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跃农
江青惊马致周恩来摔伤
黄河边，延水河。西安事变后，延安成为中共中央引领全国抗日的革命圣地。一天，周恩来去找毛泽东前往中央党校讲授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正在考虑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事，有许多会前的文稿等着他来处理。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样，恩来，讲马列，你是专家么，这次由你代劳了，你代我去讲。”毛泽东指指身边的江青说，“让江青同志陪你去。代表我，向学员们问好，她也可以听听你的讲课，接受教育么。”江青满脸笑容地看着周恩来。江青当年是在党校听课抢座位，经常在前排认真记笔记而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后来，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中共中央特别“约法三章”，其中之一便是：江青只能是主席的生活伴侣，不能问政干政。中央作这样的决定，周恩来是当事人之一。现在，毛泽东要江青陪着周恩来去党校，从党校学生到陪中央军委副主席上党校讲课，这意味着什么，周恩来心领神会。他顿了一下说，“江青同志_起去，好啊”！随即，周恩来和江青各乘一匹马扬鞭而去。
江青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她突然甩开一鞭子，用力抽打坐骑，马飞跑起来，冲到了周恩来前面，越跑越远。周恩来怕江青出意外，不好向主席交代，于是拍马紧随。当他追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这时的江青已经放慢了速度，她听到后面的马蹄声，知道是周恩来追来，突然勒住马站立不前。快马而来的周恩来从田间小路转过来，突然看见江青冒出来，来不及减速，眼看就要撞上她。这时周恩来有两个选择：要么将奔马拐进田地，那样会践踏老百姓庄稼；要么勒住奔马，那样会导致自己坠马受伤。情急之中的周恩来选择了后者，他紧紧勒住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他从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周恩来南征北战，马术精熟。摔下马的一刹那，他清楚这一摔非同小可，必须保护好头部，于是伸出右手护住头部，右臂则戳在地上瞬间折断，鲜血渗出，肘部突出的骨头清晰可见。
周恩来坠马后，他的马也受惊了，骑不了了，周恩来忍着巨大的疼痛步行来到党校会客室，汗水浸透了后背。中央卫生处派来医生为周恩来做了简单的包扎，他缠着纱布走上了讲台。
周恩来忍着痛坚持讲完课，随后被抬到了学校医务室。他躺在那里浑身冒冷汗，脸色苍白，血渗透了他的右臂，这是粉碎性骨折，伤情十分严重。印度医生巴苏大夫给周恩来进行紧急治疗，为他的右胳膊打上了夹板。而肇事者江青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的，也没有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为什么会从马上摔下来。毛泽东一直不知道周恩来坠马其实与江青有关，只认为是一次小小的意外。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恶劣，伤情治疗被延误，等取下夹板时，周恩来的肘部已经不能活动，右臂不能伸直，肌肉也开始萎缩了，患处还反复发炎。
端着疼痛而不能伸屈的手臂，周恩来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僵硬的右臂说：“恩来，你到苏联去接受最好的治疗。”周恩来摆摆左手说：“主席，现在任务重，走不开呀！”毛泽东说：“边治疗，边工作么，我们也需要你去与斯大林见见面，与共产国际联络交流一下，讲讲中国抗日形势，讲讲我党的政策和策略，会见共产国际的执委们，顺便了解欧洲情况。恩来啊，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协定，并与侵占东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日本磋商着签订中立协议。我们需要了解苏联的意图，估计形势，作出我们的对策啊”。
这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苏联治疗，很重要的考虑是让周恩来趁此次苏联之行，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因为在1931年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等人只相信王明、全力支持王明，使许多兄弟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正确的了解，认为王明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因此，中共认为有必要加强与共产国际和各兄弟党的联系，介绍党内与王明的错误进行斗争的情况，宣传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共产党走上正确道路的功绩。
在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
1939年9月中旬，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先住进莫斯科柳克斯公寓。共产国际安排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皇宫医院）治疗。在住院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常到医院来探望周恩来。苏联请了一批高级专家给周恩来治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会诊，讨论治疗方案，三次会诊周恩来都参加了，医生们提出了两个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好处是胳膊可以运动自如，缺点是痛苦大，需要的治疗时间较漫长，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二是不做大的手术，动个小刀，之后采用按摩等保守治疗办法，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胳膊只能活动到一定的角度，不能运用自如了。周恩来权衡再三后说：“国内工作繁忙，不允许我长期在苏联治病，就选择第二种方案吧。”
手术是在9月19日进行的；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就可拆线了。经苏联医生检查，切口处的伤口已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功能。这种保守治疗并不比做大手术轻松，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周恩来的胳膊强行按到一定的角度然后加以固定，这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更是疼痛难忍。豆大的汗珠在周恩来的脸上滚。按摩往往也十分痛苦，要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按摩的医生是一个老太太，她不懂中文，不断地对翻译师哲说，如果不受这个苦就会前功尽弃，白来苏联治疗了，所以一定要经受这个痛苦，将来才有希望使手臂活动得幅度大些，可以梳头、吃饭。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下来。
按照苏联专家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减轻了许多。但邓颖超清楚地知道：可以肯定，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正常是决不可能了，这只右手臂最终将是半残疾的。事实确实如此，周恩来的手臂失去了完全恢复的可能性。
起草《中国问题备忘录》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打过多年的交道。自1924年回国，特别是1927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至1943年初共产国际解散，在几乎有关中国革命的所有重大问题上，周恩来都与共产国际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
在住院治疗期间，周恩来仍然坚持工作，着手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身边同志劝他说，不要忙工作了，“你是来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但是周恩来说，“我这是外伤，不影响我的思考和工作”。
《中国问题备忘录》详细介绍了边区政府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和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报告指出，抗战两年半以来，特别是汪精卫投靠日本以后，国民党领导层投降情绪加重。同时，主张打反共内战的势力越来越大，国民党精锐部队胡宗南正在封锁陕甘宁边区，华中的新四军和山东的游击队都被国民党武装攻击等等。《备忘录》还详细介绍了抗战爆发以来中曰战争的情况：日本侵略中国的一百多万兵力，伤亡已经达到五十一万，日本在政治上企图“以华制华”，军事上“以战养战”，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持久战而斗争，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民族意识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锻炼，中国农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具有伟大的作用。
