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露唏
在革命斗争年代，毛泽东曾提出过两个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这两个论断中有一件共同的东西就是“枪”。可见，毛泽东对枪的作用很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在革命时期，枪代表着武装力量，代表革命斗争的实力，同时也是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毛泽东提出的精辟论断显示出他对暴力革命方式的深刻理解。可是，有一个现象令许多史学家费解：那就是提出如此精道论断的毛泽东本人很少用枪。直到今天，人们也几乎看不到他配枪的影像。仅仅有一张照片是毛泽东握枪的，还是在建国后。没错，就是那张毛泽东1964年观看大比武时瞄准的持枪照。战争年代，将帅们一身戎装、持枪跨马是最常见的“标准照”，指挥干军万马的毛泽东却鲜有这样的“镜头”，难道是毛泽东不喜欢枪？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毛泽东与枪的故事，寻找其中的答案。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用“枪”和“人头”收服“山大王”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为此，他曾对建议他留在城市的瞿秋白这样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其实一直以来，毛泽东对啸傲山林的绿林好汉都心存敬重，他认为“深受压迫而起义反抗的富有正义感的农民旧式武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武装力量，可以通过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改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挺进。
部队向何处去，在哪里站稳脚跟？这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不久，江西省委的一封来信，给毛泽东带来了曙光。1927年9月26日，毛泽东接到了江西省委的来信，信中说在宁冈地区有一支党的武装——袁文才部。袁文才，早年为反抗地主的压迫，参加了当地的“马刀队”。1926年秋，“马刀队”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同年9月，受湖南农民运动影响，保卫团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曾听说过宁冈和袁文才的情况，所以在接到江西省委的信后，他决定向宁冈、井冈山一带进军，在那里寻求立足之地。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的三湾村，进行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与此同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袁文才。
袁文才接到信后，如临大敌。对这支战斗力不容小觑的外来武装力量，袁文才心中十分排斥。他忧心忡忡地召集部下共同商量应对之策。袁文才的司书陈慕平曾经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他向袁文才简单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毛泽东的一些情况。袁文才听后认为：毛泽东是党内同志，也就是自己人，既然来了信，就理应去接头。于是，袁文才派龙超清和陈慕平等三人作为他的代表，拿着他的亲笔信去三湾见毛泽东。信中说：“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毛泽东看了信后，立刻明白了袁文才的意图，这是在婉转地请他离开。毛泽东没有表现出怒意，而是平心静气地向龙超清三人讲明部队上山的主张，表示不会威胁袁文才部的安全。相反，如果两支队伍可以合作，将增强革命的武装力量。最后，毛泽东慷慨地送给龙超清三人每人一支枪，希望他们能够将团结合作的想法向袁文才阐明。时隔不久，毛泽东率部进驻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召开了“古城会议”，确定了团结、改造袁文才部队的方针。代表之一的龙超清参加了“古城会议”。此后，他充当了“联系人”的角色，在毛泽东和袁文才之间奔走，传递双方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沟通，袁文才终于同意在大苍村林风和家里与毛泽东会面。
10月6日，毛泽东一行7人来到大苍村赴约。尚未完全放下戒备的袁文才备下了一席“鸿门宴”，等待毛泽东的到来。他预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旦谈不拢，他就下令动手解决掉毛泽东等人。毛泽东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也料到袁文才必定有所准备，但是为了部队能够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建立革命根据地，明知有危险，也势在必行。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毛泽东淡定赴会。当他走进危机四伏、杀气隐隐的林家祠堂时，神色特别的镇定从容，丝毫没有显露出慌张的情绪，这反倒让袁文才心里没有了底。毛泽东见到袁文才后，首先打消他的戒备之心，让他明白自己的到来并不会对井冈山地区造成威胁，相反会增加革命的力量。毛泽东还向袁文才谈了自己的斗争主张等。毛泽东侃侃而谈，其渊博的学识和大将气度令袁文才十分钦佩，他认定毛泽东是个人物，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袁文才逐渐放下疑虑，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也消除了对毛泽东的戒心。临别时，毛泽东提出赠送给袁文才部100条枪。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枪是比真金白银更具有价值的东西。当年，几支枪就可以拉起一支队伍，100条枪意味着什么自然是不言而喻。毛泽东赠枪的举动不仅是慷慨，而且表明了他不会与袁文才为敌的真心。此举令袁文才十分意外和感动，他当即回赠了毛泽东1000银元，表示对革命军的感谢，并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医院和留守处。此次会面后，袁文才彻底打消了顾虑，接纳毛泽东的秋收起义余部进驻井冈山。通过袁文才的引荐，毛泽东还结识了袁的“把兄弟”王佐。王佐当时也掌握着一支武装力量，毛泽东再次通过赠枪的方式赢得了王佐的信任。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用了一个十分“绿林化”的方式，把友情筑牢。为了能与王佐搞好关系，毛泽东进驻茨坪后，指示已经担任王佐部队党代表的何长工，在一日深夜突袭土匪尹道一的巢穴。这个尹道一作恶多端，祸害乡里，是当地的一股恶势力。同时，他也是王佐的“死对头”。何长工奉命带领部队一举端掉了尹道一的匪窝，并将尹道一的人头割下来送给王佐。王佐十分感激毛泽东，当场表示“从此以后跟定了共产党”。就这样，毛泽东收服了袁文才和王佐两兄弟，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唯一的一次，毛泽东高兴地背上了“匣子枪”
