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家树
1941年11月，重庆文化界为庆祝郭沫若五十华诞之即，收到了蒋介石的文胆、幕僚长陈布雷的贺诗并附贺信。郭沫若欣然接受并回赠和诗以表谢意。成就了抗战时期陪都文坛的一段佳话。郭沫若与陈布雷分属于两个不同营垒的著名文人。文人相轻乃文坛司空见惯，更何况两人阶级立场壁垒分明，生活情趣大相径庭。自陈布雷做了蒋介石的幕僚长之后，暮气日深，社会上的活动基本不参加，至于祝寿一类活动更是和者甚寡。这位连孔祥熙、宋子文都不屑一顾的清高文人，却为郭沫若庆祝生日显得那么自觉、热烈，实属罕见。这大概出于“息息相通”的文士生涯，触动了他对郭沫若这位文化巨人的钦敬之情。郭沫若在回赠中也盛赞陈布雷年轻时“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战斗风貌。和诗不约而同地将他们两人置身于20年前历史风云中。
两支震动民国文坛的如椽大笔
陈布雷生于1890年11月15日，他的家乡浙江慈溪与蒋介石家乡奉化同归宁波府管辖，他们可谓是小同乡。陈布雷22岁那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即，他毕业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即应《天铎报》之聘担任撰述，每天撰写两则短论，每十天写三篇社论。由于他平日看的旧小说多，评论中喜欢引用《水浒传》中的典故，很受读者喜爱。他本名训恩字彦及，笔名畏垒。那时，同事要他再起一个笔名，他就署名“布雷”，他自己解释说，他在浙高读书时英文名为Bread，译音“布雷”。恰好他的朋友，杭州高僧九指头陀有诗赠他：“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从此他就以这个笔名闻名于世，本名“训恩”及笔名“畏垒”反而被湮没了。
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正是民国初年。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他的文名要早于郭沫若。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很有影响；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陈布雷在上海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著名理论家萧楚女曾致函《商报》，称赞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郭沫若推崇这一时期的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
郭沫若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名将。那时候，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开始不断发表新诗和小说。1919年6月，他在日本福冈发动组成救国团体“夏社”。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出现了“诗的创作爆发期”。在这期间，郭沫若写出了《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之教训》等诗篇。1920年出版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于1921年出版。《女神》奏响了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充满激情，如黄河长江，豪放奔腾，一泻千里，猛烈冲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交结成的反动文化顽固堡垒。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主将。1923年，郭沫若放弃了日本医大的学业，回国同成仿吾、郁达夫等一起，在《创造季刊》后，又先后办起《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创造社的活动达到鼎盛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间产生广泛的影响。
两人各自投向不同营垒
郭沫若不仅是个学者、诗人、作家，而且是一个冲锋陷阵的革命家。1926年3月，郭沫若到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从此，他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之中。在广州期间，郭沫若结识了正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就是在广州，他同周恩来相识了，并在周恩来的影响和帮助下辞去文学院院长之职，毅然投笔从戎，投身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从广州转战到武汉，同叶挺、贺龙将军一起，经历了贺胜桥、汀泗桥等著名战役。
这时候的陈布雷则在北伐战争的进军中不断刊出鼓吹革命的文章渐入蒋介石的法眼。1926年春，邵力子受蒋介石之嘱托，从广州到上海，带来一帧蒋总司令签名照片。邵力子特告陈氏：“蒋总司令对阁下文采颇为敬慕。”1927年正月间，陈布雷与潘公展会见蒋介石，接连两天约晤，握谈良久，蒋劝陈入党。同年二月，陈布雷在蒋介石、陈果夫介绍下加入国民党。初人蒋介石幕下，备受器重。陈布雷可谓受宠若惊。他回忆：“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间亦嘱代拟文字。”他帮蒋介石写的第一篇演讲稿，是在南昌发表之《告黄埔同学书》深得蒋之嘉许。自此陈布雷为蒋效命驰驱，凡二十载，是蒋介石最为核心的文书侍从骨干。蒋氏对他倚重之深，有目共睹。尤其是每逢庆典节日或发生重大事件，蒋介石向全国发表的文告，均为陈布雷之手笔。外人很难体会，为蒋介石捉刀任务之繁琐，删修文稿之辗转往复，琢磨字句之费心审度，均远远超过常人之想象。熟知内幕的陶希圣追述：“每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字，都是委员长的。委员长对于一篇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试想，一篇数干言的文稿，为求尽善尽美，竟要修改十八次，天下有多少绍兴师爷经得起这等“折腾”？而陈布雷始终无怨无悔，戮力以赴，默默扮演着“蒋介石文胆”的角色。
也就是这次与蒋的会见中，他第一次认识了郭沫若。陈布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提到，那次在南昌蒋介石总部除了会见张岳军、黄膺白外，“所见党内要人为谭组安、李协和、朱益之、陈公博、郭沫若诸君。”可见当时的郭沫若已是蒋介石总部中非常受器重的一位要员。可是郭沫若却与陈布雷相反，偏偏不买蒋介石的账，因为他从蒋的言行举止中已察觉到欲背叛革命的祸心。
