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高才 王琪珉 高中自
本文主人公高振霄，字汉声，因参加武昌首义被授予辛亥革命“甲种功臣”，又以非常国会议员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其后，受孙中山委派到上海滩重振洪帮“五圣山”，他以洪帮为掩护，既从事策反日伪工作，又从中斡旋让中共地下党骨干张执一、陈家康等以洪帮“心腹大哥”名义，组织抗日别动队……值此拙作《高振霄传记》出版前夕，特以此文献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会同老大助黄申芗，广泛网络抗日力量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长驱直入，把战火烧到了上海。1月28日，十九路军毅然扛起淞沪抗日战争大旗，与日寇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血战，经过一夜你死我活的肉搏战，一举歼灭了入侵闸北的所有日寇。赢得了中国人民尤其上海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作为洪帮“五圣山”二当家，高振霄会同武昌首义的战友、“五圣山”龙头老大向海潜，组织洪帮兄弟协助武昌首义的战友、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黄申芗等，以不同形式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那天，高振霄看到法国记者来采访十九路军司令长官陈铭枢的报道，倍受振奋。报道说：2月18日，陈铭枢在上海寓所接见了法国记者，记者问：“请问这次故争的意义是什么？”陈铭枢斩钉截铁地回答：“日本侵略我们，我们就得反抗！意义明了：反侵略战！”记者又问：“中国方面有必胜的把握吗？”陈铭枢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们只知道，谁侵略我们就反抗谁！至于胜败，我们始终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高振霄看到报道后，亲自组织物资送往司令长官处慰问铁军，并与陈铭枢研讨抗战大计。
黄申芗则按照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委托原来的部下杨方珍（1924年，黄任江西水警厅长时，杨曾任军需主任），商得大慈善家朱庆澜、王一事两人同意，与高振霄一道发起上海市爱国商民认捐。
此间，高振霄还组织担架队、医疗队抢救伤兵，组织便衣队为我军提供情报，组织劳军队为我军提供后勤补给……
在全体上海市民的支持下，十九路军将士士气高涨，同仇敌忾，誓与日军决一死战，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双方对峙期间，日军三易其帅，也没能夺得一寸土地。
不久，黄申芗将上海法租界即今襄阳北路44弄仁德村15号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全部租下。
这里地处深巷，极其隐蔽，又在法租界内，为联络工作方便，黄就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设在这里。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潘汉年、李杜、安娥、张执一、王学文、王绍鏊、刘仲容等人，以及高振霄等，均是这里的常客。
上海成为孤岛后，为掩入耳目，高振霄与黄申芗会同当时的一方名士江眉仲、孙华复、袁巽初、余越园、陈屺怀等人组织了一个诗社，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其中袁巽初，是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清末任过督练公所总参议。蒋介石赴日留学，“曾受其试，称弟子焉”。著有《巽初词》。余越园，名绍宋，又字樾园。清末入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后历任司法部参事、次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法政大学教授等职。擅长金石书画诗词。著有《书法要录》、《书画书录题解》、《寒柯堂集》等。陈屺怀，名训正，是陈布雷的堂兄。早年东渡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商报总编辑及社长、浙江民政厅长与杭州市长。著述十分丰富。
正是有了高振霄的大力支持，黄申芗在上海的工作十分出色。后来中共中央统战部以文件的形式予以充分肯定：“他为我党情报系统做了不少工作，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1934年，黄申芗开始做党的统战工作，曾成立了一个名为诚社的抗日团体，这是中共情报系统的外围组织，他利用这个组织做广泛的统战工作。此外，高振霄则会同黄申芗积极推动并参与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筹建工作。
在这类工作中，黄申芗接触到许多党外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也曾介绍过一些人人党。其中不乏佼佼者，如高振霄、王绍鏊、李杜、胡济邦等，他们的人生经历，无不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同年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发表。纲领原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
