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晓蔚
王树声(1905.5-1974.1)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位开国大将之一，杰出的军事家。王树声将军敦实剽悍，胡须丛密，双唇前突，脸上酒刺如麻。钱钧将军告余红军时期初见王树声将军印象：坐草地脱衣捉虱子，虎背熊腰，满脸横肉，如怒目金刚，无人敢近前也。杜义德将军说：西路军失败后，与王树声将军一路乞讨寻生，其时虽手无寸铁，衣衫褴褛，人见王皆大惧。故每至一地，必由杜义德将军前往，好言慰民，而王树声则不得不低首藏之后。
战争年代，他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晋冀豫军区司令员、鄂豫军区司令员。是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是战功显赫的一代名将，被誉为“大别山英雄”。被屡屡委以重任。建国后，毛泽东又亲自点将王树声担任了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的第一任部长。他不负毛泽东的厚望，为我国军械工业的创办与发展、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我国军械工业生产的功臣”，“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今年是王树声大将诞辰110周年，笔者搜集他的传奇故事奉献读者。
刀劈舅爹
1926年冬天，王树声和乘马岗农民协会的领导，带领着“黑脚杆子们”大闹“减租减息”、“清算公粮公款”，展开了反封建剥削运动，这下可触痛了豪绅地主的神经。大恶霸地主丁枕鱼依仗着自己是王树声的舅爹，急不可耐地跳出来，大骂“穷人鬼”，砸农协，撕标语，秘密组织红枪会与农会对垒。
丁枕鱼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农友们。情况汇报到农协，王树声气得七窍生烟，八穴起火，脸上的酒刺涨得又红又紫。“走，找丁枕鱼算账去！”王树声话未说完，人已窜出门外。区农协主席胡静山，区党支部书记徐子清见状，赶紧派人分头通知农会会员，一起去打丁枕鱼。一时间，竹子火把满山遍野，刀、矛、鸟铳在黑夜中闪着寒光，上千农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呵嗬”呐喊声震得天摇地动。丁枕鱼的房子很快被农友团团围住。丁家狗腿子严守在紧闭着的大门里面，企图负隅顽抗。
墙高壁陡，怎么办？王树声小时常随祖母到老家婆去（丁枕鱼是王树声祖母胞弟）走亲戚，对院子里的地形地物如同自己手指一样熟悉，他指挥罗家河农会的廖荣坤带领几十个背大刀的青年翻墙而人，直闯楼上，将藏在床后的丁枕鱼拖将出夹，赤脚单衣跪在地上。丁枕鱼看到王树声，立刻神气起来：“五伢，快来帮帮舅爹，穷鬼们反了……”王树声恨得咬牙切齿，腮帮抖颤：“我王树声要革命，跟穷苦人做哥兄。谁反对农会，别说是亲戚，就是我的亲娘老子，也要跟他斗！”说完顺手拿过一根拴羊的绳子，将丁枕鱼五花大绑。农友们你一拳我一脚，把丁枕鱼打得半死，拉起来送到县农协关押。
冬去春来，转眼已到1927年春耕季节。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屠杀共产党。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屏、在押土劣王子历的弟弟王九聋子闻到腥风，纠集土豪劣绅，反动民团，红枪会匪一万余人闯过鄂豫边寨，席卷乘马岗，一路烧杀抢，兵临麻城城墙下，妄图抢出在押的丁枕鱼等土豪劣绅。麻城县委领导全城居民坚守城门。王树声带领从乘顺地区撤到县城的500余农军，以长矛、石块、石灰罐为武器拒敌。
十万火急！县委委员、县农协组织部长王树声临危请命，赴武汉搬兵求援。王树声带一战士冲出重围，追星赶月，水陆兼程，到武汉搬来了农讲所的学生军。丁岳屏等闻风逃窜回老巢。麻城县农协即在县城东门沙滩上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将丁枕鱼等土豪劣绅押上了审判台。王树声主持了大会。他历数丁枕鱼等土劣的滔天罪行，郑重地宣布判处丁枕鱼等的死刑。农友们欢声震天，高喊：“枪毙他们，打死他们。”王树声厉声说：“节约一颗子弹，用刀砍。”
王树声从一个自卫军战士背上抽出大刀，大步向丁枕鱼走去。瘫倒在地，浑身颤抖的丁枕鱼眼看王树声走来，干号着喊道：“老五呀，你行行好吧，快救舅爹一命呀！”王树声怒目圆睁，声音铿锵地说：“你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你对穷人不义，外孙今天革个命给你看看！”话音刚落，刀光一闪，丁枕鱼的脑袋已滚在沙滩上。
目睹此情此景的干部和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人们称赞道：“王树声革命已铁了心啊！”一时，王树声刀劈舅爹的壮举一传十，十传百，传遍整个大别山。
活捉岳维峻、赵冠英