在蒋介石阴谋策划下，1927年3月7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被杀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数人。3月23日又发生了暴徒袭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合法民众团体的事件，打伤了六个人，剥去外衣，拖出来游街，说他们就是共产共妻。当郭沫若获悉内情后，对蒋的愤怒与鄙视油然而生。他决心脱离蒋介石营垒，化名高浩悄然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朱德家中。早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3月31日，他奋笔疾书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揭蒋介石的反动真面目。
文章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文章历数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之后，号召“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文章发表在武昌的《中央日报》并印成小册子在革命群众中广泛传播，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诬蔑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着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
7月15日，汪精卫也撕破革命假面具，公开背叛革命，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一场大革命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散了”。7月底，郭沫若辗转到了武昌，又到九江。眼看许多共产党人都向南昌汇集，他向中共九江市委表示去南昌的愿望。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4日晚，郭沫若赶到南昌，出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这次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调集了大批兵力，向南昌进攻。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开除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国民党籍，并通缉拿办。郭沫若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初，起义军到达瑞金后，在一所小学教室里，由周恩来领誓，郭沫若、贺龙共同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起义军由于战斗失利，决定安排一批领导成员去香港和上海，余部到海陆丰去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广东普宁县的流沙附近，政治部被告打散，郭沫若与几个人突出重围，在当地农会的帮助下，从神泉坐运货的帆船，到达香港。11月初，他秘密回到上海。但上海并不是可以久留之地。国民党在通缉他的时候还附有三万元的赏格。危急形势下，周恩来劝说郭沫若要尽快离开国内，并决定他去苏联。恰好搭乘接苏联领事馆撤退人员的船只，从上海去海参崴，再转道去莫斯科。就在轮船即将起航时刻，他突然患了班疹伤寒，只好秘密转入日本人开的医院，病了一个月，差点丧命。他的耳朵本来听力不好，经过这次重病，几乎丧失听力。
此时，去苏联已成过眼烟云，国内又无立足之地，经党中央批准，他决定携全家去日本。党组织决定在经济上给他一些资助，他知道这时党也困难，就毅然谢绝了。1928年2月下旬，郭沫若化名吴诚，假借去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名义，悄然登上日本邮船离开了上海。此时，国民党也侦知郭沫若的住处，正准备缉拿归案之时，郭沫若先行一步，才躲过一场大难。
陈说服蒋介石成全郭回国抗日
从此，郭沫若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在日本期间，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创造性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1929年初，郭沫若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他的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文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急切回国抗日。因为蒋介石通缉郭沫若的命令还在生效，没有蒋的同意，郭沫若是不能轻易踏进国门的。为此，郭沫若委托好友郁达夫专门拜访了陈布雷，陈布雷慨然答应为郭沫若说情。尽管他深知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讨蒋檄文仍耿耿于怀，他还是甘愿勉为其难。
当蒋介石得知是为郭沫若说情，当年檄文中最刺激蒋介石神经的铿锵文字又浮现于脑海，不禁皱起眉头，愤愤地说：“这个人哪，当年他骂我是很厉害的嘞！”见此，陈布雷只好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全面抗战爆发，国家急需人才，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蒋介石顺手翻起两部书籍，说心里话，他是没心思看的。但是对于他这位忠实的幕僚、文胆的话还是颇为重视。他清楚，陈布雷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最令他欣赏的是陈布雷能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视为同律，对蒋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所以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蒋介石合上书，若有所思地问：“他真是在研究乌龟壳和骨头？”
“不错，是在研究古代历史。”陈趁势说：“这是一个人才，人才难得呀！”
“可是他写我的文章……”
“蒋先生，”陈布雷鼓起勇气：“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时是各为其主，现在他就是研究古代历史。若把这种入网罗起来，正可以说明蒋先生的宽容大度，用人唯才。”这话很得蒋介石受用，他连声“嗯嗯，”脸上露出一丝不易查觉的得意。
“那么这个通辑令……”
“蒋先生，我看正好以抗战开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共赴国难为理由撤销这个通辑令。”
见蒋介石已经松动了，陈布雷又说：“郭是个日本通，我国抗日应借重他；而且他现在处境很危险，日本政府已派入严密监视他。”
蒋介石终于点头说：“那我就写一张手令，撤销通辑令。”
陈布雷非常高兴，但转而又接着说：“蒋先生捐弃前嫌，重视人才，为海内外所景仰。可是这个通辑令的命令不能马上公布，一旦公布反而使郭沫若走不脱。蒋先生，这件事请交给我处理好了。”
