时，阎宝航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吧！以后数十年里他为张学良恢复自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因蒋介石背信弃义而未能如愿。利用特殊身份两次获得绝密情报
1938年10月，阎宝航来到重庆住重庆新村17号，这里既是他的家，也是东总总会的《反攻》杂志社等到重庆的最初地址。
在重庆阎宝航兼任了许多社会要职，与国民党CC派、军统、黄埔系、政学系、复兴社等头面人物都有广泛的接触。他的这种特殊身体。非常适宜为党搜集情报。早在1937年秋，周恩来、李克农就曾嘱托他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到重庆后，他在重庆郊区北碚买下了一幢宅第，把党的电报员张志敏和地下交通员纪华夫妇安排在这里，设置无线电台，成立情报机构。除健全情报机构，配置情报人员外，阎宝航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亲自出面搞情报。他时而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出现在美军俱乐部的舞池；时而打着“v”字手势搭乘美军汽车；有时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有一次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检查之机，把情报送给车上党的交通员。
1940年9月，德、意、日缔结同盟条约，形成法西斯轴心国。此后，日本一方面积极开展向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一方面加紧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妄图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以便能够腾出手来，或者向北进攻苏联，或者向南掠夺英美的势力范围，以配合希特勒向东进犯苏联，或者向西侵入英国，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在一段时间内也认为英美靠不住了，想向日、德靠拢。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活动一时猖獗起来，“皖南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德国为了配合日本的诱降，稳住国民党在两个阵营之间的动摇，丢掉对美、英的幻想，也积极进行对国民党的拉拢，曾明确地告诉国民党，德国决定于6月20曰前后一星期内突袭苏联。
德国为了劝说日本与其一起进攻苏联，曾派“狼团”到日本活动。该团途径上海时，也无意中把此消息泄露出来，并为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本部侦知。这个情报像一针强力兴奋剂一样，使国民党内欣喜若狂。蒋介石甚至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德攻苏，曰军必北进与之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主力也势必北调抗日，以策应苏联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国民党则可堂而皇之地以“收复失地”的名义坐收渔人之利。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被这种如意算盘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地在酒酣耳热之际，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对阎宝航和盘托出德国突袭苏联的计划。阎宝航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得到阎宝航的报告后，于1941年6月16日紧急电告延安，党中央立即通报苏联。当时苏联虽然也担心德国在西方得手之后将回师东进，但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有幻想，甚至说西方舆论界认为德军将转向东方的猜测是“挑拨苏德关系”。
斯大林在接到中共中央这份电报后，加之各方面的情报汇总，终于采取紧急措施，发出命令：1941年6月22日到23日，德国军队可能在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地区、敖德萨军区正面实施突然袭击……
果然，6月22日凌晨4时，德军分三路以闪电式的突袭，从苏联的北、西、南三个方向大举进攻。尽管苏联在战前对德国突袭缺乏警惕，战争准备不足，兵力配备不当，损失惨重，但是斯大林还是给中共中央发来回电：由于中国的情报及时，所以苏联红军提前准备了24小时……
由于我党及时准确地向苏联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加之其它情报来源的佐证，使得苏联红军能够争得时间，提早进入战备。虽然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和战略指导方针的原因，苏军在战争初期不得不采取战略撤退，但是毕竟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为战争积蓄了力量。苏联朋友对阎宝航提供的情报给予了高度评价。苏方曾致电我党领导人，对中共中央表示感谢。苏联驻华武官罗申有一次见到阎宝航时说：“你的情报工作第一，斯大林知道你。”
1944年夏季，阎宝航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中、苏边境上部署的全部详细情况，使苏联对日开战后迅速地摧毁了日军防线。“关东军”是日本侵略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也是日本侵略军的总预备队。在侵略中国的各大战役需增援时，宁肯从日本国内调动兵力，也从未动过“关东军”；即使在太平洋战争最紧张的时期，兵源枯竭，日本国内不得不把应征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的情况下，而驻守东北的100万“关东军”也未调出一兵一卒。与此同时，还把入侵东南亚立下战功、被称为“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中将调任北满驻军司令官，以增强防备。日本军部甚至准备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仍以东北为基地作最后挣扎。足见其对“关东军”的倚重。
1944年夏季，太平洋战争战火犹酣，美、英、澳同盟军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以“宁肯玉碎”的信念逐岛据守，甚至不惜以把日侨和随军家属集体赶下海的自杀行动来显示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盟军每攻占一个海岛都要付出巨大韵牺牲，战争进展迟缓。他们焦急地期待苏联红军能挥师东进，对日作战。为此，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2月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在该协定中，背着中国把旅顺口租让给苏联，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等为交换条件，换取苏联对日本的“关东军”作战。这一方面暴露了大国之间肮脏的政治交易，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美、英、苏恐惧日本“关东军”的心态。