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由师哲和林佛笔译成俄文。译稿直接交给了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诺马廖夫（后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报告还专门做了一个俄文本压缩版，控制在20页打印纸。这个版式本由季米特洛夫送交斯大林及国际执委会成员参阅。
保护中国革命后代不上战场
周恩来在住院治疗期间始终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读了许多文件和报导，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还会见了任弼时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由于他的成功交涉，遭到康生诬陷而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李立三获释出狱。
周恩来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于1940年新年前出院。元旦晚上，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
周恩来还到共产国际机关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有一次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问题，根据《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口头的详细汇报和解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国际干部处的马尔特维诺夫列席，徐介藩和师哲任口译。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清楚，尤其搞不清中国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和其中奥妙，听了周恩来的报告，他们心中才有了数，当时他们还担心中国的抗战能不能进行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战胜武装力量吓人的日本帝国主义，这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问题。
周恩来的报告打消了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顾虑——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因为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而远离工人阶级。周恩来讲述了在城市中开展工作的困难，介绍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农村和农民中成功开展工作的传统，并向他们保证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正在一步步无产阶级化。周恩来坚定地说，必须认清中国政治的现实性，目前的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农村！
周恩来同共产国际的领导和部分执委分别见面和会谈。这些会面和会谈，让周恩来了解了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工作情况，使双方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对中共的了解。周恩来还会见了经济学权威、理论家瓦尔加。周恩来向他询问中国法币（国民党的货币）日益贬值，带动陕甘宁边区边币乏值、物价猛涨的严重问题，这使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和军队处境较为困难和被动，中共一直在苦苦寻找对策。瓦尔加回答说，首先应使边币与法币脱钩，使自己独立起来；二是边币不应成为银行钞票，只应成为法定的流通证券，并以边区的实物、财富——煤、食盐、石油等为保证，而不必以黄金、白银等银行基金；三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使边币具有财富意义，独立于内外货币的影响之外。他的这三项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这次周恩来在莫斯科，频频会见共产国际执委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使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兄弟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领导人，尤其是对毛泽东，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消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和误解，进一步增进了联系。
从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周恩来在苏联共待了6个月，他一系列的活动消除了共产国际当时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的怀疑。周恩来还将毛泽东1939年9月1日《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此很称赞，说中共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
周恩来在苏联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保护好革命后代。当年，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寻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苏联上学。这次又把刘少奇、高岗等人的孩子带到苏联，在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周恩来提出保护要求，并达成协议：这批中共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大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可见周恩来的苦心。
中共中央派去共产国际的最后代表
在莫斯科，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李德30年代在中国的种种错误提出控诉，并向共产国际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将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共产国际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对李德进行审查。刘亚楼出席作证。国际监察委员会由主席佛罗林负责此事，他是德国人，难免会对李德同情。结果，共产国际给李德的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出了一些馊主意。但是，问题的本质是共产国际并没有对李德授予指挥权，他到中国只是军事顾问，李德本身无权对中共中央的事务、特别是军事行动作出决定，中共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关键取决于中共中央。对李德的错误意见不加分析就采纳和执行，这个责任并不是李德个人的，而是中共中央自身的。所以，这个责任由中共自负。共产国际强调，李德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有错误，李德被审查，但免于处分，共产国际不再重用李德。后来，李德离开了共产国际岗位，被分配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从此再没有到过中国。
周恩来总是抽出时间去看望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并处理一些相关事务。他看望了中国党校的同志，还多次接见他们，解决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还去莫斯科郊外的莫怪诺第二国际儿童院看望了中国孩子。
1940年春，周恩来回国，苏联空军派专机送周恩来及邓颖超、任弼时、陈琮英、蔡畅、陈郁和师哲一行回国。飞机经停新疆迪化，一直送到甘肃兰州，同机而回的还有日本人冈野进，印尼人阿里阿罕。
共产国际送给周恩来一部小型电影放映机和5部苏联电影胶片，其中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和《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等。共产国际建议中共必须建设好空中（电台）联络。周恩来责成任弼时落实此事。回国前，任弼时到．共产国际交通室，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电台信号和密码本。周恩来随机带回一部电台及器材。密电码则放在周恩来的手提包中。之所以由周恩来保存密码本，是因为周恩来在抗战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享受海关豁免权，不受检查。
当时延安还没有人会放电影，周恩来就亲自担任电影放映工作，与毛泽东一起讨论这些苏联电影，并由师哲等人将俄语对白翻译成中文。他的手臂在苏联并没有完全治好，落下个终生伸不直的后遗症。而周恩来也成为中共中央最后一次向共产国际派遣的代表，之后，中共中央再没派代表去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