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20岁的美国小伙艾伦·拉森来到中国援华抗战，他加入了陈纳德将军领导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即“飞虎队”）。一年后，拉森在重庆与中国百姓一起迎接抗战的胜利，并且与一位可爱的中国小女孩拍下了一张合影。
70年后，美国德州，在拉森90岁生日宴上，照片中的两个人再次相拥，这是跨越大半个世纪、跨越大半个地球的重逢，再见时，两人都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
70年前，拉森用手中的彩色相机在中国拍摄了200多幅彩色照片，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社会风貌。多年后，他将照片集结成册，让更多的人从影像中抚摸那段中关人民携手战斗的岁月。
文／许正
“来到中国参战前，我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同情和支持”，这是战后许多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兰市的拉森写在自己回忆录里的一段话。入伍前，拉森在波士顿大学只读了一年就应征入伍，1944年，他在接受短暂的军训和摄影技术培训后，跟随美国第35照相侦查中队从印度来到中国昆明，加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1941年12月20日，因昆明防空初战告捷，被中国人誉为“飞虎队”）。与其他飞虎队员不同的是，拉森的颈上带着一部使用最新彩色胶片的柯达相机。而这种相机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罕见的”。
抗战中国的“彩色记忆”
刚到中国时，拉森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从小我就相信，只要在地上挖一个很深很深的洞，就可以到中国了，中国在地球的另一端。”拉森说，除此之外，他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美国媒体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那时，我十分渴望参战，因为1941年12月8日清晨，‘珍珠港事件’突发，太平洋战争开始了。1942年元旦，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联合宣言》。同日，以美、英、中、苏为首领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家宣言》，加盟各国均须各尽职责，打击共同敌人，不准单独媾和。1942年11月8日至1943年7月4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赴美国访问，顺便治病。在美期间，她到各地发表演讲，迅速刮起了一场‘宋美龄旋风’。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她于1943年2月18日，在美国众议院发表的演说《战争无法让中国屈膝》和当天在参议院发表的即席演说。宋美龄的演说不仅促使美国会议员几乎‘众口一词地要求政府加速援华’，而且通过收音机在全美转播，让美国民众‘纷纷慷慨解囊捐助中国抗战’。‘珍珠港事件’引发所有美国人的愤怒，当时我就想要加入空军痛击日军，但没有到参军的年龄。”拉森回忆说。
抗战中后期，昆明成为中国和盟军的战略基地和输送国际援华战略物资、进行战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桥头堡”。加入“飞虎队”后，拉森被派到第21照相勘测中队，他的工作是为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行员测绘航空地图。工作中，拉森用相机在空中拍摄地面情况。在不执行任务的空闲时间，他和战友威廉·迪柏（2004年1月31日去世）一起，也拍摄当地的风土人情。
1944年6月12日，高黎贡山上雨雾弥漫，中国远征军第53军346团于当日攻克了南斋公房，54军198师正在对北斋公房日军发起最后的攻击。与此同时的缅北战场上，中国驻印军新38师已于两天前攻占加迈，正在向孟拱攻击。中美联军对密支那的围攻战，也进入最后阶段。而远在太平洋战场，中美盟军反攻正酣。战争渐近尾声，破碎的生活正在慢慢地恢复。
1945年8月6日，拉森告别服役近一年的昆明，跟随部队来到重庆。不久，日本投降。战争终于结束。中国大地到处是欢庆的人群，拉森用镜头记录下一张张欢庆胜利的中国人的笑脸。
在重庆白市驿空军基地总部附属医院，拉森看见一个穿着白裙子、扎着羊角辫的中国小姑娘，他很喜欢这个中国小女孩，于是让威廉帮自己和女孩拍个合影。“我只知道这个小不点小名叫‘Doo-Doo’（豆豆），她的母亲姓林，是总部附属医院的护士。”拉森回忆道。
2010年4月，拉森和威廉用当时极为稀有的彩色胶片拍摄的中国抗争胜利前后昆明、重庆、成都、杭州、上海等地的《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1944-1945》影集，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影集一面世，立刻引起了轰动。在接受重庆媒体采访时拉森感慨万千，他提出希望能找到照片中的“豆豆小妹”。
寻找照片中的“豆豆”
山城的媒体应拉森的愿望，刊出题为“美国飞虎队员的寻人启事”的报导，重庆各地反响热烈，各种线索如雪片般飞来。但是，拉森始终没有找到当年照片中的小姑娘。数年后，拉森即将迎来自己90岁的生日，可是他的愿望依旧没有实现。这期间，重庆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放弃对“豆豆”的寻找。
时间来到了2012年，重庆方面获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这也许能够帮助找到拉森口中的“豆豆”。王智，新疆库尔勒塔里木油田退休人员，72岁。她很可能就是当年照片中的小女孩。多年后，王智第一次对媒体讲述了自己与拉森重逢的经过。