《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5月初，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成立，宋庆龄任主席，黄申芗任民众武装部长，李定南任组织部长，林里夫任宣传部长，李国章任军事部长，陈璧如任总务部长，章乃器任经济部长。后来黄申芗改任交际部长，由李杜任武装部长。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李杜、黄申芗与高振霄，往来频繁。
1935年，黄申芗还通过李杜、王德林的关系，与周保中部派出的代表张建东取得了联系，帮助周向各方面号召，筹集饷款。就在这时，李杜由黄申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地下党员王学文回忆道：“黄申芗系共产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认识李六如同志。1935隼上海特科遭受大破坏，当时负责人邱吉甫被捕。我由香港到上海，与特科接上关系后，即和他们一起维持上海特科被破坏后的局面。当时也和申芗同志发生了一个时期（自1935年末到1936年初）的横的关系。他当时有许多关系（在上海和南京等方面），因非上下级关系，我不便问，但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也知道一些：如通过黄找到潘震亚（当时的红色律师），和黄一起主持介绍李杜入党的仪式……”
早期中共地下党员王绍鏊，也于1955年8月9日，给当年地下党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以及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写信，说明高振霄与黄申芗的关系。信中云：“黄（申芗）和我曾在短期内一起工作过，我和党发生地下工作的关系，也是由他介绍的。根据我了解，他是全心全意忠于革命的一位同志。从1934年起，他就为着革命事业开始做广泛的统战工作，曾组织了一个抗日反蒋的秘密团体，……黄与上海最大的洪帮‘五圣山’大佬高汉声（即高振霄）广泛地网罗了青、洪两帮许多爱国分子，以及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能替革命开辟广阔的统一战线的道路。‘五圣山’的高汉声等均受申芗的领导，兄所深悉。”
“二当家”秘会张执一，同福里推心置腹
1936年，在隆重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之际，上海各界正式成立了救国联合会。2月间，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相继成立，都加入了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全国学联、全国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可是，蒋介石当局却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杨虎等紧密勾结，利用帮会势力反共。
在黄申芗等中共人士的影响下，高振霄利用其“五圣山”二当家的身份，积极斡旋，筹组洪兴协会将上海滩的四十多个洪门团体实行大联合，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这时，为了贯彻《八一宣言》，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执一秘密与高振霄接触，策划“洪帮”抵制“青帮”反共，一致抗日。
十里洋场的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但对于那些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的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时时可能吞噬他们生命和革命前途的血雨腥风。被捕、牺牲、严刑拷打、被叛徒出卖，随时都可能落到自己头上。
那天，黄申芗请高振霄到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的同福里16号做客。同福里与高振霄住所晋福里，不仅同属于法租界，而且同在巨籁达路上，算得是一个街坊的邻居了。更让高振霄意想不到的是，原来这里就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中共江苏省军委委员张执一还热情地接待了他。
黄申芗介绍说：“这位张委员，原名谨唐，也是我们湖北老乡。曾在武汉从事青年、宣传与农运工作。1935年9月来到上海滩，正式更名‘执一’，意即：哪怕牺牲自我，也要坚持斗争到底，执一不二！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干事，参加学运、军运和兵运工作。他还在鲁迅逝世的追悼大会上为鲁迅先生扶灵……”
黄申芗话音刚落，张执一紧握高振霄的手说：“我代表中共江苏军委，对汉声兄一直支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接着，他介绍了中共组织一直在巨籁达路从事地下工作的历程：
中共第一个办公地点就设在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69弄90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三层楼石库门新式里弄住宅，建造于1926年。房子竣工后，曾是中共中央党校所在地，记录在册的学员有李硕勋、沈雁冰和杨之华等28人。1927年4月上旬，由于上海陷于白色恐怖之中，上海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而武汉成为国共合作的红色都城，中共中央局遂迁往武汉，陈延年接任上海区委书记。
