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果达 王伟
博古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事变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学术界对博古在西安事变中所起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
博古是中共代表团的先行者
西安事变一发生，中共中央就于12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团，飞赴西安。”但此后，博古的行踪变得扑朔迷离，学术界甚至对博古究竟有没有与周恩来同赴西安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同行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中共中央于事变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亲临事变发生地了解各方情况，与张、杨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从延安乘飞机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从这一表述的逻辑看，博古显然与周恩来同行。
晚到说。持“晚到”说的观点各不相同。《周恩来传》：“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博古和叶剑英还没有能赶到西安（他们是在二十二日到的——编者注）。”《周恩来年谱》：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文献和研究》刊载的电报档案显示：24日晚19时30分，周恩来与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博、剑已到。”因此有论者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博古、叶剑英是在24日下午才到西安。”由此可见，“晚到”说认为博古到西安的时间起码有22、23与24日三种观点。
模糊说。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过于自相矛盾，在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不少重要著述不得不采取含糊其辞的态度。
《周恩来年谱》：周恩来12月15日“偕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共十八人启程赴西安，当晚宿安塞。次日晚到肤施城外。”同行人员中并没有博古。周恩来到西安的当晚与张学良会谈后，在致“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中也说：“我率罗、杜等九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周恩来的电报没有提到博古，也没有说博古究竟是早到还是晚到，只证明了博古确实没有与周恩来同行。
《叶剑英年谱》：“12月23日，和秦邦宪等一起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一个“等”字绕过了难题。
《张学良传》认为：“17日下午，周恩来率红军代表团飞抵西安。”也以“代表团”的名称模糊处理。
《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该著作以档案资料与分析叙述都非常详细见长，但对周恩来赴西安的复杂过程却用一电报径直跳过。
含糊其辞最为典型的是《博古传》，它一面说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飞赴西安”，一面又说：“周恩来走后，博古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这关系着中国走向何处的紧急关头，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很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博古急切地等待着，希望周恩来能够尽快地把情况送回来，自己才能将中央考虑的意图带到西安去。在当时电讯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这种办法最为稳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像博古一样焦急的等待着。”这就是说，博古当时只是在保安干等。
对比上述三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肯定博古当时并没有与周恩来同时到达西安，由于“晚到”说有当年的多份电报为证，似乎最为权威，尽管具体日期各不相同。如此一来，对博古在西安事变中所起作用的评价就只能始于12月23日，而此时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却已过去。
但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有史料表明，在事变发生前，博古就已经在西安领导秘密战线。与博古关系密切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回忆西安事变发生次日的情况时说：“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由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拍来了电报，局势确实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博古从西安被召回，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这个“紧急会议”就是中共中央13日的政治局会议。
另据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李直峰回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说过：‘首先感到吃惊的是我到西安时，看见共产党几位领导人住在张学良的官邸里。’这时西安内部也谣传：王炳南和王安娜在西安密做杨虎城的工作。邓发在西安给中共做军事情报。罗荣桓在西安中山门城楼上，给张学良训练游击队。秦邦宪住在西安东大街一家牙科诊所楼上，给中共做情报。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亲口对我说过，有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住在新城西门外绥署军法处，经他负责给杨主任秘密做联络。”所谓“牙科诊所”就是七贤庄一号。如果事变前博古就坐镇地下指挥部，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组成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周恩来是总指挥，叶剑英是驻东北军党代表，博古是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形成三位一体。事变中对西安电台报刊等舆论宣传的出色掌控与及时配合显然是博古的功劳。
