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斌 王琳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有56个民族。由于汉族的人口数量占了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剩余的55个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约6.7%，因此将其余的55个民族称为少数民族。民族问题从来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问题，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关系社会稳定发展、国家繁荣富强。近年来，边疆地区的暴恐事件进一步将民族问题升级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和舆论的热点。面对现实，除了要旗帜鲜明的严励打击暴恐势力以外，也需要我们积极借鉴革命前辈们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思想探索和有益经验。
习仲勋作为党和国家早期领导人之一，在统战工作中的卓著表现历来为各界群众所称道。尤其是面对民族统战工作的复杂形势，既无现成的操作经验可借鉴，也无具体的方针政策作指导。在此形势下，习仲勋从建国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民族问题的现状出发，对民族统战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些探索具体的表现为他对统战理论研究的重视、对民族和宗教相互关系的理解、对民族地区反封建策略的创造性思考、对民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其平易近入的作风和革故鼎新的开放胸怀。
建国后西北民族问题突出
民族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同历史时期，民族问题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建国以前，民族问题的性质是反对双重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各民族的压迫、分裂和剥削。二是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建国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和革命形势的持续发展，少数民族面临着如何走上解放道路、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如何同国内其他民族之间相互联合、相互交流、平等合作、共同繁荣。
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敏感性等特点，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进一步深化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以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内蒙古等省份交界的西北地区。该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汉、蒙、藏、回、壮、维吾尔等十多个兄弟民族杂居此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极为突出。解放前后，西北少数民族部分头人和上层人士受到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的诱导和煽动，导致地区叛乱多发，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地区发展。
解放前后，习仲勋担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在此工作期间，他对民族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开展了大量工作，积累了成功处理民族问题的丰富工作经验，为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先争取上层与宗教人士
在主政西北期间，习仲勋高度重视民族问题，站在统一战线的高度上，思考各民族之间关系和问题，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准确而务实的把握了建国以后各民族地区的民族统战工作的重心。习仲勋总结了解决民族问题应该坚持的原则方针，即在民族团结基础上稳进慎重。他认为“一定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再去发动”这一民族统战思路以后成功开创了处理西北民族问题崭新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是否需要继续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如何清理“左”的错误和影响，如何强化党的领导，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习仲勋从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认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使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开创了民族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联合封建反封建”
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关系复杂，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的煽动和影响，少数民族对共产党存在较深的误解，习仲勋基于“争取团结更多民族宗教上层，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减少阻力”的现实需要，在1952年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富有见解的“联合封建反封建”观点，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思想从团结、让步、保护的三个维度着手，坚持以统一战线工作方法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和土著封建头领为前提，逐步深化至群众，通过有效的教育和引导，结合民族地区群众的自觉行动，发动群众推进改革。习仲勋的“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思想，很切合实际的把握了民族统战的几点重要因素，一是坚持尊重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为前提。二是坚持统战工作的方法和工作顺序，注重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对于损及其既得利益的民族上层人士，要讲明政策并关照其未来的发展。三是就事论事，将民族人士以前的错误与当前的改革划分开来，保障民族上层人士顺利土地改革这一关，尽量减少爱国民族上层人士在土地改革中所受的冲击。
习仲勋在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中如何正确处理和把握与上层民族人士的关系时也非常有远见的提到：“那些有代表性而又和我们合作的人，即使历史有恶迹、血债，都不要清算，只要按照土地改革法把土地拿出来分了就好，不硬要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办法也可以发动群众，甚至不必要写检讨书。”这些处理关系的原则和措施，十分必要的防止了在执行中央土地政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左的错误。就“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思想而言，充分利用阶级和阶层的分析的方法，对封建势力给予了客观、中肯的定位和判断，这种灵活并坚持原则的思想，对于保障党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落实，对于有效联合爱国的民族上层人士，减少改革的阻力，防止政策的激进和左倾均发挥了卓著的作用。
民族与宗教相互关系密切
习仲勋在长期主政西北的过程中，清晰的认识到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其实民族和宗教是分不开的。有的民族，没有宗教也就不成为一个民族了”。他经常提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的民族还是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关心群众生活，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他也十分关注民族、宗教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曾亲自主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指出要尽快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让群众尽快脱贫，提高生活水平。
在1982年1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仲勋再次提到民族和宗教的问题。他认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左’的影响还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倾向。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准备讨论一次。民族问题，方针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结合各地的实际贯彻执行的问题。宗教问题，一个是不敢管，一个是不放手，两种情况都有”。“我们现在说的宗教狂热，要加以分析。为什么狂？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准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上，习仲勋也坚持以统战的工作方法，站在全党、全局的高度，提出了落实宗教政策的有益创见，并进一步提醒领导干部要警惕“左”的错误，“我们的同志要看到，信教群众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少数，而且有些宗教活动又确实同迷信活动不容易划分清楚，这就在如何正确对待宗教和信教群众，如何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上，往往会发生一些偏差，容易产生“左”的思想，以至犯错误，造成不好的影响。”