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在随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兼十师师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同年5月4日，在井冈山砻市广场上，隆重地召开了井冈山会师暨红四军成立庆祝大会。在这次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令当年参加大会的人印象深刻，那就是一向不喜欢舞刀弄枪的毛泽东居然一反常态地背上了一把匣子枪。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士榘将军回忆：
会师这天天气很好，井冈山碧绿如洗，红军标语鲜艳夺目，到处都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自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从来没有看见毛泽东背过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这天，毛主席特别高兴，他挎上匣子枪，走到行伍出身、经常一身戎装的朱老总跟前诙谐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咯’。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井冈山时期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的何长工也在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情景，此后确实再无人见过毛泽东携带过武器。但是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还拿过一次枪。1929年，红四军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被国民党军刘士毅部发现并尾随。当时，红军远离根据地，在白区孤军作战，导致接连失利，濒临绝境。为了彻底摆脱追击的敌军，红军决定在大柏地设伏，与敌决一死战。待刘士毅部进入红军布下的“口袋”后，红军各部拼全力向敌猛攻，一步步收紧口袋。毛泽东和朱德深知，红四军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大柏地一战，刘士毅部的两个团大部被歼灭，缴获枪支800余支，红四军大获全胜，彻底扭转了被动的局面。陈毅称这一仗“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鲜少摸枪毛泽东这次带头背了一支步枪，同战士们走在一起。不过，这只是一种传说，究竟有没有发生无法去考证，毕竟这些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毛泽东“枪”下留人，上将有命
1928年，陈伯钧（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红四军教导队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在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了一支手枪。这支手枪的表面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了。教导队长吕赤见状开玩笑地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喜爱枪的陈伯钧舍不得扔掉，他把手枪拆开，用煤油反复擦拭，终于将锈迹擦掉，让手枪恢复如新。时隔不久的一天，吕赤外出回来，一进院中，陈伯钧便笑着迎上去，拿着枪得意地对他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接着，他拉动枪栓想向吕赤展示修复成果。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拉动枪栓的瞬间，枪膛中居然发射出一粒尚未退净的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呆住，错愕不已。一切已无可挽回。
吕赤是陈伯钧的四川老乡，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和陈伯钧一起上井冈山参加革命，在战斗中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陈伯钧误杀好友后，内心十分悔恨。这件事情很快被上报到有关部门，部队首长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为了稳定局面，上级指示保卫部门先将陈伯钧关押起来，等待处理。