就是这个令美、英首脑望而生畏的“关东军”，其在东北详细部署的情况，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详情材料，被阎宝航得到。周恩来看到后即报送延安，党中央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苏联得以对“关东军”了如指掌，在8月8日对日开战后，如按图索骥一般，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只用了几天时间就随心所欲地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把日本这个王牌军彻底摧毁了，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进行最后挣扎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因为苏联进军迅速，东北并未遭到大的战争破坏，完好地保存了工业及交通设施，使东北解放之后能够很快恢复生产，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阎宝航于无声处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下关惨案中遭毒手
1946年5月3日，阎宝航从重庆飞往南京，6日转到上海。这时的上海已代替重庆成为全国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5月5日，以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为宗旨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宣告成立，参加者有文化、教育、产业、金融等上海各界50余个单位。5月18日，阎宝航发起成立了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上海分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于1946年1月6日在重庆成立，旨在防止和调停东北内战，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东北一作者注），直接配合和参加上海人民团体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6月初，蒋介石在东北小打大打之后，在全国人民一致呼吁停止内战的压力下，悭吝地宣布自6月7日起停战15天，在南京恢复国共谈判，接着又延长8天。全国人民都焦急盼望着这短暂的停战能成为长期的永久的停战。为此，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6月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会推出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张炯伯、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胡厥文和阎宝航共9人为赴京请愿代表，另推胡子婴、罗淑章两位女士为代表团秘书。另有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东吴大学学生陈立复两人是被“上海各学校学生和平促进会”公推参与赴京请愿的。
6月23日早晨八九点钟，阎宝航等代表先后到达上海北站。这时，参加游行和欢送的队伍已经挤满了车站前面的广场，约有11万之众。陶行知、王绍鳌、林汉达等人在欢送会上讲话，表达了上海暨全国人民对代表团的殷切希望。蒉延芳、雷洁琼致答辞：“我们绝不辜负上海人民的付托。”
车抵镇江时，突然上来七八个人，声称“苏北难民”，要求马叙伦下车给他们讲话。显然是特务故意刁难，经阎宝航和雷洁琼的劝阻和车站站长的催逼，他们才下了车。这是下关事件预伏的前哨战。
下午7点半，车抵南京下关。代表团刚出站口就被冒充“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要挟进入候车室。阎宝航站起来质问特务：“你们要我们谈谈吗？”
“正是”，特务答道。“我们要你们把‘苏北难民’的痛苦转达给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中共退出苏北”。
阎宝航允诺负责把这些要求转达给中共代表周恩来。
不料特务得寸进尺，提出“今天就得带我们去见周恩来。’
面对特务的挑衅，阎宝航厉声说道：“这个不行，我们要按照我们预定程序去做。”
特务进而威胁道：“那么，你们就得今天滚回上海！”
阎宝航把桌子一拍，愤怒地斥责道：“你们是‘苏北难民’，我是东北难民，你们苦，我们比你们更苦，我们东北同胞在敌人蹂躏14年之后．又遭到内战惨祸，你们苦，我们苦不苦呢？要解除痛苦，必须不打内战。我们这次来，正是为了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也正是为了解除‘苏北难民’、东北难民以及全国同胞的痛苦，今天你们这样要挟是为了什么呀！”
听了阎宝航的愤慨之言，一个特务冷笑了一声，说：“哼，你今天还跟我们发脾气啦！”
阎宝航很明白这“笑里藏刀”的语意。
沉默了一会儿，特务又要求阎宝航对在候车室外面的“难民”讲讲话。
这时雷洁琼关切地说：“阎先生不要去吧！”
阎宝航回答说：“没什么关系。”
阎宝航来到室外，毫不畏惧地走上特务们早已搭好的讲台，对特务再次提出见周恩来的无理要求予以严辞拒绝。这时台上台下齐喊：“你们今天晚上就滚回上海去。”
阎宝抗大声回答：“这不可能！”
一个特务又提出：“你们代表谁？”
阎宝航理直气壮地答：“我们是上海50多人民团体公推的代表，并且代表11万多欢送我们的上海人民。”
一个特务插嘴说：“上海有人不承认你们做代表！你们知道吗？”
阎宝航说：“不错，我晓得，可是我们并不代表他们。我们是代表推选我们的人们。”
特务更加嚣张，要阎宝航“表明是非？”
阎宝航严正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呼吁和平，我们没有资格表明是非，而且是非不是早已明白了吗？”
特务大为光火，台上台下齐声喊：“打！”
这时，一个特务又耍花招，逼着阎宝航要照他的话向大家讲一遍。
阎问：“讲什么？”
他说：“你们不要说呼吁和平，要说，是来解除中共武装的。”
阎宝航就对台下讲，“大家听着，这位朋友要我照他的话向大家重说一遍：“你们来，不要说呼吁和平，要说解除中共武装，”
特务听完方知上当，狂叫：“他是个滑头”，“不要他再讲”，“要姓马的出来”……
就在这时，台上的特务悄悄下去，台下特务狂吼起来：“你跪下来，你共产党跪下来”，并一齐向讲台拥来。
阎宝航气愤之极，紧握拳头，厉声呵斥道：“你们说什么！我是东北老百姓，首先出来打日本的一个，14年来，没有给敌人屈过膝！今天，我在中国人的面前，我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哪个来，你们有枪，枪毙我好了！你们侮辱我绝对不成！”
阎宝航的这种凛然正气确实镇住了特务的凶焰。但这时，突然冒出20多个特务冲进来，用凳子、椅子、花盆、痰盂大打出手。几个特务对阎宝航拳打脚踢，发疯似地把他举起来正想摔下去时，发现有美国记者，便匆匆溜走。阎宝航额头、眼角、鼻子、四肢多处受伤，满脸是血，左腿被打得不能走路。同时被殴伤的还有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人。