习仲勋对于民族宗教工作问题的判断和认识，准确把握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特点和民族地区宗教发展的现实，把握了动荡时期统战工作存在的不足和有益经验，既是对于民族宗教统战工作的系统总结，也是对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具体指导。
“统一战线”是民族地区工作的基础
习仲勋较早的认识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地位。在195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习仲勋专门对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进行了汇报，开篇即提出了：“西北解放后，许多工作都是依据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基础进行的。没有统一战线方面的成就，今年的工作情况是很难设想的。”
在报告中，习仲勋论述了统一战线在少数民族地区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对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急躁情绪和个别同志认为的“统战工作可有可无”的想法进行了批评。他强调：“凡是跟我们合作了的人，就力争长期同他合作下去，丢掉一个合作了的人比之原来未曾团结那一个人的不良影响还大。”在面对个别同志工作中的急躁情绪时，习仲勋也再次提醒克服急躁，稳住步伐的重要性。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两年来摸到一条可贵经验，就是保持谨慎，稳步前进，任何疏忽大意或鲁莽蛮干，就必然出乱子。这教训是不少的。解放以来，经过几个大的运动，工作上确也有很大成绩。我们同志往往因而发生急躁情绪，工作要求过急，过高地估计所处条件，按不住步子。这在各方面工作中都表现得很多，也是最有害的。”
习仲勋对于统战工作中不良情绪和幼稚想法的提醒，对于发挥统一战线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他的“统一战线是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基础”的论断极为准确的找到了解放初期民族地区政策落实的切入点。在他任职期间，西北民族地区各项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都牢牢把握住了民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民族区域自治顺利推进，土地改革有序开展，这都是在统一战线工作基础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平易近人、公道正派
习仲勋同志民族统战思想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同他的个人作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分不开的。其平易近人、坦诚相待的品格更是备受与之共事的同仁和群众们的称赞。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批评一些党员干部的官僚作风，他说：“现在在我们一些部门里，总觉得党员是最可靠的，总是高人一等，这就不好了”。他多次教导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要搞五湖四海。在统战工作上，怎能不搞五湖四海呢？原来是9个方面现在是30个界别，所以一定要搞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他对统战工作者的作风多次进行指导，他强调：“统战部要办成‘党外朋友之家’，要善于同党外朋友共事，要平易近人，不要摆官架子，遇到问题不要怕麻烦；要以诚相见，以谈心的方式认真听取和广泛交换意见。”
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勋也严格恪守统战工作的规范和准则，为做好西北民族地区工作，他积极团结、争取了一批批的爱国民族宗教人士，他的坦诚、平易近人受到诸多民族界、宗教界人士的尊重。在主政西北期间，他结交了诸多民族、宗教界朋友，如藏族的喜饶嘉措、黄正清、十世班禅确吉坚赞；维吾尔族的包尔汉、马鸿宾等民族宗教人士。在同诸多好友的交往过程中，习仲勋坦诚相待、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习仲勋的为人处事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又充满人情味。对周围的同志主动团结，在相互的沟通中纷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教导统战工作者：“对待党外朋友要看主流，看大方向”，“切忌对人的评价不公正，不能因为一个人出了点什么问题，就对他整个评价不公正，我们要接受历史教训。”
革故鼎新、五湖四海 在新时期的统战工作中，习仲勋强调新时期统战工作要从新的角度出发，不断创新统战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深化对统战对象和各界民族民主人士的科学认识。他多次指出做好统战工作需要具有五湖四海的宽广胸怀，能够深入广泛的团结大多数、争取大多数，他在1982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统战工作克服“左”的倾向的必要性，要求统战工作者们要积极团结党外人士。同时，在对待党外民族、民主人士的问题上，习仲勋指出：“对现在的民主人士，要有一个新的、足够的认识。他们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们共产党内有的干部受的苦还要大，也算经过了一次严峻考验，这一点必须肯定。我以为现在可以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同志看待”。
在统一战线的传承问题上，习老站在全党统战工作大局的高度思考统一战线未来发展的问题。在1982年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指出：“统一战线也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统一战线就持续不下去了。现在要广泛的交一些新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一条非常之紧要。”
在统战工作的持续推进中，习仲勋十分注重总结经验，破旧立新。对于如何推进统战工作进步的问题，他指出：“统战部工作中有一些条条框框，我觉得应该来一个清理，凡是不合适的条条框框，要根据新时期的新特点，重新理一理。李维汉同志特别强调要总结经验，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经验，改正错误，记取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进步，才会把统战工作做的更好，打开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1985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思考以后，为了使统战工作紧密结合新时期的发展特点，习仲勋提议召开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对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讨。在他的努力之下，2月26日理论工作座谈会召开。习仲勋在会上系统阐述了统战理论研究的内涵、现状和重要性，他指出“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马列主义奠定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大大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
在面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现状时，习仲勋指出，“这门科学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向前发展……一方面，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有待于我们提高到理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鉴；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又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随后，习仲勋进一步从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立新破旧，团结党内外理论工作者和统战工作者，加强领导和协作四个方面对如何开展好新时期的统战理论研究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认识。他指出，“长期以来，在理论研究方面，‘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一些过时的旧观念、旧框框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一些违反学术民主的粗暴做法，使理论研究不能形成良好的气氛。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顺乎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分别参与此次统战理论研究座谈会，经过讨论，大家在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方面达成了一致共识，并成立了“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集中了党内、党外和无党派的一批专家学者，对统一战线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习仲勋在新时期做的大量工作开创了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新起点．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讲，习仲勋对于民族统战工作的成就是与其民族统战思想的创造性探索分不开的。习仲勋民族统战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对于民族统战理论、民族与宗教关系、联合封建反封建的策略、统战是民族工作的基础、以及统战工作应有的作风和胸怀等若干方面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是十分深刻并具有远见的。这些思想充分体现在习仲勋同志当时的一些讲话当中，在此通过对其讲话内容的总结，梳理习仲勋在民族统战工作中的思想探索，研究习仲勋民族统战工作的实践为我们处理当前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必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