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贞勤
罗荣桓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奠基人之一。他的辉煌一生是同山东抗日战场密不可分的，自1939年3月1日踏进山东抗日战场始，至1945年10月24日抗战胜利离开山东奔赴东北止，他共在山东战斗生活了24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段时间内，罗荣桓为了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呕心沥血，使山东的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为全国抗日战场上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鲜为人知的是，罗荣桓在山东战斗生活的这段时间，有将近3年的时间是抱着重病甚至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的……
挺进山东，抱病一身担五职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于1937年12月入侵山东，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致使日军迅速占据了山东的重要交通线和绝大部分县城。鉴于山东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先后委派多批红军干部前往山东，结合山东省委发动了多起武装起义，并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等地方抗日武装。此时在山东，不论是日伪军，还是国民党军和杂牌部队，他们的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当抗日重任，显然需要有～支主力部队作骨干。
1939年3月1日，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率115师一部渡过黄河，进入山东抗日战场。从此，115师好似一把插入敌人心腹的利刃，披荆斩棘，所向披靡，频创佳绩。入鲁第一战的樊坝战斗，全歼伪军一个团；在1939年5月的陆房战斗中，115师突破日军8000人的重围，以伤亡36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300人；在1939年8月的梁山战斗中，在双方兵力相当，日军火力明显占优势的条件下，115师运用伏击战的手段，歼灭日军一个大队300余人。后两次战斗，都创造了在山东消灭日军数量的记录，充分显示了老八路主力部队的作用，大大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在入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荣桓娴熟自如地运用“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指挥115师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鲁西、鲁南等抗日根据地，并与华中、湖西、鲁中、鲁东南根据地建立了联系通道，打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
在山东，罗荣桓依靠自己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卓越的领导艺术和坚强、灵活的组织原则性，一次次力挽狂澜：1939年底，湖西根据地发生“肃托”事件，眼看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要成为“肃托”扩大化的牺牲品，罗荣桓连夜骑马赶赴湖西，扼住了“肃托”扩大化的势头，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干部的生命；1941年11月的留田突围中，罗荣桓出其不意，神出鬼没，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率领115师、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工会机关2000余人，一夜间悄悄跳出了5万日军的“铁壁合围”；为粉碎几十万日伪军的轮番“扫荡”、蚕食和洗劫，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翻边战术”，山东抗战军民运用这一战术思想逐渐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毛泽东同志盛赞“翻边战术”不是“战术”，而是“战略”。
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山东的一些地方同部队干部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在对山东总体形势的估计上，有些地方领导干部认为八路军和日伪军已经处于相持地位，倾向于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大仗，打运动战。尤其是“百团大战”后，部分同志甚至提出搞个“百连大战”。而罗荣桓对形势的估计远没有如此乐观，他认为八路军对日伪军还处于劣势，坚持游击战的方针不能改变，同时要扎根群众，把根据地建设好；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的同志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之流退让过多，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同时没有把重点放在“发展进步势力”上，而是把“中间力量”当作砝码。罗荣桓认为这一切不符合山东的实际，不赞成这种做法。
随着一些分歧的加深，山东个别地方领导对115师和罗荣桓的工作开始颇为不满，不断进行指责，115师内部有些干部也跟着对师部工作作了不实事求是的批评，一度形成倒罗的气氛。这是罗荣桓在山东处于逆境中的谷底。
为了解决山东领导之间的问题，1942年4月，刘少奇在回延安路过山东时，奉中央之命，对山东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弄清各方面的事实后，召集山东地方和部队的主要领导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萧华等参加座谈会，代表中央做了山东近几年来的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后，认为朱瑞作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应负主要责任，并肯定了罗荣桓在对形势的估计等许多问题上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中央的肯定标志着罗荣桓逆境的结束。罗荣桓率领齐鲁儿女正当奋勇抗击日寇之际，1942年冬，他却因操劳过度，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腰部酸痛，频频尿血。由于缺医少药，他得不到好的诊治，医生只得劝他多卧床休息。当时，正值敌后根据地最艰苦卓绝的岁月，他根本躺不住，拖着病体，以超人的毅力，恢弘的气度，指挥着抗日军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冲击。