陈布雷立即把这消息告诉了郁达夫并转告中共。中国共产党经过细心安排，通知了郭沫若。郁达夫也通过另外途径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今晨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所借重，乞速归。我已奔走见效，喜不自胜……目今强邻压迫不已，国运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侮，当系目今天经地……”
郭沫若接到信，又与南京政府驻日本的大使馆秘密联系，于1937年7月25日，化装后乘“日本皇后”号头等仓回国。
7月27日，郭沫若到达上海。9月19日，蒋介石电召郭沫若去南京。24日傍晚，蒋介石在陈布雷的陪同下，接见了郭沫若，陈布雷身穿一身长袍，蒋介石也着一身灰色长袍，两人都面露笑容客气地迎接郭沫若。
对于郭沫若回国一事，陈布雷分外高兴，当时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陈仪、邵力子、张群等都给蒋介石做过工作，但陈布雷可称得上是最有力的疏通者。
见面时，陈布雷很诚恳地对郭沫若说：“很欢迎沫若兄常来谈谈，说句实话，只有道德相同的人，我才愿与之交往。那些乘机发国难财的人，即使到我家，我也是不见的。”郭沫若也很坦诚地说：“我很佩服先生的如椽大笔，请多为鼓吹抗日而出力啊！”
诗词唱和惺惺相惜
抗战时期，郭沫若、陈布雷的人生都达到一个锋值期。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秘密返回祖国，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筹办《救亡日报》，在周恩来多次敦促下，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也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标志。而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宣传工作正是他重点抓的一个方面。因此两人就有频繁的接触和联系。有时郭沫若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宣传方面的会议，或者单独会见，陈布雷也总是在傍。这些接触往往是很愉快的。这期间，才华横溢的郭沫若先后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陈布雷始终带着崇敬的心情关注着郭沫若，尤其叹赏他从日本归国时写的那首《归国书怀》，称之为“至诚之作”，“沁人肺腑”，多次同友人谈起这首传诵一时的诗篇。
1941年11月16日，正值郭沫若五十周岁诞辰，这一年又正好是他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重庆文化界发起大规模庆祝活动。目的是造成左翼文化界更大声势，鼓舞进步文化人士向郭沫若学习，更好地为革命作出贡献。为便于开展工作，也邀约了国民党的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作为发起人。周恩来对陈布雷的外甥，当时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的翁永泽说：“小翁，请你转告你的舅舅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是钦佩的，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郭沫若也说道：“唉，为老蒋拿笔杆子，这不是一个好差使啊！”
第二天，翁永泽把周恩来的意思及郭沫若的话传给陈布雷听，他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衷心敬佩，可惜国民党里像周恩来先生这样的人才太少了。”接着又感叹地说：“唉！知我者郭沫若先生也！”
“舅舅”，翁永泽说：“还想请你当郭沫若先生50诞辰和从事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活动发起人。”
“好，好。”陈布雷欣然应允，在“缘起”横轴上马上签名；并且写了一封给郭沫若的贺信：
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弟陈布雷谨上
过了几天，陈布雷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贺诗：
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
滟灏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
低徊海溢高吟日，犹似秋潮万马来。（先生以文艺创作公于世，似在民国十年前，时余同客海上。）
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徵起一军，
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君客居东邦，以甲骨金文理董古史，著作斐然。）
刻骨酸辛藕断丝，国门归棹恰当时，
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
（七七变起，君自东瀛别妻孥归国，当时有“别妇抛雏断藕丝”“登舟三宿见旌旗”句，为时传诵。）
长空雁侣振秋风，相惜文心脉脉通，
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
这一组诗，从郭沫若当时的影响，写到他的业绩成就；从他的作为，写到诗者的真诚祝愿。对于久不作诗的陈布雷，这也实在是极为难得的。
贺诗送达郭沫若时，陈布雷又写了一封贺信。当时四面八方送给郭沫若的贺联、诗词、文章，真是汗牛充栋。纪念活动结束后，郭沫若专门挑出陈的贺诗，问询秘书：“是否布雷先生手笔？”秘书据实以告：“诗是陈自己写的，写在贺幛上却是陈布雷的助手陈芷町代笔。”郭沫若稍加思索，马上挥笔写了一首答诗，并附一封谢信，如下：
畏垒先生赐鉴：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猥蒙发起纪念；并叠赐手书勖勉，寿以瑶章，感慰之情，铭刻肝肺。敬用原韵，勉成俚句以见志。良知邯郸学步，徒贻笑于大方，特亦不能自已耳。尚乞教正，为幸。
专复敬颂
时社
弟郭沫若
顿首十一、二十三
步韵和诗是这样写的：
茅塞深深未易开，何从渊默听惊雷，
知非知命浑无似，幸有春风天际来。
二
欲求无愧怕临文，学卫难能过右军，
樗栎散材绳墨外，只堪酒战策功勋。
三
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
饭蔬饮水遗规在，三绝韦编爻象词。
四
高山长水仰清风，翊赞精诚天地通，
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
敬步原韵呈畏垒先生教沫若初稿。
1948年11月，郭陈相互和诗仅仅过去7年后，在人民解放战争隆隆炮声震撼下的陈布雷，这位才思敏捷、笔扫干军，却为蒋介石操刀代笔的“文胆”，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悲凉心境，伴随着总统府萧瑟寒风中的片片落叶，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了。此时的郭沫若，正意气风发，取道香港奔赴解放区，参与筹建新中国，开始了人生中又一个崭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