1933年至1934年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杨光华后来回忆，江苏省委主要领导都是单线接头，“我知道宣传部长的家，宣传部长知道书记宝尔的家，书记知道组织部长的家，组织部长知道宣传部长的家”。但这仍然不能阻止被捕和牺牲。1935年1月上旬，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全部被捕。江苏省委所属上海各区委和江苏其他地区党组织或遭破坏、或因失掉组织联系而停止活动。
时至193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以中央上海办事处为基础重建江苏省委，领导江苏、上海地区工作，以上海市为重点，同时领导沪宁、沪杭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地下工作和江浙两省农村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到了1938年秋，江苏省委机关只好由法租界巨籁达路同福里16号，迁址到今巨鹿路211弄。这里沿街均为两层建筑，南与长乐路(原蒲石路)504号相通。里弄建筑为两层石库门，全部为红砖结构。其中16号正门在小弄内，后门稍为宽敞，便于隐避与撤退。1939年4月，江苏省委迁至法租界西爱咸斯路慎成里64号（今徐汇区永嘉路291弄66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党的秘密工作环境愈加险恶。中共中央作出“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组织，只保留县委或支部”的指示，江苏省委奉命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结束了在上海的光荣历程。
此时此刻的高振霄，心情十分激动，他诚恳地对张执一说：“感谢执一乡兄对在下的信任。其实，我对贵党的主张不仅没有成见，而且十分钦佩。早在1919年时，鄙人曾在创办的《惟民》杂志上，也是一位苏俄十月革命的吹鼓手……”
高氏所说不假，他在《惟民》杂志上，不仅阐发了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大同观与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的相通之处，还在《社会主义与我》一文中写道：“俄之波尔失委克（即布尔什维克）是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出十年，必要实现的……这社会主义，比如春风吹草，一道元阳开泰，凡是有根的生物，都要自然发扬起来。我自己要不自觉自制，身体力行，那就被社会所淘汰，成了过去废物了。”
高振霄与张执一虽然是初次见面，但经过一番倾心吐胆的交谈，二人一见如故，均有相见恨晚之感。
高振霄当即表示，他看过中共中央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阐发了国防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抗日救国，反应了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心声。他自己也愿意协力襄助中共，为抗战尽一点绵薄之力。
他们告别时，相约下次到高振霄家里进一步商量组织联合抗日武装事宜。营救“七君子”，当面质问蒋介石
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全国五十多个来自全中国的团体代表出席，会中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对抗日本侵略的政权。当时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八一宣言》之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而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了孙中山的纪念活动，担任主席团成员的史良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当时急于清共的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
果然，11月23日上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救国会的领导人，以“支持工人罢工，扰乱社会秩序，危害民国”的罪名陆续在住宅被捕。由于7人都具有专业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
为此，中共在全国发动了向国民党抗议和营救“七君子”的运动。以宋庆龄为首，何香凝等各界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联名向江苏高等法院提出声明，如果“救国有罪”，大家都愿入狱，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作为民初国会议员与护法非常国会议员，高振霄也立即表示声援“七君子”的爱国行动。
1937年4月3日，国民党控制的江苏高等法院正式起诉“七君子”，并另外通缉在美国讲学的陶行知等7人，随后也在苏州开庭侦讯“七君子”。
为了营救“七君子”，宋庆龄找到高振霄，希望利用高振霄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以及洪帮在全国各地的影响，参与营救。
高振霄早年一直追随孙中山，并在广州结为患难知己。孙中山对高振霄“至可钦佩”。
他与宋庆龄也是旧识，当年高振霄原配夫人从武汉来上海时，宋庆龄和蒋介石、宋美龄曾亲自到码头迎接。蒋介石甚至尊称高振霄为老师。 受宋庆龄之托，高振霄与向海潜一道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劝其立即释放七人。当老蒋与他们打哈哈时，一向耿直的高振霄厉声质问道：“爱国难道有罪吗？如果爱国也有罪，那么你把老夫也抓到监狱里去好了。”