1931年1月中旬，王树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1月下旬，率部参加围攻麻城磨角楼，击溃敌援兵四个团之后，又奉命攻打新集。 新集，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重镇，位于光山南部。它三面依山，一面临河，青石城墙，易守难攻；加上这些年来，鄂豫边的土豪劣绅和匪徒多麇集于此，加修堡垒、凭险死守，给攻夺城寨带来极大困难。开始，王树声组织的突击队，已经将云梯靠上了城墙，可敌人放下滚木，打翻了云梯，使突击队无法登城，夜晚，敌人在城垛上到处点燃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使偷袭的计划也无法实现。王树声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明里，继续不断向敌人挑战，吸引其注意；暗地，在远处对着城墙挖坑道；同时，动员群众收集土炸药和秤砣碎铁，装入棺材，以坑道爆破攻城。
2月10月，也就是农历腊月23“过小年”那天，在王树声的的指挥下，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那被敌人吹嘘为作“铜墙铁壁”的新集城墙，哗啦啦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红军战士一涌而进，全歼了守敌。王树声和他的三十团随之名声大振。被红军占领了的新集，后来成了鄂豫皖边区的首府。
1931年11月10日夜，黄安战役打响。黄安，系敌人南线的前哨基地，守敌为一个整师。这里的敌人虽有许多外围据点作掩护，并可得到邻近的宋埠、黄陂等处敌军的接应，但只要把敌人的外围据点一清除，把援军一卡断，就可置黄安城守敌于死地。抓住敌人这一致命点，方面军总指挥部采取了清扫外围与围城打援相结合的战术，并把打援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王树声。
此时，已任十一师师长的王树声率部挺进，在黄安独立团配合下迅速攻占敌外围最大的据点和援敌的必经之路高桥河和桃花镇，全歼敌一个团，完全切断黄安之敌与外地的联系。黄安守敌几次出兵向南反扑，都被红军挡回。敌师长赵冠英频频告急，乞求外援。
12月7日，宋埠之敌两个旅出援。王树声率部阻击，予敌以重创后，即撤至嶂山第三阵地，敌追至嶂山脚下。王树声指挥两翼反击，消灭其一个团，余敌逃回原地。 18日，黄陂之敌倾巢出动，再加宋埠之敌一个旅，分两路大举北援。王树声督师死守桃花镇，多次与敌展开肉搏。正当敌军逼近王树声的指挥部的危急时刻，徐向前总指挥带援兵赶到，周围的赤卫军和游击队也赶来助战，敌人的增援被彻底打垮。
桃花镇阻击战的成功，敲响了黄安之敌的丧钟。12月22日，黄安城为红军攻破。敌师长赵冠英和他的下属5000多人，悉数成了红军的俘虏。为纪念这一战役的重大胜利，黄安由此改名为红安。
“西路军的失败不是你的错”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不久，王树声奉命西渡黄河，先北进，以执行“宁夏战役”；后西征，以“打通国际路线”。
其时，王树声由于长征的积劳，正疾病缠身，完全有理由不再出征。但他还是去了。然而一出师就不利。10月25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时，即受到敌人的阻击和飞机轰炸，全军只抢渡过一大半，就被截断了。
时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的王树声，渡过黄河后，即随九军行动，按照“宁夏战役”计划北进，首战一条山，锁罕堡；再战打拉牌、镇虏堡。这几仗，红军虽取得一定战绩，但因对手是盘踞西北多年、反共顽固的马家军阀的部队，他们多为骑兵，作战机动、灵活、又在本乡本土，不愁各种供应，所以，几仗之后，就使远途奔袭、没有根据地依托的红军，露出不祥的迹象。“宁夏战役”计划因军情变化而放弃。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渡河红军为西路军。并命陈昌浩、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进，打通新疆的通道。
随即，西路军再振旗鼓，分3个纵队向西进击。王树声仍随九军行动，为第二纵队，在左翼，由镇虏堡向古浪进发。在红军向西挺进之中，敌人的主力首先咬住了向古浪进发的九军。11月10日，九军刚进至干柴洼地区，次日清晨，敌3个骑兵旅和大量民团即三面猛扑过来，在这里打掩护的九军二十七师，与敌激战竟日，始脱身转至横梁山，与军部及二十五师会合。随之，敌3个骑兵旅又追击而来。九军再经一昼夜拼杀，才将敌击退，得以在15日占领古浪城。
夺取古浪的胜利，一时也冲昏了九军主要领导者的头脑，进城之后，没严密布防，就高枕入眠。不料，次日凌晨，敌人步骑5个旅，另加4个民团，在飞机、火炮配合下，从西南和东北，向古浪城发起闪电般反攻。九军领导者惊起仓猝迎战。经指战员反复肉搏，方驱敌后退。但在反击中，又遭敌骑兵的逆袭，伤亡巨大，护城河水为之血染。后在三十一军1个团的接应下，才撤出重围。这一仗虽杀敌四千，但九军的元气大伤，军参谋长陈伯樨等壮烈献身。
在这危难之际，王树声受命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