“2012年，我二哥从成都来电话说，他在《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1944-1945》影集里发现两张我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与一个美国兵的合影”。“怎么可能是我？”王智自己都不敢相信。“当时我只有5岁，我只记得那时家在重庆，妈妈在空军总部附属医院做护士，唯一的记忆就是自己经常在病房里和美军伤病员玩，但记不得曾抱着一个娃娃和一个外国人合影。”王智的哥哥翻出家里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黑白相片，“我妈抱着我，我抱着个洋娃娃，我穿的衣服和手里的洋娃娃与影集里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这张照片应该是拉森送给我母亲的。”
其实，当年的战争带给王智的记忆大多是残酷的，拉森拍摄的照片和他对中国人的感情，让她觉得十分温暖。“我的母亲是一个香港人，她响应祖国号召，从香港回大陆参加救国医疗队。”王智说，她的母亲名叫“林德君”，抗战时，因大量援华美国空军受伤，急需英语流利的护士，所以当时香港、澳门和内地有很多教育背景良好的女孩，在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等民间团体号召下，志愿到战地医院帮助伤员，这些人被称为“驼峰天使”。拉森和他的战友都认识她，叫她Mrs.RosettaLin(林太太)，并且知道她有个美丽可爱的女儿。
战地医院气氛压抑，年仅5岁的豆豆就成了病房里的“开心果”。王智回忆道：“我只记得那时我经常在病房里窜来窜去。”其实，年幼的王智经历坎坷，1940年，她在四川出生后，母亲就抱着她回到香港，但一年多后，香港也被曰军占领。母亲响应号召，离开王智前往重庆战地医院工作，而襁褓中的豆豆则在一个阿姨的怀抱中历经了逃亡的颠簸流离。她先后在四川、广西、云南等地辗转居住，在大西南兜了一个圈之后，才来到妈妈的身边。抗战胜利之后，王智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1946年，母亲因车祸不幸去世，一年后，父亲也因病离世。父亲临终托孤，王国章夫妇成为她的养父母，她从此改名王智。
王家人对王智非常好，但时局一直动荡。王智随养父母辗转南京、广州、重庆、北京等地。1951年，王国章一家来到辽宁鞍山市定居下来。1959年，王智进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1971年，她调到新疆，与相同专业的丈夫一起从事石油地质勘探。30多年中，王智先后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和库尔勒等地工作。
经过重庆有关部门的核实，近70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豆豆”找到了。远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拉森闻讯十分高兴，因为这张看似普通的合影背后，是他关于中国战场和中国人最美的记忆，那是战场上一个温暖的故事。
在确认自己就是当年和拉森合影的小女孩后，王智希望能够再见到拉森，一年后她如愿以偿。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王智和丈夫前往美国。“通过电子邮件，我告诉拉森自己来美国了，他十分激动，特意寄来了卡片，邀请我们全家一起到奥斯汀，参加他10月举行的90岁生日派对。”王智说。
故人相见，早已是世纪的别离。90岁高龄的拉森依旧精神矍铄，让王智十分惊讶，她说：“一见面他就给我一个拥抱，他向每个家人朋友介绍我，兴奋时，还现场一跳起交谊舞。”拉森说，与豆豆的重逢是自己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生日宴会开始前，拉森告诉王智，要给她一个惊喜。宴席上的每张餐桌上，都摆放着拉森各个时期的照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他在中国参加援华时拍摄的，还有两张是有王智的照片。宴会即将结束时，拉森在亲友的欢呼声中走上讲台拿起话筒激动地说：“今天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我要送给她一份特殊的礼物，就是70年前我和她的照片。”原来，拉森将自己与豆豆的合影重新洗印出来，装裱后作为礼物送给王智。这一幕，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全场近百名宾客簇拥而上，把拉森和王智团团围住，感慨“这太不可思议了”。
中国抗战的彩色记忆
很多看过《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1944-1945》的读者都说，这是看过的“最震撼的摄影集”。它不像历史课本中反映抗战时期的黑白历史图片，它没有血腥的战争镜头，它再现了中国社会的民生面貌。在拉森和威廉的镜头中，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普通民众的乐观，“中国人都非常友好，也乐意让我们拍照，他们相信战争马上就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拉森这样评价战争中的中国人。
在昆明，建于公元8世纪的古城墙外，集市非常热闹，老百姓生活有序，通到昆明的滇缅公路街道两旁，商铺林立，尽管城门上写着“还我河山”、“盟军联合到底，共制暴日死命”等战时标语，但丝毫不会影响昆明民众积极乐观的心态。在重庆，他拍摄市民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领取配给用水；朝天门码头拥挤的巷道上抬着贵妇人的挑夫；在庆祝抗战胜利的街头装饰背景衬托下，一个黄包车夫在等待客人，座位上方还搭了棚以遮挡阳光。