与此同时，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张执一也受命积极推动。宋庆龄甚至到苏州监狱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高振霄代表社会各界力挺。
再说经过中共与宋庆龄、高振霄等各界爱国者人士的共同努力，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被释放。为此，高振霄特意在自己的住处设宴为“七君子”接风洗尘，并公开表示支持“救国会”运动。
受命创办《群众社》，宣传抗日鼓风云
在与张执一幸会数日后，高振霄便承约五圣山“龙头”老大向海潜，与张执一、陈家康在自己的晋福里十号家中秘密会晤，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抗日共识。
晋福里是颇具上海新里弄建筑特色的民居。这是建于1920年代的一排排三层楼的民国建筑群，门楼上方书写着“晋福里”三个大字，门楼下面的通道宽敞，可供汽车通行。张执一走进去后，只有左右两边，一排排楼房平行排列。高振霄迎上前去介绍说：“晋福里的整座楼群是我接管五圣山时买下来的，现在的住户大都是洪门兄弟。在下就住在左边的十号楼里。”
令张执一意想不到的是：堂堂洪帮大佬，住宅楼竟如此窄小，与一般平民没有两样，楼梯过道仅能一人通行。这给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进入室内，向海潜已经在那儿等候，经高振霄介绍，因三人都是湖北老乡，大家均用家乡话交谈，倍感亲切。
当谈及团结一切力量，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三人一拍即合。自此，高振霄的寓所成为协助共产党积极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高振霄麾下的洪帮成为支持共产党积极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后，高振霄还利用洪帮关系，经常帮助张执一秘密送出去大批共产党青年干部。有一批青年还辗转去了延安革命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张执一对此次同高振霄与向海潜的一段交往，仍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6年夏天，我正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作干事工作，许澄宙前来找我。许在武汉参加共青团，曾受过我的领导，1934年在武汉因散发传单被捕，进入反省院，同我关押在一起有半年之久。这时他正住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晋福里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叫高汉声（振霄），是湖北辛亥革命老人，曾任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长期住在上海作寓公，搞洪帮，成为上海有名的洪帮头子之一。我到高家找许澄宙，认识了高汉声。经过我同高谈话，他表示愿意协助我们党做工作。从高的谈话中，其中有个最大的洪帮头子叫向海潜（号松坡），也是辛亥老人，原来是孙中山在长江一带搞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支柱。向曾组织部队反对北洋军阀。失败后，到日本投靠孙中山，由孙中山布置到上海搞洪帮运动，成为上海最大的洪帮五圣山的龙头，并且拉高汉声任五圣山的副头目。
“在我认识高汉声不久，同我一道搞学生工作的陈家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被党组织分配去搞工人运动。当时上海工人中洪帮分子很多，他为了利用洪帮身份去接近工人，曾要党通知我，介绍他同高认识，打算通过高认识向海潜，参加洪帮。高汉声为陈家康介绍了另一个洪帮头子李凯臣（此人后来在抗战时跟汪精卫当汉奸，任伪长江航务局长。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捕逮，死在狱中），陈家康便参加李凯臣的山头，利用洪帮的名义去活动工人。我有时去高汉声家，争取他为我们做工作，在洪帮头子中宣传抗日反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向海潜积极表示抗日，高汉声便要介绍我同陈家康去见他，经党组织同意后，我们便同向海潜见了面，谈得很好，他表示愿意秘密协助我们党工作，我们就推动他支持救国会活动。”
沈爱平早就知道丈夫与共产党走得很近，自己也与张执一夫人经常来往。至今，高家还保留着沈爱平给李先念主席、张执一部长的信件底稿。
西安事变并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高振霄特设家宴，请黄申芗、张执一等友人庆贺。 席间，张执一对高振霄说：“老爷子，我们今天来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我们之间还用得上请么？但讲无妨！”高振霄笑哈哈地说。
“今天，本来是执一邀我同来向您祝贺阳历新年，并请您老将出山的。没想到，却接到老兄的邀请，这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黄申芗接过话茬说。
“我们想跟您商量一件事，可否利用你们帮会的关系，搞一个‘群众社’，出版一份八开的大型报纸？”张执一补充说。 “这个主意好！高某愿效犬马之劳，抛砖引玉！这是高某的夙愿，也是洪门的要旨——抵御外来侵略。‘洪门十条’的第一条就是要‘精忠报国’。”高振霄爽朗地答道。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我今天借花献佛，敬老兄一杯！”黄申芗向高振霄敬酒。
“感谢老先生老骥伏枥、鼎力相助！”酒过一巡，张执一也拿起酒杯起立，向高氏敬酒。