退出古浪，王树声即率九军向兄弟部队控制的河西走廊转移。原计划奔赴凉州 （武威），因敌已有防备，又改向永昌。但一到永昌城，又遭敌5个旅和7个民团的猛袭。王树声沉着指挥应战，虽多次杀退敌的进攻，歼敌两干余，但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退。与此同时，敌以重兵猛攻山丹城的五军团和永昌城外的三十军阵地，消磨掉红军不少有生力量。总括西路军西进月余，虽歼敌6干多，但自身也由过黄河时的2.1万余人，减至1.5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减弱，困难日益加重。
12月下旬，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冒着大风雪继续西进。年底和次年元旦，前锋先后占领抚彝（今临泽）和高台。打开接近新疆的通道，王树声率九军一部驻扎在抚彝城东五十里的沙和堡。1937年1月中旬的一天，他得悉敌将发动进攻。考虑到所部远离总部，处境孤立，不宜死守，决计当夜主动撤退，向抚彝靠拢。
不料，刚刚起营，就惊动了已包围沙和堡的敌人。霎时，枪声响成一片，队伍被打乱了，当王树声率部出生入死，辗转汇集到西路军总部时，迎接他的又是一连串令人无比悲痛的消息：1月20日，高台失陷，守城的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大部分牡烈牺性；1月21日，救援高台的骑兵师，在中途被敌所阴，师长、政委于激战中英勇献身；总部直属队所在地抚彝复陷敌手，突围而出的战士遭敌截击，损失严重……
此刻，西路军全部人马，被数万强敌团团包围于倪家营子地区40多个屯庄，处境险恶。23日起，敌人向红军阵地发动连续猛攻。弹药奇缺的红军，几乎全凭肉搏与敌格斗，坚持了1月有余，虽则消灭敌人上万，可西路军兵力也不足万人了。
鉴于长期困守无望，西路军决定回师东返。2月21日夜，分两路突围，王树声率九军为右翼。24日，九军进抵甘州（今张掖）西南的西洞堡；一驻下，即得到消息一大批敌人正尾追而来。王树声利用敌人系“骄兵”的心理，乘夜杀了个“回马枪”，打垮敌人一个骑兵旅及一个宪兵团，缴获一批枪枝弹药。翌日，九军和三十军又在龙首堡，全歼追敌宪兵团，缴枪1200余支。
这些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凶焰，本有利于西路军摆脱险境，迅速东返，但西路军主要负责人陈昌浩错误地认为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便率部重返倪家营子。到了倪家营子的第二天，敌又以重兵围攻，全军与敌血战7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极度困境。
3月5日夜，王树声随同大家再度突围，向西北转移。但7日又于抚彝南遭敌包围，苦战5天才解脱出来，向祁连山转移。
3月12日，西路军刚抵祁连山的梨园口，敌骑兵又蜂拥而至。担任后卫的九军，在王树声指挥下抢占了梨园口的西山头。力抗追敌，掩护三十军。战斗空前激烈，仅仅几小时，就有两个多团的红军战士在阵前洒尽热血，九军政委陈海松等壮烈牺牲。王树声在不停拚杀下，才突出重围。总指挥部也率余部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区。这时，全军连同大批伤员在内，已不足3000将士了。
3月14日，转移至康隆寺南石窝地区的西路军余部，再遭敌骑兵袭击，又损失过半，被山下敌两个旅死死包围，情况危急已达顶点。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余部分为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干余人，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领，顺祁连山西行，隐蔽转移，往安西，新疆方向前进；右支队500余人，由王树声、毕占云等分别率领往东走，同敌人周旋。向黄河方向东移。为分散敌人注意力，还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另分为一小路，脱离大部队，向东潜移。
会后，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很快吸引住了敌人的不少兵力，3月15日，他们与尾追之敌激战于黄番寺地区，节节失利，全队大部分战士牺牲于沙场，只剩百余人突围。从此，王树声就带领这支队伍，在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区打了近百日游击，人员锐减到30余，个个形容枯槁，就连战马都饿得瘦骨嶙峋。随后，在一次遭遇战中，队伍又被敌冲击，王树声率先竭力拚杀，突出祁连山时，已不足10人了。他们在山丹分为两股，决意东返陕北。王树声仅带两战士。历经艰辛，穿过了浩瀚如海的腾格里大沙漠，走到镇远县境。正待过黄河时，夜晚忽遇敌人，王树声一行3人又被冲散。
眼下，只剩下王树声孤伶伶一人了。前途吉凶未卜。但他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到延安去，一定要找到党；沿途，他乞食为生，历尽艰辛。路经宁夏中卫县境时，碰到一位名叫俞学仁的好心老人，才护送他到陕甘苏区的固原县。