1943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115师政委兼代师长。9月，中央又任命罗荣桓接替朱瑞为新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让罗荣桓集五大职务于一身。当时，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病情是清楚的，但几经权衡，还是认为罗荣桓是不二人选。罗荣桓认为大敌当前，形势紧迫，绝不是自己养病歇息的时机，就忍受病痛，毅然挑起了全权负责山东境内的抗战和党政军民工作的重担。
忘我工作，担架成为指挥部
身体严重的疾病对罗荣桓来说尽管也是一种逆境，但这种逆境比起遭受排挤和误解来，他认为要轻的多。罗荣桓因持续尿血，脸色焦黄，身体消瘦。但他依然那样安祥、镇定，每天照常批阅文电，主持召开会议。他已经不能行走，更不能骑马，115师的主力686团派出了担架队，他就躺在担架上指挥对敌斗争。
每当到了宿营地，大家要把他从担架上抬上炕头时，他都摇摇头说：“不用了，抬上抬下同志们蛮辛苦的，再说遇到紧急情况还易误事。就把我连担架一齐抬上炕吧。晚上加条被子就得了。”所以，夜间他也离不开担架。每当驻扎下来，他就叫警卫员扶起，拿条被子靠着，在担架上紧张地工作，经常坐在担架上，吃力地在躬起的大腿上写文章，旁边放着几份文件，写累了就看文件。
有一次，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同志见他坐在担架上，一手按疼痛的腰际，一手埋头写东西，就劝他拿出一段时间认真治治病，罗荣桓回答说：“现在要考虑的是怎样让山东这块根据地更好地起到它的战略枢纽作用！”
担架委实成了他的指挥部。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好多重要军事会议在他担架旁召开，许多战斗命令是他从担架上发出的。随着他坚定的手势，随着他标画的红蓝箭头，一支支无敌的队伍飞向战场，一个个胜利的捷报纷纷传来……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知道罗荣桓的病情后，很是担心，他立即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让罗荣桓到新四军治疗。因为新四军中有一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名字叫罗生特，是一位医术高明的白求恩式的大夫。中央很快批准了陈毅的建议。
1943年4月初，罗荣桓在夫人林月琴和115师卫生部长谷广善等人的陪同下，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5月28日到达安徽盱眙县（今属江苏省）东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罗生特马上对罗荣桓进行全面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决定为他做一次膀胱镜检查。但考虑到没有麻醉剂，做这种检查病人非常痛苦，罗生特又犹豫了。罗荣桓鼓励他大胆去做，不要有顾虑。在检查过程中，罗荣桓尽管疼得浑身痉挛，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额头上渗出，但他始终没吭一声，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检查结果，膀胱无病变，但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由于没有X光机，无法再做进一步检查，罗生特只能暂且采取保守治疗。
为了让罗荣桓静心养病，新四军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静养。在罗生特的精心治疗下，他的病情渐渐趋于稳定。但过了不久，山东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命令其嫡系李仙洲部人鲁。如果让李仙洲入鲁，极可能造成今后开展抗日斗争的困难。罗荣桓坐不住了，决定立即回山东并于6月20日踏上了归程。
回到山东后，罗荣桓全身心投入斗争中去：礼送于学忠出鲁，成功制止了李仙洲人鲁的反共逆流，使山东战局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此举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罗荣桓返回山东后，陈毅一直放心不下他的病。1943年秋后，他专门委派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罗生特大夫对罗荣桓的病非常担心，可无论怎样劝他多休息也无效。一天，他故意板着脸说：“政委同志，我以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和医生的权力，请你一位重病号、一位党的负责同志，每日至少休息五小时。”
罗荣桓温和地回答说：“罗生特同志，我很理解你，但问题是我已经很好了，你看——”罗荣桓故意装出有力的劲头，在屋里踱来踱去，罗生特赶紧扶他坐下说：“不、不，你在担架上看文件，写材料，彻夜地开会、谈话，你的病情不会好转。按照我们医生的习惯，对付这种病人的办法是，取消他一切工作的权力。”
罗荣桓笑了笑，语重心长地说：“罗生特同志，你对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我们民族正处在空前的苦难之中，人民和战士都在浴血奋战。我是他们的领导人，在他们流血牺牲的时候，又怎能去躺在医院里呢？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你要像一个普通战士那样理解我的心情，就一定会支持我的。”
罗生特非常钦佩这位铮铮铁汉子的雄才大略，更为他这种舍身忘己、鞠躬尽瘁的英雄气概所折服。这位外国大夫含着眼泪走到门外，久久伫立在门口的台阶上，仰望无边的天际，喃喃地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捷报频传，功著山东