“老乡过奖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理所应当！”高振霄一饮而尽后，又若有所思地向执一说：“老朽以为，既然是群众社，办报的宗旨需以‘民’为切入口，视民德兴替，修私德以完人格，重公德以结团体，精忠报国。”
“老先生真是宝刀不老，后生综合一下概括为六个字：人格、民族、国格。行吗？”
“好！我出钱、出场地，你们出力、主持笔政！”高振霄对黄申芗、张执一说。 “妙！老爷子是董事长，黄将军为总经理，后生就是总编辑了！”张执一兴奋地说。
“我提议，我们三驾马车共同举杯，庆祝《群众社》正式成立！”黄申芗起立说。
接下来，以高振霄的名义立案的《群众社》出版后，成为抗战的喉舌，深入帮会兄弟与市民人心。
由于《群众社》是以帮会名义办的报纸，非党派色彩，在包括张执一主持的《新东方》在内的进步报刊，遭当局封杀后，它依然奋然前行。
张执一则充分利用《群众社》这一舆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的爆炸性新闻，引起了空前的轰动效应。
诸如：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赴杭州，直接与蒋介石谈判；驻沪日军再次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以日舰艇七十余艘与其海军陆战队，在沪东地区大搞军事演习；日军又在江湾区和虹口公园一带，举行阅兵典礼，挑衅我国人民愤怒情绪……
同时，《群众社》还向读者披露：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在日军的压力下，向爱国运动“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人提起了“公诉”等，更是一石激起干层浪，社会各界纷纷以不同形式声援“七君子”。
卢沟桥战起，高振霄会同向海潜代表上海洪帮于7月21日，致电声援北平宋哲元委员长暨二十九军全体将士。电文云：“君等抗战，忠勇激发，无忝于我民族英雄之本色，今者政府态度坚决，人民万众一心，前线士气，必益涨起，杀敌图存，干钧一发。海潜韬晦沪滨仍愿本总理反清复明精神，率海内素以保障民族为职志之在乡健儿，请缨政府，群起与彼周旋，粉身碎骨，亦所弗辞，谨布衷忱，用以互勉。”次日，二人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表示“弟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暴日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悲愤待命，无任屏营”。并称“有群众数十万人，听候点编指挥”。
请中共党员入洪帮控制别动队
1937年8月中旬，“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上海抗战力量，成立了江苏省军委，从延安调张爱萍任军委书记，张执一、陈家康等为委员。此前，中共中央由延安派刘晓、刘长胜到上海，由原来的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改为江苏省委，刘晓任省委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
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1937年8月23日凌晨，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率日军第三、第十一师团，分别在吴淞铁路码头、川沙镇北面强行登陆成功，淞沪会战进入第二阶段。
当时陈诚集团军在吴淞、宝山、罗店一线频频告急，蒋介石虽然调兵遣将，但仍显兵力不足，压力重重。于是，蒋介石于9月4日致电在上海的戴笠，命令戴与杜月笙等上海人士合作，加快步伐，“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乱活动等”，并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番号。9月7日，蒋介石又两次电令戴笠从速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戴笠奉命到了上海，立即召集青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洪帮大佬高振霄、向松坡及商会会长刘晓籁、银行界江浙财阀大佬钱新之等人组成“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并组建了抗日别动队，后改称苏浙行动总队，下设动员部和游击总指挥部。高振霄与向海潜的居所，成为了帮助共产党积极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
高振霄从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向中共地下党通告：向松坡已经进行“拿名义”，准备组织游击队。
于是，应中共地下党的要求，高振霄带领江苏省军委委员张执一、陈家康一同去见向松坡，从向的口中，了解到戴笠于“八·一三”之后到了上海，找到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也找了向松坡，还找了商会会长刘晓籁、银行界江浙财阀头子之一的钱新之等人，他们一道开了会，商讨的结果，组织一个“江浙行动委员会”，直属国民党军委会，但又是带民间性质的机构，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刘志陆、向松玻为委员。
在野军人刘志陆为游击总指挥。刘早年跟随孙中山从事暴力革命，长期失意，这时戴笠利用他是旧军人的关系，也把他拉进来了。
江浙行动委员会总指挥部下设几个支队，每个支队1500人；每个支队分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须满500人。杜月笙的青帮负责成立两个支队，向松坡的洪帮分担一个支队，上海商会分担一个支队。