这就是“下关惨案”。
中共代表团获悉“下关惨案”的消息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赶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周恩来对阎宝航说：“宝航同志，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郭沫若、沈钧儒、邵力子、黄炎培、冯玉祥等民主人士也到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发来了慰问电，上海和全国各地的慰问函电也纷至沓来。
下关惨案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与其法西斯独裁的真面目。当吴鼎昌来接蒉延芳去见蒋介石的时候，阎宝航曾质问他：“为什么要打内战？武力能解决问题吗？”
吴鼎昌直率地说：“我们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在这次斗争中，阎宝航充分表现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凛然正气和为和平民主运动献身的坚强意志。诚如他于6月25日在医院对记者所说的：“和平民主要从奋斗中得来！挨打、受伤算不了什么，中国和平民主事大。”
“文革”中遭残酷迫害致死
1949年5月，周恩来主持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辽北省主席的阎宝航调北京任政协筹备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建国后阎宝航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条约委员会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外事工作。
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外交部有人利用阎宝航的耿直敢言，处心积虑地要划他为右派，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以“此人糊涂”4字批示有关人士，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保护了阎宝航。正因为如此，陈毅才意味深长地对阎宝航说：“宝老，令名得保，实属不易啊！”
1959年，周恩来（兼全国政协主席）在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号召老年人要搜集撰写亲自经历的历史资料，并指示成立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特调阎宝航到政协任专职常委，主持征集整理有关东北的文史资料。阎宝航愉快地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仍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专心致志的从事东北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到1966年秋，征集整理了一千万字以上的资料，取得了重要成果。
1966年5月，大连文史馆馆员、原国民国民党少将参谋秦诚被逮捕，逼迫他承认1946年11月在哈尔滨策反吕正操、张学思、高崇民、阎宝航等人，阎宝航等人接受了策反。接着，又炮制了一个“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大假案，其中包括吕正操、张学思、解方、高崇民、阎宝航、刘澜波、贾陶、万毅等人，随即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竞把阎宝航等人曾在《东北日报》、《解放日报》等党的报纸上发表的纪念“双十二”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当成“叛党投敌”的罪证，接着实行大逮捕。从1967年6至7月开始，解方、吕正操、贾陶夫妇、张学思等人相继被捕。
1967年11月6日晚，阎宝航刚从政协机关回到家，桌上摆好的一碗面还未及吃，就被几个冲进屋的人抓走了。阎宝航走到大门口回头告诉夫人说：“不要怕，快去告诉总理。”后来，家人抱着御寒的大衣，跑到全国政协、国务院、公安部、卫戍区，打听阎宝航的下落，不仅得不到一点消息，而且子女也大受株连。阎宝航被捕不久，其原在中央办公厅任俄文翻译组组长的小儿子阎明复也被捕送进秦城监狱；长子阎明新下放到宁夏贺兰山；次子阎明智被隔离审查，后来客死湖南；大女儿阎明诗，早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现在又戴上了特务分子的帽子，下放农村监督劳动。被周恩来称为“我们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的阎夫人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家属。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于1971年患肺癌病逝于上海。
阎宝航被当作“叛徒”、“特务”一直关在秦城监狱，代号67100。在狱中阎宝航经受着政治上的迫害、肉体上的摧残、生活上的虐待、精神上折磨，终于在1968年5月22日冤死在狱中。当时批示：“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保留骨灰。”他的家人、同事、朋友、亲戚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死讯。
“四人帮”被粉碎后，阎宝航的冤案获得平反昭雪。阎宝航平反后，子女们在查询父亲遇难经过时，一位当年的火化工人告诉他们：“确实火化了，是位老干部，但是没有姓名，不知是谁，也没有留下骨灰。”1978年1月5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因没有保留骨灰，在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前夕，由其子女们把阎夫人高素桐的骨灰安放在阎宝航的骨灰盒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耿飚、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政协副主席宋任穷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话，对阎宝航无私奉献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称赞他在抗日战争中忠心耿耿地“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工作艰苦努力，成绩显著，对党、对人民、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民主运动中，同国民党反动派也进行了英勇斗争”。“阎宝航是我党的好同志。”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把三枚卫国战争纪念章授予阎宝航和他领导下的情报人员。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授章仪式后，子女们来到八宝山，把这枚纪念章敬献于骨灰盒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