1937年8月，王树声终于到达延安。他激动得无以复加。听说王树声归来了，毛泽东马上挂电话亲切地请他吃饭，为他洗尘。
席间，王树声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兵败祁连山，最后他又如何只身返回陕北的情况。王树声汇报完后，诚恳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西路军失败了，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作为副总指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中央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没想到，毛泽东却大手一挥，说道：“你回来了就是胜利，西路军的失败不是你的错，你没有责任！”临别时，毛泽东握着王树声的手，嘱咐说：“你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好，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随时奔赴抗日前线作准备。”
奋战在鄂豫皖大别山
1944年，王树声受命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领一支劲旅由延安出征，跨大岳、绕太行、渡黄河，向豫西敌后进军。
王树声率部且战且进，挺进嵩山，与先期在那儿活动的皮定钧、徐子荣的部队会师。敌人调兵遣将，妄图诱迫我军在嵩山决战。王树声决定首先分兵数路，在嵩山山地跟敌人周旋，把敌主力吸引在山里；接着，出其不意，奇兵直捣登封。
登封，仗于篙山西南，系日、伪军大本营之一。当时，敌集结精锐于嵩山，正做“歼灭八路”的美梦，没想到，八路军会乘虚而入，直逼他们老窝。当敌人如梦初醒，由嵩山火速回9币救援时，我军在登封县城下摆出“大打”的架势；敌人在城外布下“口袋阵”，妄图把我军“装”进去。那知天黑以后，我军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口袋”，迅速分散，反拉起一个大网，把敌人“罩”了起来。深夜，城内城外之敌，双双发起攻击，都以为打的是八路军，愈打愈凶，一直互相厮杀了半宿，死伤累累。及至打得精疲力竭，发觉上当时。我军紧收大网、猛冲过来，一网打尽，解放登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但是，当我中原八路军一部往偃师县城受降时，那些原已“半死不活”的日伪军，不但拒绝向我军投降，而且还动了枪炮。我军为防意外，暂且向后撤退。半途又得情报，沿陇海路向郑州急奔的大批国民党军队，插进了我第一军分区的后方。回撤的我军快速收拢，准备拦截。此时，王树声率两个主力旅飞马赶到。他当即布好阵势，大义凛然地警告国民党军队：不准通过我抗日根据地内部去抢夺胜利果实！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军队，只得灰溜溜绕道而去，随后，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王树声指挥部队逐鹿中原，从日、伪手中接收了不少城池、要地和武器、物资；对胆敢反抗者，严惩不贷。
与此同时，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的迹象日益暴露。为作好迎战的准备，王树声根据党中央指示，将豫西的部队进行调整，组成第一纵队，计划北渡黄河，开赴华北。正待启程时，王树声又接到南下的命令。10月，第一纵队与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在桐柏山区，当即成立新的中原军区，并将主力扩编为两个纵队，王树声任第一纵队司令员。
王树声指挥所部在桐柏山区活动了一个时期，又奉中央电令，率部前往豫皖苏边界。
中原军区部队撤离桐柏山时，分为两路。王树声的一纵队为一路，他们通过确山县，越过京汉路，1946年元旦一过，即进占豫东南的光山县，并很快与赶来的二纵队汇合。此后，为贯彻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我军放弃光山。于是，我一、二纵队又分为两路由光山继续南下，拟绕道向苏北津浦路东的新四军靠拢。谁知，刚行至泼陂河和宣化店，就被早有预谋的国民党重兵围困住。
第一纵队在泼陂河一驻下，王树声就鼓动大家，敌人胆敢进犯，就狠狠揍它；它要缩回去，我们就好好练兵。第一纵队在泼陂河被围半年光景。除了外围小仗断断续续，其余大部分时间就是练兵、学习，密切注视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只等时机一到，就冲杀出去。
1946年初夏，正当蒋介石作着“七一全歼中原共军”的迷梦之际，我受困的中原部队，遵循党中央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电示，于6月25日前后，全线出击，分途突围。