毛泽东在第一时间知晓了陈伯钧的事情。他详细地听取了有关人员的调查汇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沉思良久，并没有急于作出结论。后来，毛泽东找到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回答说：“很多人都要求杀。”毛泽东又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张令彬立即回到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接着，毛泽东又亲自通知部队集合，在战士们面前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毛泽东的话浅显易懂，又人情人理，大家听了后纷纷觉得有情可原。这时，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随后，毛泽东让警卫员找来板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打陈伯钧的板子。据陈伯钧回忆，毛泽东是通过这种“丢面子”的方式来惩戒自己，平复战士们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甘情愿地接受处罚。此后，陈伯钧被调离教导队，降职到一团一连任副连长。而后的几十年间，陈伯钧以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行为回报毛泽东的不杀之恩，回报战友们对他的谅解和信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最终，陈伯钧凭着赫赫战功，成为一名我军高级将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中央警卫团手枪连居然没有一支好枪
红军转战陕北的时候，有一次，陈赓问担任中央警卫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你们有多少人？武器怎么样？”高富有有点为难地回答说：“有4挺机关枪，24支冲锋枪，一人还有一支破短枪。另外，就是大刀了，一人一把。”常年带兵打仗的陈赓听后心中想：在部队里，战士们要佩戴大刀作为武器备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配备的枪支一定不好。他还听高富有说，战士们的手枪有时会卡壳打不响，有时会因为缺少子弹而无法练习射击。陈赓对中央警卫团的武器配备情况忧心忡忡。于是，他对高富有说：“这样，我们缴获了好多美式卡宾枪，给你150条，够用吗？”“够够。”高富有兴奋地回答说，但是又担心地说：“我很愿意要，但我做不了主。”“给谁讲？团长？”陈赓接着问。“团长会同意的，只怕司令部首长不同意。”高富有担心地说。“这好办。”陈赓明白要向毛泽东汇报。
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正在窑洞前交谈，陈赓也在旁边。他看到高富有走进来，于是对毛泽东说：“李德胜同志，我想给手枪连一人一支卡宾枪。”毛泽东看了高富有一眼，问到：“他给你枪，你要吗？”高富有没敢吭声。毛泽东说：“你要枪，不能从他们手里要，那是人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要枪要向敌人要。人家天天打仗，好武器有用场，咱们这里又打不了大仗。”陈赓说：“我已经发电报让部队送来了。”“你敢！”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陈赓这时也不敢吭声了。毛泽东转过来对高富有说：“你敢要一支，我撤了你！”就这样，手枪连配备150支高级卡宾枪的事情泡汤了。后来，随着部队战斗力的增强，武器配备的水平也逐渐提高。一些地方上的部队会经常将缴获的较为先进的武器送给警卫连，但总是小批量的，再没有150支这样“大手笔”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当年也曾佩戴过一只手枪，主要是在长征途中防身使用。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他把这只手枪连同剩余的40发子弹送给了当时吴起镇的游击队队长张明科，此后再没有配带过枪。
8341部队代号与毛泽东的步枪编号是否有关
曾有这样的传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建立了一支代号为“8341”的中央警卫部队，即中央警卫团。这支秘密的部队专门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而“8341”这组数字是从何而来呢？传闻说这与毛泽东早年从军时所佩戴的一支步枪有关。青年时代，毛泽东意气风发，怀抱救国之志，从韶山冲来到湖南长沙。当时，他认为从军是实现报国之志的途径，所以他毅然参加了湖南的新军，做了一名普通的士兵。成为士兵后，毛泽东得到了一支上级颁发的步枪，这支步枪的编号就是“8341”。虽然步枪简陋，但却是人生中的第一支枪，毛泽东对它爱不释手，把玩不停。尤其是对步枪上的编号记忆犹新，如同自己的名字一样，深深刻在脑子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警卫部门成立部队，需要取一个代号，毛泽东一下子就想起来这组数字，于是“8341”就成了中央警卫团的代号。
事实果真如此吗？从史学角度来看，当然不是。“8341”部队的代号其实跟毛泽东的枪没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每一支部队都会用一个代号来代替正式的名称。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安全和保密的目的。而这个代号的编写都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全军统一下达的。“8341”部队这个代号就是由总参谋部下达的，而不是传闻中的由某个人决定的。不仅如此，所有的部队代号使用过一段时间后都必须更换。新的代号使用后，旧的代号就要停止使用。所以，一个代号不可能永久地指代一支部队。以中央警卫团为例，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中央警卫团恢复中央警卫师的番号，总参下达了新的代号。“8341”这组数字早就不再是中央警卫部队的代号。
“甲字第一号”持枪证所有者根本没有领过枪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故居展览中，有一张写有毛泽东名字的“持枪证”，枪证的编号为“甲字第一号”。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我解放大军进驻城中。进城后，由于社会治安尚未完全稳定，从安全角度考虑，中央决定给每位中央首长配发一支枪，以备不时之需。按中央首长可以佩枪的规定，保卫部门给毛泽东发了一张持枪证。毛泽东的枪证是“甲字第一号”。在枪证“注意”一栏中写明：“本区门卫，检验放行。机密证件，随身携带，如有遗失，绝不补发。”除此之外，枪证上“枪证”、“枪号”和“子弹”这些栏里都是空白的，没有写上任何的内容。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保卫部门在给毛泽东发了持枪证后，并没有给毛泽东配枪。所以有关枪支的具体情况也就无法填写。为什么没有配枪，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由此看来，毛泽东拿羞的是一张没有实质内容的“持枪证”。
一张珍贵的毛泽东持枪瞄准照