住在“军法处”的是汪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说：“杨虎城看到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汪峰。”“安排汪住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可见李值峰所忆不虚。
事变中的电报证明，博古不仅与周恩来同在西安，而且还是中共代表团赴西安的先行者，为周恩来的随后到来做了准备。我们来看电报档案。陕西省地方志编撰的《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书披露了与博古相关的七份电报：
1936年12月12日，“请令二十七军在原地休息并侦察前往阳澄城之道路”，周恩来、博古。
13日，“请十五军团先赶往商县主力暂留原地隐蔽”，周恩来、博古。
14日，“与杨商定，只要前线有令我主力即南下”，周恩来、博古。
15日，“肤施城最好不住部队”，周恩来、博古。
15日，“杨电蒋谈蒋条件”，周恩来、博古。
15日，“于军该集力守兰州不便另兵西顾”，周恩来、博古。
17日，“令二十七军迅速南下威胁敌翼侧”，周恩来、博古。
这些电报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其中不少内容都可以验证，如《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中的12月17日就记载：“与博古致电毛泽东等，提出：请令二十七军迅速南下以冯原镇（澄城北）为据点向澄城、合j日方面分散活动，威胁敌翼侧。”
从这些电报的发报人可以看出，周恩来与博古于12、13、14、15、17日5天里是在一起的，尤其是17日的电报，是周恩来与博古在西安发的。
除了电报档案，历史三位主要当事人刘鼎、孙铭九、应德田回忆17日晚张学良为周恩来接风的晚宴时，都从不同角度提到了在场的博古。李德也说：“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和博古为一方，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另一方，一起商谈了一个共同的纲领。”
由此可见，博古其实先于周恩来到达西安，周恩来一到西安先去七贤庄与博古会面后才去见张学良。那么博古究竟是如何比周恩来早到西安的？
据当年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巡视员的王英回忆：“周副主席让其他首长和机要人员和电台先上，由于飞机坐不下二十多人，其余的人只好留下改乘汽车。”王英的回忆表明，当时保安是从空中和陆地两条交通线同时进军西安的。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说：“刘鼎还通过东北军的关系，购买了一辆商用汽车。”
由于张学良的飞机迟迟不到，时间又分外紧张，周恩来一行显然于16日分头行动了：周恩来留下等飞机，博古率少数人先坐车前往西安，此点只要看16日这天周恩来与博古未发一份电报就能明白。所以等周恩来17日傍晚到西安时，博占早已在七贤庄等候。
有历史的档案和历史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共同为证，应该可以确认三点：周恩来到西安的当天与博古见了面；博古参加了张学良的接风晚宴和晚宴后的会谈；博古是中共代表团的先行者。
博古穿梭保安与西安做秘使
博古的电报证明，在西安谈判最为紧张的关头，博古担任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秘密信使，成为保安与西安之间无可替代的“桥梁”。
我们先来看一下端纳和宋子文是如何与南京方面沟通的。据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中回忆，端纳于12月14日下午5时降落西安，带来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一封是给蒋介石的。”“当晚，端纳就同蒋介石同住在一起。十五日下午，端纳乘飞机离西安去洛阳。”16日因天气原因飞机无法飞南京，端纳就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汇报。“端纳受宋美龄重托，当日下午再飞西安，向张说明宋美龄的意图。”第二天端纳又飞南京，于20日同宋子文同飞西安。宋与张、杨、周会谈，特别与蒋密谈后，于21日飞回南京，22日又与宋美龄、端纳等人飞抵西安，“当日起，即商量如何正式开始谈判。”宋子文等为了确定谈判方针，穿梭似地来回于西安与南京之间。
与此相对应，博古也同样忙着来回于西安与保安之间。当时的保安与西安之间有一条飞机加汽车的现代化秘密交通线，双方领导人的来往机密、方便又迅速。从西安到肤施直线距离300余公里，从保安到肤施90余公里。这点距离对飞机加汽车的交通模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李德在回忆中说：“博古返回了保安一、两次，同毛、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委）研究下一步的做法。”为了用事实更准确地说明问题，我们逐日记载博古的行踪：
17日，博古在西安与周恩来共同致电毛泽东，并出席张学良的晚宴。
18日，博古回到保安。《博古文选·年谱》说：19日博古在保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的全国形势。”可见博古是在18日返回保安，不仅要详细汇报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还要参加中共中央19日的重要会议。
20日，博古从保安到西安。12月20日晚8时，毛泽东从保安给周恩来发来了转发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指示电。《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说：“周恩来看后显得十分兴奋，他高兴地对博古和叶剑英说：‘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据此来回答张将军了。’因为在此之前，周恩来曾一直难以回答张学良的提问和质疑。”可见20日博古已经在西安，当然是要把中共中央19日重要会议的最新决策带给周恩来。对此，《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卷）也认为：“12月20日（左右），从保安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有两本重要著述的佐证，博古在20曰从保安回西安应该是可信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完全成立的。
21日，博古从西安返回保安。《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说：“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张国焘，报告到西安后的工作情况：‘我来此四日，中心抓紧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宁府，巩固三方联合，加紧战争准备。”’周恩来致电的对象中包括博古，可见博古已经在21日回到了保安，显然是为了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周恩来同宋子文在20日初次会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宋子文飞回南京协商的同一天，博古也回到了保安。