王树声率领的第一纵队，作为南路突围主力，先后突破敌飞机助战、铁甲车巡逻的京汉铁路，闯过重兵防守的滔滔汉江，打垮敌人的前堵后截，于8月初到达崇山竣岭的鄂西北。党中央命令他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并任命他为根据地的全面负责人——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鄂西北虽然地势偏辟，群山闭锁，却有重大的军事价值。由这里西进、北上，可分别直趋川、陕，威逼国民党的大后方；东去、南下，又可兵临武汉等城市，因之，抗战时期蒋介石就在这儿全力经营，不容异己染指。而今，我军进入了这个“禁地”，敌人如坐针毡，立刻集中重兵，对我展开“清剿”。我军则以游击的方式，与敌进行“迷藏战”。王树声笑着对大家说：“毛主席的这一招高哇！我们现在就象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我们动动，蒋介石就不好受呢，别看他睡的是弹簧床，我们睡的是岩洞老林！”
敌人不断扑空，越恼越疯狂，紧紧缠住我军不放。有一股尾追王树声部的敌军，特别狡猾，竞伪装我军“掉队”人员进行偷袭，已经打掉了我们的头道哨；幸亏二道岗发现，大家才脱险，可随后敌军又“盯”上来，追了个把礼拜。有一天，王树声率部急行军一昼夜，来到神农架的干家老林，发现有处地形象“囚笼”。他灵机一动，早早把队伍隐蔽四周，打了个漂亮的埋伏战，狠狠教训了敌人。
在这里，王树声和他率领的部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敌人这股不小的力量死死拖住，给华北战场我军以有力的配合。但这番道理，并不是每个干部、战士都能想得通，不少战士有牢骚。王树声给大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打着生动的比喻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个整体，就象一个活人，其中每一支部队，又象人身体上的各个器官，有作头的，有作眼的，有作口的，还有作手、脚，作屁股的。都想作头、口、眼这光彩的部分，那手、脚、屁股这苦差的部分谁来作？！而没有手、脚、屁股，一个人还能成为完人，还能活得好吗？！”王树声言传身教，鼓起了指战员战胜困难、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牵制敌军兵力任务的信心。
改行军械工业
解放战争的炮声在内地逐渐沉寂，代之而起的是欢快的劳动号子和喧闹的机器轰鸣。新中国经过三年恢复，在外患、内战下的废墟上复苏，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此时的王树声，虽然担负着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重任，领导着全区各级地方武装的建设，但是，他更希望自己直接投身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战线，做一个冲锋的尖兵。不久，中央对他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他被调任为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并且是彭德怀亲自点的将。
王树声惊喜之余，脑海里不禁闪现出昔日缺枪少弹的情景：1936年11月，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宁夏军阀“马家军”作战时，王树声指挥的队伍就是因缺枪少弹而失利的。如果那时红军的武器再好一点，甚至配有火炮的话，“马家军”就是再增加一倍，恐怕也不是红军的对手
昔日缺枪少弹的日子，让王树声刻骨铭心。新的战线，对一直驰骋战场的王树声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他二话没说，义无反顾地赶往京城赴任。
等待王树声的，并非一条坦途。
总军机械部是个新建设的单位，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一切工作近乎初创。上下的关系、各方的矛盾错综复杂，以致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有鉴于此，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才下了决心：调一个大将来，把这关系、那矛盾，一统抓起来！
王树声刚上任，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部里的工作相互协调合作得不好。这是因为这些同志以前大多数没在一起战斗过，每个人经历不同，作风各异，水平不一，习惯多样，调到一起，一时间相互缺乏了解，自然容易形成隔阂，反映在工作上，就是扯皮较多。