为人们熟知的一张毛泽东持枪照拍摄于1964年，它是在被称为我军军事训练史上“百日辉煌”的全军大比武的背景下拍摄的。而这场席卷全军、规模空前的全军大比武浪潮的发端与一个人息息相关，这个人就是“郭兴福”。
1960年以来，时任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二连副连长的郭兴福，在多年的教学中，吸取班战术和单兵战术教学的优点，把练技术、练战术和做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总结了一套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南京军区领导的肯定。这套教学方法被称作“郭兴福教学法”。“郭兴福教学法”出现在总参《军训简报》上，引起了分管军队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的注意。1963年12月，他亲自来到南京、镇江等地，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汇报表演，对这套教学法非常赞赏。随后，叶剑英撰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详细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并且建议推广。毛泽东仔细审读了叶剑英的报告，当他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文字时，在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杠线，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毛泽东认为“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1964年1月，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举行的全军学习推广步兵某部副连长郭兴福创造的把练思想、练作风和练战术、练技术有机结合起来的练兵方法现场会上，提出了举行全军比武的建议。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很快，“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得到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规模空前、高潮迭起、席卷全军的军事训练大比武。半年时间，各军兵种分18个片区，参加比武的共有3318个单位、3.3万余人、3766个项目。共评出694个尖子单位、3070名尖子个人。
1964年6月10日晚，罗瑞9即接到一个振奋人心的通知：毛主席要到训练场看军事表演。原来，毛泽东看到全军比武情况简报后，对这场全军大练兵、大比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还得知许多老将军和中央领导早就纷纷前往训练场观看军区的比武表演。于是，他拿起笔来在简报上批语：“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1964年6月15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入来到了练兵场。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全国各地领导入也一同到来。来自全军各部队的军事技术尖子，进行了精彩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毛泽东在观看了济南军区某部战士宋世哲，40秒内射出40发子弹，命中40块钢靶，其间还4次压弹的射击表演后，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他端起宋世哲使用的56式半自动步枪，仔细地察看，又举枪做了瞄准动作。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来。为我们留下了唯一的～张毛泽东举枪瞄准的珍贵瞬间。
毛泽东不用枪的揣度
毛泽东不带枪的原因我们无法从他的口中或是写下的文字中探得，作为后人，只能大胆揣度一下：
首先，文人情结。毛泽东的气质与枪是不搭调的。试想一下，毛泽东的手中拿着一把枪看起来自然，还是拿着一本书看起来合情合理呢？不用说，当然是后者。毛泽东喜爱读书，这个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的床榻有一半的地方摆放着书籍。书和笔是伴随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伙伴”，他善于从书中获取知识，善于从实际的生活中发现智慧，善于从客观的实践中总结经验。通过博览群书，毛泽东不仅增长了见闻，更加增添了一份指挥若定、处危不惊的淡定与从容。于是有了陕北御敌，行踪飘渺；四渡赤水，兵行险着；万里长征，苦若云浮；抗日战争，剑斩倭敌；三大战役，指点江山。
其次，性格使然。毛泽东的性格是自由不羁，天马行空的。《沁园春·雪》中流露出的大气磅礴、雄浑壮伟，足以让人们相信，他的骨子中带有的一种与天地融合的宽广襟怀。所以，军人的严谨和刻板，并不适合随意、不拘小节的毛泽东。曾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有过交往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里这样描述对二人的印象：蒋介石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而毛泽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常常龙飞凤舞，信笔成书，房间也显得杂乱无章。这就是军人气质与文人品格的截然不同。
第三，对战友、部下的信任。红军时期，林彪的部下曾缴获了一把白银做的袖珍手枪。手枪的做工非常精致，样式也很漂亮，下级将枪送给了林彪。看到枪的第一眼，林彪就喜欢上了。后来，考虑到毛泽东身上没有枪，他就把枪送给毛泽东。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看也不看，就把枪扔到地上说：“到我用得着这把枪的时候，咱们红军就完蛋了！”这或许可以说明一件事情：毛泽东是深信部下的。他不带枪原因可能有不喜欢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对部属的充分信任。他相信将领，相信警卫，相信爱戴他的民众。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带枪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