22日，由于宋子文与宋美龄于当天到达西安，因此上午还在保安的博古于当天下午又从保安到达西安。《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这天记载：周恩来又“与博古、王稼祥致电毛泽东，指出：‘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尤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这份电报显然是告诉毛泽东博古已经到达西安。由于23日双方即将开始正式谈判，博古必须把中共中央的最新谈判方针告诉周恩来。难怪前述《周恩来传》认为博古是在22日到西安的。在23日的谈判中，“周恩来遵照中央指示，在会上提出共产党和红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从时间的对应看，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显然是博古带来的中共中央有关指示。
23日，博古又从西安火速返回保安，一来汇报当天的谈判内容，二来研究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方针，因为24日晚10时周恩来将与蒋介石面谈，博古必须在此之前再赶回西安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难怪前述《周恩来年谱》认为博古23日在西安，只是没有想到博古当天就回了保安。为了确保博古24日到西安，毛泽东特地在23日就预先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均去肤施，请准备于二十四日派飞机来接。”这份电报显然发自23日博古到达保安之后。
24日，博古从保安到达西安。如前所述，当晚7时半，博古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博、剑已到。”《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也提及了这份电报：“周恩来24日结束了与宋子文的会晤后，立即返回中共代表团住所东楼，他急匆匆的走上二楼，立即向博古、叶剑英等人，通报了谈判进展的情况及与宋子文会晤的内容，并与博古一块起草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稿。晚上7点半，电报稿草拟好后，周恩来又仔细看了一遍，纠正了几个错处后，将这封电报稿交给译电员发出。”从发报的时间看，正是周恩来即将与蒋介石见面之时，也应该是博古赶到西安不久之时。因此，周恩来立刻给毛泽东报告以安其心。毕竟，博古带着来自中共中央的重要信息。1938年7月24日，博古在汉口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斯诺在“博古谈西安事变”里是这样记载的：“博古带着保安的命令于12月24日到达西安。他向周恩来传达了这些命令。”难怪前述有论者认为博古是在24日到西安的。
周恩来关于蒋经国回国的承诺是与蒋介石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博古传》说：“会见中，周也与蒋略叙家常，蒋提及他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言下之意微露思子之情。周告蒋，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他愿协助他们父子团聚。”《国共谈判中的周恩来》也提及周恩来的承诺，说周恩来“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身处苏联的蒋经国以前也曾申请过回国，但遭到严词拒绝。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蒋经国，并亲口告诉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周恩来能够及时掌握这样重要的信息并在与蒋介石的会面中发挥重要作用，无疑是博古的功劳。《国共谈判中的周恩来》说：“毛泽东、周恩来如此掌握蒋经国行踪，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回国的个中原委也就不难想像了。”
以上考证表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谈判的一周里，博古起码有三次往返于西安与保安之间。也就是说，关于博古到达西安的多种日期其实都是对的，只是没有意识到博古当时是依靠飞机加汽车的现代化交通工具频繁地往来于保安与西安而已。
必须指出，西安谈判南京方面出席的是决策者，而保安方面出席的却是执行者。前者可以当场拍板，而后者则必须随时请示，更何况周恩来并非是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诸多重要问题肯定不可能自作主张。为了及时得到指示，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来往电报是惊人的。以12月19日为例，尽管这天保安在举行重要的会议，但丝毫不影响电报的数量。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国共谈判中的周恩来》一书记载：“毛泽东在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了14封电报，其中11封是发给周恩来的，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部署。”作为汇报，周恩来12月21日24时致毛泽东亲译的电报中透露了毛泽东19日电报的少许内容：“军事计划已照你十九日十二时电商定（电发报二十四号），请即照你十九日十三时电实行，……请勿再改。”可见19日那天毛泽东是一个小时发出一份电报，周恩来也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执行，甚至还希望毛泽东不要过多地改变主意以免难以执行。
还应该指出，19日只是谈判全面展开的初期，周恩来到西安还不足48小时，就已经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多达24份，而19日那天的电报更多，到谈判高潮期间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如果单靠电报往来，受文字与译电的限制，既难以充分交换意见，更容易泄密。因此，博古不得不成为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信使，而且博古也确实是担当如此重任最为合适的人选。
由此可见，博古在事变前就领导西安的地下工作，事变后博古不仅是中共三人代表团的先行者，还担任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秘密信使的重任，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鲜为人知的重要贡献。