向松坡提名的洪帮小头目何行健（号天风）为第一支队长，杜月笙提名的朱学范（新中国成立后任邮电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陆京士（朱、陆当时系杜月笙的青帮头目，国民党黄色工会的负责人）分别为第二、第三支队长，商会为第四支队。戴笠还调来一个别动队的老部队为第五支队。这些支队的名义，都冠以别动队的名字。
在高振霄、向松坡与张执一、陈家康的会面中，向松坡窘迫的说道：“杜某人有钱，可以花钱收买人当兵，杜当时以百元或50元作为‘安家费’到各难民所去招兵；向某是穷光蛋，要别人去卖命，没有钱哪能一时招到一千多人？”
当即，高振霄对张执一、陈家康进一步解释说：“向大哥的意思是说，你们能动员多少人就拿多大的名义，以洪帮身份出现，由我们作掩护，一切由地下党做主，我们绝不过问。”
由于张执一、陈家康此行是受张爱萍之命前来的。临行前，张爱萍对张执一、陈家康说：“你们俩一起去做工作，争取通过‘洪帮’拿名义，组织部队。”所以，此次会面，双方一拍即合，达成联合组成别动队的共识。
在组建“别动队”期间，上海及苏州、松江、嘉兴等地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有不少人曾参加该部队抗战。知名爱国人士朱学范、章乃器等，都曾介绍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参加。共产党人张执一、宗纪一也在该部工作。
于是，经张爱萍、张执一、陈家康、朱学范等人推动，向海潜、高振霄积极支持、资助并联合青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商会会长刘晓籁、银行界江浙财阀大佬钱新之等人，使上海帮会抗日武装发展到数干人。
经过高振霄巧妙安排，陈家康、张执一、王际光、余纪一等共产党人正式加入洪帮。由洪帮兄弟组成的“别动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由共产党人王际光担任，另有陈家康派去的一个姓林的支部书记，协助王际光进行工作。三个中队长和九个分队长都是进步分子，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接受中共领导的救国会会员，完全控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手里。
从此，以中共党员背景参加别动队的人员公开以洪帮的名义，去活动工人，扩大抗日力量，坚持抗战活动。不仅别动队总指挥部没有派人过问过，何行健的支队部也没有过问过这个大队的内部事务。
别动队第三大队组成后，在南市黄土坡集中，准备开往上海近郊闵行镇一带的梅农垄时，张执一还到该大队去检查过工作，并同余纪一一起在何行健的“支队部”住了两天。张执一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刚组织的别动队第三大队时，向海潜曾一再嘱咐我们，必须以洪帮的面目出现，以免暴露身份。他提出要我们的干部取得“洪帮”身份，学点洪帮知识。考虑到如果我不带头，就很难说服其他干部，于是经过张爱萍同意后，由陈家康和我带领王际光等队长和分队长十多人，去向海潜家里举行人帮仪式，称向海潜为大哥，向海潜赐陈家康和我为‘心腹大哥’，其他如王际光、余纪一等为老三、老五、老九不等。事后，向海潜对我开玩笑说：‘这只是一个形式，你们这些革命党人不会相信这一欺骗人的落后玩意的，你们只会相信马克思。’向海潜当时找了另一个人，向我们讲了最简单的洪帮规矩，即所谓的‘海底’，讲完就完事了。这些东西，我们以后谁也没有记住。”
苏浙别动队组建和充实后，全体将士均投入淞沪会战，战斗尤为惨烈，牺牲特别惨重。第一、第三、第四支队陆续部署于苏州河沿岸，配合正规军抗击日军。
苏浙别动队第四支队奉命由沪西赶至闸北，掩护中国军队撤往苏州河南岸。该支队的全体人员奋力阻击日军的进攻，凭借街屋进行巷战，逐街逐屋与日军展开争夺。他们勇敢有余，但军事素养不足，因而伤亡巨大，全支队基本损失殆尽。第一、第三支队也参加了阻击战，并付出了巨大牺牲。
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大队于10月上旬即被派至华漕镇沿苏州河布防。当日军发动渡河攻势时，他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坚持了两昼夜，终干打退日军，守住了阵地。直到中国军队换防后，才撤到青浦翁洪桥整顿。该大队共伤亡一百多人，表现了上海工人抗敌救国的崇高精神。
10月20日傍晚，第三大队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开赴华漕前线接替胡宗南部队，守卫苏州河南岸500米防线。22日清晨，庙场上摆着数挺轻机枪，场地间杀声阵阵，戴思成抓紧时间带领战士在操练，他不时地与北岸第一中队联络，并安排战士为前方提供给养，一切都显得紧张而有序。
就在此时，北岸的战斗打响了。日寇的那架侦察机被击落便暴露出中国兵的行踪，为报复这支部队，日寇的一个大队从嘉定南翔杀出，直扑第一中队阵地，敌我双方就此冤家路窄激烈开火。一支草创组成几无战斗经验的军队与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进行殊死的战斗。
第一中队先是给敌人出其不意的迎头痛击，继而狠狠地打退了顽敌的一次次疯狂的反攻，从南翔到华漕仅8公里左右，日寇的援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所以这场胶着战接连恶斗了两天两夜。
10月23日下午两三点钟，华漕镇的上空突然出现十余架轰炸机，它们嚎叫着在霎时间投下了一批又一批炸弹。一时间爆炸声震天，惨叫声不断，弹片横飞一片火海。华漕庙大殿坍了，大戏楼毁了，民房不见了……战士们倒在血泊中，老百姓埋在废墟里，庙内外全是血肉，满目惨状！最后死里逃生的、遍体鳞伤的战士们，全部聚拢在一起仅五六十人！
最令人哀痛的是在淞沪会战后期一次战斗中，第一大队长廖曙东被日军包围，他以手枪击毙数敌后，跳入水潭中，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结果500人的队伍，大部分牺牲，幸存者仅剩几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