1945年10月的杭州，正值秋收，拉森到杭州的农村拍摄农民在田野里耕作。“我还记得1945年秋天的气候温和，农民收成都很好。”12月4日，拉森到了“远东大都市”上海，准备登上军舰回国，他来到苏州河边，拍摄发生于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中日军队激烈交战的战场——四行仓库；又到时称“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今上海市提篮桥监狱）附近，在红砖房子里访问了从欧洲来上海躲避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
昆明、重庆、成都、杭州、上海，拉森和威廉的镜头由西向东穿越大半个中国，既有在昆明看到的晚清中国的影子，也有1945年夏天上海这座“东方巴黎”的时尚繁华景象。让原本感觉灰暗而遥远的抗战末期，忽然像是近在昨天，难怪看到影集的专家学者众口一辞：“太珍贵了！”
背负生命之重的“驼峰航线”
尽管镜头记录了战火中的中国百姓积极乐观的一面，但是战争注定是残酷的，特别是在抗战末期，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对从印度汀江机场飞越高黎贡山到达中国昆明的“驼峰航线”进行疯狂的破坏，拉森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生死考验。
“驼峰航线”全长800多公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飞行条件最艰险的空中走廊，也是滇缅公路重新打通前支撑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唯一外援通道。“驼峰航线”的每次飞越都是“死亡之旅”。美国《时代周刊》曾这样描述：“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铝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给这条山谷取了个非常残酷的名字‘铝谷’。”
据不完全统计：“驼峰航线”共向中国运送了80多万吨战略物资，但也付出了坠毁和失踪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近2000名飞行员的巨大代价。而据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介绍：由于机组和飞机数量上的差距，中国航空公司运输的总吨位远远不及美国陆军空运队，但中航的飞行员和飞机的单人单机使用效率上却大大高于美军，成了“驼峰航线”上的急先锋。而中航公司在“驼峰空运”中付出了更为惨重代价：坠落飞机46架，牺牲3人一组的机组人员共25组，损失率不仅超过了美军印中联队，甚至超过了有些美国空军的战斗部队。
拉森刚投入战场时，原计划被训练成为军事摄影师，从飞机上拍摄航空照片。后来P-38战斗机安装了自动航空摄影系统，拉森就成了测绘兵，根据飞机拍摄的照片绘制出地图和海图，以便战斗机飞行员、轰炸机飞行员和投弹手能够准确锁定目标。
拉森用文字记录了当时战争的残酷：1944年的圣诞节，“日军轰炸昆明基地时，炸弹从空中扔下，基地以及空军住处几乎全部毁坏”。有一天晚上，日军来袭时，我立即跑进防空壕沟，但为时已晚，“壕沟里面全是人，我逃到稻田里，幸好那时稻田已经排水放干了，日军和美军飞机就在我头顶相互追逐。那大概是我最危险的一次经历。”
目前，全美在世二战老兵近86万，年龄都在85岁以上，91岁的拉森就是其中之一。根据美方的统计，这个群体以每三分钟去世一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拉森表达了想要再次到中国的愿望，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在南京王家湾的抗日航空烈士公墓葬有2186名美军二战空军战友后，他的愿望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拉森回到美国退伍后，于1946年1月回到波士顿大学继续学业。他特意选修了中国历史和文化课程，还将中国的照片做了一套幻灯片，给同学讲述他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结束学业后，拉森供职波士顿社区福利基金会。其后的四十年里，他在纽约、休土顿、巴尔的摩及威尔克斯一巴里等地生活过。拉森现居住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与他相伴30年的妻子玛格丽塔是德州特殊奥林匹克组织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战后的近70年中，拉森曾3次回到中国：2001年6月，他回到上海和杭州；2006年10月，他陪同夫人到上海考察2007年上海特奥会场馆；2007年10月，他又一次来上海，参观了熟悉的国际饭店、和平饭店、苏州河……
拉森和战友当年拍下的两百多幅彩色照片，历经大半个世纪，经过冲洗、翻印和印刷，仍旧色彩鲜明，质感强烈，把人的心一下子就拉到现场。战争中的中国人，脸上还挂着笑容，并不沮丧。也许他们心里面一定想着，尽管现在有苦难，但是和平之后，中国一定有美好的未来。战争中的美国士兵，与日军在空中周旋，维护“驼峰航线”这一战略空中要道的畅通，很多美国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拉森说，《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一个年轻人专程拜访自己，他的祖父是一名飞虎队飞行员，曾在1944年被敌军击落，在被弹射出机舱的过程中受了重伤。他找到一间农舍向住在那里的人求助，中国人不会说英语，但找来了可以为飞行员提供急救的人。在接下来的两周，飞行员被小心而隐蔽地转移多地，全程由医生给予医疗看护，并被安全送回美国空军基地。正如2008年11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到的，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在中国上空被击落后，中国公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的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