王树声以老革命家的政治慧眼，很快看清了此中的“症结”。他首先从自身严格做起，虚心学习每个同志的长处，坚决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民主作风，事事依靠群众，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更欢迎不同的见解。然后，集思广益，采纳正确的意见；对不适宜的也不排斥了事，而是耐心解释诱导，令人心情舒畅。
王树声平易近人、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依靠人格的力量，很快使部领导班子渐渐地团结起来。
王树声主管的新中国军械工业，几乎是白手起家。当时，苏联曾给予我国军械工业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却并不一致。那时，流行着一句口头禅：“有理无理三板子”，意思就是，在学习苏联，对待苏联专家建议诸事上，一旦发生问题，不管你有理没有理，都得挨上级的“三大板”。但王树声不怕“挨板子”，他主张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
王树声到任不久，为在何处修建一个靶场，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个靶场的设计是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搞出来的，总军械部多数负责人都主张把靶场修建在华北某地。但有一位副部长对此提出了异议，建议把靶场修建在东北某地。他的理由是：华北某处的附近，村镇密集，工厂如林，安全是个大问题；该处不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网交错，出入不便。与此相反，东北某地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射程可达百余公里，对老百姓的生产和安全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交通方便。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王树声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在如实向彭德怀汇报后，两人—起乘飞机，在空中进行实地考察，作了比较后，这才决定支持后者的意见。事后证明，这个靶场选得不错，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的试射，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反对者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靶场修好后不久，中央军委要求军械部组织生产一种每分钟能打200发炮弹的新式火炮。生产这种火炮的炮管材料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进口的，另一种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受盲从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人赞成用苏联的材料，苏联专家则更是不相信我国研制生产的材料能造出新式火炮。
王树声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怎么就知道国产材料肯定不如进口的呢？况且事实已经证明，苏联材料制成的炮管虽然威力很大，每分钟可打200发炮弹，但其缺点也很明显，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会滚烫发红，不能再射击了，必须更换。因此，每门炮需要3个备用管。如果我军大量装备使用苏联材料制成的新式火炮，将消耗数量惊人的材料，这无疑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王树声决定让用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和用国产材料生产的炮管来个“比武”，看看到底谁优谁劣。王树声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彭德怀的批准。
“比武”开始了。随着一声令下，安装了两种不同材质炮管的大炮像打擂的武士，“轰、轰、轰”地发出了雷鸣。打到1万发时，进口的炮管发红，必须更换；而国产的炮管仍然斗志昂扬，一直打到2万发，中间才红，用水冷却后，还能接着继续打。
事实胜于雄辩，这场国产与进口炮管的大比武，以国产材料的胜利而告终。全场一片欢腾，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彭德怀也露出了由衷的笑容。王树声在高兴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启示。他感到，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械工业队伍，光依赖别人不行，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