山东自实行罗荣桓的一元化领导之后，抗战形势焕然一新。进入1944年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山东八路军在罗荣桓指挥下，向日伪军连续发动五次强大攻势，同时大力进行了大生产、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练兵活动，为日后的大反攻做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充足准备。山东抗日军民取得的胜利得到上级的赞扬。1944年9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彭德怀说：“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最突出者是山东。”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在这一年7月，毛泽东曾就执行有关政策的十个问题电询各战略区负责人。8月间，罗荣桓和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致电毛泽东，作出回答。毛泽东回电：“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1945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
山东的形势也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1945年，山东军民经过5、6、7三个月的攻势作战，5个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20万八路军主力部队、50万基干民兵已组成一支坚不可摧的雄厚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罗荣桓随即在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和山东行政委员会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迅速整编部队，向铁路线和大城市进军，迫使日军向八路军缴械投降。但由于蒋、日、伪合流，山东的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不投降就消灭它！”罗荣桓态度异常坚决。他将山东军区部队统一组成五路，分别向山东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的日伪军展开反攻。五路大军所向披靡，铁流滚滚，席卷解放区内各敌占中小城市。至8月下旬，山东的日伪军已被压缩在济南、青岛铁路沿线和临沂等几个较大城市里，处于解放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
9月初，部队在攻打临沂时遇到阻力，城内4000余伪军依靠坚固的工事与日军逃走时留下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负隅顽抗。罗荣桓十分着急，叫警卫员快去备马，他要到临沂前线去。 警卫员出去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吞吞吐吐地说：“报告首长，找不到马夫。”
“找不到马夫？你把牲口牵来！”
“牲口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乱弹琴！你们这里搞的什么名堂！快去把牲口找来！”罗荣桓真的生气了。 这时，林月琴走进来说：“不关警卫员的事，是我叫马夫把牲口牵走的。”原来，在整个大反攻中，罗荣桓军务十分紧急，有时一夜要处理好几份电报，常常是刚睡下又被叫醒，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过度的劳累加重了他的病情。林月琴万分着急，暗中嘱咐警卫员不让罗荣桓到前线去。
“你为什么这样自作主张？”罗荣桓严厉地质问林月琴。
林月琴平静地回答：“这是医生的嘱咐，他们要你多休息。”
“休息，休息，临沂打不开，叫我怎么能安心休息？这么重要的时刻，你不让我到前方去，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林月琴还从未见过罗荣桓发这么大的火，知道自己阻止不了，便含着泪出去找到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黎玉好不容易才劝阻了他。但罗荣桓立马招来前线阵地的指挥员，认真研究部署下一步作战方案：一方面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另一方面在城西北角实行秘密坑道作业，把坑道挖到城墙下进行爆破。在他的精心部署下，9月10日炸开城墙，11日占领临沂城，歼灭伪军2000多人。9月20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指挥机关进驻临沂城。
为了认真总结这次临沂攻坚战的经验教训，罗荣桓在林月琴和卫生员的搀扶下，亲自围着临沂城察看地形。他步履维艰，每迈一步都要咬紧牙关，累得满头大汗，但他仍一丝不苟地专注察看城墙和攻城部队挖的坑道，察看架设的云梯……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反攻，山东共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等6个重要港口，占领火车站35处，歼灭了驻守这些城市并拒绝投降的日伪军6万余人。到1945年10月，山东的正规部队发展到27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总数的22%，地方武装也发展到50万人，群众达到2700多万，使山东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个主要战略基地之一。
山东解放区大反攻的胜利，直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1945年9月15日，周恩来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时宣布：“山东解放区迄今收复80余县，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民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9月19日，周恩来又提出，山东应作为由中共方面出任省长的四省之一。
10月24日，重病缠身的罗荣桓惜别了为之奋斗近7年的齐鲁大地，率领7万大军奉命踏上了去东北的征途，在白山黑水间，继续书写他的人生辉煌。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当晚，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大家为罗荣桓同志默哀，随后评价罗荣桓同志说：“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随后，毛泽东又特作了一首七律《吊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